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殷商文明的渊源

关于殷商文明的起源问题，迄今仍不明朗。目前学者们所提出的想法，往往只能解释某些侧面现象，若从另一角度考虑便难以自圆其说。当然，本书也无法照顾到这些问题的所有方面，并建立起完整而可靠的殷商起源论述。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笔者认为仍可以整理出一些初步的脉络。

一、学界对殷商文明渊源的论辩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言：

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帝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1]

历代学者对于商族都邑、居住原地、活动空间等历史地理问题已有许多推测论述，然皆仅能在有限的文献中进行猜想。自从殷墟小屯和王陵遗址出土后，才终于使得这类讨论能够建立在客观的考古基点上。学者们也终于知道，盘庚之后的都邑并不在原来所想的黄河南岸，而在中原东北、离黄河北岸较远的河川规模较小的洹水南岸。

关于殷墟王陵墓的墓主问题，学者们意见并不一致，或认为是盘庚以来的王墓，或认为是武丁以来的王墓。但基本上没有人否定殷墟是盘庚迁都之后的商邑^[2]，甲骨卜辞也直接用“商”或“大邑商”来指称殷墟都城。确定了盘庚迁都后的商邑地址，学者们势必得在这个新基础上重新思考商族起源的问题。目前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分述如下。

（一）中原说

二里头遗址所呈现的高文化水平，使部分学者连带认为殷商应该是属于中原的本土文化。他们认为商族的发源地应是以郑州偃师为中心的中原^[3]，或是自商丘到偃师一带的河南地区^[4]。诚然，殷墟文明和郑偃遗址的关系确实相当密切；但依目前其他地区的考古成果来看，类似殷商文明的遗址分布范围非常广大，从蒙古草原到江南，从山东、江苏到陕西、甘肃，都可发现与殷商相近的遗址；况且，殷商建国前曾发生过明显的民族移动。是故，殷商文明恐不能以单纯的中原本土文化视之。

（二）东来说

自王国维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说法，就是将商族视为来自山东的东夷。不仅20世纪的学者穷尽一切考古资料，希望能旁证东夷说的正确性^[5]，甚至在中学的教科书里也采用此说作为定论。尤其鲁西北、豫东北的岳石文化发现，给“东来说”提供了一些新的事证^[6]。不过，其他地区也不乏可视为殷商起源的证据。实际上，“东夷说”有许多根本上的矛盾，不仅难以解释山东与郑偃文化的空间关系，而且在考古上还有不少例证显示商文化是从中原往山东的传播方向^[7]。是故，近日采信“东来说”的学者已不多了。

（三）西北说

此说一方面基于郑偃考古遗址，认为商族从陕西进入中原；另一方面，符合司马迁对商族封地的叙述^[8]。不过，赞成此说的学者并不太多。其中，顾颉刚先生虽然也提出殷商西来的看法，但同时也认为商族有源自东北的可能。笔者以为顾颉刚的迟疑是有道理的，因为若单单以郑偃遗址推究商族来源，“西来说”或许是可以考虑的方向；但这显然并不适用于殷商遗址。

（四）北来说

考古学家根据出土陶器的类型，认为商文化应源自山西之南、河南之北，属客省庄文化的范围^[9]。从地理环境来看，在晋南、豫北之间，是以山脉为主的自然壁垒，山间只有丹水和沁河两个关口。历史上，各文化虽经由这些关口发生过一些传播交流的现象，但此区仍属危险地域，所以来往晋南、豫北的交流活动，少有出于和平自然者，在商代之前亦极少发生过。此外，在青铜器时代，尽管陶器类型是很重要的分析依据，但毕竟只是一个侧面，尚不足以解决其他诸多问题。

（五）东北说

主张“东北方向说”的学者之间，其意见可进一步分为“东北说”、“河北说”、“京津说”三种。虽然针对殷商的发源地还有更细微的歧见，但从殷墟的地理位置来看，无论是辽西至京津区的夏家店文化，或河北下七垣文化等，都位于同一条文化传播及民族移动的路线上。因此笔者主张合而论之，以传播的方向来作讨论。

东北、京津、河北地区位处于辽河、渤海以西，太行山以东的平原。在这个区域内，不论是自然环境，或目前所确知的上古时期人类生活方式，都有很多相似之处；辽西的东北与京津、河北之间的交通往返也不困难，辽西人可以很容易地南下京津及河北区，并适应当地生活。

张渭莲指出，河北平原在地图上，仿佛是一个被西侧太行山、北侧燕山所封闭的区域^[10]。实际上，河北平原虽北邻燕山，但除了雾灵峰之外，燕山海拔约在500—1000公尺，不如太行山海拔1500—2900公尺般难以通行。况且燕山之间有滦河河谷喜峰口、潮河河谷古北口，自古以来即为河北平原与辽西平原间的南北交通孔道，因此河北平原北侧并非真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河北文化的发展自古以来离不开北方传入的因素。从新石器晚期以来，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都经过此孔道，从辽西到京津渤海及河北发展。即使后人兴筑长城，冀望能关闭这条通道，但仍不能完全抑止北来民族的流波。

此外，关于河北古代土质的情况，张渭莲也提到：“但在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全面修筑堤防以前，黄河频繁决溢改道，并因此在平原上留下了众多的湖泊和沼泽，因而在当时这一地区很不适合人类居住。”^[11]虽然自新石器中期以来，河北西侧的低山区域即有人迹，但遗址密度不高。且从农耕角度来说，整个河北平原的条件都不甚优良。因此河北一直没有自行孕育出独特的本土文化，而是成为东北和中原两个农耕文化间的桥梁。

受到气候和土质影响，东北的农业区亦有其限制。考古资料显示，早期的东北人兼采农牧渔猎等生产方式，属于综合性的文化，无法单靠农业维生。因此东北人并不难适应河北平原的生活条件。但对于习惯中原沃土、温暖气候的农耕文化而言，河北平原却是个难以维生的地区。因此自新石器中期以来，民族移动的趋向多是从东北经由河北，逐步往中原南下，但居住在中原的民族恐难有意愿朝黄河下游或往河北平原移动。换言之，由东北经河北前往中原，是几千年来相当自然的人口流动与文化交流走向。

在主张东北说的学者当中，徐中舒先生最早提出殷墟文化来自环渤海湾一带的看法^[12]。丁山先生则提出河北易水燕山北南之说^[13]。傅斯年先生从传世文献的角度，亦指商族出自东北^[14]。

苏秉琦先生据陶器类型，提出了东北两路的说法：“前者似是曾活动于西辽河与海河北京地带的人们（包括商人）所走过的路道……第二，在北方活动于燕山南北，后来成为燕国范围内鬲类的前期阶段，同商人的远祖似经历过相似道路。”^[15]

林沄先生对照殷商之前的中原和东北青铜兵器，发现两者类型并不相同。然在殷墟中，却以北方类型的兵器较具优势，其北方包含东北地区及跨到亚洲草原一带，其谓：“即使单就研究商文化本身而言，如无视商代北方系青铜器的存在，对商文化的青铜器也无法作出正确的理解。”^[16]

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杨锡璋皆认为商族源于红山文化，而夏家店文化下层则是先王时代^[17]。黄中业先生亦赞成此说：“分布在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考古发现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有一个自北而南的趋势。这一自北往南的趋势，同商族入主中原的由北向南的渐次移动是相应的。”^[18]晁福林和郭大顺取证于考古资料，也达成相似的结论^[19]。曹定云先生经过甲骨卜辞和考古资料的相互参证，一方面提出商族发祥于北京地区^[20]，另一方面则认为“商文化渊源于红山文化”^[21]。

近来，朱彦民先生经过文献、考古、甲骨金文等各方面的分析，也赞成“东北说”。其结语谓：“商族起源于燕山南部的京津塘地区和渤海湾一带，在这里是商族初民最早的生活聚集地区。这个地区存在的河北龙山文化雪山类型应该就是先商文化的前身，即由商族初民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这个文化的考古资料表明，商族最初是一个游牧民族，因此逐水草而居，游牧不定。正因为如此，商族才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断迁徙，逐渐南下。”^[22]

Gideon Shelach透过中国早期青铜文化遗址的比对，也认为东北夏家店方向是个商代最重要的文明来源^[23]。此外，学界支持东北、河北说的，尚有胡厚宣、李业农、金景芳、翦伯赞、张博泉、蔺新建、王明阁、张渭莲等不少学者^[24]。

李伯谦先生则认为，河北下七垣文化自北吸收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自东吸收了岳石文化的影响，自西则吸收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据而形成了商文明的基础^[25]。下七垣文化的位置很特殊，正好处于往东、西、北方的交通要道上。新石器晚期、青铜时期的山西牧民文化经过太行山井陉山口（娘子关）传入河北，并与自辽西下来的农耕文化互动，进而往南流传。在此之南的壶关山口，清漳河、浊漳河也带来了太行山以西的文化元素，并在东方与岳石先民，在北方与夏家店先民互动，最终形成了安阳地区的本土文化。从陶器的类型来看，本土文化的成分自然占有优势。然而，在青铜时代的文化交流与扩展中，陶器类型自然较倾向平民化。青铜器的流动，已显示此地区与郑偃、东北的密切关系。

由上述可知，“东北说”在学术界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可是“东北说”也有明显的弱点：第一，它虽可说明殷墟文化的来源，却无法解释郑偃宫殿遗址的来历。针对这个问题，李伯谦、张渭莲提出从河北下七垣先到二里冈，再从二里冈绕回到殷墟的文化传播路线。然而，从自然环境以及与环境相应的生活方式来看，我们完全无法理解造成这种弯曲路径的理由何在。第二，殷墟考古的很多现象，尚未见于殷商之前的辽河、漳河、黄河流域文化中。

（六）东南说

曾有少数学者认为，商文化起源于东南江浙地带的良渚文化^[26]。此说也不是毫无根据，殷墟礼器中明显有习自江浙文明的痕迹，但把江浙视为殷商发源地却仍嫌武断。

二、殷商文明的多元成分与整体化的趋势

就上述六种说法而论，虽然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解决全部问题，并对殷商文明的所有特色提出圆满的解释，却也各有言之成理的证据基础。笔者认为，或许上述说法都反映了一部分事实，但也有同样的盲点，即将殷商看作由单一族群发展出来的文明。实际上，殷商是相当多元复杂的文明，不同地区的青铜文化，到了殷商时期逐渐融合成文明大国的形态。

笔者认为，从新石器晚期到殷商之前时代（大约公元前3500—前1500年间），在当今中国境内陆续形成了一些小、中型国家。例如西北地区传家门、皇娘娘台、柳湾；山西陶寺、垣曲龙王崖中层；中原平粮台、大河村四期以上、后冈、二里头、二里冈；东北至河北牛河梁、东山嘴、夏家店、刘家河；江南良渚、马桥、凌家滩、尉迟寺、大溪、屈家岭、石家河、龙马宝墩；鲁南花厅、山东大汶口上层、龙山等等各地遗址，其显示出的人口密度、经济与文化生活、社会阶层、宫殿或庙宇的建筑痕迹、酋长或领袖的大墓、令牌形的礼器、类似文字的符号刻纹等等，均符合古国存在的情况与特征。而以上所举，仅是目前已发现古国遗址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这些城邦或国家中，有些彼此同族，关系可能比较密切，即便是异族之间，也有明显的来往。我们以前只用考古学“遗址”以及同类遗址的“文化”概念来解读所见的现象，可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些遗址代表古代人群的社会聚落。这些社会有自己的制度、人群的阶层关系，有贵族、祭司、君主，有祭礼与政权中心。文献中没有留下这些国家或城邦的名称。五帝、尧舜等传说也无法用以描述这段史前的情况。传世神话可能与这些古国有某种程度的关系，但已难知其关联如何，尤其不同族群的城址数量往往超过神话中的记载。我们无法听到这些不同族群古国的传说，也没有源自这些国家的文献流传下来。但考古显示，距今5500—4000年以来，不同地方文化，或早或晚，都逐步进入了古国时代。

直至距今4000年前后，有些古国在冲突之中开始合并、分裂。可是在殷商之前，恐怕尚未形成一个大型的集权国家。从中原到京津的范围中，发现了许多人口集中、宫殿建筑发达的前殷商时期遗址。到了殷墟时期，这些遗址规模普遍缩小，反映其人口变少。笔者认为，这显示出早期政治、文化中心四处分立的状况，逐渐演化成单一的统治中心。

在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时期，同时存在着几个文化相近的同族、异族国或城邦，东北夏家店地区则有另一族群建立的小国及城邦，西北、南方、江浙东南、四川等地也有许多不同族群的小、中型国家。当时这些分布在中原、东北、南方等地区的国家或属地，彼此间可能发生战争、交易或存有各种经济、文化来往。但在殷商时期，部分东北、河北、鲁北以及中原的小、中型国家被合并，或成为殷商的属国。殷商王族占领了数个小国，毁灭其政治中心，或通过联盟、联姻的方式加以并吞，建立起集权国家。再往后两百年，殷商国家的结构即以殷墟为中心，所以在其体系内的偏远地区，人口才会变少，经济与文化也较落后。直至殷商末期，这些地区才渐有起色，到了周朝时，更有了新的发展。

透过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殷商时期之前仍有一些大的地域性差异。直至殷商统治者建立了集权国家，殷商大国的文化，才清晰表现出其多元性的渊源。殷商遗址中还可见到这些具备不同地区属性的遗物。这就说明了殷墟文化属多元文明的事实，中原、西北、东北、鲁北、江浙、江南等前商文化皆参与了“殷商文明”的形成。但显然殷商文明还不足以网罗天下，因为在同一时期的周遭地区里，尚存有其他文明或国家（如三星堆等）。尽管如此，殷墟文明已涵盖了几种原来独立存在的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中原和东北文化。考古学家经常强调，殷商之前有几个不同的文化体系，诸如中原郑偃、东北夏家店、鲁北岳石、河北下七垣等^[27]，此外还有长江的良渚马桥、吴城、石家河等文化，这些都是构成殷商文明的渊源之一。

唯有此种理解，才能解决单一来源说的矛盾。也才能解释殷商文明的资料为何如此丰富多元，代表信仰的礼器也呈现出多元混合的现象。例如，中原和东北是殷商文明最重要的两个成分，以时间脉络观之，中原与东北、河北在殷商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往来。这些地区都有许多同样的青铜礼器出土；只不过就陶制用器和青铜兵器来看，两种文化类型仍不一致，建城的方式、结构和宫殿建筑都完全不同（中原是土城、东北是石城），墓葬的结构、生活方式亦不相同。就礼器而言，除了相同的部分，两地也各有许多独自出现的特殊礼器。故纯以殷商之前的时代论之，这两种文化之间实看不出有传承的关系。直至殷墟时期，这两种文化才彼此结合，形成同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型文明。以二里头、二里冈、中原地区文化来看，东北是外族的文化；若从殷商文化的景况来看，则东北和中原都是先祖文化。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殷墟在许多具代表性的层面，来自东北的传承性胜过了其与中原的关系。此外，还可以在殷墟文明中观察到鲁南、江浙等文化的成分。从陶器和普遍用品、平民生活来看，则以李伯谦和张渭莲所强调的下七垣文化成分较高，这应是殷商文明落脚于河北平原的证明^[28]。

殷墟遗址的墓葬方式也出现各种观念纷呈的状况。包括殷商王族在内，遗址中许多墓主采取头朝北方或北偏东方的状态下葬，约占所有墓葬的42％—45％，为比例最高者。另外，头朝南方的约接近30％，向东的有15％，向西占13％左右。除了仰身葬之外，还发现有俯身、侧身、屈肢等不同的埋葬方法^[29]。单一族群的小国，通常会有固定的丧葬传统，殷商以前的小国，墓葬基本上都有规律性，例如多数墓主的头向一致，或贵族为仰身直肢、平民为侧身屈肢等。然而殷商遗址中却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墓葬方式，这也代表着当时社会的多元性。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殷商所并吞的地区，虽仍以其本族的墓葬方式为主，但亦可见有不同型式的墓葬。说明殷商之前各种文化亦非完全相同，唯其多元程度还不如殷商大国。

因此，“商族的起源”本身就不是妥当的命题。殷商是由几个不同的文化、族群共同塑造的多元文明，并没有单一纯粹的“商族”存在。发现殷商文明的多元性，使我们在讨论殷商民族渊源时，必须将问题分成两个层次：其一是构成殷商文明的族群，其二才是统治殷商的王族。

在讨论殷商王族的属性前，必须先了解“商”概念的涵义。殷墟甲骨文把自己的国家称之为“商”，但如果以殷商为标准来观察殷商之前的古城，既无法显示与殷商类似的多元为一体的面貌，也没有许多殷商的代表性成分。从考古来观察，殷商之前的中原、河北、鲁北、东北各有独立国体的存在；而在殷商时期，除了有几个国体结合成新的殷商大国外，也形成共同的制度、礼仪、整体化的信仰观念、文字记录，具备了上古帝国文明的内涵及外形。因此，虽然殷商之前的青铜文明与殷商有传承关系，但两者仍有非常关键的差异性存在。前者似由几个各自独立的古国文化组成，虽然彼此来往，却互不统属；而后者是已经整体成形的古文明集权大国（或许可谓“上古帝国”）。在实际的考古现场，也足以看出殷商之前和殷商的系统性差异。

可是与历史纪录对照，殷墟只能符合盘庚之后的商朝情况，故被命名为晚商。至于盘庚之前的“早商”（或分为早、中商），则今日所有研究论文、教科书、考古报告，都将二里冈时期郑州、偃师的城址称为早中商时期的“商城”，或称郑、偃城为早商都，而洹北城称中商都（二里冈古城在上层后期虽然没有废毁迹象，但不知何故，学者们认为它已失去都城的地位）。无论如何，郑偃两座古城，都被视为殷商之前早中商时期的“商城”，盘庚之前的商王居处。但与此同时，已有部分考古学者提出，郑偃“商城”与殷墟“商城”之间的差异性过大。下文中，笔者将简略地列出郑偃和殷商的几项重要区别。据此可知这两区遗址确实是出自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文明。

三、郑偃与殷商文明的相异性

许多学者透过陶器、金属器、玉器、建筑的比较，认为郑偃和殷墟应属连续性的文明发展。如张光直所言：“把河南龙山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郑州商城文化和安阳殷墟文化排成一列，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的两种性质，一是一线的相承，二是逐步的演变。”^[30]不可否认，两者之间确实具有相当明显的传承和发展关系；但另一方面，照目前所见的考古资料，两者间仍存在着很多关键性、代表性的差异。

（一）出土兵器的情况及类型

第一，根据张渭莲的统计，除了小屯宫殿遗址之外，在殷墟遗址中的兵器数量明显超越礼器。兵器在殷商青铜器中占有数量优势，却仅占郑偃青铜器不到15％的比例。在郑偃遗址中，反倒是礼器占了80％以上^[31]。殷墟出土兵器的数量，以比例来看超过郑偃遗址数倍，这说明在殷商的历史阶段中，军事活动益趋重要^[32]。

就工具和兵器的类型、比例分析，郑偃古城时期的中原居民平时从事农耕，在发生战争时，就起而抵抗其他国家或外来民族的攻击。但殷墟时期遗址的现况，可以明显地发现当时已有一群人专门从事游战，而这群以军事为业者，正是殷商的王族。这说明殷商时期有专职军事的特殊贵族阶级，殷商之前则看不出有这类贵族存在的迹象。

第二，殷墟出土的兵器类型涵盖中原、东北地区的兵器特色，也有很多草原兵器的类型，这些草原兵器（包括陕北榆林绥德墕头村的出土文物）并未见于郑偃遗址，而出现在辽冀和殷墟（图一），这代表草原兵器传播的路线并非经过黄河流域、陕豫流传下来，而是经过蒙古草原（崔璇先生已指出，从新石器到周代之前，黄河北游河套地区与燕山之间有密切来往^[33]），或贝加尔湖黑龙江草原一带，从东北流传到中国（笔者认为，林沄先生指出殷墟兵器与东北及亚洲草原兵器的传承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发现^[34]，李亨求先生也搜集了很多相关资料^[35]，对此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这说明，殷墟不但是传承中原和东北文化的重镇，而且势力范围广大，不似殷商之前仅限于邻近中小型国家间的局部冲突，其参与的战争规模甚至远达千里之外。

第三，作为统一大国，在其势力统治的偏僻地区中，生活水平较贫穷，况且殷商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战乱区经济上难有发展，人口自然会流动到邻近较稳定而富有的地区，故偏远区的人口变少，文化渐趋落后，这是不断征伐方国、不发展边远地区的单一都城专制大国的特征。

上述这三点说明，以殷商之前的城邦与殷商相比，两者在社会规模、生活方式、贵族活动等方面均不一致。

（二）礼器类型及纹饰

就礼器来说，殷墟的器形比郑偃城址丰富得多，除了殷商之前各地所见的器型之外，还发现有全新的礼器，且常常有全新器物出现，如2011年初殷墟发现有贞人名字的铜章，这也属于殷墟最早出现的青铜器类型。

殷商礼器纹饰的造型也非常多元化。基本上，郑偃所有造型都以夔龙为母题^[36]，这代表本地文化的崇拜对象。殷墟礼器依然以龙为主题，可是除了中原的夔龙，还出现了很多东北红山文化类型的龙形。此外，殷墟时期的龙，造型中经常蕴含着羊、牛、象、犀牛、鹿、猪、凤、鸮、鹰等其他禽兽的特征，也经常有独立成形的牛头、羊头、象头、鹰头等出现。例如殷墟1004号大墓的两件著名的方鼎：其一内壁刻鹿图，而外壁的纹饰将鹿首容纳于饕餮构图，左右有夔龙和凤的造型；其二内壁刻牛图，而外壁的饕餮有牛角，左右也有夔龙和凤的造型（图二；三）^[37]，来源不同的多类神兽联合为一个丰富构图。这代表当时已有多元化的崇拜对象。

这说明原本崇尚神龙的中原文化，吸纳了其他族群对别种神兽的崇拜，在想象力的激荡下，创造出各种混合的神奇造型。从这些造型里，我们可以分辨出郑偃地区遗址的夔龙，也能发现东北红山类型的勾龙，说明殷商文明兼纳了这两种崇拜对象。此外又有红山类型的鸮、东夷的凤，以及其他混合的形状，这说明殷商文明同时也吸收了东方和东南的文化信仰。常出现的羊头造型，反映出殷商文明里的游牧文化成分；大象、猪和犀牛则代表江南文化的成分。总之，当时来自不同地区和文化的崇拜对象，都在殷墟礼器里被结合成多元性的神奇造型。

混合性的造型取代了独特崇拜对象的造型，这涉及革命性的信仰变动。崇拜独特对象的文明，不会随意混用外族崇拜对象。几种崇拜对象合为一体，代表数个古国在合并的同时，亦有意联合各自的信仰、同化各地的崇拜对象。其次，这也显示上古信仰及神权的弱化。兼容多元且开始进行整体化的国家统治者，似乎并不强迫各地接受王族原有的信仰，反而认同自己国家各地的信仰，将不同地区的礼仪及崇拜合并成同一信仰制度。

（三）制作礼器的材料

除了常见的陶制、玉制、铜制礼器之外，殷墟常见以大理石制造的大型礼器。殷商大理石礼器的形状接近其他殷商礼器，但是体积庞大，常见于殷商王族的宫殿和坟墓遗址中（图四；一一三；一一四：2）。

（四）神兽崇拜

从殷墟以来，河南、河北出现了原来没有的新神兽崇拜。除了上述神兽之外，老虎在殷商礼器上几乎与龙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而在中国境内，老虎的造型极少见于殷商之前的文化中（此问题下文将专门讨论）。更重要的是，这些老虎造型出现的地方，以殷商王族的遗址为主。这说明老虎对殷商王族而言，可能是具有特殊崇拜意义的造型（图四）。牛角的造型也极少见于殷商之前的礼器上，虽然牛骨并不少见，但未有崇拜牛的根据，只有在殷墟遗址中牛的神格化才很明确（图三）。中华文明崇拜牛的渊源，或许滥觞于此。

（五）王冢形状

殷墟首见大型特殊的王冢。殷商之前，未见有“亚”、“甲”、“中”字形的广大王冢。这种墓葬结构，商周均可见之，但首见于殷墟。这说明，“亚”、“甲”、“中”形的王冢结构源自殷商文明。

至于小型墓的埋葬方式，据张渭莲的统计，郑偃墓中有腰坑的比例偏低（偃师城址6.3％，郑州城址13.4％，台西遗址25％），而殷商则占全部墓葬的一半；郑偃墓中有殉狗的比例为12％，而殷商墓中则占到40％。此外，“二里冈文化的埋葬习俗中有在墓底铺朱砂，随葬涂朱圆陶片的习俗，在晚商没有看到”^[38]。

（六）殉人和人牲

殉人和用人祭神的传统已见于新石器晚期的遗址，然而殷商之前实在没有以成十成百个人殉葬的规模。据张渭莲统计，具有殉人的郑偃墓葬，约占全部被发掘“墓葬总数的3％左右，与晚商时期的比例基本相同”^[39]。这代表两个时期上层阶级所占的人口比例相近，但殷商的殉人和人牲数量超过殷商之前数倍之多。

二里冈遗址也有用人祭祀的痕迹，祭祀遗址里，兽骨之外也有人骨，但数量不大，一般只有一人骨架，人骨最多的祭祀遗址是二里冈下层二期C9.1H111祭祀遗址，里面发现有两位成年人和六位小孩，另有八具猪和两具狗的骨架，但这些埋葬分四层，表达四次祭礼的活动；二里冈上层也都是单人祭祀坑，极少数还有四具人骨架^[40]。

殷墟殉葬人与人骨祭祀坑非常普遍，骨架数量也很大，此外颇关键的是，目前可确定的人殉和人牲斩首礼，最早应是发生在殷墟时代。虽然新石器晚期的遗址中已有人骨祭祀坑，但所用人牲数量远不及殷墟，而且殷商有专门的人头祭祀坑，这是在殷商之前遗址里未曾被发现的。人牲的数量表示战事的规模，而以斩首的方式杀害人殉和人牲，则显示殷商文化已建立了其独特的国家祭礼和祭法。

（七）人牲民族的属性

殷墟祭祀坑中的人头骨分属多元族群，其中不仅包括东亚、北亚、南亚三种蒙古人种，也有太平洋黑人种、高加索白人种、爱斯基摩人种等等^[41]。郑偃墓葬則未曾见此类情况，这说明殷商所接触的地域范围相当广远，不仅国力强大，在民族属性上，可能还接触、甚至包含许多自远地而来的人种。

（八）马车的出现

直到殷墟建都后，中国境内才出现了使用马和马车（以猎车及战车为主）的技术，并有随葬性的车马坑出土。目前的考古研究显示，殷商之前中原民族可能没见过马匹，最早的驾马技术则首见于殷墟二期，约为武丁时代（图九九；一〇〇；一〇六：2）^[42]。

（九）甲骨金文的出现

从殷墟建都以来，殷商发展出完整的文字系统。有关文字发明，《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补充：“颉有四目，仰观天象。因俪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43]虽是神话传说，但这些记载反映出“文字发明必定源自天极，是神圣伟大事业”的传统观念。据考古发现，在甲骨文之前，中国各地的成熟文化都有一些刻文符号，即出现在陶制礼器上的陶文或刻在玉器上的符号。然而其与甲骨文也没有直接而确切的传承关系。中国之有明确的文字传承，最早仍只能上推至殷商甲骨、金文为止。因此据现有资料，系统性的文字发明也是殷商的伟大突破之一，而非所谓“早中商”^[44]。既然历来传承的文字源于殷商，研究汉字的渊源，自然离不开殷商文明的形成问题。

（十）郑偃和殷墟的地理及路线关系

从地理位置来看，郑偃到殷墟的路线，并不符合文明变迁及发展的趋势。郑偃的地理位置、土质、气候等环境条件，都比殷墟更适合农耕。从考古上看，古代东北人的生活方式乃兼采农牧渔猎维生的综合性文化。东北可行农业的区域有限，且气候和土质条件均差，若单事农业，生活恐无以为继。因此对当时居住在东北的人来说，无论是河北平原或殷墟一带的环境都不算难以适应，何况南方的气候还比东北温暖。

但对于习惯更温暖、肥沃土地的农耕文化来说，河北平原显然不是理想的移居地点。因此自新石器中期以来，从东北向京津、中原地区流动的民族有很多，但反向北上的却从未有之。中原民族不愿意离开黄河中游，往土质不良的黄河下游或河北平原移动是可以理解的。换言之，从东北经河北向中原南下是自然的人类迁徙方向，从黄河中游迁都到河北却不符合当时国家发展的需求。我们很难想象，在没有遭到强大敌人攻击的情况下，一个大国的统治者会将都邑从郑州迁移到安阳这样的贫穷之地。假若这个国家是从东北地区一路南下，最终建都于殷墟，那么在逻辑上是比较能说通的。

况且在殷墟建都，基本上不像农耕民族的作法，也看不出有在黄河中游长期生活过的经验。如果他们从东北下来后，先到郑偃地区，并定居黄河中游数代之久，那么他们会投入农耕的生活（郑偃遗址就是如此），若没有被更强的族群攻击，这群人不太可能主动迁移到土质偏差的殷墟。这些地理上的因素，实际上已足以否定殷商王族从郑偃迁居到殷墟的推测。所以郑偃城址的统治者和殷商的殷墟王族，恐怕不能视为同一个王室的延续，两个遗址也不宜视为同一王朝的先后国都。对此问题，笔者在以下的篇幅中会陆续补证。

（十一）总结

综言之，上述十项差异性已足以阐明殷墟的文化内涵、族群成分、社会性质、国家结构、祭礼体系、信仰的综合性，其特征与所谓的“早中商”时代皆有不同，也应以不同的历史阶段视之。若“早中商”文化被称作“商”，而“晚商”被命名为“殷”，则“商”是“殷”文明的主要基础及成分之一，却非同一个王朝的历史，也不能视为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其实，从《殷本纪》所谓商朝统一天下长达七、八百年来看，这件事就值得存疑，毕竟如此长久的王朝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

更谨慎而言，殷商王族自称为“商”，所以目前所谓的“早中商”只能当作时间概念，相当殷商先王活动的时代，而我们所见的邦国遗址的国名不称为“商”，因此本文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改名为“郑邑”、“偃邑”。从殷墟上层贵族遗址来看，我们目前所看到“早中商”遗址都不符合殷墟上层贵族遗址的类型。虽然殷墟王室无疑是盘庚以后的商王，但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盘庚以前商先王的遗址，包括洹北城遗址也没有多少足以代表殷商的考古特征，不能视为殷墟的先期。也就是说，我们尚未见到成汤等先王的居住遗址，或事实上的盘庚先祖统治早中商的邦国遗址。

因此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殷商之前中原青铜时期的古国究竟是何种文明。

[1] （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页53。

[2] 曾有些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殷墟小屯遗址少有武丁之前的遗物，应非盘庚故邑（相关论述参见张渭莲：《商文明的形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页35—36），而最近发现的洹北遗址，在年代上比小屯稍早，目前也被视为可能是盘庚都城。参见唐际根、徐广德、岳占伟、刘忠伏：《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1997 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页23—35；唐际根、荆志淳、刘忠伏、岳占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考古》2003年第5期，页3—16；唐际根、岳洪彬、何毓灵、岳占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1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5 期，页17—23；李立新：《甲骨文“□”字考释与洹北商城1号宫殿基址性质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1期，页11—17；高江涛、谢肃：《从卜辞看洹北商城一号宫殿的性质》，《中原物》2004年第5期，页20—25。对于洹北宫殿，学术界有两种说法。其一主张为河亶甲居（刘绪、雷兴山：《洹北花园庄遗址与河亶甲居相》，《文物世界》1999年第4期，页18）；其二则主张是盘庚迁殷时期的都城（杜金鹏：《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第5期，页50—64）。笔者认为杜金鹏先生的看法较有实际根据，也较受目前学界认同。但洹北宫殿究竟是哪一个历史阶段的遗址，仍待进一步探究。相关意见参朱光华：《洹北商城与小屯殷墟》，《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 期，页31—35；李民：《安阳洹北商城性质探索》，《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页34—36；陈隆文：《盘庚迁殷地望与洹北商城》，《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页28—32；胡洪琼：《洹北商城与中商文化》，《殷都学刊》2009年第3期，页37—43；孟宪武、谢世平：《安阳洹北商城考古学文化年代辨析》，《中原文物》2009年第4期，页52—55、61。

[3] 赵芝荃：《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期文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页273—279。

[4] 张立东：《先商文化浅议》，《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5] 参见郑伯昂：《先商文化及其渊源与发展新探》，《商丘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页5—21；韩建业：《先商文化探源》，《中原文物》1998年第2期，页48—54。

[6] 栾丰实：《试论岳石文化与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族起源问题》，《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页82—88。

[7] 参见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页17—30；胡秉华：《滕州前掌大商代墓葬地面建筑浅析》，《考古》1994年第2期，页52—57、81；万树瀛：《山东滕州市薛河下游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考古》1996年第5期，页31—33；谢治秀主编：《山东重大考古新发现1990—2003》，济南：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2003年，页49—64。

[8] 荆三林：《论述殷商源流》，《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页44—53；顾颉刚：《殷人自西徂东札记》，《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240—259；饶宗颐：《契封于商为上洛商县证》，《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115—129。

[9] 李民：《关于商族的起源》，《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页73—81；李民：《豫北是商族早期活动的历史舞台》，《殷都学刊》1984年第2期，页5—9；陈昌远：《商族起源地望发微》，《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页136—144；姚政：《论商族的起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页24—33；张国硕：《商族的起源与商文化的形成》，《殷都学刊》1995年第2期，页1—5；铜官：《斝式鬲与先商文化》，王光镐主编：《文物考古文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118—126；李民、张国硕：《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0] 张渭莲：《商文明的形成》，页183。

[11] 张渭莲：《商文明的形成》，页182。

[12] 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国学论丛》第一卷第1期，1927年，页109—113；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页60—75；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1931年，页523—557；徐中舒：《殷商民族及殷王世系》，《先秦史论稿》，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页53-72等。

[13] 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1分，页87—130。

[14] 傅斯年：《东北史纲》，北平：“国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彭卫、张彤、张金龙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古代史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6-51。

[15]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页14—15。

[16] 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1987年1辑。

[17] 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页21—34；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商先起源于幽燕的再考察》，《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页84—94；杨锡璋：《殷人尊东北方位》，《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页305-314。

[18] 黄中业：《从考古发现看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北方文物》1990年第1期，页14—15。

[19]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郭大顺：《北方古文化与商文化的形成》，《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20] 曹定云：《北京乃商族发祥之地》，《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页112—116。

[21] 曹定云：《商族渊源考》，《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页117—125。

[22] 朱彦民：《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页1—185。

[23] Gideon Shelach，Prehistoric Societie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China，London：Equinox Publishing Ltd.，2009.Gideon Shelach所论，虽然主要集中在西周以来的东北历史，但他也特别强调青铜器早期的辽西区以及夏家店下层文化对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贡献。

[24]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址》，《历史论丛》1964年第1辑，页131—159；李业农：《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第7辑，页65—70；张博泉：《关于殷商的起源地问题》，《史学集刊》1981年第10期，页11—14；蔺新建：《先商文化探源》，《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页16—21、36；翦伯赞：《商族的起源与古代国家的建立》，《先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123—39；王明阁：《先秦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张渭莲：《商文明的形成》，页130—148。

[25] 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又载于李伯谦编：《商文化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页38—52。

[26] 卫聚贤：《殷人自江浙迁徙于河南》，《江苏研究》卷三第5—6期，1937年，页1—5；卫聚贤：《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检讨》，《东方杂志》卷三十四第7期，1937年，页147—157。

[27] 张翠莲：《先商文化、岳石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关系考辨》，《文物世界》1997年第2期，页31—48。

[28] 尽管如此，但笔者并不认为更早期的二里冈文化，是下七垣文化移往黄河中游后的产物。

[29] 参看张渭莲的统计，见氏著《商文明的形成》，页66—69。

[30] 张光直：《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页59-60。

[31] 张渭莲：《商文明的形成》，页50—52、124—125。

[32] 虽然早中商墓葬发现数量远不如殷墟集中，但张渭莲的研究并不以总数，而是以比例来说明早中商和殷墟礼器、兵器数量的差异，故不涉及墓葬数量，研究成果亦具有代表性。如以全数来说，殷墟礼器的发现确实比早中商多得多；但以比例而论，早中商墓葬中的礼器占多数，且比例超过殷商墓葬数倍。

[33] 崔璇：《新石器时代至商周之际河套地区与燕山南北的文化关系》，《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页33—40。

[34] 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

[35] 李亨求：《铜镜的源流———中国青铜文化与西伯利亚青铜文化的比较研究》，《故宫学术季刊》1984年第1卷第4期，页29—70。

[36] 相关研究请参见郭静云：《由礼器纹饰、神话记载及文字论夏商双嘴龙神信仰》，《汉学研究》第二十五卷第二期，2007年，页1—40。

[37] 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寻辑补、李济总编辑：《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页131—133，图版壹壹贰—壹壹柒；页126—131，图版壹零陆—壹壹壹。

[38] 张渭莲：《商文明的形成》，页90、105。

[39] 张渭莲：《商文明的形成》，页90—91。

[4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1953—1985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页483—507，图三〇三至三一一、三二二至三三三。

[41] 杨希枚：《河南安阳殷墟墓葬中人体骨骼的整理与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第2分，页231—266；李济：《关于殷商人的体质人类学的评述》，李济：《安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256—267；潘其风：《关于中国古代人种和族属的考古学研究》，《燕京学报》新9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277—294。

[42] 关于殷商随葬车马的类型，参见吴晓筠：《商周时期车马埋葬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43]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页571；（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页一，《画史丛书》册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页5。

[44] 近半个世纪以来，学界针对郑州出土带刻辞的卜骨已有许多讨论。如陈梦家：《解放后甲骨的新资料和整理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页3—12；萧良琼：《周原卜辞和殷墟卜辞的异同初探》，《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页261—284；裴明相：《略谈郑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1985年增刊，页251—253；李学勤：《郑州二里冈字骨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页1—5。然此项数据仍有明显的疑点，其不仅出处不明，现藏处也不明，且目前尚没有人能见到原件。又假设此卜骨确实在郑州出土，但郑州也有不少晚商以降的遗址文物。因此这片下落成谜又年代不详的卜骨，并不能视作殷墟之前的甲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