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方法论：货币的社会理论研究
如前所述，当前，国内外对货币与社会世界关系的多学科研究已经展开，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要想完整深入地阐释货币与现代社会世界的相互形塑关系，我们需要扩展学科视角、整合学科资源、转换学科思路，以便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思路。本书正是从此出发，以期建构一种货币的社会理论研究路径。
一 现代社会理论的兴起及其理论优势
按照塞德曼的说法，所谓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是与当前那些紧迫的社会争论密切相关的社会叙事，是一种自由地表达关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及其转变的言说形式：“社会理论通常采取了广义的社会叙事形式，它们讲述了关于起源和发展的故事以及关于危机、衰败和进步的故事。社会理论通常是和当代社会冲突和政治争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叙事的目的不仅是澄清一种实践或是社会构造，而且还要塑造它的结果，……社会理论讲述的是有现实意义的道德故事，它们体现了塑造历史的意愿。”[36]
1.社会理论的性质、背景与现代复兴
实际上，从学科性质的角度看，社会理论介于哲学，具体地说，介于社会哲学、历史哲学与实证的具体社会科学之间，“社会理论广义上关系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实质内容上则涵盖和跨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而不专属某一学科领域”[37]。换句话说，社会理论是以社会历史哲学为前提和方法、以实证社会科学为基础和内容，具有实践—道德的价值指向的一套观念集合和知识形态。一方面，社会理论离不开对社会历史现象及其具体社会科学的前提预设的哲学探讨。社会理论是以具体社会科学为基本内容的。而一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预设一些基本概念、前提条件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例如社会学中的个体与社会性质的假设，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等。这些基本的理论假设规定了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的基本特征和逻辑起点。但是这些基本理论前提和假设无法直接被经验所检验，不可能在具体社会科学本身中得到讨论，必须将其上升到哲学思辨的层面。除此之外，哲学能超越日常社会经验和直接的客观知识的问题和概念，并借助哲学的思辨和概括，对零碎的经验命题进行系统的关联，揭示其内在意义与价值，从而勾画出一幅相对完整的社会世界图景。社会理论的研究者，“多是有意识地利用哲学思维来反思经验研究的局限，弥补经验陈述力所不逮之处”[38]。另一方面，社会理论作为对社会研究的一般理论，也离不开具体历史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经验知识，离不开对社会生活新鲜而具体的研究。其他社会科学从不同角度为社会理论的思维抽象和理论概括提供了鲜活的经验素材。可以说，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哲学构成了社会理论的内涵。实证性、经验性的社会科学构成了社会理论的外延。因此，社会理论结合了经验研究与哲学思辨的优势：“事实上，我们在凡是被称为社会理论的著作中所看到的，哲学内容与社会科学内容往往是紧密交织的，其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39]
具体说来，社会理论具有以下特质：首先，社会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世界中的重大社会论题。它是对这些论题系统的总体反思，“社会理论涵括了有关现代社会中社会范畴的性质的总体上的关注”[40]。社会理论是对现代社会世界的整体和系统性观照。其次，社会理论将这些论题放入特定的历史场景和社会结构中，追述其起源和发展脉络，从而使之具有历史的维度。吉登斯就认为社会理论作为一门批判性的科学，离不开历史学的视野，通过意识到我们已经失掉的东西，才能把握住现代社会以及人们在其中的生活所具有的独特性，通过历史的想象，我们可以从观念上重构失去的世界，从而对现代社会保留一种批判的眼光。[41]再次，社会理论不仅以更好地理解那些社会争论为取向，而且还以影响社会后果、变革社会现实为目的，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其说社会理论是指导生产可积累事实和控制未来实践的工具，不如说它们是反身性行动者变得知道他们的环境和怎样才能改变它们的手段。一旦行动者开始说明和批判他们的社会世界，他们就同发生在这个世界中的历史过程有了一种不同的实践关系。”[42]复次，社会理论不是为那些狭隘的学理兴趣所推动，而是为那些道义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怀所推动。社会理论大师们的一个终极价值指向就是现代社会中的人的自由与解放。因此，它具有鲜明的价值论立场，反对那种片面强调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所谓科学性。总而言之，社会理论的一般标准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社会及其人类行为为研究对象；二是对社会的研究方法既是哲学的，又是科学的；三是其理论目标往往是功能性的和批判性的。”[43]它是吉登斯所谓的充满“历史感受力”“人类学感受力”“批判感受力”的一种知识形态。[44]
从思想史上看，社会理论起源于现代早期，是对形塑现代性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兴起所作出的一种反应。社会理论包括两个传统：一个传统分析那些大的、宏观的社会结构和关系；另一个传统则聚焦于日常生活的微观要素。黑格尔、马克思、滕尼斯、西美尔、涂尔干、韦伯、吉登斯、哈贝马斯是前一种传统的主要代表。他们主要从宏观上把握经济、国家、制度、资本、阶级、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分析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制度构成和发展轨迹。后一种传统则以福柯、利奥塔、鲍德里亚、德里达、罗蒂、鲍曼等为代表。这种社会理论带有很强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偏重于文化批判、精神分析和话语解构。它是通过文化批判从微观层次上去解构现代社会，以便把人从社会制度、结构、系统、体系、组织的压制中解放出来。
目前，社会理论正在世界学术圈中成为一种重要的知识形态和言说形式。它之所以兴起，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社会理论是对学院化、制度化、操作化的美国式社会科学体制的反叛。这种学术体制所具有的科学主义、基础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和偏狭性，使社会科学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敏锐反应和深度思考。[45]社会理论正是要打破这种学院化体制的束缚。它旨在和广阔的社会运动保持密切的联系，改变社会科学的经验分析绝缘于社会价值、利益和政治的做法，从而进入更加复杂的和多元的历史场景和社会论争中，“它的基本特征是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且它的问题是与紧迫的公众论题和持续的人类困境直接关联的”[46]。
其次，社会理论的兴起也是对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的纠偏。社会科学研究大多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崇尚自然科学的精密性。许多社会科学研究以数学和统计学为取向，侧重于社会调查、统计数据、数学建模、个案访谈等技术—方法操作。这一倾向在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精确程度的同时，也因其零散、琐碎被指责为“社会工具学”，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狭中。社会理论在坚持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历史分析、哲学思辨和价值立场，将具体论题放入整体社会历史发展图景中，从而使零碎的经验描述获得了一种理论整全性。
最后，社会理论的兴起也是对现代社会转型的回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处于巨变中。其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变得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当代世界的许多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那些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具体社会科学中的一系列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对于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全球化现象解释乏力。因此，用阿尔布劳的话说，我们需要建立的就是“适合整个世界的社会学”（a sociology for one world）。[47]社会理论以社会世界来概括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多学科、跨学科、开放性、多元性的视角观察社会现象，为全球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较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2.货币的社会理论研究优势
社会理论的本质、缘起、历史传统和现状都表明了其对具体社会世界的实际参与。它使我们能够认识到基本的社会关系、组织、实践、话语及制度；社会的整体性及相互依赖性；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统治模式。在此基础上，社会理论还通过分析统治与剥削的基本关系、不平等以及压迫等现象是如何被熔铸到社会关系和日常实践中的，从而寻求改造现存社会的可能途径，以便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世界。社会理论作为一种具有“实践智慧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形态，“更深刻地介入它所立足的社会或生活世界，在历史性的境遇中把握大众或人们实际的生活过程，理解人们的期望和理想，在客观性地理解现实或生活境遇的基础上，批判和超越现实”[48]。因此，社会理论的本质及其理论优势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货币与现代社会世界的关系问题。具体说来，货币的社会理论研究具有以下理论优势。
首先，从研究对象看，与从其他角度研究货币相比较，从社会理论层面研究货币具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域。货币的哲学本质、社会属性、历史生成、形态嬗变、文化关联、人性特征是货币的社会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当前人们对货币的研究多局限在表层特征，即较多关注货币的经济功能、现实状态和社会作用，而很少关注货币的内在深层本质、货币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关系，很少从社会实践及其历史发展出发深入探讨现代货币的社会历史生成、货币与社会文化的内在相互作用机制。
其次，从理论范式看，货币研究要突破经济学范式，必须更新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采用新的研究范式。实践证明，传统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都不能全面合理阐明货币与现代社会世界的关系。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过程是货币与社会世界发生关系的实践基础和现实根据。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但是要说明货币与社会世界的具体的历史生成和发展关系，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粹的理论思辨框架内，而必须深入社会历史和现实中人们的生产和社会文化活动的深处，探究货币与现代社会世界中的社会结构、精神文化、人的意识结构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
再次，从分析层次看，货币的社会理论研究涵盖了货币与现代社会世界关系的三个抽象层次：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具体事态。[49]最高的抽象层次是社会生产方式。这里货币被当作社会生产关系的纯粹形式而加以分析。社会生产方式本身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这一发展逻辑意味着社会生产方式本身具有一种依次经历不同阶段的内在趋势。而在每一个阶段，货币都体现为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形态来自对作为不同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形式的特定组合的社会所进行的分析。货币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具有的社会功能、所发挥的社会影响是不同的。具体事态分析指的是针对具体制度的细节和具体社会历史因素而对社会进行的研究。在现代社会世界中，货币与具体的社会制度、机制、结构、文化现象与个体行为的关系需要经验的、实证的研究。
最后，从问题视角看，货币与现代社会世界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现代货币经济—社会结构—文化生活—现代人的存在方式”的问题。因此，全面理解货币、社会、历史、文化、人之间的关系是完整把握货币与社会世界关系的基本理论维度。从此出发，可以洞见传统的货币研究视角的根本局限：仅仅从货币与社会世界单维度的线性关系出发来把握货币问题，或是强调社会对货币的决定作用，或是强调货币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仅仅把货币当作解释现代社会世界的一个工具。这样，货币与社会世界的关系问题被简单化了。而货币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承载着社会、文化和人的属性。只有从现代货币经济—社会结构—文化生活—现代人的存在方式的多维多向互动关系出发，才能深入完整把握货币与社会世界的关系。
二 货币的社会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基点
本书认为，现代社会，当货币远远超出经济范围而成为社会问题的时候，货币的经济范畴就逐渐涵盖社会的性质。货币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就货币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质而言，它比生产资本更直接地同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生活方式以及生存命运联系在一起。货币因而具有了一种“社会生活”[50]。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在探讨货币的性质时，不能只是从它与生产的关系角度出发，更应从它与社会整体结构的关系，与现代文化发展基本状态的关系，与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深层变革的关系的角度加以研究。因此，全面地从社会整体结构和人的社会文化活动的角度去探讨货币问题，这是本书的立论根据所在。
这一理论主旨决定了本书的方法论基点，即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历史性生成的双向互动关系。
1.本体论：从物质生产和交往关系出发阐明货币的社会关系本质。
物质生产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基点，是社会关系生成的本体论基础，也是探究货币内在本质的逻辑起点。人通过对象化的感性实践活动不断创造出自己的生产力，而且在此基础上生成和创造出自己的社会关系、生产和创造出自己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51]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社会和文化的存在方式和发展状况。因此，“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只有坚持物质生产实践的原则，才能建构真实而深入地理解社会生活的各种社会理论。[52]同时，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外化、物化的过程，不仅是主体自觉改造客体、形成“周围感性世界”的感性活动，而且也是调整和改造人们之间交往关系的活动。因为任何物质生产活动，任何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无不是在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关系中展示的社会存在，都具有交往性。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53]。
就本题而言，货币与社会世界的现实的、具体的关系深深地根植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成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形态，并体现着一定社会交往关系的特征。首先，货币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的产物，它的本质是人类抽象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表征符号和象征，是以物的形式表现的人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因而货币同人和社会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物质生产实践是货币内在本质生成的最深刻基础。其次，物质生产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货币内在本质最根本的规定性。诚如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货币等社会客体时所指出的：“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54]因此，不同社会中货币的价值、使用、作用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关系。在“以人的依赖关系”为交往特征的社会中，货币的价值、作用、影响都是相当有限的，受到权力、地位、社会身份、习俗等因素的制约。而资本主义用商品、货币交换造就了一个以物的依赖为中心、以交换价值为枢纽的全面交往关系物化、异化的社会。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留下的“大写的逻辑”不是别的，正是对商品、货币、资本等一系列具有物的外观的社会存在背后的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逻辑的深刻分析。
2.认识论：从关系思维方式出发阐明现代货币及其与社会世界关系的历史性。
主流经济学对现代货币的认识实质上是一种实体性的认识模式。所谓实体性认识方式就是认为复杂多样的现象是同一实体变化不居的属性，都不真实，惟有独立自足的实体真实。[55]也即是说，从思维方式看来，“他周围的感性世界”不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56]。这一认识模式表现在货币问题上，即把货币理解为某种现存的、既定的东西，而把货币的现实存在所依赖的条件、关系和环境都舍弃掉了。例如货币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假设货币是被直升飞机空投到某一社会，然后这笔货币马上就会被这个社会的成员使用。[57]现代货币的生成过程及其与社会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始终是在这种实体性认识方式的视野之外。
关系主义的认识模式认为，凡是被认定为实体的物，实际上都不过是关系规定的“纽结”。事物或要素总是在相互之间和自身内部进行着动态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呈现出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用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的话说：“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史的东西不是抽象地一次性地看待，而是切合具体的分节编制来加以把握。因此，它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以‘社会构成体’、‘生产关系’、‘单一经济体’等等被规定和说明的概念，来论述或表述社会存在物这种构成状态的共时的、历时的构造和动态的关系规定态。”[58]因此，关系主义认识模式不是把研究对象仅仅当作“实体”般的僵化之物，而是把它放在具体的、一定的过程、关系和历史情境中，不是把事物看成静止的现状，而是看作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现状，从其产生发展的具体过程中来加以研究。从根本上说，货币是一种“关系性实在”，而不是“实体性实在”。货币，这一在人们日常意识中以物的关系、属性、形态出现的存在物，实际上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性的实践关系的“物象”。因此货币这一物象也就是一种“关系存在”。对货币的认识应该从现代货币的生成过程，从货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入手。这一生成过程也决定了现代货币发挥其社会功能和效应的社会历史条件。[59]
3.方法论：从经济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阐明货币同社会、文化与人的双向互动关系。
经济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发展的轴心；但是，社会制度、文化思想决不是一种消极的堕性因素，它们对经济的反作用不是外在的机械反应，而是一个统一体之中内生的互动作用。[60]这种内生的互动不仅表现在对来自决定性方面的要素作出自主的能动的反作用，而且表现在使这种反作用转化为积极的决定作用，进而又引起经济结构的能动的反作用；可以说经济结构的决定力量里面就渗透着社会文化因素，乃至和整个社会世界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文化因素绝不仅仅是生产活动的结果，也是影响和制约生产活动的结构之物，正如萨林斯所言：“任何物质逻辑都不能脱离于物质利益，而人们在生产中的实践利益则是象征性地建构起来的。与生产形态一样，生产的最终结果也来自文化方面：既来自文化组织方式的物质手段，也来自物质手段的组织方式。……物质力量本身是没有生命力的。它们的特定意向和确定结果只有通过将其与文化社会秩序的坐标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解释。”[61]
货币经济影响着社会文化，反过来，社会文化也形塑着货币。货币同现代社会世界的关系是双向的。这表现为：货币对现代人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它或者催化旧的社会制度的瓦解和新的社会结构的产生，或者影响和塑造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或者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意识结构。但是货币任何社会作用的发挥，也只有在特定的现实的社会条件中才得以可能。同时，货币起作用的范围大小和程度深浅受到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为什么“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为什么“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这是因为，在传统社会形态中，还缺少货币、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充分发展，而现代社会则具备了这些前提。由此可见，尽管货币具有重大的社会作用，但并不是“绝对”“封闭”的存在，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内发挥着功能，并由此不断地变化、发展。总而言之，货币作为一种“因变量”，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一种“自变量”，对社会结构、文化发展、意识结构具有独特影响。货币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机制，“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采取一种唯心主义的解释，把文化想象成漫步于虚无缥缈的象征之中；也不是要把物质力量和物质制约排除在解释之外，或者说它们对文化社会秩序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而是说，影响的实质不可能从物质力量的实质上得到解释，因为物质力量的影响结果依赖于它们的文化包容程度。物质力量的社会存在形式本身是由它在文化系统中的整合程度决定的”[62]。
总而言之，以物质生产和交往关系为出发点，以关系主义为认识模式，以经济与社会的内生互动为方法论，将货币的哲学本质、货币的社会文化属性、货币的社会历史前提、货币的发展轨迹以及货币与社会世界的历史的、共时的相互作用机制纳入社会理论考察的范围。这样一来，货币与现代社会世界的关系全景，各个部分和方面、各个过程和阶段，才可能客观真实地以其本来面目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犹如一幅动态的、不断展开的优美完整的图画，具体地、历史地、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力求真正形成一门有关现代历史与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历史科学”。
4.问题意识与文章布局
围绕着上述立论根据和方法论的选择，本书提出的基本问题是：“货币对于现代社会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中包含的设问有三个：其一，货币是如何进入现代社会，如何受到社会结构制度、文化生活形塑的？其二，反过来，货币又是如何引发现代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并对现代个体意识结构施加影响的？其三，现代货币经济—社会结构—文化生活—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是如何共生共契的？在此基础上，结合前文所阐述的方法论，本书基本框架如下：
第一章主要从社会理论思想史上论述有关货币与社会世界的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背景。经典社会理论诞生时期，同时也是货币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和地位逐渐彰显时期。马克思、西美尔、韦伯、涂尔干、凡勃伦等社会理论家开始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感知和捕捉到货币与现代社会世界的微妙复杂关系。随着当代全球化和金融的发展，货币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世界的中心。这种趋势也引起了当代各种社会理论思想流派的极大关注。从经典社会理论到当代社会理论，货币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日益呈现出三个主题关联，即货币与社会、货币与文化、货币与人的生存。下文将围绕这三个主题，深入探讨货币与现代社会世界的复杂关系。
第二章主要以马克思的货币哲学为基点，审视货币的本质与属性问题。货币的本质与属性问题是货币与现代社会世界关系的哲学基础，是货币社会理论研究的内涵所在。探讨货币与社会、文化、人的意识结构的关系都离不开对货币本质的哲学探讨。就这个问题，历来的研究存在许多误区与误解。马克思所提出并深入阐释的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思想，正确、深刻地解释了货币的本质。货币的社会关系本质蕴含着货币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和属人性。货币的社会关系本质及其内在属性为具体探讨货币与社会、文化、人的意识结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主要以货币的社会属性为出发点，研究货币与现代社会相互影响、相互形塑的关系。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的社会化，即现代货币的历史生成及其社会基础，包括作为货币经济基础的资本、作为货币社会权力来源的国家、作为货币社会组织基础的市场、作为货币信任基础的社会关系以及作为货币物质条件基础的科技；二是社会的货币化，即货币的社会意义，包括货币标识的社会结构的分化、货币的社会整合功能、货币引发的社会行动的理性化，以及货币发挥的社会时空效应。
第四章主要以货币的文化属性为出发点，研究货币与现代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形塑。其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的文化生产，主要从婚姻、家庭、消费、交往等现代文化生活层面具体阐释货币在现代社会世界中被赋予的不同的符号、文化意义；二是货币的文化效应，主要探讨货币化带来的对现代价值观念的影响、货币在建构现代意识形态过程中的作用等。
第五章主要以货币的属人性为出发点，研究货币与现代人的个性自我的关系。首先从货币经济的角度探讨现代个体的生成历程。在此基础上，从个性自我的内在心理结构，即人的知、情、意三个方面和外在人格行为模式探讨货币对现代人个性自我的深刻影响。包括货币与现代人的认知结构和风格、货币对现代人情感体验结构的影响、货币与个体意志自由的关系，以及货币在不同人格类型中所呈现的不同意义。
余论部分结合全文的基本思路与结构，运用社会理论的视角分析货币与现代社会世界的冲突与矛盾的表现及其根源。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发展模式、财富价值观念与人格塑造三个层面提出重构货币与现代社会世界和谐互动的路径与思路，构成与全书在结构与论点上的呼应。最后以超越货币、走向自由作为本书的研究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