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众所周知，中央银行能否选择正确的通胀目标进行政策搭配，直接关乎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长期以来，作为衡量总体价格水平的核心指标，CPI一直是我国中央银行实施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以CPI通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虽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规则性和透明度，但当CPI指标存在偏差或问题时，盯住CPI的货币政策则可能造成系统性的潜在风险。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金融业快速发展和金融资产规模持续膨胀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消费物价总体平稳和资产价格频繁波动并存、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价格运行分化背离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新常态”。结构性价格上涨成为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形式，资产价格上涨向消费物价的传导效应显著下降，加之CPI所涵盖的内容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代表性不断降低，致使我国货币当局锚定的CPI在衡量总体价格水平上的准确性呈现下降趋势。

在此背景下，央行继续采用CPI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依据，可能会将经济中的价格上涨压力从一般商品与劳务部门转移至资产领域，在CPI表征的物价稳定表象下，纵容资产泡沫，加剧金融失衡，积聚金融风险，最终难以真正实现总体价格水平的稳定。有鉴于此，货币政策调控应摒弃仅盯住CPI的传统做法，关注包括资产价格在内的广义价格水平。因此，研究更科学地衡量总体价格水平的方式、方法，编制纳入资产价格的广义价格指数并讨论其货币政策应用价值，为货币政策调控提供更精准的通胀“锚”，助力货币政策调控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物价稳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丁慧博士的这本专著《中国广义价格指数编制与货币政策应用研究》源于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该书紧密结合新时代货币政策调控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整体价格水平稳定的政策取向，基于我国长期存在的消费物价与资产价格结构性上涨的典型性事实，剖析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衡量总体价格水平方面存在的偏差，讨论盯住CPI的货币政策可能造成的系统性潜在风险。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已有的广义价格指数经典编制方法，结合中国价格体系运行特征，综合运用贝叶斯动态因子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等系列计量方法编制符合中国实际的广义价格指数。比较分析广义价格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动态特征方面的差异；从广义价格指数通货膨胀预测、“稳物价”与“平周期”协同以及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三大方面分析了广义价格指数在货币政策调控中的应用价值。

总体而言，现有关于广义价格指数的研究文献还比较少，且既有相关研究大多围绕广义价格指数的编制来展开，而对广义价格指数编制的理论依据、预测和货币政策应用问题涉及较少。该书关于广义价格指数编制与货币政策应用价值的系统研究，可以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很好补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该书将理论论证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科学合理。该书至少在三个方面值得肯定。

第一，明确提出了通货膨胀指数的修正应从CPI自身的修正转向通货膨胀指标的重新选择，编制纳入资产价格的广义价格指数。作者基于对已有经典广义价格指数编制方法的深入系统分析，运用前沿的数理模型与计量方法，采用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结合中国价格体系的运行特征，编制了切合中国实际的广义价格指数。

第二，拓展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研究，也为新时代货币政策调控实现经济周期波动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动态平衡提供了有益政策参考。本书将广义价格指数作为通胀指标纳入菲利普斯曲线分析框架，实证检验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假说，发现广义价格指数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具有较高程度的协同性，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趋势并不存在。

第三，提供了货币数量论失效问题的新解释，也为央行更有效地解决现阶段货币政策框架转型过程中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本书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广义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稳定可靠的关系。由此，作者提出当货币政策操作采纳广义价格指数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数量导向仍需坚守。

该书的研究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现有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理论、通货膨胀指数修正理论、通货膨胀预测理论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理论，也可为新时代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更准确的通胀“锚”，有助于缓释长期以来以CPI作为单一通胀目标的传统货币调控模式带来的潜在风险，助力货币政策实现更加广泛意义上的整体价格水平稳定；此外还可缓解公众对现有通货膨胀测度指标CPI的质疑，有利于加强央行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从而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总之，该书对中国广义价格指数的编制与货币政策应用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主题鲜明，方法科学，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分析透彻，文笔流畅，反映出作者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良好的背景知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博士论文出版项目资助出版丁慧博士的专著是对他在学术研究上努力探索的一种肯定，更是一种鼓励。我期待着丁慧博士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能不断进取，取得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2020年3月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