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经济转型“阵痛期”分析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

一、经济转型“阵痛期”的表现与特征

“阵痛”字面理解是指间歇性的剧烈疼痛。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做出了我国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2015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协十二届十三次常委会上指出，“十三五”特别是头两年是调整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和“阵痛期”。2016年7月，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今后5年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我国本轮经济转型“阵痛期”的起源，要追溯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稳定、世界经济增长造成极大冲击。尽管我国推出了“四万亿刺激计划”，为经济打了一针“强心剂”，但在短暂复苏后又重新步入调速换挡阶段，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由2007年的14.2%下滑至2012年的7.9%，下滑了6.3个百分点，在经历了剧烈波动之后，我国经济进入缓慢调整阶段，增速逐年下滑，2013—2016年增速分别为7.8%、7.3%、6.9%、6.7%，2018年前三个季度为6.9%。山东省GDP增速在2010年达到12.3%的峰值后，开始逐年回落，2011—2016年分别增长10.9%、9.8%、9.6%、8.7%、8%、7.6%，2018年前三季度增长7.5%，仍处于经济转型的“阵痛期”。

经济发展进入“阵痛期”，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是“导火索”，但根本原因是我国长期粗放型发展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其主要特征是：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下滑。2011年开始，我国经济连续6年出现下滑，增速年均下滑0.65个百分点。山东省的趋势与全国一样，年均回落0.78个百分点，略差于全国。

二是经济出现结构性失衡。从全国来看，主要表现在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三大结构性失衡。从山东省来看，全省产业结构偏重，表现出“四高四低”的特点，“四高”即传统产业比重高，占到70%；重工业比重高，占传统工业的70%；高耗能产业比重高；初级产品比重高。“四低”即新兴产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低。2016年，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33.8%，分别低于广东14.8个、江苏5.9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47.3%，低于全国4.3个百分点。供需结构失衡，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与新兴产业供给不足并存。

三是新旧动能进入转换接续期。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接续。受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的影响，近年来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与全国一样，增速逐年下滑，由2011年的21.8%下降到2018年前三季度的8%；占比近80%的民间投资也逐步下滑，由2015年下半年的15.6%回落至2018年前三季度的2.8%。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上升，消费率由2011年的39.9%提升到2016年的47.3%，但由于投资与消费乘数效应的差异，消费的拉动作用短期内难以弥补投资下降的份额。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接续。目前，我国和山东省劳动力供应均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劳动适龄人口逐年减少，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劳动力成本逐年增加，人口红利逐步减弱。2016年，山东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20.7%，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10%左右。但劳动者素质、技能、教育水平的提升是个慢变量，“人才红利”的形成需要较长的过程，短期内还难以弥补“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缺口。知识、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加速形成，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接续。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新技术突破加速带动产业变革，尽管新兴产业增速非常快，但体量尚小，传统产业体量过大，且整体处于增速回落的大趋势，新旧产业的接替出现了“青黄不接”、接续转换不力的问题。

四是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我国积极推进最严格的生态环保制度和日益加严的环保政策，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正处于资源环境倒逼转型升级时期。山东省主要污染排放总量、能耗总量均居全国前列，煤炭消费量占全国的1/9。与此同时，水资源、土地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1/6；未利用地占10.6%，低于全国27.5%的平均水平，这种形势加剧了经济转型的“阵痛”。

五是各类风险矛盾叠加。随着经济增速下滑，多年积累的金融、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风险日益显现。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达到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165%，高于国际警戒线。信用违约事件明显增加，担保圈风险点不断暴露。从山东省来看，2018年9月末，银行机构不良贷款较年初增加409.3亿元，不良贷款率达2.57%，居全国第2位。当前山东省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安全生产，去产能职工安置就业稳定压力较大，仅钢铁、煤炭就需要安置5.4万人。

二、国内外经济转型周期分析

关于经济周期与结构转型，理论界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跟踪研究，主要有经济周期理论、产业结构理论、潜在经济增长率理论等。按照熊彼特、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周期一般包括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3个维度，一般短周期在40个月左右，中周期9~10年，长周期48~60年。经济转型“阵痛期”属于中周期，影响因素主要是产能投资、技术进步、成本利润、库存周期、生产要素供给变动等。按照李斯特、罗斯托等的产业结构理论，产业结构演进可划分为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时期四个阶段，其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三次产业结构、人均GDP、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指标。按此划分，山东省目前处于后工业化时期，产业服务化、知识化将成为主要特征。综合以上理论，我们认为，研判山东省“阵痛期”应重点围绕社会供需、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质量效益、要素供给、技术进步、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参照世界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行省份发展历程，采用统计比较、聚类分析、数值模拟等方法进行分析研究。

（一）经济转型周期的国际经验

从中周期的维度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转型发展窗口期经历了不同情形的经济结构再平衡过程。在对美、日、德、韩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进程、人口变动趋势、同期外需形势、能源环境压力及产业的转移承接关系等方面的相似度，重点选择日本、韩国的经济增速转换情况作为参考依据。

1．日本经历了两次周期性调整

日本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后，以国际石油危机和资产泡沫破灭为诱因，先后在1973年和1992—1993年出现两次明显的阶梯式转换。第一次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是工业化中后期向服务型经济转型阶段，GDP年均增速由之前的两位数调整至1974—1992年的4%，经历了1973—1983年10年的调整适应期。第二次由中速增长向低速增长转换，是日本资产去泡沫和产业大规模梯度转移阶段，GDP年均增速降至1%以下，至今仍在低位徘徊。从GDP增速转换、产业结构、人均GDP、耐用消费品水平和能源环境压力看，日本第一次增速调整与山东省当前情况较为相似，可为山东省“阵痛期”研判提供规律性依据。表现特征参见图1。

一是劳动力供给对经济调整具有基础性影响。20世纪70年代，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下降，由1970年的68.85%下降到1977年的67.37%，随后出现反弹，1992年达到新高点69.92%后出现持续下降，达到“刘易斯拐点”，其双峰形态与GDP增速转换呈现高度重合。也是自1973年开始，日本城镇化率出现停滞不前，25年间仅提高了2.7个百分点。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相关测算，1980—2014年，劳动人口结构变动对日本储蓄率波动的解释高达81%。储蓄率的下降导致了投资供给不足，GDP增速出现阶段性转换。参见图2。

二是产业结构优化是实现经济发展再平衡的关键性支撑。1970年，日本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达到战后峰值，为42.88%；钢铁、电力、造船等重工业产值占第二产业比重维持在3/4左右，工业化特征十分明显。1973年后，第三产业占比开始快速提升，1983年突破60%，目前在70%左右。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占比进入下降通道，1974—1992年年均下降0.36个百分点；工业内部结构持续优化，汽车、电子、精密机械、航空、原子能等快速发展。参见图3。

三是消费是实现经济平稳着陆的重要动力。日本在增速转换过程中，投资增速出现阶梯性下行，下降幅度大于GDP和消费。1981—1992年和1992—2007年两个增长阶段相比，GDP增速从平均5.9%下降到0.43%，私人消费增速从5.6%下降到0.96%，而固定资产形成增长率从5.6%下降到-1.5%，消费在GDP中的占比逐步提升。1983年日本经济第一次调整到位时，日本GDP同比增长3.06%，其中私人消费对实际GDP的贡献率达到62.1%。参见图4。

四是科技创新在增速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一阶段，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暴露了日本重工业结构的脆弱性。日本政府提出了“技术立国”战略，制定了科学技术推进、基础研究开发、科技振兴经费三大制度，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快速提高，科技战略由“引进—吸收—模仿”型向高科技带动型转变，迈入“自立自主技术时代”，从而推动产业从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型。1996年，日本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超过2.8%，并保持稳定增长，目前在3.3%左右。参见图5。

2．韩国经济增速经历了波浪式转换

20世纪60年代，韩国经济进入高增长，剔除1980年“光州事件”、1998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短期影响，其经济增速基本呈现波浪式缓和调整态势，最终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16年人均GDP达到27539美元。在每次增速剧烈波动后，韩国都成功阻止了GDP增速的惯性下滑，未表现出明显的“阵痛”特征，其较为成熟稳定的需求、产业、人口、城乡等结构以及积极的应对策略，对于我们科学设置目标值、顺利度过转型“阵痛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参见表1和图6。

稳定增长的劳动力供给。与日本不同，韩国在增速转换阶段劳动力供给总量一直处于增加状态，人口红利仍能起到积极作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1990以来始终以70%~73%稳定增长。

较高的城镇化率。由于人口总量较少，韩国一直维持着较高的城镇化率，1988年突破70%，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依旧保持了0.1~0.2个百分点的低速增长，目前维持在80%以上。参见图7。

相对稳定的产业结构。韩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完成服务型经济转型。在增速调整的过程中，二、三产业比重变化不大。1986—2016年的30年间，韩国二产占比一直保持在38%~40%，三产占比由50%稳步提升至60%。参见图8。

较为稳定的需求结构。与山东省相似，韩国在中高速增长阶段，投资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增速，投资贡献率逐步上升，消费贡献率逐步下降。到1998年，消费贡献率达到61.7%，投资贡献率达到31%。之后，消费、投资贡献率基本稳定在65%左右和30%左右，对韩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参见图9。

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韩国属于典型的外向型经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出口均保持在两位数增长。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在不断优化商品贸易结构的同时，实施了以加速现代服务业及服务外包业出口为导向的“二次开放”。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25%迅速提升到40%以上，2012年曾高达56.3%。出口的强势复苏使韩国成功摆脱危机影响，成为继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之后的第四大外汇储备经济体。

世界领先水平的科技教育投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提出以技术进步推进产业“由量向质的飞跃”，围绕“尖端科技及产业”制订一系列行动计划，走上自主研发道路。1999—2016年，科技研发支出占GDP比重由2.25%提高到4.23%；教育支出占政府公共支出的份额由13%提升至25%左右。

从日韩经济增速转换规律可以看出：①GDP增速转换与劳动力供给变动相一致，城镇化率基本保持稳定；②消费占GDP比重出现上升，稳定在60%以上；③投资拉动效应逐步减弱，投资率下降至30%左右；④工业占比出现下降，服务业占比提高到60%以上；⑤科技贡献率显著提升，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最终维持在3%以上；⑥GDP转换阶段往往伴随着进出口总额/GDP上升、M2/ GDP上升、CPI增速较低等其他特征。

（二）国内先行省份的“阵痛”历程

当前，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加大，产能过剩和产品库存问题突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各省市也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阵痛期”过程。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增长动能等方面具有示范效应，分析这些地区“阵痛期”的主要特征和经验做法，如广东“腾笼换鸟”、浙江的“四换三名”等，对判断山东省“阵痛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1．广东省已基本走出经济转型“阵痛期”

广东省作为我国沿海改革开放的龙头地区，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较为明显，2008年广东省GDP增速较上年下滑4.5个百分点，2010年GDP实现短暂反弹，但受外需低迷、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继续下滑至2012年的8.2%，随后经济增速逐步企稳，到2016年为7.5%，2018年前三季度为7.6%。广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见事早、行动快，变挑战为机遇，自我加压，加快实施“腾笼换鸟”，主动转方式、调结构，扎实推进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坚持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实施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启动了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试点省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比重逐年提升，电子信息已成为广东的第一大支柱产业，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经济平稳着陆。主要表现在：增长动力顺利转换，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逐步减弱，2013年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速呈逐步下降态势，投资率由2013年的69.2%下降到47.7%；消费拉动作用逐步增强，增速由2013年的4.01%上升到2016年的9.88%，贡献率由44.3%上升到50.6%。研发投入占比逐年提高，由2013年的2.31%上升到2016年的2.52%，科技创新“第一生产力”作用日益显现。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高新技术企业占比由2009年的17.5%上升为2016年的48.6%；服务业比重由2009年的45.7%上升为2016年的52.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为39.1%；城镇化率由2009年的63.4%上升为2016年的69.2%。质量效益稳中有升，2012年后广东省地方财政收入增速逐步平稳，2011—2016年均增速达到14.9%；工业企业利润率逐步回升，由2012年的5%上升到2016年的6.3%；企业所得税增速2012年后逐渐好转，近两年基本稳定在15%左右。综合判断，广东省2008年进入经济转型“阵痛期”，由于政策措施精准到位、产业转型升级行动快、科技创新能力强，“阵痛期”经历时间较短，到2013—2014年，用5~6年使经济发展进入了相对平稳的阶段。参见图10、图11、图12。

2．浙江省经济转型“阵痛期”基本结束

浙江以出口型、加工型为主要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为明显，2008年GDP增速较上年下降4.6个百分点，2013年开始，GDP增速在8%左右的水平企稳。浙江针对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按照“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总体思路，扎实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四大国家战略”，积极推动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积极打造人才生态最优省份，“十二五”时期累计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35.8万人。2013年浙江全面实施“四换三名”工程，加快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步伐，大力培育名企、名品、名家，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主要特点是：增长动力逐步回稳，浙江省进出口贸易额度增速、消费增速2013年以来，保持低位稳定状态。投资、消费、进出口2017年呈现回稳态势，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6%，其中民间投资增长15.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6%；进出口总额增长15.9%。结构调整稳步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占比由2010年的27.8%上升为2016年的35.3%；服务业比重由2010年的43.5%上升为2016年的52.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为37.8%；城镇化率比重由2010年的61.6%上升为2016年的67%。质量效益上升趋势明显，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008—2012年处于显著下滑期，2012年后基本稳定在9%左右的水平，2017年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3.2%。2012年后，工业企业利润率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2016年工业企业利润率达到6.6%，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2.4万元/人，2017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2%。综合判断，预计浙江省经济转型“阵痛期”2017年基本结束，“阵痛期”约为9年。参见图13、图14、图15。

3．江苏尚未完全走出经济转型“阵痛期”

江苏是我国的经济大省，GDP增速由2007年的14.9%下降为2008年的12.7%，到2010年短暂企稳。2011年至今，GDP增速持续下滑到2016年的7.8%，年均下滑0.8个百分点。2017年前三季度，GDP增速为7.2%。近年来，江苏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扎实推动创新性省份建设，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1%，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八年位居全国第一。大力实施新兴产业倍增、服务业提速、传统产业升级三大产业行动计划，积极推进产业南北梯度转移，实现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2009—2016年，高新技术企业占比由27.7%上升为39.7%；服务业比重由39.6%上升为5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为40.3%；城镇化率由55.6%上升到67.7%。

虽然近几年江苏转型成效较为显著，经济总量一直保持全国第2位，但总体来看，投资、进出口等指标仍未扭转下降趋势，2015年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到10%以下，进出口总额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负增长；质量效益未出现明显好转，地方财政收入增速2011年至今呈现持续下滑态势，2018年前三季度仅增长5.1%，较2011年回落21.1个百分点。综合判断，江苏省至今仍未彻底走出“阵痛期”，实现经济平稳增长仍需一段时间。但考虑到江苏经济结构好于山东省，可能会先于山东省走出“阵痛期”。参见图16、图17、图18。

从广东、浙江和江苏三省的情况来看，其走出“阵痛期”时间呈现出由南向北逐步延长的趋势。现阶段，判断经济转型走出“阵痛期”需要统筹考虑增长动力、经济结构、质量效益、人才流动等多方面因素，总的趋势是投资贡献率下降、消费贡献率上升，服务业比重和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比重“双升”，关键是经济质量效益等指标持续回暖。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走出“阵痛期”的具体指标是：服务业比重达到50%以上，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比重达到40%左右，研发经费占GDP比重达到2.6%左右。

三、山东省经济转型“阵痛期”的研判

根据经济周期理论、日韩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规律和苏浙粤经济转型过程，综合考虑山东省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增长动力、城乡结构、经济增速等方面的实际，通过分析主要指标变动趋势可知，山东省走出经济转型“阵痛期”还需3~5年。依据指标如下：

1．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

从日韩走出经济波动的经验来看，服务业比重需达到60%左右，广东、浙江、江苏服务业比重均已达到50%以上，按照有关研究，服务业比重达到55%以上，是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格局、经济从高速度向中高速平稳转换的重要标志。2016年，山东省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47.3%，2010年以来年均提高1.8个百分点，据此计算，山东省服务业比重在2020年前后将达到55%左右，需要3年时间。从生产性服务业来看，按照先进省份的经验，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至少需要达到35%以上。2016年，山东省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为32.1%，按照近年来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计算，到2022年才能达到35%以上，需要5年时间。参见图19、图20。

2．新兴产业占比达到40%以上

要形成高端新兴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实现新旧动能平稳接续，依照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的经验，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应达到40%左右。2016年，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33.8%，按照2011年以来年均提高1.3%计算，预计2021年将达到40%，需要4年时间。

3．增长动力进一步优化

按照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真正实现消费拉动型经济结构，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至少需要达到55%，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应在30%~ 40%。山东省消费将进入潜能释放的加速期，投资将步入结构调整轨道，投资与消费需求“一降一升”的态势将更加明显。2016年，山东省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已达到48.0%，比2010年提高了6.5个百分点，而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已由2010年的62.3%下降到49.5%，降低了12.8个百分点。2010年以来，山东省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年均回落1.9个百分点，据此推测，山东省增长动力将在2022年前后实现逐步过渡，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参见图21。

4．研发经费占GDP比重达到2.6%左右

创新型国家和地区的研发经费占GDP比重普遍在3%以上，江苏、广东等省也已超过2.5%，结合山东省的实际，研发经费占GDP比重应达到2.6%左右。2016年山东省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34%，若按照近年来年均提高0.1个百分点计算，山东省研发经费占GDP比重预计将在2020年达到2.6%左右的水平，需要3年时间。参见图22。

5．人力资本水平大幅提升

为缓解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减弱压力，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可以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有效支撑。目前，发达国家研发人员占就业人口的比重普遍在100人/万人以上，广东省也已达到117.1人/万人。2016年，山东省研发人员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为71.6人/万人，按照2010年以来年均增长4.8人/万人计算，山东省将在2022年前后达到100人/万人的标准，需要5年时间。

6．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

推进新型城镇化，对于拉动有效需求、引领经济转型与重塑社会阶层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是尽快走出“阵痛期”的重要增长点和着力点。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一般都在70%以上，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城镇化率均已达到67%以上。山东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逼近60%，按照一般规律，正处于城镇化发展中后期提质加速发展新阶段。2010年以来，山东省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6个百分点，近3年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据此推算，城镇化率将在2022年达到70%左右，需要5年时间。参见图23、表2。

综上所述，山东省经济初步实现转型还需3~5年的时间。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看，目前山东省经济已经历了近7年的增速回落，而且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已呈现出筑底态势，但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基础还不够牢固。根据经济周期相关理论及国内外经验，在一个经济周期内，经济增速回落一般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据此推断，山东省还需要经历3年左右的经济增速震荡期和转型阵痛期。随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加快实施、“十强”产业加快培育壮大、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等，山东省经济转型“阵痛期”有望进一步缩短。

缩短山东省经济转型“阵痛期”，实现山东省由大到强的战略性转变，必须以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为引领，以“四新”促“四化”、实现“四提”，重点培育壮大“十强”产业，大力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进一步完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努力营造一流创新创业环境，妥善化解处置各类风险，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效益，顺利完成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实现创新发展、持续发展、领先发展。

（调研组：关兆泉、宋文华、刘冰、梁镇华、步蕾、陈作帅、刘文涛、张磊、孙华臣、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