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超越经济学：货币的多学科研究
货币作为现代社会世界的语言和纽带，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和分析货币与现代社会世界的关系。因此长期以来，货币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现代经济学基于货币的经济职能，深入分析了货币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机制与作用，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货币经济学命题。但是经济学的货币研究在深化人们对现代货币运行机制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货币与现代社会结构、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由此，引发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对货币的研究。货币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在国内外全面展开。
一 货币的经济学研究视域及其理论阈限
现时代，引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导科学是经济学。由“最优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假设组合而成的”[3]经济学方法论被推行到人类行为更为广阔的领域，包括通常认为不属于经济范畴的犯罪、婚姻、教育、政治行动等，形成了向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社会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地帝国式的扩张态势。货币问题自然也一直为经济学所垄断，形成了货币经济学、货币银行学、金融学等诸多学科。这些学科主要研究货币金融理论、货币政策、货币与资本市场、国内货币调控、货币与银行的关系等问题。
西方经济学的货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是把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划分为实物部分和货币部分。实物分析（Real Analysis）的原则是，经济生活中的所有主要现象都可以用商品和劳务、有关它们的决定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来描述。货币不过是配角，是用来便利交易的一种技术装置。这种装置可能会出现故障，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但只要它运转正常，就不会影响经济过程。经济过程就会像在物物交换经济中那样运转。因此，货币被视为中立性的市场交换媒介，是经济活动可有可无的“面纱”。因而，货币价格应让位于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即相对价格；收入形成应看作劳动和生活物质资料的交换；应把储蓄看作储存物质生产要素，把投资看作将这些生产要素转换为诸如厂房、机器和原料这样的物质资本品：虽然工业贷款表现为货币形式，但实际贷出的却是这些物质资本品。在典型的实物分析中，所有货币的色彩都要被精心地过滤掉，剩下的只是实实在在的实物经济。[4]现代货币经济学家哈恩（F.Hahn）在他的三篇关于货币和通货膨胀的讲演中的第一讲中就声称：“货币的存在对理论家提出的最严峻的挑战是：最完善的经济模型中找不到货币存在的空间。最完善的模型当然要数瓦尔拉斯（Walrasian）一般均衡的阿罗—德布鲁（Aroow-Debreu）版本。在一个可以预料所有偶然事件的未来契约可能世界里，既不需要，也不想要这种本质上毫无价值的货币。”[5]
因此，在货币经济学的帝国世界中，人们看不到货币与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关联，不明白现代文化中货币的各种符号意义，更不理解手中的货币在自己精神世界中的位置：“现代经济学使金钱失去了血色。”[6]似乎这些问题永远只是一个在完美的货币经济学帝国之外的点缀。显而易见，货币经济学在深化了人们对现代货币、金融、银行的内在运行机制的认识的同时，也用各种艰深的术语和繁杂的数学方程式遮蔽了货币与广阔的社会世界的微妙关系。正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马赫对经济学方法所批评的那样：“某些事物，当其无法赚取以货币计算的适当利润时，就是不经济。经济学方法并没有，也不能够，提供任何其他的涵义。……社会本身，社会中的个人或团体，决定从事一项活动或持有资金时，也许是为了非经济的理由——社会的、美学的、道德的或政治的——但这都不足以改变其不经济的特性。用另一种字眼来说，经济学的判断是一项极其片面的判断；在进行决定前，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层面要考虑以及综合起来做判断，经济学只提供一个层面——这项业务是否给那些执行者带来利润。”[7]经济学方法远远没有穷尽货币与社会世界之间丰富的深层含义。
在现代学科与知识日益分化的情况下，经济学帝国主义及其对货币问题的垄断霸权导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在货币问题研究中的失语。一方面，学者们错误地相信货币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从而放弃研究货币的责任。例如，美国现代著名社会学家科林斯（R.Collins）就认为货币是现代社会学最受忽视的主题，也是整个社会科学最受忽视的主题：“社会学家忽视它，好像它的社会学味还不足；马克思主义者忽视它，好像它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题材；政治学家忽视它，好像它与政治无关；人类学家有时除了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原始贝币之类的东西外从不谈现在的硬通货。”[8]另一方面，人们或是完全无批判地接受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界定。例如，帕森斯将货币界定为适应于产品和劳务分配的经济功能的“符号性的普遍化的交流媒介”[9]。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所言：“对于货币的研究，高居于经济学的所有领域之上，其中的复杂性是用来掩盖真相，或者逃避真相，而不是揭示真相的。”[10]这个真相就是货币绝不仅仅是个经济学问题，还是一个属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问题。
二 货币的多学科研究及其理论空间
1.国外的货币研究现状与理论空间
西方发达的货币经济和金融体系使得西方思想家对货币问题一直给予关注。特别是在二战后，对货币问题的研究远远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范围，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传播学、社会生物学、地理学、宗教学、语言学等诸学科纷纷开展货币研究，从而形成了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货币理论。
（1）货币的社会学研究
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货币研究一直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垄断。货币基本在社会学家的视野之外。1978年西美尔的巨著《货币哲学》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开始引起社会学家们的注意。[11]1985年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经济行动的社会嵌入问题，为货币的社会学分析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和方法。此后货币的社会学研究开始复兴。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关于货币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沿着两个向度来展开。第一个向度是结构层面，关注货币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中的作用。第二个向度是文化层面，关注文化对货币的形塑意义。
贝克（W.Baker）认为应该从结构的视角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将其看作是一个具有众多能动者参与的社会结构。现代货币及其使用由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所决定。通过分析各个能动者参与货币金融市场的情况，贝克指出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现代货币金融市场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从而说明了为什么中央银行不能完全控制现代货币。[12]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主要研究货币在现代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结构中的作用。货币诞生以来的三种形式，即商品货币、信用货币与不兑现纸币，反映了不同的社会信任结构。商品货币，人们信任的是具有价值的货币本身；信用货币与纸币，人们信任的是第三方的保证：法律、中央银行与国家。这也成为现代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制度保障。甘斯曼（H.Ganssmann）批评帕森斯、卢曼、哈贝马斯等人的货币分析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即将货币视为与社会经济子系统相联系的一种“符号性的一般化的交往媒介”。他坚持马克思将货币视为物化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观点，认为货币并非像帕森斯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中性的无害的社会工具，而是被用来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经济统治关系的一种社会压迫武器。[13]
齐莉泽（V.A.Zelizer）反对货币的社会结构决定论，提出货币的文化解释。她认为货币的形态多种多样，每一种货币都受到特定的一套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因而各有质的差别。齐莉泽提出用“各种特殊货币”（special monies）的概念来标识这些不同的货币。齐莉泽还具体分析了19世纪70年代与20世纪30年代之间美国家庭中妇女与货币的不断变化意义，以此论证社会文化对货币的影响。[14]多德（N.Dodd）总结了近年来货币社会学研究成果，提出了四个观察视角：一是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货币的经济功能；二是民族国家的视角，研究货币主权、货币体系运行的制度保障；三是文化视角，研究成熟货币经济的文化后果；四是社会系统的视角，根据帕森斯、卢曼等人的思想研究货币在社会体系中的作用。他还着重指出现代社会中货币运行的技术性、结构性的机制和制度是社会学家研究的重点对象。[15]
（2）货币的人类学研究
货币是西方人类学分析的一个重要范畴，特别是在经济人类学领域。经济人类学认为对货币含义的分析是比较、分析各种社会的一个重要工具。作为沟通社会与经济的一种制度性手段，货币的运动和性质是由每一种社会的基本性质和文化模式所决定的。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波兰尼（K.Polanyi）认为，在原始社会中，经济活动是被嵌入社会的组织和机理之中的。经济交易只能是一种与人的地位及其所有可移动的价值物地位关联的社会行为。所以原始经济交易中的货币只能是一种被限定了目的的“有限目的货币”（limited pourpose money）。它与现代社会中承担着五种基本职能的“全目的货币”（all purpose money）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全目的货币不过是高度发达的现代信用制度和高度组织化的市场体制的产物。[16]
梅利兹（J.Melitz）对于波兰尼学派对原始货币与现代货币的二分法提出质疑。他认为现代货币并非是全目的货币，而是有限目的的。首先，现代任何一种货币都不可能同时履行五种货币功能。硬币、纸币、支票、存款各自有不同的经济功能。其次，现代货币同样受制于社会文化环境。例如，硬币主要适用于小额数量的支付，对于大额经济交易，它显得过于笨重和费时。更进一步说，现代社会中，我们的货币并非无所不能。有些事物例如政治地位、儿童、专业职务是不能通过货币购买的。[17]
（3）货币的精神分析学研究
对货币的精神分析断言，一切被占有之物、财产和财产的普遍凝结物——金钱，从本质上说都具有人的排泄物特征，成年人的性格与此有密切关系。这一理论始于弗洛伊德。在1908年出版的《性格与肛门性欲》中，他认为人在婴儿期要经历一个肛门阶段，生命能量多集中在肛门区域。婴儿的肛门性欲阶段采取的基本形式是在肛门产物上附加象征意义：肛门产物对于孩子来说获得了作为其创造物的意义——他可以用它在游戏中得到自恋快感，或者从别人那里得到爱（以粪便为礼物），或者向他人表明独立（以粪便为财产），或者对他人实行攻击（以粪便为武器）。这样，社会行为中某些最重要的范畴（游戏、礼物、财产和武器）就从婴儿期的肛门阶段产生了。当婴儿期终结后，非身体性的文化事物承接了本来附着于肛门产物的象征意义。财产的范畴由排泄物转移到金钱上。由此弗洛伊德解释了一些古老的传说和语言运用，例如魔鬼送给他情人的黄金，在他离开后就变成粪便，以及“钻钱眼”之类的说法。
此后，费伦齐（S.Ferenzci）和阿伯拉罕（K.Abraham）继承了弗氏的理论分别发表了《货币偏好的个体发生》和《不安状态中的货币浪费》。前者指出尽管人们对货币的偏好因个人的生活条件或经历的不同而有差异，但这种对货币的偏好都与肛门性欲有关，在这一点上个人之间几近相同。后者认为货币的使用并不产生于货币的经济功能，而是趋向于货币的影像。罗海姆（G.Roheim）在《财产的基本形态及其起源》一文中，列举了一些用以证明货币与排泄物关系的实例。例如阿兹台克人把黄金视为“神的粪便”等。奥尼尔等人则把成年人的一些对待金钱的性格态度与婴儿期的排便控制联系起来。一个吝啬鬼储存金钱的态度就像一个孩子面对父母的要求而拒绝大便。而一个挥霍者却追忆顺从父母的权威与大便所带来的赞许和关爱。货币的精神分析将童年、金钱与接受关怀联系起来。这样，当一个人感到不安全或需要关怀的时候，就越发想要花钱。鲍内曼（E.Borneman）则对上述研究做了总结性的整理，编著了《货币的精神分析学》一书，为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证材料。[18]
（4）货币的心理学研究
心理学认为，货币并不仅仅是一种交换工具。它隐藏着人们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反映着人们的人格特点和价值期待，并由此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因此，西方货币心理学主要研究货币对于不同的人具有何种意义，它是如何影响着人们的工作态度，它能引起何种动机，它在人们的行为中是如何发挥效用的。
从理论研究看，首先，货币心理学研究货币与人格结构的关系。多伊奇（K.Doyle）总结了古代元素论和医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当代社会心理学以及当代人格研究中对人格类型的四分法，并认为人格类型的四分法是理解人类个性的基础。各种人格具有不同的金钱动机和行为：驱使型人格靠显示成就取得自信，将金钱当作一种护身符，把钱花在能证明自己比他人成功的事情上；谦和型人格将金钱作为驱除恐惧的法宝，节约金钱以控制他人；分析型人格常常有讨价还价及囤积行为；表现型人格花钱买尊敬，常有表现其特权感和拥有感的行为。[19]其次，货币心理学研究货币在个体成长的不同阶段中的不同意义。例如，零花钱的使用方式对于儿童的社会化的影响；青年阶段金钱对于个体获得独立自主地位的重要意义；成年和老年阶段，在通过捐赠、慈善去回报社会中体现个人价值。再次，货币心理学研究货币在社会组织中的作用。例如在家庭关系中金钱和物品的交换与市场经济中交换的差异；夫妻双方对货币收入的不同控制；货币报酬在工作动机中的刺激效应。[20]
从应用研究看，西方的货币心理学将上述理论研究应用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首先，金钱心理与生活、工作满意度的关系研究。美国心理学家唐（T.Tang）及其合作者发展了一系列标准化的“金钱伦理问卷”，运用该问卷，他们主要进行了金钱伦理观与生活、工作满意度及工作积极性关系的调查研究，特别是金钱伦理观与辞职、“跳槽”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其次，金钱心理与精神健康的关系研究。心理学家认为金钱带给人们更多的是忧虑、不安等负性情绪。如果一个人长期、持续地受这些负性情绪左右，那么他/她就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美国心理学家鲁本斯坦（C.Rubenstein）通过对《今日心理学》杂志进行调查发现，两万个美国读者在选择一系列形容词形容金钱时，焦虑、失望、愤怒和无助等感情位居榜首，其后才是幸福和兴奋，还有嫉妒、怨恨、恐惧、内疚、痛苦、怀疑和悲伤等感情，并且女人的负面感情超过男人。澳大利亚心理学家维莱丽·威尔森调查指出，没有任何发现可以证明钱能买到幸福，相反，担忧和不快总是占据上风。另有研究发现，在被试列出的金钱的七大意义中，排名最高的是“可耻的失败”。[21]
（5）货币的地理学研究
货币地理学主要研究货币关系的空间组织。其理论基础是有关空间的社会生产理论：空间的表达方式是被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货币空间同样也是由社会、市场、国家和国际力量所塑造的。货币空间的变化反映出社会各种权力关系、利益关系的变化。
科恩的《货币地理学》理论出发点是对自然空间和功能空间的区分：前者围绕地点或位置，后者则围绕交易或关系的网络。货币的自然空间是由政治地理中的领土范围界定的。其典型代表是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民族国家成为世界政治的最基本单元，货币空间被视为发行国独立主权的范围。科恩将这种货币空间称为货币地理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货币的功能空间是由各种社会空间，由每一种货币的有效使用和威信界定的，而不是由政治疆界界定的。科恩认为我们目前正处于由货币的自然空间向功能空间的转型过程中。这是因为市场驱动的货币竞争正在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结构。金融的全球化伴随着日益增加的跨境货币使用和竞争冲击着货币空间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货币空间不再仅仅由政治主权所塑造，市场竞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和其他社会成员在货币交易网络创建的社会空间中互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正戏剧性地被日益增多的不同国家的货币在空间上的相互渗透而重新改变形态。[22]
柯布里奇（S.Corbridge）和斯瑞夫特（N.Thrift）在《货币、权力与空间：导论与综述》中指出，当前的货币空间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关于国家货币与国际货币的转换和规制。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化背后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主权、霸权、依附和国际秩序等。不同的理论流派，包括马克思主义、新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对此都有不同的解释。其次是关于国际金融市场与某一国家、地区之中的金融、资本的相互作用关系。特别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及其内在风险。最后是研究货币共同体的技术、文化以及美学维度。货币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一个交织着不对称权力关系的社会、文化现象。[23]
（6）货币的社会传播学研究
将货币视为一种传播媒介，如同广告、影视、书籍等现代媒介一样，对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是货币传播学研究的一条基本线索。现代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深入研究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货币在现代社会中的性质、作用与功能。
作为一种交换媒介是货币诞生以来最基本的功能之一。但是将货币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来研究，是麦克卢汉的贡献。首先，麦克卢汉确认了货币是一种媒介。在他看来，媒介不仅仅是一般人心目中的四大媒体——报纸、电影、广播和电视，而且包括一切人工制造物、一切技术和文化产品，甚至包括人的大脑和意识的延伸。货币作为人的创造物，显然是一种媒介。因此，“既然一切媒介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者是人体向各种物质材料的转换，所以任何媒介的研究都有助于所有其他媒介的研究。货币也不例外”[24]。接着麦克卢汉将他的媒介理论的几条重要原理都运用于货币研究中。媒介即信息。这是麦克卢汉最著名的论断之一。货币这种媒介所承载的信息内容就是物价。货币形态的变化对物价信息的传递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在无文字社会中，商品货币的种类多样性和不可通约性使得复杂的价格体系无法建立起来，市场也不能有效运作。只有到了印刷术普及的纸币时代，现代价格体系和市场制度的建立才有可能。媒介是人的延伸。作为媒介的货币也是人的一种延伸。货币使人们获取最近原料和商品的能力延伸到足以把握远方的原料和商品，“使得贸易延伸到整个社会的有机复合体中去”。因此，货币是一种使人的劳动和技能放大和延伸的社会资产。
（7）货币的社会生物学研究
现代人为什么会对货币如此痴迷和狂热？现代人的这种社会行为是否存在一种生物学基础？这是社会生物学试图解释现代人的货币动机和行为时所提出的两个问题。
社会生物学家利（S.Lea）和威伯利（P.Webley）认为，所谓的货币动机，指的是在人类行为中起着与人类的性本能和食物本能一样作用的欲求。具体说来，第一，货币作为一种行为动机而起作用，即如果人们感知到或理解到某个行动会帮助他们获得货币，他们就可能愿意从事这项行动，虽然他们并不必然这样做，因为可能有客观条件限制。第二，货币作为一种行为的强化剂而起作用，即如果过去的某个行动导致人们获得货币，那么人们可能会重复这一行动，虽然这也并不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还不能合理地说存在“货币本能（Money Instinct）”，因为人们的货币欲求还不具有与性本能和食物本能类似的两种基本属性，即调适性（Adaptiveness）和达尔文式的连续性（Darwinian Continuity）。
对于货币动机成因解释的流行理论来自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互相交换稀有资源，这种交换增加了双方的福利，而货币是最便利的交换媒介和工具。根据这种观点，货币本身不是一种动机，而货币成为动机仅仅是因为它能够交换到商品和服务。利和威伯利将这种理论称为货币动机的工具理论（Tool Theory）。他们认为这种解释过于简单化，未能充分理解货币动机的复杂性。因此，他们提出一种货币动机的成瘾性理论（Drug Theory）。某种化学物质，例如酒精、尼古丁、咖啡因、可卡因、吗啡可以成为人们的强大动机。但是这种动机力量并不取决于它们能生产或交换到商品和服务。相反这些化学物质通过作用于身体的某个部位，通常是大脑，能够产生某种直接的、独特的生理心理状态。因而，人们的神经系统很容易对这些化学物质产生依赖。这些化学物质就成为“成瘾品”。成瘾品有两种：上述的尼古丁、可卡因等化学物质是“感知性成瘾品”，它们本身就具有生物学效应。第二种是“认知性成瘾品”，例如色情产品，它们本身没有生物学效应。它的效果取决于社会文化环境，取决于我们的知识和理解能力。货币正是这种认知性的成瘾品。货币之所以具有动机性的力量，就是因为它在现代消费文化中，能够产生与感知性成瘾品相同的神经性的、行为性的或心理性的效果，能够实现和模仿源于互惠性利他主义的交易本能（Instinct to trade）和游戏本能（Instinct to play）。例如在花钱的过程中，人们往往能体验到某种兴奋和愉悦：心理释放的快感、自我认同的愉悦、社会身份的标识等。[25]
（8）货币的宗教学研究
德斯蒙德（W.Desmonde）在《巫术、神话与货币》一书中集中探讨了货币的宗教起源问题。他认为，古希腊和罗马的货币并非起源于一种便利物品交换的贸易媒介，而是起源于一种宗教象征符号，即它最初是一种宗教仪式中的献祭供品。在原始共同体中，宗教仪式中的献祭供品体现着共同体的善（Good）。通过分享献祭供品，人们不但获得了生理上的愉悦，而且在精神和心理上获得了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从中获得力量和意义。因此，对原始人来说，祭品的分享是一种神圣的宗教仪式和体验。在古希腊和罗马，公牛成为祭品，它体现着共同体的力量和神圣价值，从而成为广泛接受的衡量价值的单位。这样，公牛逐渐成为最初的货币单位，用以偿付奴隶、酒等物品的买卖。因此古代货币往往是一种宗教象征符号，体现着对共同体的忠诚，具有神圣意蕴。[26]
洛恩贝格探讨了教会与货币、财产等物质生存条件的关系中所蕴含的神学问题。这一问题非常重要：“从教会如何参与它所处世界之普遍的货币流通和财富——或者贫穷，典型地反映出它解决其建制性问题的方式，从中尤其反映出它与其所处社会的关系。”[27]每一个教会，不论是大众教会，还是独立小教派的理财态度，最能表现出它分享其世界物质生活条件的程度。
（9）货币的符号学研究
语言学与符号学认为，语言符号是一种人工制品（an artefact）。作为一种实物，符号具有物质的实在，通过感官可以感知世界。同时符号又是可以象征表现自身以外的他物：在文化上，语言符号可以在多种情景中被用以表达和传递文化过程与社会意义。货币同样如此。货币不仅仅是一种物，而且是承载和表征着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多种意义的物。因此，语言学和符号学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货币的本质及其意义。
索绪尔对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是语言学和符号学对货币分析的基础之一。所指是指符号的使用者通过符号所指向的“某物”；能指是一种纯粹的相关物，是相对于所指而出现和存在的。能指是表达所指所必需的形式，所指是能指背后要反映的内容。作为语音形象的能指与作为概念内容的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就货币符号而言，货币的能指就是历史上作为货币材料的各种物：金银、纸币、支票等；货币的所指就是货币所交换到的商品。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每个能指与自己的所指关系，就如同每个钱币与人们在交换中可以获得的物品的关系。[28]
另一派学者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为基础分析货币的意义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拒斥那种认为语词、意义与经验世界之间存在内在一致关系的语言理论。语言并非仅仅是事物的命名，语言的意义不能化约为它所指称的事物。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的运用和理解并不存在固定的规则和精确的关系。卡拉瑟斯等人指出，如同语言的意义，货币的意义同样不能化约为它所表征的事物。货币的意义并不取决于所有货币的某种共同属性。相反，它的意义依赖于人们在具体社会场景中的运用。货币的意义就像语言的意义一样，是多样的、实践的、具体化的。[29]语言的意义虽然是含糊的，但不是任意的。不同的语言参与者所构成的语言游戏活动就为意义的确定提供了参照框架和必要的规则。克伦普（T.Crump）认为，货币交易也是一种游戏。参与者在服从不同的游戏规则（市场的、家庭婚姻中的）的前提下，互相竞争，以尽可能将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不同社会存在不同的货币游戏体系：开放的与封闭的、稳定的与动荡的、持久的与暂时的、等级的与平等的、简单的与复杂的、经济的与非经济的。[30]
（10）货币的复杂性科学研究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世界。细菌、大脑、社会系统、语言都是一种复杂系统。同样，我们所依赖的现代货币（经济）系统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是复杂性科学的货币研究的基本观点。
西利亚斯在《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复杂系统所具备的十大特征，即复杂系统由大量要素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关系是非常丰富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相互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相互作用之间形成回路和反馈；复杂系统通常是开放系统；复杂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运行；复杂系统具有历史；要素对整体系统运作是无知的。他认为在一定国家范围内的货币（经济）系统同样具有这十大特征：
第一，一个国家中的货币系统往往包含着大量的要素：百万计的持币者、商店、银行、保险公司等。
第二，这些要素通过贷出、借进、投资和购物而交换货币，货币关系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第三，一个经济行为者与大量的其他要素发生作用：商店、银行和其他行为者。
第四，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金钱可以获得复利，小额投资可能产生大额回报。
第五，经济行为者主要是与其近邻发生作用：地方的商店或服务提供者。
第六，一个行为者的活动可以最终反馈自身：好的投资可能会有好的回报（正反馈），过度的花费可能导致货币供给的短缺（负反馈）。
第七，货币系统是开放的，要划出其边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它不断受到政治系统、农业、科学和技术、国际关系、社会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
第八，货币受到供需动力学驱动发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所以永远不可能处于稳定的平衡态。
第九，货币系统受其历史的影响极大，今天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昨天的价格。
第十，一个经济行为者只是在存在可利用信息时才能发挥作用，他并不知道所有其他行为者在干什么。[31]
西方学术界对货币的多学科、多角度研究拓展了我们的理论视野，丰富了我们对于货币与现代社会世界关系的理解。但是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缺乏对货币本质的深入探讨。各个学科对于“什么是货币”这个问题，或是直接套用经济学的货币界定，货币就是货币的功能。例如社会学领域中帕森斯等人的货币分析。或是避而不谈货币的本质问题，只是研究货币的意义。例如心理学、语言学领域中的货币研究。或是干脆直接否定存在“货币一般”的概念，只有各种特殊货币。例如人类学。其次，就各个学科本身而言，都存在各自不同的问题。例如，人类学的原始货币与现代货币的二分法过于僵化。精神分析的货币理论过于思辨和想象化，缺乏实证分析。货币地理学一定程度上夸大货币国际化的影响。符号学的货币研究缺乏历史感，缺乏超越货币符号的表面现象去把握实质的能力，无法说明货币符号发生与存在的深层原因。第三，各个学科之间缺乏沟通与联系。如前所述，货币与现代社会世界的关系是全面的、整体的，涉及到社会结构、文化发展、人的精神世界等各个方面。因此，货币研究必然要求多学科、跨学科的合作与整合。任何单一学科的研究难免失之偏颇。第四，在研究内容上，或是强调货币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忽视货币的社会基础，例如货币的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符号学研究；或是专注货币的功能运作，忽视货币的社会文化后果。例如货币的地理学等。实际上，一个完整的货币理论必须显示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和意义系统是如何形塑货币的，同时也要阐释现代货币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2.国内的货币研究现状与理论空间
就货币与现代社会世界的关系问题而言，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人类学和文学领域。受马克思在《资本论》对货币拜物教的分析与批判的传统以及西美尔的著作《货币哲学》出版的影响，国内出现了以“货币哲学”为主题的研究思路。而人类学对货币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还是处于波兰尼的经济人类学的货币研究语境中。从货币观念的视角审视货币引起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是新近文化史和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1）哲学领域中的货币
长期以来，在货币经济学之外，对货币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马克思的货币拜物教思想，主要研究的是货币异化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的关系问题。研究者指出，青年马克思将货币视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物化形式，货币体现着人的异化了的类本质。这是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货币批判。这与马克思后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视角出发，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理解货币拜物教的本质有着视角的转化和方法论的差异。
2002年，西美尔《货币哲学》的出版为国内有关货币的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2003年《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及《学术月刊》专辟“货币哲学”栏目，围绕货币哲学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随后，在上海召开了有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参加的货币哲学高级研讨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汇集有关学术论文出版了《中国经济哲学评论》。国内目前的货币哲学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的：第一，重新挖掘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不仅仅是对货币异化、货币拜物教的简单批判。马克思对货币的哲学解读是多层次、多向度的：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揭示货币存在的社会本质；从社会交往角度揭示货币与交往的社会互动关系；从人的价值、自由发展揭示货币的人学、伦理学意义。例如张雄的《货币幻象：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解读》、孙承叔的《货币意义的哲学沉思》。第二，探讨西美尔的《货币哲学》的理论意义。西美尔的货币哲学研究主要基于相对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视角分析现代社会中货币的文化和精神意义。与马克思相比，西美尔对货币与现代精神世界和生活体验关系的分析，是对马克思的货币与经济结构分析的深刻回应，体现了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当代效应。例如赵修义的《货币哲学如何可能？——读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张盾的《论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当代效应——以西美尔〈货币哲学〉为案例》。第三，分析货币力量的深层本体论及其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资本化货币是消解以等级制、身份制为特征的传统社会的重要力量。货币化的力量内在生成了在形式上人人平等的、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化的现代社会。例如邓伟志的《货币与社会》、鲁品越的《货币化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第四，现代性的货币批判。货币使得现代性具象化为货币化的生存世界：货币在带给人们某种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感觉的同时，也以其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符号化、通约化、客观化和量化导致生命感觉的萎缩和终极意义的失落。例如杨楹的《货币：对生活世界的改造和颠覆》、陶国富的《货币：世界物欲化和价值通约化的心理解读》。总而言之，货币哲学的重要意义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货币哲学逐渐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门显学。
（2）人类学领域中的货币
国内人类学对货币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秉承波兰尼的经济人类学思想。陈庆德在《经济人类学》中认为，为了理解包括货币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体系，必须有一个比较的和历史的视野，即经济人类学的视野。货币并非从来就有，而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只有将货币现象与不包括货币在内的社会关系体系加以比较研究，才能把握货币的本质特性。他以波兰尼对“有限目的货币”与“全目的货币”的区分为理论基点，强调货币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用法和不同的功能。货币的原初形式，是先于其任何经济功能而存在于社会中的一种对象物。这种对象物是为人们所珍重和崇拜的、拥有精神威力的东西，具有共同体的象征意义。现代社会，货币的经济功能得到凸显，但是货币的象征符号意义仍然保持，例如现代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所具有的主权象征意义。陈创生在《货币符号的象征意义》中将货币作为一种符号象征形式的存在。货币反映的是特定地域和社会群体在文化模式传承中的现实关系。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是信用关系的表达，是彰显人性的基本符号。[32]
（3）文学领域中的货币
文学的视角往往以直观的、感性的方式生动地表现了货币在人们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复杂作用。张晓艳在硕士论文《金钱在西方文学中的多元体现》中认为西方文学对金钱很早就给予了关注。从古希腊的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到17世纪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及19世纪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葛朗台》《高老头》等以及左拉的《金钱》，再到20世纪毛姆的《整整一打》，这些作品真实再现了不同时期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作者认为这种影响是多元的。一方面是人们对金钱造成的社会的堕落和人性的扭曲的鞭笞和控诉。另一方面，一些作家和作品也肯定了金钱所带来的积极因素。它也曾给人类带来满足和幸福，是推动个人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西方文学中金钱的多元体现反映出金钱在西方社会中的复杂作用。
许建平、马世昌在《〈金瓶梅〉价值的货币文化解读》中指出，《金瓶梅》中人物的货币观念、消费观念、价值观都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农耕文化体系。《金瓶梅》因而成为一种具有近代货币文化本质内涵的商业文学。[33]实际上，以《金瓶梅》《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后期市井小说通过对市井商民形象的描写表明，伴随货币观念转变的是消费观念（奢侈、快乐的消费观）、价值观（金钱至上、重利疏德的价值观）、审美观（以自由、快乐为美的生活情趣）等一系列观念的变化，并最终导致文学表现趋向于生活化、平俗化、个体性、真切性和娱乐诗性化。它反映出由以稳定性和道德至上为精神特征的农耕文化，演变为以寻新求变和金钱至上为特征的商业文化。[34]赵小琪深入分析了当代文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生代文学中对金钱欲的表达。他认为，在何顿、邱华栋、朱文等新生代作家的小说中，金钱欲作为人类最强烈的基本欲望之一，在以赢利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不断为市场经济所刺激和调动，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驱动作用。发财致富，成为这些新生代作家小说中人物的共同心理和追求。因此，这些新生代作家从利欲的方位上切入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和价值观念变化的最佳视角。[35]
目前国内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路和资源，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就学科视野来看，国内对货币与现代社会世界关系的研究还仅仅局限于个别学科的视野中，特别是人文学科。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还没有对此问题作出更加积极的反应。这就大大限制了人们对货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机制的认识。其次，就研究方法看，在目前的研究中，抽象的、思辨的人文气息过重，缺乏实证的、分析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宏观层面的、大跨度的论述很多，微观层面的、小切口的剖析很少。例如货币对于整个现代社会的影响和意义阐述得很多，但是具体到社会的各个不同层面和社会场景，货币的作用仍未彰显。例如货币在现代人情交往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等。再次，从理论深度看，目前的研究绝大多数还只是停留在提出问题的阶段，尚未进展到细致地分析问题阶段。例如学者们都指出货币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货币与现代社会相互形塑的内在动力机制研究付之阙如。最后，在形式上以单篇论文为主，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阐述和研究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