论愤怒
第一卷
诺维图斯[1]，你曾经不断要求我写一些关于如何减少发怒的文章；并且，在我看来，你完全有理由特别害怕愤怒——这个一切情感中最可怕和发狂的情感。因为在其他情感中还有一些平和与冷静的因素，而愤怒这个情感则是完全猛烈的，是一种内心怨恨的强烈冲击；发怒时伴随着对武器、血腥和惩罚的毫无人性的渴求，只要能伤害他人就完全不考虑自身，迎着刀尖径直猛扑过去，一门心思想复仇，即使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因而某些贤哲曾经宣称，愤怒是“一时的发疯”。因为它与疯狂一样缺乏自制，忘记了得体，不顾约束，不管发生了什么，都死死咬住不放，将理性和忠告拒之门外，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激动，不能认清正确与真实的东西；愤怒对应的就是毁灭，它在哪儿占了上风，就在哪儿撞得粉身碎骨。你只要看见愤怒所拥有的那些特征就会知道发怒者是发疯了。疯子的征兆并不难认——鲁莽而危险的举止，阴沉的额头，激烈的表情，急匆匆的脚步，无休止的手势，改变的脸色，急促而剧烈的呼吸。同样地，这些也是一个发怒者的标志：他的眼睛闪耀着怒火，他的整个脸色因为从心底涌上来的热血而变得深红，嘴唇颤抖，牙关紧咬，怒发冲冠，呼吸急迫而粗重，关节因为身体的扭动而咯咯作响，他呻吟着、咆哮着，迸发出谁也无法理解的言辞，同时不断拍打着双手，以脚跺地；他的整个身体处于极度亢奋之中，并且“怒气咻咻地威胁着”；这是被扭曲和膨胀了的疯子的一幅丑陋可怕的画面——你不能说清这个恶［愤怒］是否比前者［疯狂］更为可恶或可怕。
其他的激情可以隐瞒和偷偷地藏着；愤怒却公然显示自己，表现在脸上，愤怒越强烈，它爆发出来的就越明显。你难道没有看到，每一种动物，一旦当它们被伤害所激怒的时候，是如何表现出预警性的迹象，它们的整个身体是如何地放弃了平静的自然状态，全神贯注于凶猛上？野猪口吐白沫，磨尖獠牙；公牛顶起它们的双角，刨动的蹄子扬起沙尘；狮子怒吼着；蛇鼓起了脖子；疯狗则怒气咻咻。动物并不是本来就这么面目可憎、以命相拼的，但是它一旦受到愤怒的袭击，就显出从未有过的凶猛。我知道其他的情感也同样不容易隐瞒；欲望、害怕和鲁莽都会露出它们的迹象并且能被预先认识到。因为猛烈的骚动只要控制了精神就绝不可能不以某种方式影响面目表情。那么区别到底在哪儿呢？在这里——其他的情感是表现，愤怒则是凸显。
并且，如果你去仔细观察它的结果和危害，就会发现没有任何灾祸使人类付出过比这更为高昂的代价。你将会看到流血和下毒，作恶者卑鄙的反诉，城市的陷落和国家的灭亡，王公贵族被公开叫卖，房子被付之一炬，大火并不止于城墙内，而是急剧地蔓延到了大片的乡村，燃起恶意的熊熊烈焰。看看那些最为辉煌的城市，它们的地基几乎不能辨认——愤怒将它们夷为平地。看看那荒无人烟的清冷之地绵延数十里——愤怒将它们完全废弃。看看那些作为厄运的实例传给子孙后代的首领们——愤怒在床头将这一个刺伤，在神圣的节日中把那一个杀死，在法庭当中、在拥挤的广场上众目睽睽之下将这一个撕成碎片，愤怒还迫使那一个因儿子的谋杀而血溅当场，迫使另一个高贵的喉咙断送于奴隶之手，迫使另一个横尸十字架上。
而且，迄今为止我讲的还都是个人所遭的罪。如果我们暂且不论这些单独感受到怒火力量的人，去看看被刀剑镇压的集会，被士兵们肆意屠杀的群众，以及在共同的灾难中毁灭的民族……[2]
好像或者放弃了我们的保护，或者是轻视我们的权威。告诉我，为什么我们看到人们对角斗士怒气横生，并且毫无道理地认为这些角斗士如果不愿去死，就是胆大妄为，冒犯了观众的尊严？人们认为自己被冒犯，他们用表情、手势和暴力使自己从原先的旁观者立场转变为敌对者的立场。无论如何，它其实并非真正的愤怒，而是虚假的愤怒，就像孩童的愤怒一样，他们摔倒了，就想让地面挨揍；他们甚至经常不知道自己因何而发怒——他们仅仅是愤怒，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尽管他们也不乏某种受到伤害的外表和急于惩罚的欲望。因而他们受到了想象出来的打击的欺骗，被那些祈求宽恕者虚假的眼泪所抚慰，于是，虚假的愤恨就这样被虚假的复仇所平息。
“通常我们发怒，”某人申辩道，“并不是冲着那些已经伤害了我们的人，而是冲着那些想要伤害我们的人；因而你可以确信，愤怒并不是真的由于受到了伤害。”确实，我们发怒是冲着那些想要伤害我们的人，但是发怒正是被他们伤害的意图所引起的；意图伤害别人的人已经伤害了别人。“但是，”我们的朋友又回答道，“至少你应该知道愤怒并不是急于惩罚的欲望，最弱小的人也常常冲着最强大的人发怒；如果他们毫无施加惩罚的希望，他们也就没有这个欲望。”首先，我说的是急于惩罚的欲望，不是急于惩罚的能力；而且，人们确实会内心欲求那些他们甚至不能实现的事情。其次，也没有人会卑微到甚至连惩罚最显赫者的一点希望也没有；我们所有人都拥有伤害他人的能力。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与我的定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说“愤怒正是想要报复所受苦难的欲望”。仔细辨别他的定义和我的定义之差异会很费时。有人对这两者都不同意，批评说：野兽们也会发怒，尽管它们既不是为受伤所激起的，也不是一心想着要惩罚对方，使它遭罪；因为它们即使实现了这些目标也不是有意去做的。但是我们的回答只能是：野兽和所有的动物——除了人以外——都不受愤怒的支配；因为虽然愤怒是理性的敌人，然而它只是在理性所在的地方产生。野兽们具有冲动、疯狂、凶猛和攻击性，但是它们并不拥有愤怒，这正犹如它们并不拥有放纵；尽管在某些享乐中它们比人类更缺少自制。你别去相信诗人的这些诗句：
野猪忘记了它的愤怒，雌鹿忘记了它的善奔，熊瞎子也不再想着与健壮的黄牛搏斗。[3]
这位诗人把动物被激起和发作称为“愤怒”，但是动物并不知道如何发怒，犹如它们并不知道如何宽恕。不会说话的动物不具有人类的情感，但是它们具有与这些情感类似的某种冲动。不然的话，如果它们能有爱憎，它们也能有友谊和仇恨、和睦与不和。在它们身上也确实会出现这些品性的痕迹，但是善与恶的品性却是人类心性所独有的。智慧、远见、勤奋和反思同样被认为是属于人类而不是动物的。不仅是人的优点，而且连人的缺点都不为动物所有。由于它们外在的形式与人类完全不同，所以它们内在的本质也不同于人类；支配和主导动物的内在本质的天性是被用一个与人类不同的模子铸造的。确实，动物们拥有嗓音，但它们的嗓音却是无法理解的、不受控制的，而且也没有说话的能力；它们拥有舌头，但是它们的舌头是受到束缚的，不能够运用自如地做各种不同的运动。同样地，它们身上的支配性原则[4]也缺少敏锐性和精确性。所以，一旦当它们的内心产生了引起行动的事物印象和观念时，这些观念和印象也是朦朦胧胧、模糊不清的。从而，它们可以有猛烈的发作和精神上的骚动，但是它们并不能拥有恐惧和焦虑、悲伤和愤怒这些情感，而是拥有某些与此相类似的状态。因而，这些状态会很快地转变到正好相反的状态之中；动物们在表现出急剧的疯狂和恐惧之后，却可以立即开始进食；它们在疯狂的怒吼和猛冲之后，就能平静下来睡眠。
我们已经充分解释了什么是愤怒。它与性情暴躁有明显的区别；这就像醉汉和酒鬼、担惊受怕者和懦夫之间的区别。愤怒的人未必就性情暴躁；性情暴躁的人有时也不一定就发怒。我将忽略那些希腊人用名目繁多的术语为不同的愤怒所规定的其他各种类别，因为我们没有确切的语词来表述它们；然而我们称呼人们“怀恨在心”“残酷无情”，也常常称人“脾气暴躁”“疯狂暴怒”“喧嚣吵闹”“苛刻挑剔”“气势汹汹”——所有这些都指出了愤怒的不同方面。在这里你也可以把“秉性乖戾者”置于其中，它是暴躁性情中一种比较温和的状态。有些种类的愤怒在吵闹中就会渐渐平息；有些则很持久，而且很常见；有些在行为上猛烈，而在言辞上却沉默少语；有些则通过言辞和诅咒的尖酸刻薄得到发泄；有些不过是一句抱怨，一个冷酷的表情；而另一些则是根深蒂固、持久沉重地在一个人身上慢慢地燃烧。形式多样的恶有上千种不同的样子。
至此我们已经探索了什么是愤怒，它是否不限于人类，也属于其他一切动物，它与性情暴躁如何区别，以及它呈现出多少种面貌。让我们接着来探索愤怒是否合乎自然[5]，因而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愤怒是有用的并且是应该的。
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人类，就会清楚愤怒是否合乎自然。当一个人处于健全的精神状态时，还有什么比他更温柔和善的呢？然而又有什么比一个人的愤怒更残酷无情的呢？有什么比人类更爱他的同类？又有什么比愤怒更充满敌意的呢？人类天生就是为了互相帮助，愤怒却是要互相破坏。一方想要团结，另一方却要求分裂；一方想要帮助别人，另一方却要求伤害；一方甚至会帮助素不相识的人，另一方却要攻击最心爱的人；一方甚至随时准备着为别人的利益奉献自己，另一方却只要能够拖别人下水，就随时准备着一头扎入危险之中。因而，还有谁比把这个残酷而致命的恶说成是自然的最美好、最完美的杰作的人对自然的运作方式更无知的呢？愤怒，如我所说，是想要施加惩罚，这样一种欲望居然会在人的最和平的胸怀中都有一席之地，这与人的本性是最为相悖的了；因为人类的生活基于友善与和睦，而且为了互相帮助联合在一起，这不是出于恐惧，是出于彼此的爱。
“你说什么？”你便会说：“难道有时候惩戒不是必要的吗？”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要用审慎智慧，而不是用愤怒来惩戒。因为惩戒不是伤害人，而是在伤害的外表下来疗救错误。就像我们用火去烤一些弯曲的茅秆，意在使其变直；扎入楔子挤压它们，也不是要折断它们，而是要去掉它们的曲折；同样地，我们也通过对肉体和精神施加的痛苦来矫正被恶习所扭曲的人的本性。显然，在身体轻微失调的病例中，医生在刚开始的时候会尽力不对病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做大的改变；他会留下一个关于饮食和锻炼的养生疗法，并尽量只通过生活秩序的改变来改善病人的健康。他接下来所关注的是用量的大小是否会导致健康。如果第一次指示的量和养生疗法不能缓解症状，他就会嘱咐作一些缩减，砍掉一些东西。如果还是不起作用，他就会让病人禁食，以减除身体的负担。如果这些温和的治疗法没有效果，他就会切开病人的一个血管；如果病人的四肢继续再长在他的身体上就会伤害身体并使疾病蔓延，他就会对它们下狠手截肢。只要疗效是好的，治疗就不会显得严厉粗鲁。同样地，作为法律的捍卫者，国家的管理者会用言说去治疗人类的本性，他会尽可能地使用较为温和的治疗方法去实现这个目标，即说服对方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赢得他内心对荣誉和公正的渴望，在他的头脑中输入对恶行的憎恶和对善的尊重。如果没有效果，他接着转而诉诸较为严厉的言辞；在此他仍然会以劝诫和斥责为目的。如果还是没有效果，那么最后他诉诸惩罚，但是仍然是轻微的和可以撤回的。他把极端的惩罚仅用在罪大恶极者身上；这样，就没有人会失去生命，除非死亡对于死者本人也是一件好事。只有在一个细节上他［政治家］与医生有所区别：医生对于一个已经无法挽救的病人，会向他提供一个方便的方式，而他则会让死刑犯蒙受着羞耻和公众的侮辱，被强行剥夺生命。这并不是因为他乐于惩罚别人——智慧的人都远离这种非人的暴行——而是因为受惩罚者可以对所有人起到警示作用；既然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不愿有益于国家，那么无论如何在死的时候总可以对国家有所贡献。也就是说，人类的本性并不渴望复仇，因而，愤怒并不合乎人类的本性，因为愤怒总是渴望复仇。这里我还可以举出柏拉图的观点——只要是为我们所承认的，运用他人的观点又有什么害处呢？他说：“好人不伤害别人。”惩罚伤害别人，因而惩罚并不合乎善，既然惩罚与愤怒是一致的，那么愤怒也同样不合乎善。如果好人不会在惩罚他人中感到快乐，那他也不会在那种以惩罚为乐的心态中感到快乐；因而愤怒是与自然相对立的。
尽管愤怒与自然相对立，但是因为它常常有用，是不是也应当接受它呢？它激发和鼓舞人的精神，没有它，在战争中勇敢就做不出辉煌的战绩——除非它能提供熊熊怒火，除非它像鞭子一样激励勇敢的人们，把他们送入危险之中。因而有些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控制愤怒，而不是驱除它；应当通过剔除其过度的部分，把它限制在一个有益的范围内，尤其是要保留没有它行动就会缺少动力、心灵就会丧失力量和活力的那一部分。
［但是，］首先，排除有害的激情比统治这些激情要容易，否决它们进入的权利比允许它们进入后再去控制它们要容易；因为它们一旦站稳了地盘，就会比它们的统治者更加强大，就不会允许谁来约束或削弱自己了。其次，理性应当掌管力量的缰绳，只有在她远离激情时，才能保持女主人的地位：一旦她与它们混在一起并且受到玷污，她就不能阻止那些她本来可以早就从自己的道路上清理掉的激情。因为心灵一旦受到刺激和动摇，就会成为干扰者的奴隶。有些事物一开始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后来却势头凶猛，赶走我们，使我们无处安身。正如一个被猛地从悬崖上扔下去的人，他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一旦被扔出去，除了不可改变地加速以外，既不能阻止下落也不能停留；他被完全断绝了重新思考和悔恨的余地，不得不到达他原本可以避免的目标上；心灵也是如此——如果它陷入了愤怒、爱情或者其他的激情，它就再也没有能力去控制它的刺激；它的重量和恶行所要求的向下趋势必定会促使它仓促地下落，驱使着它达到极点。
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拒绝对愤怒最初的煽动，甚至一有苗头就要抵制它，要千方百计地避免陷入到愤怒中去。因为，如果让它开始引我们走上歧途，再要返回到安全的道路上就很难了，因为一旦我们允许情感进入，通过我们的自由意志认可它有权威性，理性就会变得毫无用处；接着它就会去做它所选择的一切，而不是去做你所让它做的一切。我重申，敌人必须被正好阻止在边境线上；如果他越过了边境，进入城门以内，他是不会尊重由他的俘虏所设定的任何限制的。因为心灵并不是一个与激情分离的器官，它也不可能仅仅客观地看待激情，并从而禁止它们越过应有的限度，而是自身就转变成了激情；因而当它原先有效的挽救职能一旦受到背叛或被削弱，就再也不能够恢复。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说，理性和激情这两者并不是彼此独立、泾渭分明地并存着，而只不过是心灵朝着更坏或更好方向的转化。那么，在理性向愤怒投降之后，在恶习的攻击和镇压之下，它又如何能够东山再起呢？或者，在一个混杂体中，混入其中的各种最恶劣的品质必然占上风，它又如何能使自己从中获得解放呢？“但是，”有人会说，“有些人甚至在愤怒中也能控制自己。”那么，你是说他们并没有做愤怒所要求的事情，或者只做了其中一些？如果他们什么也没做，那么很明显，愤怒并不是处理生活事务所必需的，而你却是以愤怒比理性强大为理由提倡愤怒的。最后我再问一下，愤怒是比理性更强大还是更软弱呢？如果它更强大，那么，一般说来，既然是不太强大的事物服从于较为强大的事物，理性又如何能够对愤怒进行限制呢？如果它更软弱，那么没有它，理性本身也足以完成我们的任务，不需要来自较弱者的帮助。然而你会说：“有些人，即使是在愤怒的时候仍然能够正确对待自己，仍然能够自制。”但是，那是在什么时候？只有在愤怒逐渐地消失和自愿离开的时候，而不是它还处在白热化的时候；那时它是两者之中的更强者。“你说什么？”你会说：“难道有时候人们不是即使在发怒当中也会让他们所憎恨的人全身而退并克制自己不去伤害他们的吗？”他们是这样；但那是什么时候？是当激情击退了激情，恐惧或者贪婪达到了自己目的的时候。那时才有了太平，但这不是通过理性的协助，而是通过激情之间靠不住的、邪恶的妥协实现的。
再者，愤怒并不包含任何有用的东西，它也不会激发心灵尚武的精神；因为美德是自足的，绝不需要恶的帮助。无论在任何需要激烈努力的时候，心灵都不会变得愤怒，而是把自身的力量聚集在一起，根据对需要的估计来激发或放松；就如当投掷器射出箭时，操纵者控制着射出时的强度。亚里士多德说：“愤怒是必需的，没有愤怒就不能赢得战争——除非它注满心灵、激励灵魂。然而，它必须不是作为一个领导者，而是作为普通的战士发挥作用。”但是这话并不正确。如果愤怒听从理性并且遵循理性的引导，它就不再是愤怒；愤怒的主要特征就是任性。然而，如果它抵制和不服从命令，被它自己的任性和狂暴牵着鼻子走，它就会像无视撤退信号的士兵一样，变成对心灵毫无用处的工具。因此如果愤怒承受了任何对它的限制，它就必须用其他的名字来称呼了——它已经不再是“愤怒”；因为我把愤怒理解成是放纵不羁、无法控制的。如果它不受限制，那它就是有害的东西，而不能算是有益的行为动力。所以，或者愤怒不是愤怒，或者它没什么用。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惩罚本身而想惩罚，而是因为惩罚是正当的，那就不能算是一个愤怒的人。有价值的战士应当是知道如何服从命令的人；而激情则是很糟糕的下级，正如它们也是很糟糕的领导。
所以，理性绝不会要求自己无法控制的盲目而剧烈的冲动来帮忙，理性从来不能制伏这些冲动，除非它用同样强有力和相类似的冲动来反对它们，比如以恐惧反对愤怒，愤怒反对懒惰，贪婪反对恐惧。真希望美德能摆脱不断找借口逃到恶习那里去求助的灾难！在这里，心灵不可能找到一种真正的平静；如果心灵依赖于它最恶劣的品质来挽救自己，如果心灵没有愤怒就不能勇敢，没有贪婪就不能勤奋，没有害怕就不能安静，那么它必定会支离破碎，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就是暴政！屈服于任何一种激情奴役的人必定生活在这样的暴政之下。让美德堕落到去依赖恶习，这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此外，如果理性离开了激情就没有力量，那么它就不再有力量，于是就会落到与激情同一层次上，直至与它一样。因为，如果激情无理性则无指导，而理性无激情则无效率，那么理性和激情还有什么区别可言？如果一方不能离开另一方，则双方都处于同一水平上。然而谁会说激情与理性处在同一层面上？有人说：“激情如果适度，就是有用的。”不对，一个东西的有用性只能来自其本性。但是，如果它不服从权威和理性，它的适度的唯一结果就是，它越少，则它所造成的伤害就越小。所以，“适度的激情”与“适度的恶”没什么两样。
有人说：“但是，在进攻敌人时，愤怒是必需的。”其实，在此愤怒更应该比在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少；因为进攻敌人不应该是杂乱无章的，而应该是精心布置的，处在控制之下的。野蛮人的身体远比我们强壮，他们也远比我们更能忍受艰苦；那么，使他们变得无能为力的，除了愤怒——这个它自己的最可恶的敌人以外，还能是别的什么呢？同样，就角斗士而言，武技保全他们的性命，而愤怒则是使他们送命的原因。进一步讲，当同样的目标通过理性可以完成时，愤怒又有什么用呢？你觉得猎人是怀着愤怒去找野兽的吗？然而，当野兽来时，他猎取它们，当它们逃跑时，他追踪它们，理性完全可以没有愤怒而做到这一切。无数涌入阿尔卑斯山的辛布里人和条顿人——是什么使他们全军覆灭，以至于连惨败的消息也不是由信使，而是通过传闻送到他们家里去的？不正是他们以愤怒代替了英勇所造成的吗？尽管愤怒有时候能够颠覆和击倒任何妨碍它的东西，但是也更多的是给自己带来破坏。谁能比日耳曼人更勇敢？谁在冲锋中比他们更无畏？他们一生下来就接受着武器的训练和熏陶，他们除了武器对其他概不关心；谁比他们对武器更热爱呢？他们几乎不防护身体，也没有房子来抵御持续不断的严酷气候，有谁比他们更坚强，更能承受各种遭遇？然而正是他们，甚至还未能看上一眼罗马军团，就被不习惯于战争的西班牙人、高卢人以及亚细亚人和叙利亚人杀死了，他们正是愤怒的牺牲品。但是尽管如此，一旦把纪律赋予那些躯体，把理性给予那些尚未经历过娇纵过度和财富的心灵，我们罗马人——不用说别的——必定会被迫返回到古罗马人的生活方式上去。费边[6]如何恢复受损的国家军事力量，除了知道如何迂回，如何推迟，以及如何等待时机——这些愤怒的人们一无所知的办法以外，还能用别的什么办法呢？国家那时正处在极端危险之中，如果费边冒险去做愤怒所激起的一切，国家必定会遭到毁灭。但是他考虑到了国家的福祉，并且估计了一下它的力量——除非变得一无所有，国家那时已经到了没有什么可丧失的地步，于是，他把所有的怨恨和复仇的想法深埋下去，而只关注权宜得当和合适的时机；他在征服汉尼拔之前先征服了愤怒。那么，斯奇比奥[7]又怎么样呢？难道他不是把汉尼拔和迦太基人的军队以及所有那些他有理由愤恨的人都抛之脑后，拖延了很久才把战争转移到非洲本土，以至于心地不正的人认为他是一个贪图享乐、懒于行动的人？
另一位斯奇比奥[8]又怎么样呢？难道他不是坐在努米狄亚王国面前，闲度诸多时光，默默地忍受着对他自己和他的国家这样的指责，即征服努米狄亚要比征服迦太基花费更长的时间？但是通过封锁和包围敌军，他迫使他们陷入绝境，结果用自己的剑杀死自己。因此，愤怒即使在战斗或战争中也是没用的；因为它易于鲁莽，而且它在试图带来危险，却又不能防止危险。智慧最真正的表现是做广泛而深入的审查，审查自己，然后缓慢而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
“你说什么？”你会问：“如果好人的父亲遭到谋杀，他的母亲在他眼皮底下受到冒犯，难道他就不会愤怒吗？”不，他不会，但他会为他们报仇，会保护他们。况且，你有什么理由怀疑拳拳孝心即使无须愤怒也可以成为一种足够强大的行为动机呢？或者，你倒不如说：“你说什么？如果好人看见他的父亲或儿子处在刀尖之下，难道不会哭泣，不会吓晕吗？”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妇女们在受到惊吓时的反应。好人则会不受干扰、毫无畏惧地履行他的职责。他会去做一切与好人相称的事情，就如同他不做任何与“人”不相称的事情那样。我父亲正在被人谋杀——我会保卫他；他被人杀害了——我将为他报仇，这不是因为我悲伤，而是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好人被他们所爱的人受到伤害所激怒。”色奥弗拉斯多[9]，当你这样说时，你就把一个很有英雄气概的信条弄得无人喜欢了——你从审判者转到了旁观者的立场。因为当这样的不幸降临到自己所爱的那些人时，每一个人都会愤怒，而你认为人们会把自己所做的事判定为正当的事，因为作为一种习惯，每个人都会认为他自己的激情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没有得到热水供应，如果一个玻璃酒杯打碎了，如果鞋子沾上了泥浆，他们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愤怒就会突如其来，不是出自爱的情感，而是出自懦弱——这种东西我们在孩子们身上可以看到，孩子们丧失父母时与丢失玩具时流的眼泪是一样多的。所以，为了所爱的人而感到愤怒，这是软弱而不是忠诚的心灵的标志，一个人为了站出来保卫父母、孩子、朋友和同胞，只以他的责任感为指导，自愿而行，运用判断，运用远见，既不被冲动所驱使，也不被怒火所奴役，这才是高贵得体的。没有任何激情比愤怒更急于报复的了，而且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宜接受它；就像许多贪欲那样，它无止境的凶狠，挡住了自己向目标的行进。所以，它在和平和战争中都毫无用处，因为它把和平弄得像战争，而在刀光剑影中它又忘了战神并不偏袒他；他既然控制不了自己，那就被别人所控制。进一步来说，不能因为邪恶有时有一定好处就应该拿来用。因为发烧也可能对某些疾病有缓解作用，但是不能由此导出完全摆脱发烧不是更好。一个使健康依靠疾病的治疗方法应当受到鄙视。同样，愤怒就像一种毒药，一次跌落，或是一次海难，尽管它有时具有出人意料的好处，也不应该因此被判定为有益的，因为毒药还经常救人一命呢。
再有，如果一种属性值得拥有，则它越多，它就越好，越值得我们想望。如果正义是一种善，没有人会说它在被减去一些东西以后会变成一种更大的善；如果勇敢是一种善，没有人会希望它受到任何程度的缩减。因此，按照前面的看法，则愤怒越大，它就应该越好；因为谁会反对善的增加呢？然而，愤怒的增长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因此，愤怒的存在也不能获得什么好处。一样东西因增加而变成恶的，这样的东西并不是一种善。“愤怒是有好处的，”有人说，“因为它使人们更加尚武好战。”根据这种逻辑，醉酒也是如此；因为它使人们变得大胆和勇敢，很多人之所以更勇于面对刀剑就是因为他们喝得醉醺醺的。根据同样的逻辑，你必定还会说精神错乱和疯狂也是力量所必需的，因为疯狂使人们变得更强有力。但是，请告诉我，恐惧岂不是有时候也能以相反的方式使人变得勇敢？对死亡的恐惧不是也会激发十足的懦夫去战斗吗？但是愤怒、醉酒、恐惧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是不光彩的、游移不定的冲动而已，并不能为美德提供武器；美德从不需要恶行的帮助；不过它们对那种懈怠而又怯懦的心灵确实有点帮助。没有人通过愤怒而成为勇敢者，除非这个人离开了愤怒就不会变得勇敢了。因此愤怒不是美德的帮助，而是美德的替代。如果愤怒是一种善，那么它岂不是会很自然地存在于那些品德最完美的人身上？然而事实却是，孩子、老人以及病人是最容易发怒的，而各种弱者天生就好吹毛求疵。
色奥弗拉斯多[10]说：“好人不可能不对坏人发怒。”根据这个说法，一个人越好，他就越性情暴躁。实际上正相反，一个人越好，越没有人比他更能与人为善，更能摆脱激情，更少地怀有憎恨。事实上，既然是错误驱使人们做错事，好人又有什么理由去憎恨做错事的人呢？没有一个有见识的人会去憎恨犯错误；否则他就会憎恨他自己。如果让他仔细想想，他有多少次违背了道德，有多少行为需要宽恕；那么他也会对自己感到愤怒的。因为没有一个公正的法官会在自己的事情上宣布一种裁决，而在别人的事情上宣布另一种裁决。没有一个人能够宣布自己无罪，所有那些声称自己是清白的人，他想到的一定不是自己的良知，而是想到别人的看法。对犯错误者显出一种和蔼的、慈父般的情怀，不是对他们穷追不舍，而是把他们唤回到正确的地方，这是多么的更有人情味啊！如果一个人迷了路，漫步穿过我们的田地，领他到正路比把他驱逐出去要好。
因此，对犯错误的人，也应该通过劝诫和强迫，通过温和的和严厉的手段而使其改正；而且，为了他们自己，也为了别人，我们要尽力使他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们要限制的不是我们的责备，而是我们的愤怒。有哪个医生会朝病人发火呢？“但是，”你会说，“他们是不可能被改造好的，在他们身上没有可塑性，看不到这个美好的希望的任何机会。”那么，就让他们从人类社会中被清除出去吧；如果他们所到之处一切会更糟的话，就以这个唯一可行的办法让他们停止为恶吧——但是要丝毫不带仇恨地来做这件事。因为当我把一个人从他自身拯救出来时，我又有什么理由去憎恨这个我正在向其提供最大帮助的人呢？当一个人用手术刀操作于他身体的某些部位时，他会憎恨它们吗？这里没有愤怒，只有要求治愈它们的同情心。对疯狗，我们猛击其头颅；对凶猛残暴的公牛，我们将其杀死；对于生病的绵羊，我们将其拖至屠刀之下以防止它们传染羊群；对于丧尽天良的子女，我们将其除掉；我们甚至溺死一生下来就身体孱弱和不正常的孩子。然而那不是愤怒，而是理性把有害的事物从健康的事物中分离出去。对于掌管惩罚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愤怒更不合宜的了；因为如果惩罚是运用判断而施与的话，它就能更好地起到改造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对他的奴隶说：“如果我不是愤怒的话，我就揍你了。”他把对奴隶的斥责延迟到一个更为理性的时刻；当时他责备的是他自己。请问，连苏格拉底都不敢信任自己的愤怒，难道还有谁能将激情置于掌控之下？
因此没有必要为了制止犯错误和邪恶的东西而在发怒时去纠正错误。因为既然愤怒是一种精神上的严重过失，就不应该通过犯错误去纠正错误。“你说什么？”你会大声嚷道：“难道我不该冲一个抢劫者发怒吗？难道我不应该冲一个投毒者发怒吗？”是的，因为当我让自己流血时我是不会冲自己发怒的。我会诉诸每一种惩罚的形式，但是，也只是作为一种补救。如果你还停留在错误的初始阶段，并且正在走向错误，虽不十分严重，但是常常如此，我会尽可能通过责备——刚开始是私下里，然后是公开地，来纠正你的错误。如果你已经走得很远以至于言辞已经不能再让你恢复健全的心智，那么就要通过公开地出丑来阻止你。如果需要用更为激烈的方式，以一种你所能感受到的惩罚来使你刻骨铭心，就会送你去流放，放逐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如果你的邪恶已经根深蒂固，要求用更严厉的救治办法对付你，我们就会诉诸锁链和国家监狱。如果你的心灵不可救药，一犯再犯，并且不屑于去找那些恶人总能找到的各种借口，而是用错误本身充当你做坏事的充足借口；如果你已经喝干了邪恶之水，它的毒质已经如此地和你身体的重要器官混在一起，以至于不把它们一道切掉它就不能流出来；如果，可怜的苦命人！如果你早就渴望着去死，那么我们会帮你这个忙的——我们会拿走你身上的这种疯狂，正是这种疯狂，在你不断给别人带来麻烦的同时也使自己经受着困扰；我们会很高兴地把这个仍然为你留着的仅有的恩惠——死亡——给予你这个长期在自己和别人痛苦中打滚的人。我为什么要对这个我正要给他最大帮助的人生气呢？有时候处决就是最好的怜悯。如果我经过专业医生的训练后进入一家医院或一个富人的家里，当病人的疾病不一样时，我不会做出同样的治疗。我在无数的心灵中所看到的疾病也是多种多样的，而我的使命是治疗政治；我必须为每一个人的疾病找到合适的治疗办法；让这一个通过自己的自尊来恢复心灵的健康，那一个通过寄居国外，这一个通过痛苦，那一个通过贫穷，这一个用刀剑！因此，即使我作为一名法官要斜穿着长袍、命令吹号召集集会，我也不能心怀愤怒与仇恨，而是要带着法律的威严走上高高的法庭；而当我宣读那些神圣的判词时，我的声音并不显得凶恶，而是庄严而温和，我不是愤怒地，而是严肃地下达执行法律的命令。当我下令把一名罪犯斩首，或把一名杀父的凶手缝入布袋里去淹死，或把一名士兵处死，或把一名叛徒或公众的敌人放到塔尔皮亚岩石上去摔死，我不会有任何愤怒的表情，我的面容和感受都会像是在杀死一条蛇或任何其他有毒动物那样。你说：“为了惩罚，我们不得不愤怒。”什么！你以为法律会对它从不认识、从没见过、希望他再也不存在的人感到愤怒吗？因此，我们要使我们具有法律的精神——法律所表示的不是愤怒，而是意志的决定。因为，如果好人对恶徒们的罪行感到愤怒是正确的话，那么他对他们的富足感到忌妒也是对的。而且事实上，有什么事情看上去会比某些恶棍生活富足、备受命运恩宠更不公正的呢？他们本该遭受最大的厄运。但是好人不会愤怒地注视他们的罪行，也同样不会以忌妒的眼神盯着他们的幸福。公正的法官对非法的行为进行判决，但他不会恨它们。“你说什么？”你会说，“当智慧的人碰到这样的事情需要处理时，难道他的内心就不会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偏离日常的冷静？”我承认会的；它会体验到某种轻度的、表面的情感。因为正如芝诺[11]所说：“甚至连智慧者的心灵在伤口愈合后也会长久地留着它的伤疤。”因此，他会体验到某种激情的迹象和阴影，但是他会从激情本身中解脱出来。
亚里士多德说，某些激情如果加以恰当的使用，就可以发挥武器的作用。如果这些激情真的像打仗的工具那样能够任凭使用者之意拿起和放下，那么这么说是对的。但是，亚里士多德让美德所用的这些“武器”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命令而战斗的；它们不会等待人的手势，它们不是被人所控制，而是控制着人。大自然已经给了我们一个令人满意的装备——理性；我们不需要其他的工具。理性就是她所赠予我们的武器；它强大、持久、顺从，它并不是双刃剑，不会反过来伤害它的主人。理性本身就足够了，它不仅能提供忠告，而且也能指挥行为。你们以为理性居然要从愤怒中寻求保护——前者忠心耿耿，后者却摇摆不定；前者足可信赖，后者却不值得信任，前者是健全的，后者是病态的，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事吗？即便是在愤怒看起来必不可少的领域——行动实践——当中，理性如果仅仅依靠自己，它不是也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吗？因为理性一旦确立了某个行动的必要性，就会坚持不懈地实现它的目标，因为理性看不出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可以取代自己；因此，理性的决定一旦作出，就无可更改。但是愤怒却经常为怜悯所逼回；因为它没有持久的力量，它并不是真的强有力，只是在一开始来势汹汹。这就像从地表刮起的风，当它从溪流和沼泽地产生时，它们很强烈，但是不能持久。愤怒也是以强大的冲击力而开始，接着就因过早地精疲力竭而崩溃，尽管它的头脑里充满了残忍的念头和各种闻所未闻的酷刑，然而一旦到了该施刑罚的时候它就已经变得虚弱不堪了。激情会突然地消退，理性则是均衡的。但是，即使愤怒能够坚持，也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杀死两三个牺牲品之后它会停止杀戮，尽管还有更多的人应该去死。它的最初几拳是凶猛的；正如蛇，当它们刚从洞穴中爬出来时充满了毒液，但是，在反复地撕咬耗干了毒液后，它们的牙齿就没有危害了。所以，并不是所有犯下相同罪行的人都会受到相同的惩罚，经常是犯下较小罪恶的人受到了较大的惩罚，因为他受到的惩罚来自刚刚发作的怒火。愤怒是完全不均衡的，它时而冲得比它所应该的更远，时而停得比它所应该停的更早。因为它放纵自己的冲动，它的判断反复无常，拒绝听取证据，不给人申辩的机会，顽固地坚持它所随意抓住的任何观点，并且即使是弄错了，也绝不愿意服输。
理性会听取双方的意见，然后会要求推迟行动——即便是它自己的行动，以便有时间去筛选出真理；而愤怒却是仓促行事。理性希望它所作出的决定是公正的；愤怒却只希望它作出的决定看上去公正。理性只考虑正待裁决的问题；愤怒却会被毫不相干、鸡毛蒜皮的小事所左右。得意扬扬的举止，过分大声的嗓门，言辞上的鲁莽，着装上的矫饰，资助他人时的炫耀作秀，受到公众的青睐——这些都会使愤怒不可遏制。它会多次指责被告，因为它痛恨他的律师；即使把真理堆到它面前，它还是喜欢错误并抓住不放；它拒绝被说服，并且一旦踏入错误，它会把顽固坚持看得比忏悔更为光荣。
我记得有一个叫格纳乌斯·皮索（Gnaeus Piso）的人，这人摆脱了很多恶习，但是却被误导相信顽固就是坚定。有一次，当他愤怒的时候，他下令处死一名没有和他的战友一起返回部队的士兵，理由是如果这个士兵不能交出他的同伴，就一定是已经把他杀了；当这名士兵要求花点时间作个调查时遭到了拒绝。于是这个被判死刑的人被推出城墙外，正当他要引颈受戮时，那名被认为已经遭到谋杀的同伴突然出现了。掌管行刑的军官立刻命令卫兵收剑，把受刑者带回到皮索那里，以免让皮索受人指责；因为幸运已经解救了这名士兵。营地上一片欢腾，一群人伴送着这两位紧紧相拥的战友。皮索却愤怒地登台命令将两名士兵——一个并没有犯谋杀罪的人和一个已经死里逃生的人——都拉出去处死！还能有比这更不公正的事情吗？就因为其中一个人被证明是清白无辜的，两个人都要去死。更有甚者，皮索又增加了第三个人去死；因为他命令处死那个把死刑犯推回来的军官。因为一个人的清白无辜，三个人在同一个地方被处死。噢，愤怒在为它的疯狂制造借口时是多么聪明啊！“你，”他说，“我下令将你处死是因为你被判了死刑；你，是因为你使你的同伴被判死刑；你，是因为命令你去执行死刑时没有服从。”就因为它没有理由杀死任何一个人，于是就想出了三条罪名。
我说愤怒有很大的缺陷——它拒绝受到管制。如果真理违背了它的欲望，它就会愤怒地反对真理。它怒吼、吵闹摇摆整个身体，攻击它瞄上的人，冲着他们倾泻辱骂和诅咒。理性并不会这样做。但是，如果有客观需要，它会平静地、毫无生息地把整个家族连根端掉；那些对国家有害的家庭，它会连其妇孺一并除掉；它会拆除他们的房子，把它们夷为平地，会彻底除去自由之敌的名字。所有这一切它都会去做，但是不会咬牙切齿，也不会横眉怒目，不会做任何与法官身份不相称的事情，它的表情在任何时候都会和它在宣布一项重大判决时一样冷静和平静。希罗尼姆斯（Hieronymus）问道：“在你准备给人一顿鞭子之前，有什么必要咬紧自己的嘴唇呢？”如果他看见一个总督因为受刑者的衣服没有撕开就跳下法庭，一把夺过随从手里的权束棒，划破自己的衣服，又会怎么说呢？掀翻桌子，摔碎杯子，以头触柱，披头散发，捶胸顿足，这样做又有什么收获呢？请想想，愤怒真是强大啊，如果它不能迅速尽情地向别人发泄，它就会反过来伤害自己！结果，旁观者不得不去拖住发怒者，求他们不要和自己过不去。
一个从不发怒的人会给每个人施加应有的惩罚，他绝不会做上述这些事情。甚至在发现了一个人的罪行之后，他也会常常放走他。如果对罪行的悔恨能够证实向善的愿望，如果他察觉到罪行并不是出自这个人灵魂的最深处，而是出自灵魂的表层，他就会让这个人免受惩罚；他知道这样做既不会伤害受罚者，也不会伤害惩罚者。有时，在扫除大恶时还不如扫除小恶时更冷酷无情，如果前者所犯罪恶并不是出自残忍，而是一时的软弱，而后者所犯罪恶却出自秘密隐藏、长期形成的狡诈的本能。对于两个犯了相同罪恶的人，他会给予不同的惩罚，如果其中一个是出于疏忽而犯罪，而另一个则是故意为恶的话。在每次惩罚中，他总是心中明白：某一种惩罚形式是用来使坏人变好，而另一种形式则是用来去除他们；在这两种情况中，他都会着眼于将来的改善，而不是抓住过去不放。因而柏拉图说过：“一个智慧的人不会为了一个人已经犯下的罪恶而惩罚他，而是为了使他免于罪恶而惩罚他；因为往事不可追，来者犹可止。”[12]他会公开处死那些可以充作死不悔改者的邪恶典型的人；这与其说是在毁掉这些作恶者，不如说是用他们阻止其他人作恶。这些都是一个智慧的人必须估量和考虑的事情；并且你会看到，当他着手处理一件需要极为谨慎的事情——运用生杀大权时，他是多么地应该从所有的情感中摆脱出来。把一把剑存放在一个愤怒的人那里是很糟糕的。
再有，你也一定不要认为愤怒会有助于灵魂的伟大。那不是什么伟大，它是一种恶性膨胀；正如当疾病由于大量的化脓腐烂而使身体肿胀时，它也不是正常生长的结果，而是一种致命的过度膨胀。所有被灵魂的狂怒提升到超人能力的人都相信他们扬眉吐气，获得了一种崇高和庄严；但是它并非停靠在任何坚实的东西上面，而任何缺少坚实基础的上升都不可避免地会下跌。愤怒没有立足点；它并非从稳定和持久的事物中产生，而是一个吹胀起来的、空洞的东西，正如匹夫之勇不同于勇敢，狂妄自大不同于自信，愠怒不同于严厉，残忍不同于严格一样，愤怒也与灵魂的伟大风马牛不相及。依我说，崇高的灵魂与傲慢的灵魂之间的区别是巨大的。愤怒并不追求壮丽或者美的东西。相反，在我看来，它表现出的是一种虚弱和疲惫的心态，一种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过度敏感的心态，正如当身体生病时那样，它处处是伤口，轻轻一碰，就呻吟不止。因而愤怒是一种最女人气和孩子气的软弱。“但是，”你将会说，“愤怒在男人身上也能找到。”不错，即使是男人也会拥有一些类似小孩和女人的本性。“你说什么？”你会大叫道：“愤怒的人所说的话有时候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伟大灵魂的言辞吗？”对于那些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伟大的人而言，是这样的。拿那句著名的话来说：“只要他们害怕，那就让他们恨去吧。”这句话是如此的可怕和令人震惊，因而你可能知道它写于苏拉时代。我不能确定哪一种愿望更糟糕——是其能为人所恨还是能为人所惧。“让他们恨去吧，”他说。他想到终有一天人们会诅咒他、阴谋反对他、制伏他，结果他就加上了一句，是什么呢？哦，让诸神诅咒他吧，他想出了如此令人憎恨的一句诅咒：“让他们恨去吧！”——那么然后呢？只要他们服从？不！只要他们赞同？不！那么是什么呢？“只要他们害怕！”在这样的条件下，我甚至不会期待被人所爱。你觉得这就是一个伟大灵魂的言辞吗？你在欺骗自己；因为在它这里没有任何伟大的东西——它是令人恐怖的。
你不必相信愤怒所说的话，因为它们大声喧闹而充满威胁，但是内心却非常的怯懦。你也不必把在那位最雄辩的作家提图斯·利维亚斯那里发现的这个说法当真，他说：“一个在性格上不好但却伟大的人。”在性格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分离；性格要么是善良的，要么是不伟大的，因为灵魂的伟大，如我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不可动摇的事物，从表到里坚实稳固，从头到尾都始终如一、强壮有力——这是不能存在于邪恶本性中的事物。恶人们可以是可怕的、狂暴的、有破坏性的，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拥有伟大，因为善是伟大的支撑和支柱。然而，他们会通过言辞、努力和所有外在的表现给人留下伟大的印象；他们会说一些你可能认为象征伟大灵魂的言论，就像恺撒那样。他冲着上天发怒，因为它的隆隆雷声打断了那些哑剧演员的表演，他更急于模仿这些演员，而不是观看他们表演，而当天上的雷电——它们显然没击中目标——惊吓了他的享乐时，他向朱庇特神挑战，甚至要与他搏斗到底，嘴里喊着荷马的诗句：
要么你把我举起，要么我把你举起。[13]
多么疯狂！他以为即使朱庇特神也不能伤害自己，或者他甚至能伤害朱庇特神。我认为他的这些话在激励阴谋者的心灵上并没有什么分量；因为要忍受一个不能容忍朱庇特神的人，看来就是忍耐的极限了！
因此，即使当愤怒看起来像神和人那样慷慨激昂、目空一切时，在它那里也没有什么伟大和高贵的东西。否则，那个认为愤怒显示灵魂伟大的人，就让他也去认为奢欲同样显示灵魂的伟大吧：它渴望栖身象牙之上，位处锦衣之列，头戴紫金之冠，渴望移山造海，俯掷江河，仰挂花园[14]。就让他认为贪婪也预示着灵魂的伟大吧：它念念不忘于金山银堆，它辛苦耕耘于除名声以外的所有领域，它的一个管家就控制着比从前分给执政官的土地还要多的田产。就让他也认为性欲同样预示着灵魂的伟大吧：它不避艰险游过海峡，它通过嫖娼使青年丧失性能力，它蔑视死亡，勇敢面对丈夫的利剑。就让他认为野心也预示着灵魂的伟大吧：它不满意每年的职位；如果可能，它会使年历上只填一个名字[15]，它会在全世界到处建立它的纪念碑。这样的品质，无论它们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都是狭隘、可怜和卑下的。只有美德是崇高和庄严的；而且，任何东西只要缺乏宁静，就不可能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