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原青铜早期的文明渊源

一、偃师二里头是中原文明发祥地吗？

自从发现偃师二里头早期青铜遗址后，二里头便被视为中原青铜文明的基础，郑偃古国亦被视为夏、商王朝的故居。因此，若其他地区发现有和二里头文化相似的遗址，学界即视之为夏、商文化传播的依据。例如长江流域发现二里头类型的遗址，向桃初先生便认为二里头文化经过两条路线往南方传播：一是循汉水进入江汉平原，向西经过鄂西到成都平原，往南到湘西、江南；二是经过淮河支流，进入江淮地区，再向东南进入江浙^[1]。乔玉先生对二里头周围的人口和土地利用率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此地人口、聚落密度一直很稀薄，土地利用率也很低，到新石器中晚期才上升到33％，但新石器晚期又降到10％。直至新石器青铜之际，才有较多社会活动，但土地利用率仅46％^[2]。这两位学者的结论明显矛盾。二里头无疑是农耕文化，但其土地利用率并不高，在农田和居住地足够的情况下，农耕社会缺乏向外扩展的动力。况且，二里头遗址出现的兵器并不多，未见有以战争为生的族群存在^[3]。既没有农田扩展的需求，又缺乏扩张领土的工具，其分布领域怎可能超过后来的蜀、楚、吴、越王国呢？

学者们以金属料需求来解释二里头人群往外发展的问题，例如陈朝云先生认为，以偃师二里头为中心的夏王朝所控制的豫南、江汉平原，即北南交通的主要路线，通过这些路线就得以掌握长江流域的金属矿。就因为掌握了长江中游，青铜早期两湖地区文化类型才与河南偃师二里头相同，考古学界都命名为“二里头”（如：湖北二里头、湖南二里头等等），认为青铜早期南方文化的发祥地是偃师二里头^[4]。但偃师二里头人口有限、兵器不足，又未能拥有用以制造兵器的金属矿，他们如何将自己的影响力向四方扩展呢？

在豫南、江汉、鄂西地区出土了许多二里头时期遗址，文化类型也和偃师二里头一致，同类遗物另见于成都、江淮和苏皖平原，甚至远达长江三角洲。为理解此考古现象，我们应该脱离以郑偃夏商为中心的主观角度，从考古背景等多方面了解青铜早期江河文明的历史情况和变迁过程。其中可以提出几种代表性的问题：农作、器型、铸铜技术、古国结构、礼器流动等，从中分析青铜早期文明来源。

二、江河之间青铜早期文化的背景

（一）新石器时代江北的农产演化及传播

1.原始黍、稻农作区域，以及稻作北传的趋向

黄河流域农产从新石器早期以来即以黍为主。学界对于黍作发源地看法不一，主张源自渭河流域、黄河上游的甘肃大地湾、河北滏阳河、漳河流域的武安磁山、清河流域、辽河流域者皆有。在讨论黍、粟的来源时，有些学者将这两种农作的出现混为一谈，如赵志军先生指出碳化谷类的区分有时候不甚准确，因此将黍、粟农产视为同类^[5]。但另有学者认为两者来源不同，黍作源于渭河和黄河上游，粟作源于山西、河北磁山、辽河等地区^[6]。重点是黄河流域及华北地区新石器时期的农产是以黍、粟为主。黄河下游的豫东北、冀、鲁西都是黍、粟农产地^[7]，甲骨文常见的“黍”字也呼应商代安阳地区的黍、粟农产。

在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县仙人洞的旧、新石器之际文化遗址，都发现有古人采集野稻的痕迹。稻作的源产地就是长江中游的江南地区，在新石器早期，顺着长江传到中上游以及下游江浙地区，并成为彭头山、汤家岗、大溪、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崧泽等新石器文化的基础。

新石器早中期，稻作技术已跨越长江，发展到江淮、江汉平原等地。有些学者认为稻作北传反映气候的暖化^[8]，但是这种推测并不妥当。气候史的研究方法，不能依靠人力栽培的植物。即使在气候不适的地区，经过农民的养护，也能有一定的收获。如果稻作北传涉及气候暖化，则气候冷化也必然产生稻作南退的情形，可是在青铜器时代虽有全球冷化的事实，稻作非但没有南退，反而继续北传，甚至传到朝鲜半岛、辽河流域、日本等北方的地区^[9]。

虽然方辉先生以气候冷化来解释青铜时期海岱岳石文化的衰落，认为稻作农业因气候灾害、粮食生产不足而导致文化没落^[10]。但是同一时期，更北边的文化并没有衰退，反而进入兴盛期。皖北蒙城县尉迟寺遗址是很突显的例子：在气候温湿的大汶口时期，地层中的稻量很少，反而在气候偏冷的龙山晚期可见稻作的发展^[11]。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早期的人类社会，已可以适应不同的气候发展农作。但战争^[12]、洪水⑥、整体的社会变迁，仍能导致部分古文明没落和新文明兴盛。青铜时期，江浙地区也曾进入低潮阶段，却没有稻作南退的现象。

依笔者浅见，新石器中期稻作北传，人类社会的因素比气候因素重要。江南平原稻作促进了文明发展，生活质量趋向稳定，人口增加，遗址密度不断上升。江南平原之南有高山，阻碍文化南传的趋势，而江北地区的环境与江南接近，是土质良好、适于农耕的平原。新石器中晚期，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江南崧泽、薛家岗、大溪文化有北传的趋势，江北居民习得稻作技术，以保证生活稳定。江北地区稻作收成可能不如江南，但却足以提供稳定的粮食来源。因此稻作北传应归因于人类文化的发展，而不是气候变化。

稻作北传路线有三：（一）沿海线，从长江三角洲经苏北、鲁南、鲁东，逐步传到朝鲜半岛、东北、日本等地。（二）淮河线，经苏北、江淮平原往西到唐河、白河等汉江支流的地区，故河南信阳到驻马店是淮汉流域交界之区；与此同时，淮河北支流往西北入淮黄平原。所以淮河路线南到长江，北入淮黄平原，东在江苏与沿海线交叉，西到豫中与汉江交通线交界。（三）汉水线，经江汉平原、白河、丹江、灌河等支流传到豫西南，然后到达中原地区的黄河南岸；与此同时，经过汉水与长江西流，到达重庆、陕南及成都平原。所以汉江交通线涵盖汉口以西的湖北、河南，西北到陕南，西南到渝川，东在靠近桐柏山和伏牛山的地方与淮河流域交界，北出自南阳盆地入中原。这三条路线在考古上均有明确的遗址发现。

2.沿海线

根据考古发掘，新石器早期苏北及山东东南地区的生活方式以渔猎为主，遗址密度稀薄。约与长江三角洲的崧泽（新石器中期）同时，苏北平原至山东沿海地区开始出现很多碳化稻谷^[13]。当时鲁中丘陵保留以渔、猎为主以粟作为辅的生活方式，稻谷的出现量很低^[14]，但苏鲁沿海、淮河流域已成为稻作农耕区。直至龙山和岳石时期，虽然气候明显开始冷化，但日照两城等具有代表性的龙山遗址，其农产仍以水稻为主，以粟为辅，还零散出现一点小麦谷^[15]。稻谷的营养价值比粟高，更能保证生活水平，因此，既然学到稻作的文明，应会尽量保持其农产量。在两城遗址的居民食物中，稻米量超过小米量一倍以上^[16]。

3.淮河线

今日高邮湖流域及淮河注入长江的交汇区，是原始稻作文化区。年代相当于长江对岸的马家浜及崧泽，北岸有龙虬庄文化，与马家浜、崧泽大致相同，但也有自己的独特面貌^[17]。从此，跟着淮河往西北上来的交通线也成为稻作北传的主要路线。新石器中期以来，稻作成为淮河流域农耕文化的基础^[18]。

淮河中游蚌埠双墩侯家寨遗址，其下层文化年代距今约7000年，上层则距今5000年^[19]。朱光耀等学者分析文化遗址的情况和石器类型，认为双墩社会的食物来源以渔猎为主，遗址中虽然发现稻谷，但可能只有少量出自本土栽培，大部分是采集或外地输入得来^[20]。因为所发现的稻谷并非野生稻，不可能采集得来，故应视为外地输入，或许是和南方进行肉类、谷类交易所得。在双墩北边的尉迟寺遗址，稻谷数量更少，直至新石器晚期才有增加^[21]。

新石器中期的淮河流域可能是当时水稻文化传播的北界。直至新石器晚期、青铜器早期，居于淮河中游的狩猎族群，因追求生活和食物来源的稳定，逐步向猎农并兼的生活方式转变。虽然黄淮居民从北方吸收粟作农业，但淮北遗址中出土的稻谷量提升，表达了淮河中游人们对营养价值高的稻谷的追求，如果农作量不足，便以交易、掠夺来增补。因此综观淮河中游的文化演变，新石器早期仍以渔、猎为限，新石器中期转以渔、猎为主，稻作为辅；新石器末期才开始以稻作为主，渔、猎为辅^[22]。

淮河上游遗址也发现类似的情况，包括淮河支流及黄淮平原的猎民，都已知稻谷。舞阳贾湖遗址的出土，显示河南地区不仅是黍粟农产范围，同时也有稻作。淮河下游的龙虬庄也发现了稻谷，这说明淮河流域在新石器时期已是食稻先民之地^[23]。

因贾湖遗址的年代偏早，学者们以豫中为稻作的故乡^[24]。有学者认为，贾湖遗址表现出从采集到农耕生产的完整发展过程^[25]。张居中等学者也认为，虽然淮河下游粳稻农作比上游丰富，但这仍与长江流域无关，而是源自贾湖的籼稻^[26]。陈报章先生先提出了“稻作起源地从长江流域推进到淮河流域”的假设^[27]，但长江流域在万年前已有食用水稻的现象，故陈报章先生的说法无法成立。所以学者们多选择更保守的态度，认为贾湖先民栽培稻与长江先民驯化稻是同时发生，这代表中国稻作文化的多元性^[28]，或主张稻作始于长江中、下游与黄淮平原三地，且认为苏中稻作源自贾湖^[29]。

以笔者浅见，强调贾湖在稻作上有所突破的论点很牵强，与考古所得不符。首先，苏中和淮河下中游的农产无疑是太湖流域文化北传的结果。其次，贾湖遗址中看不出曾受长江流域之外的其他稻作技术影响。贾湖遗址的石、骨器，显示其生活方式仍以渔、猎为主，农产用具数量不多，遗址中的野生兽、鸟、鳖骨则反映了猎取对象；在兽坑里都葬有狗，这是狩猎文明的标志^[30]。前期贾湖遗址的年代距今约9000—7000年左右^[31]，属于使用普通刮削器的猎人文化。

虽在距今7800年之后的地层中发现了稻谷，可是稻壳较小，与同时期长江流域的栽培稻、野生稻都不同。学者们认为，贾湖遗址的大部分稻谷是本土野生稻，是贾湖先民采集所得。这或许可以补证历史地理学的推测。距今7500年前左右发生洪患，而距今7800至5600年前期间，气候变得更为湿暖^[32]，所以淮河上游也出现了野稻。贾湖遗址另有少数籼稻出土^[33]，但其驯化程度低于彭头山等长江中游农耕区^[34]。

根据人骨的化学分析，贾湖先民以渔猎维生，直至距今7000年左右，农耕生活才有一点发展^[35]。在上层遗址也发现了农具。贾湖上、下层的文化面貌差异很大，所用的石器也明显反映出文化的分期，早期的刮削器等普通渔猎工具，到了晚期已被形状精准的石器取代，其中的有段石锛、有柄长斧等都属南方的工具体系^[36]。

学者们比较贾湖与同时期文化时，很少发现淮河中下游的因素，反而多与江汉平原的文化相似。从地理的角度来说，贾湖虽可经大别山通往淮河中游，但不如经汉水支流往江汉平原路线便利。贾湖陶器如双耳罐、三足釜等，与江汉平原城背溪、皂市的下层文化相同^[37]。城背溪、皂市下层文化距今约8000—6000年，其传承自更古老的彭头山稻作农耕文化（距今9000—7000年间），以及采集野稻的玉蟾岩等文化。可是贾湖文化缺乏这样的传承脉络。据检验结果，新石器时期的淮北农作均属于南方物种，制造方式符合南方体系的制造石器的生产业^[38]。这说明历经洪水及暖化后，豫中地区出现了某种野生稻，于是贾湖先民乃采用南方传来的农作技术将其驯化。此外，考古学家发现贾湖文化里，有来自江汉彭头山、城背溪以及豫西南淅川下王岗文化的因素，往往超越其与淮河中下游文化的关系^[39]，所以贾湖稻作的起源地应不是淮河下游，而是江汉平原。

学者们在豫南驻马店、信阳地区的农作文化中也发现类似的趋势：距今约5000年以前的农产状况不明，但其后都出现粳稻、籼稻耕作发达的情况。虽然本地属于淮河与汉水流域交界地区，但耕作技术却源自江汉平原，淮河下中游的文化因素反而较少^[40]。至于汉水流域的农产与文化传播问题，将留待后文再作讨论。

淮河流域的稻作条件良好，但略逊于长江，况且淮河中上游是丘陵森林地带，适合渔猎，因此淮河流域中上游的先民早期仍以渔猎维生，后来为了追求稳定的食物供应，才逐步接受稻作技术，可是农耕遗址的密度和规模都不如长江流域。虽然新石器中期的淮河上游有野稻，但从技术来看，淮河先民并不是自行驯化野稻，而是由江淮及江汉平原的农耕文化向北扩展的结果。

4.汉水支流线

汉水支流，丹江下游的黄楝树遗址可代表豫西南的农耕发展过程。新石器中期的丹江流域，已出现成熟的农耕社会，其主要作物是粟。但仰韶文化四期以来开始出现水稻，至距今5000年后的地层，又出土了很多稻粒、壳、干，显示本土稻作已达成熟的程度^[41]。

离黄楝树遗址不远的灌河流域淅川沟湾遗址，也是新石器农耕先民几千年的聚落。遗址中也有出土了粟、黍、稻等三种粮食农作物，但在历史过程中，三者在遗址的出土概率方面有所变化。下层第一期文化的农作发展程度属于中等，农作物以黍为主，其出土概率占40％多，粟占20％—25％，未见稻谷。到了第二期，整体农作下降，黍出土概率降到17％以下，粟作则几乎已消失，出土概率降到2％以下。第三期的农作情况依然偏弱，但有稍微提升的趋势：粟出土概率为4％以下，而黍升到25％，同时开始出现稻谷，其出土概率已到达6％。在第四期的文化地层里，黍出土概率又降到18％，而粟增加到8％，稻也增加到8％，粟与稻不仅是出土概率相符，出土总量亦相同。直至五期文化，粟作消失，而黍、稻作比例已相当，在社会生活中，整体农作比例也有提升。第六期也可见农业发展的趋势，黍、稻、粟的绝对数量都有增加，但黍的耕作率增加最多。从这样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灌河流域地区的农产中，黍作一直占绝对优势，而稻作的规模虽不如丹江流域，却有明显的成长^[42]。

从新石器早期彭头山文化以来，水稻农产是江汉地区的关键，豆类、果类等其他农产也相当丰富^[43]。汉水上、中游（含汉水支流的流域以及汉淮流域交界之区）在新石器早期以裴李岗文化因素为主，农产以种植黍粟为主。据王红星先生分析，“该地区受到稻作农业文化的影响，尽管可以追溯到距今7000年左右……，但真正联系密切是在仰韶文化二期后段以后的事，且有逐步加强的趋势。”^[44]换言之，彭头山晚期长江中游经济、技术已开始传到南阳盆地以及大别山北脉豫中地区，因此河南逐步增长彭头山、城背溪、大溪早期文化的因素。到了新石器晚期，大溪文化江汉农产技术顺着汉水及其支流北传到豫西南。直至新石器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屈家岭文化，江汉类型的农作技术已出现在更北边的豫中地区、郑州的黄河南岸。可见江汉稻作一步一步地适应更北边的环境，这说明农作水平越来越稳定。

5.河南新石器末期到青铜初期稻作的情况

农业考古显示，新石器晚期河南稻作范围主要在西侧的丹江、灌河三角地区，此外，小洪河、颍河、沙河、汝河流域也已经有一定规模的稻作。

驻马店杨庄新石器末期地层稻谷的出土量很高^[45]。根据气候学的研究，驻马店地区当时虽具有一些暖温带气候的特点，不过仍以季节性和大陆气候为主，夏冬温差达摄氏30余度。该地土质良好，有很多溪河湖潭，但气候干燥^[46]。可见当时的稻作技术足以适应这种环境，其岁收虽不如长江流域，但水稻营养价值仍吸引古人从事栽培工作。

汝河流域也发现距今约5000年的稻作痕迹。汝州的早中期新石器文化以渔猎生活为主，农产状况不明，早期中山寨遗址的文化面貌近似贾湖，但未见有磨盘等农具^[47]；洪山庙遗址也类似，学者们仅间接推论洪山庙遗址有木耜^[48]。距今约4000年，汝州李楼遗址，已发现有很多稻谷，其中有籼型、粳型稻，还有部分小粒籼型种，这可能是受当地气候的影响，使部分稻谷无法完全长成应有的尺寸^[49]。

禹州瓦店发现新石器末期至二里头时期的遗址^[50]，从发现种子绝对数量来看，其产品中粟作的比例占51.6％，而稻作占26.2％，大豆类占13.1％，而黍仅占8.8％，小麦仅占0.2％。虽然粟谷和稻谷单位产量不同，但遗址中粟与稻的出土概率却相同，这说明当时颍河流域粟田和稻田所占的面积相同，学者们已注意到，此地稻作已有发展成主要农作物的趋势。禹州的农产技术明显受到湖北石家河文化的影响^[51]。我们很难以气候暖化来解释禹州的农产偏向稻作的原因。当时气候已开始冷化，禹州稻米产量不如粟米，但禹州先民却尽量栽种水稻。大概只能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

从汝洲和禹州往北过箕山（海拔500余公尺），考古发现古老登封王城岗的城址^[52]。王城岗遗址在颍河（南）和五渡河（东）之间的平地，空间狭窄，因此王城岗先民以狩猎为主，但同时出土了农具和石化谷，其中以粟为主，也有黍、大豆、稻、小麦^[53]。从谷子的出土量可以看出以下规律：石家河时期王城岗的农产以粟作占绝对优势，出土概率为72.2％，黍的数量少十倍以上，但出土概率还是到达44.4％，稻谷的数量约粟的百分之一，但出土概率还是到达16.7％。这说明王城岗先民吸收稻作技术，但本地稻作的效果偏差，或者这些稻米是从附近稻作地区输入。二里头时期本地气候出现冷化、干燥化趋势，王城岗的农产根本消失了，但到了二里冈时期，气候稍微回暖，又可见山谷农产的兴盛：粟的数量依然最高，出土概率到达100％；黍的数量依然少十倍，但出土概率到达90.9％，稻谷的数量比粟少五十倍，但出土概率到达72.7％，此外又开始出现小麦，数量比黍高一些，出土概率到达100％。殷墟时期气候再次冷化，王城岗山谷的农业几乎消失了，少数出土的谷类可能是由外地输入的^[54]。王城岗山谷古城遗址的出土谷类情况也显示，新石器晚期以来的河南（甚至稻作不良的地区），也会尽量栽培稻或从外地输入稻谷。

距今4200—3750年间，新密新砦遗址的农产，虽然以粟、黍为主，但同样已有相当成熟的稻作技术，且以粳稻为主，籼类居次，小麦数量甚少^[55]。这类农产情况与偃师二里头相同。

总之，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历史中，可观察到稻作技术从长江往黄河流域逐步传播的过程。稻作技术在距今6000年前已传到豫西南，5000年前已到达黄河南岸，甚至郑州大河村遗址也出现水稻^[56]。河南稻作的传播路线是淮河流域及丹江、灌河、白河等汉水支流^[57]，而且汉水支流比淮河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河南的多数农作物源自江汉平原。虽然小洪河、汝河、沙河、颍河都属于淮河支流，但上述豫中、西遗址的稻产农作并非从安徽，而是从湖北输入。与稻作同时传入的是江汉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这也证明河南稻作乃滥觞于江汉平原。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稻作北传的过程，不是单纯的农产技术交流，南方文化也同时从长江的北岸逐步传到黄河的南岸。

我们可以发现长江下游江淮与长江中游江汉两地区的情况既相类亦有所不同。一方面可以发现稻作文化从长江下游，经过江淮平原，北渡淮河而到达黄河古道的南岸岳石文化的范围，因此黄淮平原粟稻农作并存，崧泽良渚文化的影响也随着农业传播到黄河下游的南岸。可是距今4000年淮河、黄河改道的情况导致生活混乱、农作不良的情形，古遗址的破坏程度高，传播路线也断掉。同时，淮北地区早期是森林地带，北接山陵，为渔猎族群的生活区，稻作的北传受限。这一带森林山岳区，在某程度上区隔了黄河东游的粟作区与长江东游的稻作区。长江中游江汉的稻作在江河平原的肥沃土地上，逐步传到黄河南岸，直接进入南部的黍、粟农作区，两种农业文化彼此交流，使从事黍、粟作的农民发觉水稻的营养价值较高，故而极力吸收南方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只有殷商时期因气候冷化，河南平原才不得不放弃稻作。

（二）新石器南北文化的传播方向及路线

1.文化北传和人们北移的趋势

在稻作农产北传的同时，长江流域的工具、用具、礼器、陶器、石器等加工技术和生活方式等也传到北方。既然长江流域的人口密度已相当高，南方人遂向北开辟农田，逐步迁移到北方的土地。

文化交流与传播问题非常复杂，蕴含许多细微而难知的因素。本文无意讨论新石器晚期、青铜初期的族群来往与文化传播过程，只是提出一些主要线索，以寻找稻作传播的历史背景。观察南方农耕文化传播的过程，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沿海、淮河及汉水三条路线。

2.沿海线

稻作北传的同时，长江三角洲的崧泽、良渚文化也同样沿海岸向北传到苏北鲁南。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文化传播跨越了稻作区，进入非农耕的族群。例如枣庄大汶口文化，虽因地理因素没有吸收南方农耕技术，但器形具有明显的南方因素，如石斧、石锛，都与典型的江南工具相同，陶器中镂口纹足的豆、鬶、壶、鼎等器形，都反映出该地与苏中海安青墩、高邮龙虬庄、太湖流域崧泽、北阴阳营文化的密切互动。另发现有良渚类型的玉饰^[58]。可见东南文化的北传趋势，已不限于稻作文明。从济宁兖州王因遗址可以发现，本土的北辛文化到了大汶口时期，虽有独特的面貌，但也多方面吸收了南方文化的器物^[59]。

最足以代表沿海线文化传播现象的遗址，是苏北鲁南间的花厅遗址，其中发现有非常多的良渚陶器、玉器，年代也与良渚相当。但从花厅遗址的情况来看，该文化并非如良渚一样属于农业族群，而属于以狩猎维生的族群。花厅遗址的几座大墓中，虽然随葬品非常多，但丧葬形制和良渚不同。这些大墓除随葬器物之外，还有殉人，包括男、女、小孩、婴儿等。

学者们认为花厅是良渚时期的古国，不过花厅遗址有南、北两区，南区年代较早，北区偏晚，两者都与良渚有关，但亲密度不同，社会情况也不相同^[60]。南区墓葬的时代偏早，狩猎社会的特征很明显；观察北区的墓葬则有大量的兵器及外地的珍宝，这些珍宝主要来自良渚，还有薛家岗、高邮龙虬庄等（图五：1、2），墓中又有殉狗和殉人。从整体来看像是掠夺族群的古国，而大墓的墓主似乎兼有巫师、大酋的身份。

学者们多认为，花厅遗址反映出古代的掠夺战争。但有些学者们认为，花厅是被良渚人占据的北方古国^[61]，卢建英先生则充分否定此说^[62]。以笔者浅见，花厅与良渚的关系应是北方的猎战族群往南掠夺，由此苏北先民受到南方文明的影响，良渚文明乃得以继续往北扩展，跨越了传统的农耕地区。世界史中经常可以看到被掠夺者的文明深入影响掠夺者，并借此扩展原有的文明范围。

3.淮河线

淮河下中游的传播路线与沿海路线交互影响，导致苏皖文化具有复合性，以及多方面的共同性。苏中海安青墩与淮河下游高邮龙虬庄、苏北淮河古道盐城阜宁县陆庄文化很接近，都以崧泽、良渚为基础，且有共同的地方特色。虽然源自崧泽、良渚的文化因素占有优势，但也和江南金坛三星村、北阴阳营文化相似^[63]。顺着长江，潜山薛家岗文化也参与了苏皖稻耕文明的互动及文化融合，相关问题学界已有许多论述（图五；六）^[64]。从文化的融合、同化情形，观察长江流域的鄂东武穴鼓山等文化遗址，可发现很多器物与太湖以西的苏皖遗址相似（图五：7）^[65]。江淮平原的肥沃土地适于稻作发展，其文化遗址不仅密度高且具多元性，江淮和江南农耕族群虽有往来，但没有形成统一族群的社会或国家。

在淮河流域，也可以看到文化北传至渔猎族群的趋势。淮河中游的蚌埠双墩侯家寨文化，虽然表现出独特的面貌，但其接受稻谷食物的同时，也吸收了很多淮河下游的文化现象，例如双墩的制陶技术与江苏海安青墩、高邮龙虬庄墓有不少相同之处，一些器型也与金坛三星村文化相类^[66]。

蚌埠以北的尉迟寺遗址属于另一种淮河中游的文化类型。其埋葬方式，包括几种竖穴土坑以及儿童瓮棺葬，反映出不同社会阶级的葬礼形式。尉迟寺与枣庄大汶口文化很接近，虽然南方稻作很少，但他们所用的石斧、钺、锛都属南方体系，陶器中也有源自苏皖平原的南方器型^[67]。淮河一方面是鲁苏皖豫之间主要的东、西交通路线^[68]，但同时也是南北交流的关键地区。长江先民的文化，经江淮平原逐步传播到淮北地区^[69]。北方的文化、物资也可能经此进入南方（这牵涉到部分玉料来源问题，本文暂不讨论）。

淮河流域的文化传入豫东周口，因此周口鹿邑县武庄与晚北侯家寨遗址具有相同的文化面貌，且与南方苏皖平原的北阴阳营、薛家岗有很多相似之处^[70]。信阳淮滨和南山咀也发现了接近淮河中游类型的遗址^[71]。虽然学者们经常将淮河上游的贾湖遗址与中下游混为一谈，但贾湖的石器、陶器都与苏皖文化不同。淮河文化的交流范围应极少跨过大别山脉。

4.汉水流域线

前述贾湖遗址的稻作技术，应源自江汉平原的彭头山文化，贾湖遗址的部分文物与江汉城背溪、皂市下层文化相同，并与豫西南淅川县地区有关。在贾湖遗址的上层（距今约7000年）发现绿松石^[72]，其来源必然涉及矿石产区。中国境内的绿松石矿主要有两处：一在青海、新疆；一在湖北郧县、陕西白河、河南淅川。另外，安徽马鞍山亦有少数产出。郧县、白河、淅川之间的三角地带是绿松石最丰富的地方。贾湖遗址的绿松石来源应是豫西南淅川县。此亦证明了贾湖文化与丹江及汉水文化有所交流。

豫西南丹江流域淅川县的下王岗新石器早期文化，基本上可以归为河南仰韶类型，年代是距今7000—5000年间，从早一期遗物来看，当地先民生活以渔、猎为主，不分男女都从事渔猎，狩猎时用田犬。此外，遗址还出现少数农具，可以视为江汉平原北疆的文化，在考古界被归类于屈家岭文化，其石器均属南方系列的斧、钺、锛、凿等；陶器也多数属于屈家岭的黑陶与红陶，与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相同；另外也有玉铲、玉凿、绿松石的耳坠出土。中期先民的生活方式以农耕为主、渔猎为辅，且稻作占有优势。下王岗遗址的新石器末期地层属湖北石家河文化，其后是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面貌。直至商周时期，此地依然有聚落遗址^[73]。

丹江黄楝树遗址的情况相同。下层文化属于河南仰韶，距今5000年后的文化面貌符合江汉平原屈家岭、石家河的类型，其青铜早期则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类型^[74]。黄楝树屈家岭的村落建筑有很强的整体性与规划性，一个村落应属同一亲族团体，但每一小家庭都有独立的私有空间，允许各家在生产与生活中保持相对的独立性^[75]。这都是杨权喜先生所谓的屈家岭文化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76]。笔者推想，这种社会结构可能奠基于农产的需求。水稻栽培需要群体的配合，以保障农田有足够的水源。在此基础上，屈家岭文化出现了小型古国。最近几年的发掘，丹江流域淅川吴营也发现典型的屈家岭遗址，吴营聚落与黄楝树聚落应有密切关联，构成丹江农产线^[77]。

黍在灌河流域淅川沟湾遗址的农产中一直保有优势，稻为次要农产，但在其他文化方面，也显示从仰韶到屈家岭、石家河的发展脉络^[78]。前四期属仰韶文化，而在仰韶三期已开始出现稻谷；仰韶四期的时候，粟、稻比例已相同，黍则为稻的两倍。靳松安先生认为，在仰韶三期文化中已可以发现江汉大溪文化的影响^[79]。五期文化的地层最厚，属于屈家岭类型，稻作比例已相当于黍作。六期则属石家河文化，三种农作物的产量都增加，虽然没有以稻取代黍、粟的趋势，但在文化上完全符合江汉平原的石家河特征。

学者们发现距今5000—3700年间，驻马店地区的文化发展，乃从屈家岭、石家河到二里头类型一脉相承。屈家岭文化取代了本土仰韶庙底沟文化。早在庙底沟文化中，已可见大溪文化的影响，从屈家岭开始，在石家河、二里头遗址中，黍产量减少，稻作成为主流。杨庄遗址一、二期文化属典型石家河，陶器、石器皆同，又发现与石家河相同的陶鸟（图八：7），三期文化年代与二里头一、二期相同，文化面貌也一致。驻马店与信阳地区二里头时代的文化相似，都是以石家河文化为基础^[80]。

北汝河流域汝州地区仰韶晚期的陶罐彩图上，所绘的石斧形状与当时的本地石斧不同（图七）^[81]，却与长江石斧一致。古人将远地的器物当作神秘的令牌，说明当时的南北交流极少涉足北汝河流域，使人们特别重视这些罕见的物品。距今6000至5000年间，汝州洪山庙遗址的文化类型属河南仰韶，并可见庙底沟与马家窑文化的影响，但却未见南方文化传来的因素^[82]。

然而，直至新石器、青铜之际，汝州地区已有很多石家河文物，陶鸟、纺轮的刻纹、陶鬶、罐、石斧、锛等。汝州李楼遗址一期出土了刮削器和简单的手斧类工具，而在距今4100—3700年间的二期文化无此发现，二期出土的工具为石锛、带柄长斧、磨棒、磨盘、石镞、骨镞等^[83]，陶器包括南方类型的黑陶，此外还有与石家河相同的陶鸟（图八：1—6）^[84]。汝州煤山文化与李楼遗址很相似，发掘者指出，煤山遗址与湖北西花园石家河遗址非常接近，说明汝州地区有很多源自南方石家河文化影响的元素^[85]。汝州离郑洛地区不远，而且李楼遗址曾出土早期二里头晚期类型的青铜器^[86]，因此本遗址属于郑洛新石器和青铜早期文化遗址。

禹州瓦店新石器末期、青铜之际的遗址，出土的多数陶、石、玉器均属石家河类型，禹州瓦店发现的鹰形笄，与石家河出土的几件玉鹰形笄相同（图九：1、4、5）^[87]。

大约同时，新密市新砦遗址的文化面貌及具体的陶器、石器亦以石家河类型为基础 ，且 几乎不见异于石家河风格的器物^[88]。新砦二期出土的公元前19—前18世纪器盖龙面图，学者们将之与石家河神面图作联结（图三三：8）^[89]。年代相当于新砦时期的花地嘴遗址所出土的朱砂绘陶瓮，学者们也以石家河神像结构来分析其图案^[90]。虽然笔者不赞成对此图案意义的解说，但赞成其与石家河的关联，这种江河文化间的关系或许并非偶然。郑州花地嘴遗址的陶器、玉器（图五七：11），都与石家河所见相当^[91]。登封王城岗遗址，从距今4200年之后，石家河类型的陶器出土率也有所提升^[92]。

黄河南岸郑州大河村的典型黄河仰韶遗址，其文化在距今4400年前后出现了变化。虽然其农作可能以高粱为主，但开始出现少数稻谷，这或许不是本土栽培，而是与郑州以南地区交易得来^[93]；另外，在遗址中的石家河缸、罐、豆等陶器之出现率逐步增加，而仰韶彩陶却逐步消失，直至二里头时期情况依然如此。

孙广清先生统计分析，河南地区已发现143座屈家岭遗址，其分布是以南阳、信阳、驻马店最多，漯河、平顶山一路到郑州、洛阳、三门峡，虽然数量变少，但依然可见；至于驻马店以东的豫东地区，乃是大汶口文化的传播范围^[94]。近十几年，发掘出的河南屈家岭、石家河遗址数量更多。根据考古发现可知，新石器、青铜时期之际，江汉农产、文化已扩展到河南中原，并到达黄河南岸（图二四）。这种文化传播，必然会影响江、河之间青铜时代早期的社会与文明的形成。

（三）总结

乔玉先生对郑洛地区人口和土地利用率的研究显示，新石器早中期北地聚落密度稀薄，至仰韶晚期才有提高的迹象，到了所谓的“龙山时期”早期又下降了。在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时期，其有较多的社会活动，但土地利用率仅达46％^[95]。

乔玉先生的研究说明几项问题。第一，土地利用率不高，人类社会往外扩展的需求也不高；第二，本地新石器和青铜早期文化间，曾有一段社会活动极少的时期，这解释了本地新石器和青铜早期文化为何缺乏传承关系的原因。观察郑洛地区的遗址，在本地新石器、青铜文化之际，确实极少出现本土原有的裴李岗、仰韶文化因素^[96]。方酉生先生从考古文化内容分析，也证明了本地新石器、青铜之际的外来文化成分已经很高，其中源自长江流域的因素相当明确^[97]。

依上述稻作农产技术以及文化传播的历程，可以推论，新石器末期人口和土地利用率上升，代表稻作文化已传播至黄河南岸，且主要传播路线是从江汉平原到达西侧江河之间的平原。江汉地区从新石器时期以来，人口和土地利用率一直处于增长状态，遗址密度始终很高，可能已有往外扩展范围的需求。

二里头南传说的前提，是将二里头定为“夏邑”。据神话的逻辑，夏王朝势力显然比无名文化高，三苗显然不如尧舜大禹。但这是从北方人角度所描述的神话，不太可能据实呈现南方文明的状况。因此我们应该脱离神话的思维，从地下材料重新省思江河平原地区的文化起源。

三、“云梦泽的苏美尔”：江河联合城邦国家文明之形成

（一）长江中游新石器、青铜之际文化概述

新石器晚期至青铜初期长江中游大溪、屈家岭、石家河都是非常丰富的文化，且明显已进入国家化的阶段。凭借此地的自然条件，先民们发展出以河道为主干的灌溉农业，配合饲养家畜禽，包括猪、羊、狗、鸡、鸭等，平原周围、山丘边缘的渔、猎资源也非常丰富。因生活资源丰腴，大溪时期的各种手工乃得以发展，包括各种陶制技术、石器加工技术、纺织等；屈家岭时期有很发达的纺织业，石工、陶工技术也不断发展，高水平的陶器外销到许多地区，并影响各地铜石并用的黑陶技术和铜类器型的采用^[98]；至石家河时期，制造玉器的技术也相当鼎盛，商周、春秋时的玉器加工技术也承袭自石家河（图三三：3—4；十八：2—6）。郭立新先生的研究显示，江汉平原在青铜器时期之前已形成完整的国家文明；大溪晚期以来各地已逐渐出现专业的社会分工与跨聚落贸易^[99]。

屈家岭、石家河发掘的历史不久，很多发掘资料还没有公布（尤其是零星的发掘），此外，很多遗址已遭破坏，很难回复原貌。据公布的资料可知，江、汉两岸近二十余年来发掘出二十余座古城，证明此区在距今5500年前的大溪晚期至屈家岭时代，就已进入文明阶段，并开始建造城墙（图一〇）^[100]。

（二）新石器晚期、青铜早期的长江中游古城文化

最早的古城发现于澧县的城头山城，推测建于大溪晚期时代（距今5500年以上），城内面积7.6公顷（图一一）^[101]。长江南岸澧阳平原另发现了年代距今5000年以后的六座古城。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湖北公安县鸡鸣城（城内面积为22公顷，图一二）^[102]，离长江岸边较近；其次是离城头山城东北方约15公里的鸡叫城（城内面积为15公顷，图一三），位于涔、澧水汇流处附近^[103]。其他四座城面积不大，都位于澧水河口附近的长江南岸，即面积最小的青河城，（城内面积约6公顷，图一五）^[104]，以及走马岭城、屯子山城和蛾子山城。三座城址，其城内面积各约8公顷，走马岭城和屯子山城仅相距50公尺而已（图一四）。这六座城年代距今5000—3800年间，约为屈家岭、石家河时期，似乎构成联合城邦古国。虽然鸡鸣城面积最大，但城头山城址最古老，所以有可能被古人视为神圣的祭礼场所。连城古国中各城的等级、集权程度、祭祀中心的特色，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还难以确定。

第二组古城在长江与汉水之间的平原地区西缘，鄂西台地向江汉平原边渡区的前缘。江汉之间面积最大的城址是石家河时代建筑的荆门后港城河城，城内面积为50公顷^[105]。在城河城西北约20公里有马家垸遗址，遗址下层为大溪时代，屈家岭时代开始建城，城址持续使用到石家河晚期，城内面积为24公顷（图一六：1）^[106]。江陵阴湘城的面积约20公顷，此城的使用时间最长，在大溪早期已有居住遗址，屈家岭早期开始建城，自此一直沿用到两周（图一六：2）^[107]。可惜，对这两个城址初步考察后，并没有作完整的发掘，城内外的生活，城间的关系都没有被厘清。

我们所能看到的地下资料，最多恐怕不到古城原貌的十分之一，许多遗址现况皆已模糊。江汉平原的荆州城荆南寺遗址，也有大溪时代和盘龙城一期时代的土城墙基痕迹，但对其结构不甚清楚，尤其是遗址发掘面积只有1.2公顷，整个遗址的规模亦不清楚。此地屡次遭到破坏，可能和云梦泽的灾害有关，因此发掘所得极有限^[108]。江汉地区在屈家岭、石家河时代应该也有类似的联合城邦古国。从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城河城面积最大，但阴湘城城址最古老，城与城之间的关系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因为古代洪水对澧阳、江汉平原的伤害最严重，从遗址破坏程度极高来看，土城发现率应该相当低。

最近在荆州区郢城海子湖以南的黄家草场发现20公顷石家河文化遗址，但因未作系统的考察及发掘，目前不知道遗址中有否土城的痕迹或大型建筑。在众多零散的发掘中，除了居住区和中型的墓葬之外，也有发现高等贵族墓，如荆门龙王山墓葬区，0.17公顷面积内发现了203座大溪晚期至屈家岭初期的墓葬，其中有的随葬品非常丰富^[109]。因发掘面积很小，不知道与该墓区相关的居住区的情况。这都说明我们所知悉的江汉城址，只是原有的极少数部分。

第三组是目前较多的古城，被发现在汉水北岸，建筑年代都在距今5000—3800年间的屈家岭、石家河历史阶段，明显构成联合城邦国家的形态，可以视为一个中型国家，但就其历史阶段而言，这种规模的国家已属于大国。

在汉水联合城邦古国中，石家河遗址含有大溪三期、屈家岭两期和石家河三期文化地层，以及石家河时期的最大的古城（始建于屈家岭晚期）。石家河的聚落面积约500公顷，可能到达800公顷，城内约120公顷，护城河内的面积则达180公顷，使用时间一直持续到西周时期（图一七）；石家河稻田面积1.5万余亩，在石家河时代聚落居民可能达5万人口，因此不能仅仰赖城周边的农产，而需要依靠全国贸易。故可推测，石家河城应不只是祭祀中心，也是巨大的全国贸易中心，而石家河城邓家湾似乎是专门用为祭礼活动，城垣内面积为6公顷。石家河肖家屋脊聚落面积为15—30公顷间，有两组水塘的痕迹，可能也有土城，但破坏严重^[110]。

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聚落面积5公顷，发现有玉工坊，宫殿建筑周围的部分城沟深度超过10公尺，发掘者认为建筑结构与包括殷墟小屯在内的商代宫殿有很多相似之处（图一八）^[111]。罗家柏岭未发掘完，故土城的结构、面积尚未可知。邓家湾、肖家屋脊、罗家柏岭的石家河文化地层中，都发现有孔雀石铜渣以及铸造铅铜青铜器的用具。

汉北面积第二大的城址是应城陶家湖，城内面积67公顷，始建于屈家岭晚期^[112]。第三大城址是孝感叶家庙，聚落面积56.5公顷，城内面积30公顷^[113]。第四是应城门板湾城址，城内面积有20公顷^[114]。屈家岭晚期始建的天门皂市笑城古城面积较小，聚落面积约10公顷，城内只有6.3公顷，但直到两周时代都仍有活动迹象^[115]。武汉黄陂区张西湾城内面积为9.8公顷^[116]。石家河镇龙嘴古城的城内面积为8.2公顷，其年代都仅限于屈家岭、石家河时期^[117]。

屈家岭、石家河的古城结构，都为带圆角的方形或长方形（少数城形已接近圆形），土城垣外有护城壕沟，城墙的方向基本上是按照东、南、西、北所建，但有一点顺时针的倾斜，四个城门被安排在各方向的城墙中间，往四方开放，而城门循城墙方向也有一点顺时针的倾斜。

武汉黄陂区张西湾城西南、叶家庙城东北，石家河晚期后又兴筑新的盘龙城。盘龙城下层年代测定为公元前1870—前1800年间。如果不作黄河南游与盘龙城器物对照，而严格从年代测试来说，盘龙城二期的时间相当于石家河晚期，比偃师二里头一期（公元前1750）约早百年。不过最早被发掘的盘龙城的城垣，建成时间比一期文化约晚200年左右，在黄河南岸相当于二里头晚期、二里冈早期的时段。城内面积只达7.54公顷。但是城外遗址相当丰富，包含童家嘴、小王家嘴、艾家嘴、小嘴、王家嘴、李家嘴、江家湾、楼子湾、杨家嘴和杨家湾区，总面积可能到达300公顷（因部分遗址可能位于水下，不易准确判断，图一九）^[118]。可是后来的考查发现，这个小城只是宫城，即内城，在其相距250—500公尺之外另有外城的痕迹。外城发掘还没有进行，但目前对外城内面积的评估，应该到达250公顷面积^[119]。

盘龙城的内城结构与其他石家河古城一致，尤其与小型的青河城完全相同，完全可归类于石家河古文明中最小的城址之一，外城的痕迹也似乎表达它有同样的形状。盘龙城的使用时间持续到殷商晚期。

此区属于大溪、屈家岭、石家河聚落区，周围普遍发现屈家岭和石家河的遗物^[120]。盘龙城外城的护城河、王家嘴等地区也发现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遗物^[121]，文化地层下层的测试约在公元前5700—前5500年间^[122]，相当于大溪文化中期。盘龙城遗址应该可以代表汉水大文明早中期到末期阶段，盘龙城的宫城年代偏晚。因此，虽然古城结构与石家河时代无异，但其历史背景和相关问题已不相同，笔者将于下文再作讨论。

综观这三组的分布，其位置似乎在原来云梦泽的湖群岸边，有可能当时云梦泽将这些城市结合为一个更大的联合城邦国，而长江与汉江是本大国与其他地区和古国来往的交通要道。

（三）汉水古国的社会生活

1.考古文化类型

杨权喜先生研究了屈家岭村落结构，认为屈家岭文化已进入文明阶段^[123]。张绪球先生也认为，屈家岭不能视为只是新石器文化，因为屈家岭人的生活方式，已符合铜石并用时代特征^[124]。

在此要说明的是，所谓“铜石并用”或“金石并用”的时代概念，与其字面意思有所不同，“铜石并用时代”这个用词可能会误导人们，以为这是个同时使用石制和铜制用具的时代。但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商周都是“铜石并用时代”了，尤其是农具，其实很晚才开始使用铜来铸造。到了两周时期，社会上还是普遍使用石制农具，甚至有些地方迟至铁器都已经普遍化了，才以铁器来取代石器。因此，中文以“铜石并用时代”来翻译希腊文的“khalkolithos”或拉丁文的“aeneolithicum”此一概念，实际上是用来表达新石器文化发展最极致的阶段，虽然生产业依然以石器为主，但已有社会分阶化、专业化的现象，并已经开始有古国和市场的存在，石制工具十分精致，而陶器技术亦非常高明，大量使用陶轮和高温度的陶窑。因此，如果族群生活范围里有铜矿，能够滴出铜渣以发现铜料的话，那么便有可能开始制作小型的纯铜针或装饰品，但因为没有尝试使用混入其他不同原料制作合金，所以皆未考虑用铜来铸造具有实用价值的器物。虽然纯铜料的普及性较高，却不是各地都有，因此那些活动范围中没有铜料的族群，依然能进入所谓“铜石并用时代”的社会文明化阶段，而判定其是否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唯一标准，则在于石制器的精准度高低。

在此之后，人们在发明青铜合金上的突破便是青铜时代的开始，铸造黄铜或青铜合金的痕迹，乃是古代文明进入青铜时代的滥觞。虽然人们在发明青铜合金后，并不是立即以铜器取代石器，相反地，生产业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仍然以石器为主，只是有少数器物开始以铜合金来铸造，尤以小型兵器为甚。不过，此时合金的发明依然可视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之指标。不同文明进入青铜时代的发展情况并不一致，前后也未有固定规律。虽然从距今4600年起，很多地方便开始发展了青铜冶业，但与此同时，还有更多族群仍然保持着新石器文化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应该具体地以各地情况来判断文化的考古类型，以及其族群社会的历史阶段。

虽然在屈家岭遗址未发现红铜，但其早期国家的社会面貌以及石制器的发达程度，却符合铜石并用时代的文明。其实早期的铜器只是细小的针等，如果不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几乎没有发现的可能性。大冶阳新大路铺^[125]、牛头山、红卫铁矿上罗村、鲶鱼墩等大冶铜矿处发现屈家岭遗址，以及大冶铜矿区经常有零散发现屈家岭时代的遗物^[126]，说明距今5000年在铜矿区已有聚落，出土的陶器、石器揭示出高技术的屈家岭文化。大路铺遗址共有十个文化地层，其中第十、九两层相当于屈家岭和石家河早期，目前已在第八层发现开采铜料的痕迹，如六块冶炼熔渣和一些炉壁残块，陈树祥先生将之视为石家河时期开采铜料的痕迹，这是相当可信的。^[127]由于这些数据，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居于铜矿附近的屈家岭人，已有初步发现铜料的可能性，只是还没有察觉到铜料对生活、经济的好处。

直至石家河时代，在离铜矿200—300公里的城址中已发现被磨碎的铜矿石（孔雀石）^[128]、铜渣和小型红铜和青铜用具^[129]，以及炼铜坩埚，这已无疑是青铜早期的国家文明。期待湖北省考古界在推扬楚文化的同时，更要重视自己最古老的基础性的文明，加强屈家岭、石家河城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让学界知道，石家河文化其实是一个国家化程度很高的青铜早期文明。

此外，中国学界已过度习惯采用“新石器”的用语，来表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甚至会在文章中出现难以想象的描述，如陈树祥先生的论述：“自新石器时代晚期……采矿、冶炼、铸造等遗存……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具备了冶铜中应有的基本元素，尤其是青铜片的出现，决非偶然，标志着本地区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发明了合金术。”^[130]以上叙述无疑有着逻辑上的谬误，一个已有采矿、冶炼、铸造的文化，难道适合被称为“新石器文化”？尤其是青铜合金的出现，无庸置疑就是青铜文化的指标，并且，据青铜片年代测试结果，显示其时代为距今4400年，恐怕已难以称为“后石家河”，而是石家河中晚期的时代。换言之，虽然缺乏详细发掘、且未使用金属探测器，也没有进行筛土，但依然发现了冶铜的证据以及铅铜合金技术，这些数据足以将石家河认定为青铜文化时代，而屈家岭则应视为铜石并用文化。

2.灌溉与洪水防御

汉水两岸或云梦泽的联合城邦关系密切，可能曾经互相争权，联合构成以汉水或云梦泽湖群为中轴的大国，因目前可见汉北城市唯一的重要性，本书将称之为“汉水古国”。汉南地区受洪水破坏较严重，这可能造成人们移居汉北，使汉北发展为主要的居住区和祭礼中心，从此沿汉水支流开拓黄汉平原。汉北的建城年代都比汉南、江南晚，这或许表示因高水位造成云梦泽的形成，古代江汉居民北移的趋势。澧阳平原古国与汉水古国的关系非常密切，社会结构、经济、文化都很一致，但可能保有独立的政权。据上可见，汉水古国的社会是文化相同的多城邦的结构，每一座城邦均属地方行政区，是上古联盟结构，聚落内部、聚落之间应有合作关系，同时也会有政权斗争。

城垣壕沟具有防御作用，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汉水古国城址反映其政争频率极高。冈村秀典先生提出的新石器末期战争标志，包括祭礼用的人头骨、以石镞取代骨镞、以石钺作权力的标志物、城墙与壕沟等四个现象^[131]。郭立新先生从这些标准来推论石家河战争的普遍性^[132]，但这些指标仍可商榷。

首先就祭礼用人头骨来说，发现无身人头和缺头身体的埋葬都属仪式性，石家河缺头人的墓葬都有丰富的随葬品，不能代表战争及战俘的身份，此问题待后文再述。

有关镞的“武器化”，据郭立新先生分析，汉水石镞发展比中原早，到石家河时代几乎已取代了骨镞。郭立新先生进一步推论，镞从狩猎器变成兵器，狩猎作用反居次要。但这种说法还是一种假设。骨镞和石镞都可作兵器或猎器，石镞的数量增加和骨镞的减少，可以解释为屈家岭、石家河的石器技术进步，石器制造的坊厂效率极高，可普遍供应全国。石镞可以多次使用，也相当方便。况且我们所见的镞大多出现在墓里，石家河人相当富足，可以全部采用较贵但坚固的器物当作随葬品。因此单以石镞多于骨镞作为“武器化”、狩猎活动减少的推论，恐有疑问。因石镞兼有两种作用，故不足以断定当时必定常发生战争。

有关石钺、玉钺的问题，钺在新石器中晚期以来的长江流域都是用作权力的象征。所有分化、结构化、国家化的社会，均奠基于权威的强制性。钺不是战争中的常用兵器，而是族长的标志物，代表他在众人之上的权力，包括进行惩罚的特权。因此可以说钺是控制自身社会的象征。

城、壕有防御设施的作用，对汉水古国而言还有制水、减少洪患的作用，以保护祭礼区和公用仓廪。据考古学测验，在盘龙城遗址中，城壕有防御洪水的作用^[133]。若对照盘龙城的外城与内城，很明显可以看出两种作用：其一是治水和防御洪水，其二是用于水上商业。外城恰好位于当时河和湖边，西区的海拔较高，外城的西北角在当时的盘龙湖边，此处曾发现码头的痕迹，所以西区可能是盘龙城的重要经济区。东区的海拔较低，城垣已淹没，部分迄今还在水下。但遗址最高处乃是统治者内城。江汉先民在生活中经常面对高水位的情况，因此建有公用仓廪用以预防饥荒，这对汉水环境和稻作的条件而言相当重要。

王红星、黄尚明先生认为，屈家岭石家河土城除了保卫作用之外，还有用于稻作的水利作用^[134]。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据郭立新先生的考察，大溪文化末期出现冷化和较高洪水位，即云梦泽形成的时代，也是大溪屈家岭开始建筑古城的时代，所以土城与治水需求有关联性^[135]。因此，长江中游地区应该很早就发展出灌溉农业；屈家岭、石家河的城外堰塘与水门、壕沟相连，也与自然河道连通，应该就是稻作灌溉、防御洪水、保护公用仓廪系统的遗迹，同时也是水上交通线^[136]。

张绪球先生认为，屈家岭城邦文化实际上更早奠基在与稻作水田配套的灌溉系统。灌溉系统的萌芽见于城背溪、大溪时代，到了屈家岭时代成为严格规划的城内外人工水系。屈家岭城内外的工程，包含面积很大的水网水系，城外都有相当多的低田可供开田植稻。屈家岭在有一些地段建造的水网，至今仍在发挥灌溉的作用。可见从大溪晚期以来，江汉先民已考虑到了水系的改造与建设，使它能够发挥防卫、防洪、排涝、灌溉、交通等多方面的综合效益^[137]。

从有些遗址的发掘可以推论，部分中型聚落，虽然未见有完整的城结构，却发现堰塘、土垣及壕沟^[138]，表达出聚落的社会生活，即共同安排农田，每年修理堰塘，耕耘种稻。这种生活方式能够保证丰足的收成，且不需要所有的居民都参加耕地，剩余的人可以发展石器、陶器、纺织品等技术，形成新的行业及文化。显然这也是社会分级的基础与条件，贵族争权也源于此，但土垣因而也发挥出军事作用。

笔者观察环云梦泽外围城址的结构，认为从屈家岭、石家河等文化的社会结构来看，在很多方面皆近似于两河流域从埃里都古城到苏美尔古国的发展阶段（距今5400至4000年间）。在开始建城之前，距今7000年以来的长江中游彭头山、汤家岗文化，已逐步开始建筑土壕用以治水^[139]。此治水工程同时含有两种功能：一是建立供应稻田的灌溉措施，二是完善排水系统以保护民居聚落。学界经常强调排水功能，却不关注最关键的问题：如果只需要防御洪水，古人可以把聚落安排在丘陵上，但重点是长江中游的先民依靠稻作维生，因此他们的聚落必须位于稻田边，所以，濠沟的作用并非以排水为主，而是在于治水，以人为方式管理，将水引流至稻田内，成为有利于稻作的灌溉用水，而非任其到处漫流。

到了屈家岭时代，根据此一基础形成了联合众城邦而成为古国的网络。值得注意的是，长江中游的古城都位在河边，城濠却与河道联络，且许多城市具有水门。这不该轻率地被解释为防御洪水的目标，而是反映出当时城市与河道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同时，若观察当时专业分化的趋势，我们可进一步理解：城壕的水门与河上贸易的关系十分密切，此处可能在城市规划中被安排为码头。石家河出土的大型陶器，在当时社会中应是被用作运货的容器。屈家岭、石家河的城市并非平民居住区，而是高等贵族的宫殿区、祭祀之区，同时也是供税、公廪区，以及作坊、市场的中心，而在城市的周围，则可见许多小型的平民聚落。当洪水或战争来袭时，城市也摇身一变、成为平民的救生保护区。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在长江中游看出，一个从壕沟的灌溉到专业区、市场贸易、防御等功能齐全而强盛、庞大的联邦城国网络，此一发展的过程相当于两河流域下游苏美尔文明之起源而兴盛的景况。

城壕工事虽具防御功能，但我们却不能仅从军事冲突来讨论汉水城址的存在理由，因为在古国的发展过程中，这极可能是最晚形成的功能。石家河时期，聚落内外当然经常发生争斗，但我们不宜过度强调冲突和战争的因素。当时战争的规模和普遍性往往不如殷周时期，且汉水周遭地区还没有出现专以战争为生的族群。石家河晚期，北来掠夺族群才开始逐步攻击江河平原，且极少到达汉水。农耕民族则会尽量避免扩大战争，他们的战争范围与时间均有限。以游战维生的先民则不事耕作，习于游居生活，沿路狩猎、掠夺。汉水古国的先民也会碰到这类族群，但已是距今3800年以后的事（参下文）。

3.农耕社会信仰、共同祭礼与神权

张绪球先生推论，屈家岭石家河社会为“军事民主制”^[140]，但这种假设应该是错的，“军事民主制”不属农耕文明。早期农耕国家政权不是来自军力，而是神权，每座城都是地位不同的祭礼中心，地位最高者为祭司、巫师。邓家湾发现的屈家岭时代祭坛以及筒形偶像（图四三：1；一三五：1），虽然学界对其信仰意义，还无法有完全且充分的理解，但目前最公认的说法，是将之视为男性生殖器崇拜，以及族中崇高的始祖观念^[141]。在石家河时代祭坛的陶偶中，手抱生殖器的座像（图二〇：2—4）^[142]明显突出神母特征；也有单独出土，很写实的陶制生殖器；此外有很多家畜和野兽。从大溪文化以来，生殖器形状的礼器和动物造型，均见于江汉遗址中，在鄂西山陵区大部分是石制，如长阳桅杆坪遗址出土所谓的“石祖”和石制小动物^[143]，在平原区则以陶制居多。石家河的礼器和偶像未出现在墓里，只见于城内进行祭礼活动的场所^[144]，这种崇拜对象与其他早期农耕国家相类似。或许在农作起始与结束时，汉水连城的先民们也会聚集行礼，祈求丰收无灾。

石家河城规模最大，应属政权中心，但陶家湖、叶家庙可能曾与石家河争权。有可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东、西边的城邦分别掌握主权，城与城间的争斗也影响了国家的兴衰，使得汉水古国无法面对殷商武力。根据考古成果，笔者推论石家河以河流为命脉的连城结构，类似西亚苏美尔或埃及早期的历史阶段；城邦之间的关系也类似早期苏美尔或埃及，一方面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进行生产合作，同时每个城邦都想争取最大的权利；崇拜对象也类似早期的农耕文明对女神与神婚的崇拜。

郭立新认为石家河以后，阶级分化已比家族重要，且已有类似于“王”的人物^[145]。这种假设或许可以成立，但石家河族群之“王”的身份，可能尚未如同殷王一般掌握着那么大的权力，笔者认为，汉水地区联合城邦古国，可能尚未进入以政权取代神权的历史阶段，但却有可能已进入神权与政权互相争斗的阶段了，此一情况可能也正是石家河的神权中心何以没落，而联合城邦为之解散的核心原因之一。及至盘龙城时代，“王”的身份已经很明确，其权力可能已经超过了巫师、祭司所掌控的神权力量。

4.联合城邦国家的统一性

我们缺乏了解屈家岭、石家河社会结构的具体资料，但汉水连城似乎是依靠汉水为生活命脉。既然汉南、北平原都有肥沃平原，我们更能推知，这些水路系统对农作的重要性、水上交通促进经济的专业化与国内市场的发展，以及其成为汉水和云梦泽联合城邦国家的文明基础。连城国家须依靠彼此结合的治理体系，才可以保持农产丰足、整体经济及市场的兴盛，因此汉水和云梦泽联合城邦国家是大文明、大型国家的雏形。郭立新先生的分析也阐明汉水连城国家的统一性相当高^[146]。

这种农耕联合城邦国家，城间的和平联盟才是促进发展的条件，可是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参加生产的人口增加，并引起城邦贵族彼此间的资源及政权斗争。这情况与苏美尔很类似，人们一方面了解结合成国家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亦因每一城的丰足，而习惯拥有独立，不愿让权给中央，同时，隶属于不同家族的贵族们亦往往为争夺中央权力而互斗。

郭立新先生对大溪、屈家岭的社会生活分析相当准确：“新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的发展，使人口呈现较快增长趋势，与之相应是聚落数量与聚落分布密度大大增加。人口与聚落数量的增加，反映在聚落之间、人群之间的关系上，便使它们之间的空间距离与社会距离都在缩小，关系日趋紧密和复杂。他产生的直接后果，首先是造成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迫使人们开拓新的生存空间，促使群体向外扩张并大大增加了群体间发生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其次，群体规模与人口分布密度的扩大将促进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地位的分化。群体之间空间距离与社会距离的缩小使群体间的交往机会增加，使各群体原本相对封闭的界限被打破并引发新的群体与区域整合，使一些分化了的聚落通过冲突与战争、结盟与依附的方式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实体。”^[147]汉水边岸的古城处于合作与互斗、统一与分化之间。观察后世亦能得知，正是因为这些古城内部分裂，导致最后被更落后的野蛮族群毁灭；但因其文化水平甚高，反而将这些打败他们的野蛮族群文明化了。苏美尔对后期巴比伦的影响如此，屈家岭、石家河、盘龙城对中国青铜文明以及殷商的影响应该也类似。

但屈家岭、石家河与苏美尔有很关键的差异性，江河平原的农耕区域比苏美尔阿卡德两河流域宽阔得多，使汉水文明得以开拓伏牛山与大别山之间的农耕区，以及淮颍流域的平原，因此可以避免过早进行区域内的斗争。

5.人口扩展与开拓河汉平原

考古界早已发现，湖北石家河遗址的密度很高，城邦之间的距离在20公里内，最远也不超过40公里，城邦周围也发现许多乡村、稻田等。目前根据湖北各地的考古专家考察，石家河遗址的数量特别多，规模特别大，可能超过同时期其他文化。可惜，极大部分遗址还没有被发掘，所以已公布的资料比例很低，只有少数考察或发掘简报。虽然如此，从已公布的资料也可以看出距今5000年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规模^[148]。

江汉地区的土地利用率和人口密度都非常高，而且生活稳定。自大溪晚期以来，长江中游地区聚落量与分布密度迅速增加，大溪时期的45处聚落区，至石家河时期已增加到769处，每一处的平均面积从0.8公顷扩大到4.3公顷，且从屈家岭起已有非常多面积超过几十公顷的遗址；遗址平均人数从120人增长为640人。大溪早期的每百年人口增长率为12.8％，晚期达到23.33％；屈家岭和石家河时期人口数量增长272倍，已达地区的负荷上限，随后的每百年人口增长率降到15.58％，但若按照人数来看的话，屈家岭、石家河每百年增加的人数比大溪晚期多，且愈来愈多。这显然导致了国家内部的冲突^[149]。

不过，汉水古国有一项良好的条件：发展空间相当广，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扩张领土的需求。因此人口扩大，除了内斗之外，也导致拓垦活动盛行。因此距今5000—4000年间，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逐步扩展到豫南、豫西、豫中平原。虽然河南气温比湖北低，但农作技术已允许人们在此地种稻。与此同时，自然环境变化也影响了长江中游、江汉地区文明的变迁。屈家岭中期，气候暂时回温，云梦泽湖群萎缩，这是联合城邦国家的兴盛时代。但至石家河中晚期，云梦泽再次扩张^[150]。这可能加速了石家河先民往北扩展的需求，故此时石家河文明的传播发展至黄河南岸。

孟原召先生认为，屈家岭、石家河人们向北寻求发展，主要是以军事活动占领中原文化居民的领土^[151]。可是乔玉先生的研究显示，江汉居民北上前，郑洛地区人口和土地利用率都很低，所以江汉居民使用军力的必要性并不高，或许大多数徙居北方的南方人都是逐步扩耕田地的普通农民。郑洛地区人口上升的时间，恰好就是出现石家河类型的农耕文化的时间，两者应属同一事件。

汉水国家文化的影响力往往不限于河南西部。进一步说，所谓“龙山时期文化”，其实就是石家河文化循长江向东、西、北方传播。山东龙山遗址发现早，所以这种文化类型以“龙山”命名，有学者据此误解为山东的龙山影响全中国，包括偃师二里头^[152]。但后期的考古发掘显示，这种类型最关键的成分，乃出自良渚和石家河的文化传播及影响（如良渚黑陶、石家河类型的红陶、石家河玉器、长江下游的石器等）。龙山文化的成分来源和其结合的历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良渚和石家河无疑影响了它的组成。山东龙山文化发现很早，而石家河的发现很晚，因此几十年来的考古界习惯用“龙山”概念命名青铜初期的古国文明。但最近二十余年对石家河文化的研究，逐渐改变了考古学界的用名习惯，“湖北龙山”早已改称“石家河”^[153]，最近有不少的河南考古报告，以“石家河”取代“河南龙山”。这种考古学的发展趋势相当合理和准确。其他地区的青铜初期文化（所谓“龙山时期”）也带有石家河的成分，而大别山两侧、颍河以西的江河平原，就是以石家河文化为主流的地区。

6.汉水人开拓河汉平原的北界

郑州出土的新石器晚期西山古城遗址，考古界均以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前提来讨论它。可是详细观察城址的结构，带圆角的方型城、土城垣外的护城壕沟、四方四门、城中间有土台，都是典型石家河古城的形态（图二一：1），与后期偃师二里头（图二二），以及青铜中期郑州和偃师的城址结构不同（图二一：2、3）。郑州西山城的遗址规模小，大约10公顷，城内面积只3.45公顷，比汉水最小型古城还小一倍。西山古城年代大约距今5000—4800年^[154]。从遗址中的动物骨头来看，这是养猪的农耕聚落，以狩猎补充肉食来源，西山城里出土的几座猪牲祭祀坑，均是农耕族群标志^[155]。虽然西山古城陶器较繁杂，以本土器型为主、南方器型为辅，但建城文化属于汉水系列。这或许代表西山社会的上层文化与石家河同源，但也同时沿用本地居民文化。郑州地区的历史角色将于下文再作探讨，但重点是郑州西山古城不仅比其他河南古城早建几百年，其结构与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图二三：3）^[156]、淮阳平粮台（图二三：1、2）^[157]等河南早期古城都完全不同。登封王城岗与平粮台的结构与偃师二里头比较接近，而西山古城是典型的屈家岭、石家河的城址。显然西山城不是屈家岭人的遗址，但这似乎是北方族群学到汉水建筑的工程，或包含一些少数人的流动因素，而成为黄汉平原文明的联合趋势之早期指标。

禹州瓦店遗址也发现距今4100—3750年代的古城，由于发掘才刚开始，具体形状目前还不清楚，但有环壕，接近石家河类型的城址形制，发掘出的遗物也接近于石家河类型^[158]。

孟原召先生发现石家河“北潮”，到豫南、中、西之外，也有发展到陕东南，甚至到晋南^[159]。但以笔者浅见，晋南所出土的石家河文物，可能只代表器物流动跨过了本身文化的范围，晋南青铜早期文化面貌还是与石家河不同。据此可以推论，西山古城是汉水先民开拓河汉平原北界的指标。

（四）汉水古国的继承者

1.石家河全灭之说

有关江汉平原的青铜早期文明，杨权喜先生认为其深受本土“龙山时期”（石家河文化）的影响^[160]。拓古赞成江汉本土传承说，但否定江汉的青铜文化与二里头有密切关系^[161]。向桃初先生反而认为江汉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与二里头同类，但非传承自石家河，他认为：“二里头文化南传终结了南方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本土文化的发展轨迹和模式，开启了宏观上伴随中原地区文化变迁节奏而发展的阶段。同时，二里头文化南传给业已衰落的南方地区文化强烈的外部刺激，促使南方各地域文化以新的面貌复兴。新石器时代末期，随着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突然衰亡，南方地区古代文化发展进入低潮，这为中原文化南下提供了条件。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或其孑遗（所谓‘后石家河文化’）因二里头文化南下而彻底消失，南阳盆地、江汉平原等地则受二里头文化直接控制……”^[162]

从实际考古资料来看，杨权喜先生的看法是准确的。每个地区的文化当然都有其地方特色，江汉地区青铜早期文化也可分为几种类型，但都可归为所谓的“二里头类型”，即青铜早期江河地区的文化^[163]。

石家河文化的规模、人口、发展程度都很高。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文化如何在百年之内全部消失。郑洛地区在新石器末期的文化深受屈家岭、石家河影响，如何能迫使两个文明建构者———良渚和石家河“陷入低潮”？原本人口不多的地方，是依靠何种势力“直接控制”石家河？

偃师二里头较大的聚落约300公顷，但这大部分是普通居民的居住区和农田，偃师二里头古城的面积只有12公顷（图二二）^[164]，所以石家河城内部包括壕沟已经比偃师二里头大十倍。殷商以来，北方文明的武力够强大，足以占领、控制、影响南方地区，但二里头时期的黄河先民，是否已掌握了如同殷商般的势力，则颇值得怀疑。

江汉地区从新石器以来，一直可见人口和土地利用率扩展的过程，遗址的密度一直很高，因人口成长，可能已有往外扩展的需求。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早期大溪、屈家岭、石家河都是很丰富的文化，且已发展为连城古国阶段。这种文化已不容易衰退，人口那么多的社会不可能消失，况且郑洛地区并没有足以消灭它的能力。但类似向桃初先生的看法在学界很流行，很多学者认为，两湖地区在石家河地层之上，普遍有二里头类型的文化出现，证明夏人从偃师掌握鄂湘，但这种看法恐怕是另一种新创的神话。

2.石家河文化变迁史实背景

石家河晚期的部分城址有毁坏的情形，因为公元前20—前18世纪发生了青铜器时代第一波气候冷化，两湖地区水位升高，因此汉水古国必须重修灌溉塘坝、城墙，甚至迁城到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其实大禹治水的故事，正好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以及应对方法。当时黄河流域的冷化是干冷，专家研究已经证明了黄河上中游发生了干冷的变化^[165]，两湖则发生洪水及湿冷的变化^[166]。不过此处暂不讨论大禹治水的故事，先回到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史实。

人口增加、古城之间的斗争、云梦泽水位上升，都导致石家河的文明中心出现变动，但并没有灭亡。环境的恶化会增加人间的斗争，而灌溉防御的治水系统，又需要共同社会的不断参与重建。在洪水来临时，社会自然呈现混乱、内斗、滞积的矛盾；社会缺乏管理、人们行动缺乏协调，自然会导致治水系统在天气意外的情况下保护不足，几年不修理塘坝，城郭顿，市场变穷，不合乎原来人口密度的需求。由此，在石家河晚期，部分古城失去其重要性，而部分人口也产生流动。

据目前所知，石家河文化人们共往三个方向移动：东往汉口以东；西往重庆、成都；北往黄河之南。其往东、西向的发展，留待下文再作讨论，有关河南的部分，前文已述及最近考古界将河南淅川、驻马店、汝州、禹州等地区的新石器、青铜器时期间的文化，都称为“湖北石家河类型”^[167]。

但也有许多人口留在原住地，努力争取回复原本的生活。这就是石家河富裕生活改变的背景，古城建筑趋向简单化，制造珍宝物品的行业萧条了，但文化的原有成分并未消失。王宏、卢德佩等学者认为，江汉青铜文化乃承自石家河^[168]，中间没有文化断绝的现象。

石家河时期已有中心和偏远两种文化类型。汉水属中心型，此地的礼器、宫、庙、大墓等豪华遗迹显然最多，较远处（包括河南）则只有偏远的石家河文化型。但洪水发生之后，南北文化间的贫富程度暂时平均下来，因此所谓“二里头”文化，鄂、豫的贫富差不多。虽然郑洛地区的人们没有受到那么大的伤害，但气候冷化也影响到他们的农产，他们本身没有势力和动机，无法趁机吞并南土，此时也根本没有发动战争以灭亡国家的痕迹，所以我们不必再讨论这种可能性。

公元前20—前18世纪前后，气候变化不仅对汉水东游地区的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同时也促进了北方族群的流动。虽然，北方族群并未占领、毁灭石家河古国，但在环境恶化的同时，却也增加了汉水及云梦泽地区这些联合城邦、古国政治社会运行的困难。此外，包括城间的斗权，联合城邦国内神权与政权之间的斗争，这些还没有被充分研究出来的因素，导致了石家河文化中的部分古城灭亡，成为废墟，彼时的云梦泽联合城邦可能面临解散的命运，部分则可能重新建构其组织架构。旧有的权力核心没落，但石家河文化的基础并未因此衰亡，反而在经过多元因素的冲击与变化之下，发展出下一步成熟的青铜文明。目前这个青铜文明被学界命名为“二里头”，但实际上或也可以命名为“盘龙城早期”。石家河往盘龙城早期（或称为“二里头”）的演化问题需要详细地研究。

3.汉水古国文明的再兴与继承者

石家河末期，公元前19—前18世纪左右（相当于盘龙城一期），发生了一波冷化和大洪水。学界对这次的气候变化状况并无异见。盘龙城的城墙、宫殿是公元前17世纪才建成，但杜金鹏先生通过分析其宫殿，认为此前也有宫殿建筑^[169]。既然盘龙城周围在大溪时期早已有聚落遗址；武昌放鹰台^[170]、新洲阳逻香炉山^[171]、江夏潘柳村^[172]、蔡甸陈子墩^[173]、黄陂铁门坎，都有发现高水平的屈家岭、石家河的器物^[174]；包括盘龙城地下也有大溪、屈家岭、石家河的地层，零散发现很多屈家岭、石家河的遗物^[175]，故可判断石家河末期的洪水严重破坏了旧有的宫殿区，经过百余年，即至公元前17世纪，盘龙城重新建城。公元前16—前15世纪是天气短期回暖的时期（学界亦已证明此一暖化时期的存在），湖群减缩，所以古人能在城内进行祭祀活动，保护公用仓廪。湖北盘龙城类型的遗址很多，只是在发掘中都没有保存得很好。盘龙城的问题将于下文中再谈。此处仅欲强调，石家河文明确有后续发展的脉络。

（五）“中原”定义为“江河中原”的概念

据上所述，大溪、屈家岭、石家河都是很丰富的发达文化，从新石器中晚期进入青铜时代，并以稻作技术、文化逐步影响了中原北部。最近已有很多学者发现江汉文化北渐，至5000年前已到达黄河南岸。自此至二里头时代之间，历史没有断绝过。石家河文化的内在变迁，以及石家河人们向北迁徙，即二里头文化形成的背景。二里头时代的鄂豫考古证明，当时大别山中脉、颍河以西的江河文化基本上是一致的，南北共同形成江河平原二里头文化类型。因此笔者赞成许宏先生将“最早的中国”称之为“东方大两河流域”^[176]。

笔者以为，“中原”这个概念应采广义理解：以大巴山和大别山为西、东界，以江河为南、北界，因豫南地区大别山间有许多谷地，中原文化实际上跨大别山，到达淮颍平原、信阳、驻马店、许昌，从而到达郑州。位处其间的宽阔平原即可称“中原”（图二四）。

无论是江汉或郑洛地区的“二里头”（或可称之为“盘龙城”前期），还是江河青铜文化，都以明确的石家河因素为基础，包含农作技术、石器、骨器、陶器形状等等。所以下文将先阐明江河地区青铜早期文化的面貌与地理关系，再进一步理解二里头、二里冈、盘龙城等殷商之前中原遗址的属性。

四、江河中原：青铜早期的南北关系

（一）二里头农产

郑洛地区二里头时期的遗物可分为渔猎以及农产两个部分，农产中有黍、粟、稻、大豆和极少数小麦。偃师二里头、洛阳皂角树遗址，都有这五种谷类出现，其中水稻虽然不是比例最高，但出土量相当多；据今日考古研究成果，郑洛地区即是史前稻作分布的北界^[177]不过郑洛地区的稻作重要性仍次于黍、粟，郑洛以南的驻马店杨庄遗址三期属二里头时期，则以稻作比例占有优势^[178]。也就是说，在二里头文化的粮食中，源自南方的水稻占有关键地位。

（二）“二里头类型”：文化的地理范围以及发祥地的问题

1.江河中原青铜早期文化的共同性

从文化面貌的角度来说，考古学界发现偃师二里头的许多石器（如钺、斧、锛等）以及陶器（如豆、鼎、盉、鬶、大型罐、缸、坩埚、瓮、器盖等）的形状与南方一致（图四〇至四七）^[179]。这些器型早期可见于江汉石家河，甚至更早的大溪、屈家岭文化中。从地理关系来看，新石器中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范围，从长江中游跨越江汉平原，而顺着汉水支流便利的交通，北连黄河下游西部。新石器末期，江汉屈家岭文化已扩展到豫南和豫西^[180]。前文已指出，豫南淅川下王岗等豫西南遗址，在二里头类型的文化地层之下，有石家河及屈家岭类型的文化，但只有在屈家岭地层之下才有河南仰韶类型的遗物，豫中驻马店遗址的情况亦如此。

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与二里头遗址同时的类似文化，范围跨越洞庭湖，澧阳平原，江汉平原，鄂西、豫南、豫西地区，南到洞庭湖、澧水，北到黄河，西到秦岭、大巴、武当山脉，东到大别山的东侧、淮颍平原。学者们大多认为青铜初期以及所谓“早商时期”的郑洛和江汉地区，在文化类型上是一致的，可是因为“二里头夏都”的神话，反倒相信这是二里头文化由黄河向南发展的结果^[181]。二里头类型的南方遗址见于豫南信阳、南阳方城、淅川，陕西商州，湖北枣阳、襄阳、丹江口、郧县、随县、黄陂盘龙城、钟祥、荆州、江陵、沙市、宜昌、宜都、秭归等地区。向桃初先生将这些遗址分成豫陕鄂交界、江汉平原、鄂西三区，并认为这是二里头人将郑洛青铜早期文化外传的结果^[182]。但上文已揭示其过程应是相反的：新石器晚期以来，江汉文化逐步往北扩展到黄河南岸。青铜早期偃师二里头、洛阳皂角树遗址即是这一共同文化的北界。

从地理条件来说，河汉与江汉基本上同属一体。南北温度及湿度显然是有差异的，但土质肥沃，没有自然阻隔，可以长江为南疆、黄河为北界，以汉水、丹江流域为中轴，构成一个大型文化范围。前述江汉地区所谓“龙山时期”文化，与郑洛龙山时期的文化基本上也是一致的。原名为“江汉龙山”者即属石家河，所以与其相同的河南西部的“龙山”也是石家河。仅漯河、驻马店以东的河南东部龙山与石家河具有较明确的差异性^[183]，但仍有不少共同点。在江汉、石家河的基础上衍生出的青铜文化，并不是自郑洛二里头南传而来，江汉、豫南、豫西、郑偃地区的居民，从新石器晚期以来即关系密切。河南遗址中亦出现过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遗物（图二四）^[184]。

虽然新石器末期、青铜初期之际，各文化间的交流范围更广，如晋南陶寺出土了石家河玉器（图一一六：5）^[185]，东下冯也发现南系的硬陶（图五三）^[186]，但是二里头与陶寺、东下冯文化的差异性较大，江汉至黄河陶器的特征已少见于晋南等地区^[187]。故学界虽然认同二里头对东下冯文化的影响，但此影响并未达到同化的程度^[188]。晋南与中原之间有太行山，来往路线有限，所以晋南的早期青铜文化很少进入二里头文化范围。同样，二里头文化与豫北地区也有来往，但是两者仍有较大的差异。靠近太行山的辉卫文化，因漳河的地理环境不利农耕，在当时属偏僻地区，文化不盛^[189]，对郑洛与豫北人而言，缺乏往来诱因，豫北人当时也无力南下掠夺。豫东及鲁西地区的岳石文化，也透过黄淮流域与二里头间出现过一些文化、器物交流，但豫东、鲁西地区当时的农耕条件比豫西差，两地生活方式也有所不同，文化差距过大，以岳石文化来解释二里头的外来因素总是失于牵强^[190]。上文述及自新石器以来，淮河上游及小洪河、汝河、沙河、颍河等支流地区皆以江汉文化为基础，与淮河中游地区不同。直至青铜器时代，依然可见这种情况。栾丰实先生所谓鲁西影响二里头的依据^[191]，实际上都不属岳石文化的既有内容，而是长江文化往淮河东游所传播的内容，故不能代表岳石文化的影响1^[192]。

至于同时期的江汉、豫南、豫西地区，都属土质良好的农耕地区，有许多南北向河流，交通很方便，具有文化的同化条件。考古学界将此范围内的青铜早期文化均视为二里头类型^[193]，显示郑洛与江汉地区二里头时期文化的共同性^[194]，笔者也赞成这种看法。只是这种文化类型称为“盘龙城前期”应更加妥当，不会造成以二里头为发祥地的误解。

当时的文化交流显然相当普遍且范围广泛，在二里头遗址中，我们可以发现长江下游至三角洲的陶器，如洛阳伊川二里头文化墓出土了良渚类型的黑陶盉^[195]，另外也有其他许多学界已讨论过的例子。曹峻先生比较马桥与二里头陶器，发现两者有很多相同的器型^[196]，这些器型也都出现在当时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从地理关系来看，长江流域往郑洛方向的器物及文化传播，大多会经过江汉平原，豫西郑洛与江汉平原的关系是直接且最密切的。

从陶器的纹饰来看，周索状堆纹同时见于郑洛和江汉的同期青铜遗址中^[197]，而这种纹饰最早见于屈家岭、石家河陶器上，所以源自屈家岭；二里头文化的豆、鬶以及器盖形状，也多出现在屈家岭、石家河的遗址中^[198]。

二里头礼器中有灰黑硬陶，上带商周通见的神纹^[199]。许宏先生认为，长江三角洲的马桥文化，即为二里头硬陶神纹的产地（图二五：1）^[200]。硬陶（原始瓷）无疑是长江流域的技术，可能源自长江下游的文化，但从青铜时期已广泛使用在长江流域作为贵族高等的用具和礼器。最近浙北地区又发现公元前16世纪的原始瓷窑遗址^[201]。通过比较江浙与郑偃硬陶的纹饰，我们不能说马桥陶器的刻纹与二里头及商文明的礼器纹饰完全相同，但其结构确实非常接近，有一些则完全相同（图二五：2—7）。如果二里头文化吸收了东南神秘纹饰，则必定先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再进一步加以发展，但其基础符号及结构相当接近，或有文化传承、传播关系。

完全相同的神纹也常见于江汉地区的陶器上，如宜昌县鹿角包、中堡岛、三斗坪、杨家嘴（图二六：1—5）；三峡库区长府沱（图二六：6、7）、路家河（图二六：11）；江陵荆南寺（图二七：2—5）；渑池县郑窑（图二六：8、9）；秭归大沙坝（图二六：10）等湖北遗址的硬陶神纹^[202]，都与二里头完全相同（图二七：7—10）。荆南寺璜形的纹饰也见于汝州李楼（图二七：5、6）；部分荆南寺硬陶神纹有饕餮形结构，其与二里岗陶器的饕餮形神纹也完全相同（图二七：1、2）^[203]，但是时代较早。江汉地区的硬陶纹饰与郑洛地区完全没有差别。如果二里头神纹硬陶与马桥有若干关系，则江汉地区应属关键环节，且可能是江汉神纹在某程度影响了长江下游的硬陶纹饰。大溪文化晚期的彩陶上已可以发现近乎神纹的结构（图二八；六六：1）^[204]，崧泽类型镂口纹的小罐也见于京山屈家岭遗址中，与马桥类似的饰带构图，也早已可见于屈家岭朱绘黑陶上^[205]。直至青铜早期，硬陶神纹通见于长江中下游。南京北阴阳营的新石器晚期至青铜初期遗址中，也有这类神纹陶器出土^[206]，或许其反映的是长江上下游间的文化交流、传播过程。

这类印纹也常见于江西青铜早期的陶器上，其纹饰结构与二里头的神纹有一些差异，但印纹的方式相同^[207]，且也有完全相同的纹饰^[208]。这种陶纹从新石器、青铜时期之际一直见于江西遗址中，或许可以代表长江三角洲与江汉地区之间的联系（图二九）^[209]。

此外，许宏先生认为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鸭形器是从上海马桥运过来的^[210]，陈钰和曹峻先生更将马桥文化视为各地鸭形器的源头^[211]，恐怕有误。实际上，鸭形陶器早见于石家河遗址中。石家河鸭形器比马桥早几百年，石家河与二里头鸭形器都有三小足，而马桥的鸭形器只有一个圆形底座；石家河和二里头鸭形器都有尾巴，马桥则无（图三〇）^[212]。鸭形器最早的产地可能是石家河，见于屈家岭晚期地层。从长江中游传播到下游，又顺汉水、丹江传播到中原的西北部。石家河出土了很多小形陶龟，偃师二里头和郑州古城遗址也有几件陶龟；石家河出土了大量小羊、鸟（图八）、狗，二里头也有几件^[213]。

石家河文化对二里头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石家河衍生出湖北青铜早期文化，亦成为河南西部青铜早期文化的基础。石家河是鄂西、豫西共有的文化，只是在南方的文化内涵较丰富，北方则较贫乏；汉水古国为文化兴盛之地，而郑洛是文化范围的北界，屈家岭时期，北地人口稀薄，文化水平与国家化程度都不如汉水。吸收南方文化和技术后，郑洛地区才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将当地纳入汉水古国的影响及势力范围。

我们以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为例，来观察江汉地区从新石器到东周的发展。其第六层为典型的大溪晚期文化，第五层为典型的石家河。第四层前期与二里头文化一致，石器、陶器几乎没有差别，也有神纹硬陶，这样的纹饰通见于江汉遗址中。荆南寺遗址与二里头同时期的地层中有周索状堆纹的陶器。其中一件周索状堆纹的陶尊上有眼形符号^[214]。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周索状堆纹陶尊，器型、符号也相同（图三三：1、2）^[215]。荆南寺遗址农耕文化的发展过程没有中断，新石器、青铜器文化有一定的传承关系。第四层后期文化与郑州二里冈、黄陂盘龙城中期文化一致。第三、第二层为两周，第一层是秦后。

宜昌中堡岛遗址的地下第十一至第五层为大溪文化，第四层为屈家岭文化，第三层为二里头文化类型，硬陶的陶片上也有神纹^[216]。白狮湾遗址的地层亦为大溪到商周之间，其间没有断绝^[217]。秭归柳林溪遗址下层的大溪、屈家岭文化，发现了石制的人形偶像，形貌与楚地帛画图上的神人造型有同样的特征（图四八：1），其上层则为二里头类型的文化阶段，再往上有商周、秦汉、六朝、宋文化层^[218]。大多数江汉平原遗址的情况皆类似于此，这显示各时期之间的文化具有传承发展关系。

豫南地区遗址的情况也相同。丹江流域下王岗、黄楝树，驻马店杨庄等豫南遗址，都是从屈家岭、石家河发展到二里头文化，并无间断。故在此历史阶段中，大别山中脉、颍河流域以西的江河中原文化不宜分开讨论，这是江河中原农耕文明的发展历史。从新石器晚期以来，江河中原的内部关系相当密切，文化上已达同化程度，直至青铜早期，皆可视为同一个大型文明，在其内部的传播路线中，汉水东游地区应占有关键角色，且汉水东游地区的新石器晚期文明也对中国青铜文化的形成有深远影响。

假如我们将二里头与石家河文化分开，否定二里头文化以石家河为基础，却不能回答二里头的文化基础是什么。从石家河几千年的发展传统，应可知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间的传承关系已毋庸置疑。而所谓的“河南龙山”与“河南仰韶”，两者并不相似，二里头与仰韶也没有密切关联。偃师二里头在本土缺乏深厚基础，但“湖北二里头”有之，所以二里头文化的发祥地应在湖北，或以湖北代表性的遗址称之为“盘龙城前期文化”会更符合事实。

2.郑洛、江汉、成都平原地区三角形的关系

学者们注意到二里头文化类型的遗物，也见于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中，但因有“二里头夏都”的新神话，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二里头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影响^[219]，甚至认为是“夏人”从二里头经过三峡向西迁徙，但却无法解释这种迁徙的动机和背景^[220]。

郑洛与成都平原地区的文化都有江汉平原的影子。成都平原上发现了8座与石家河同时，距今4500—4000年间的城址（图三一），有新津宝墩城（面积为60公顷，图三二）、温江鱼凫城（面积为40公顷）、郫县古城（面积为31公顷）、崇州紫竹城（面积为20公顷）、都江堰芒城、双河城、大巴盐店城（三座面积各为10公顷）^[221]。学界根据其中最大的城址宝墩，将之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为本土自行发展而成的文化，同时也可见与鄂西石家河文化有密切往来^[222]。成都平原的族群与河南、江汉应不相同。二里头时代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二期、成都十二桥、新繁水观音等遗址，都承自宝墩文化^[223]。但与此同时，也可以发现河汉、江汉、成都平原的青铜早期文化有许多共同主题，遗址中有一些相类似的陶、玉、铜制礼器，石、骨、铜制的用具也多有相似^[224]。青铜早期，此三地族群间应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交易关系，甚或在某些时段中处于斗争、协盟或通婚状态。

就三地陶器来看，陶鬶的形状都很接近，而具有代表性的石家河细高形陶鬶，则与长江下游的陶鬶略有不同（图四五）。上文提到的眼形符号陶尊，在郑洛与江汉都有出土，成都平原也见于和二里头同时的三星堆二期陶器上^[225]。

笔者思考三地眼睛符号的来源时，注意到新石器中期，豫中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上层出土的带刻纹龟甲，其刻纹恰好是眼睛（图三三：5）^[226]。新石器贾湖和青铜早期三地的眼睛符号，时代差距很远，难以讨论其间的关系，但这些地区仍属相同的地理范围，很早就有资源、技术、器物的流动。前文已述及豫中地区在新石器中晚期与豫西南、鄂西、江汉平原已有密切关系，直至新石器、青铜器时期之际，其互动范围扩及郑洛地区。

考察相关的眼睛符号，晚于豫中贾湖遗址，江汉石家河玉面像的眼睛形状，与青铜早期豫、鄂、川三地的眼睛符号一样（图三三：3）^[227]。关于殷墟小屯发现的玉人头像，学界认为是石家河文化系统的遗产，其眼睛形状也如此（图三三：4）^[228]。豫中新密市新砦遗址二期文化器盖上的龙面眼形亦同（图三三：8）^[229]。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两件绿松石眼形饰，形状也相同（图三三：6）^[230]。同时期路家河二期硬陶也有眼形图画符号（图三三：9）^[231]。最后，金沙遗址出土了25件大的铜制眼形器，长度17—26.3厘米不等，形状与此符号完全相同（图三三：7）^[232]。这个线索也值得我们思考：或许，这个现象就象征着新石器晚期以来中原、江汉、成都平原这三角，彼此之间的文化传播与互相影响之关系。

同时，学者们发现这种眼睛的形状恰好与商文明的饕餮眼形状相同^[233]。此关键性的线索加上硬陶神纹，可见商代饕餮构图的基础已逐渐形成于青铜初期江河范围的精神文化中。汉水石家河文明在此可视为其信仰的源头。荆南寺出土的硬陶饕餮型神纹（图二七：2），亦有同样的源头，因此其与二里冈陶器饕餮纹饰间的关联相当紧密（图二七：1）。^[234]

二里头的石器、玉器也可以显示出这种以江汉为中心的三地关系。二里头遗址玉器不多，都出土于后期墓葬，其中有玉戈、璧戚，还有玉柄、玉圭、玉铲、牙璋、多孔刀^[235]。二里头的玉柄（图一三六：19）、玉铲、牙璋，都见于石家河遗址中^[236]，而殷墟也出土了数件完全同样的玉柄^[237]，显示石家河玉器在殷墟依然持续被使用。石家河也出土了小玉圭，此外日照龙山遗址出土的玉圭，很多学者也认为其来源与石家河有关系^[238]。玉圭和牙璋多见于成都平原地区的三星堆文化遗址中，成为三星堆代表性物品^[239]。

牙璋从青铜器初期开始出现在江河平原遗址中，如石家河汪家屋场（图五七：1—2）、淅川下王岗（图五七：10）、新郑望京楼、偃师二里头（图五九：5、6）等^[240]。此外，陕北神木石峁距今4000年的遗址石棺里又发现28件牙璋^[241]（图五五）。牙璋的起源问题虽未能厘清（将于下文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虽然成都平原最早的牙璋并不早于二里头^[242]，但青铜时代牙璋礼器在成都平原为重要的文化主题之一。石家河汪家屋场和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有些不同，但成都平原两种牙璋都有，且还有其他形状的牙璋^[243]。

前指禹州瓦店二里头前期遗址出土的玉鹰形笄与石家河、黄陂盘龙城、殷墟妇好墓等许多遗址中，亦出土相同的玉鹰形笄（图九）^[244]，都属石家河文化的遗物。石家河玉器的类型既保留在本土青铜文化中，同时又往北、西方传播，且在西方被长期使用，成为三星堆文化的标志物。但商都殷墟也有很多从石家河传入的玉器，最有名的例子是石家河凤与殷墟妇好墓凤非常相似（图一八：5、6）。其他殷墟最精致的玉器，其玉刻技术和艺术都源自石家河（图三四：1、2），两周玉刻承袭之，如河南信阳光山县的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人头像等玉器（图三四：3、4）^[245]。这类例子很多，在学界已有相关论述。黄君孟夫妇墓的位置属于原来石家河文化的范围，可见春秋时期，本地也传承了青铜器时代之前的精神文化与玉刻艺术风格。

至于多孔长刀的器型（图三五：8），虽然分别见于不同的地区（甚至东北红山）^[246]，但这也是源自新石器晚期长江中下游北岸的文化。这种形状的多孔长刀以及石铲、玉铲大量出土在距今6000—5000年前的江苏北阴阳营（图三五：1）、安徽潜山县薛家岗文化二、三期遗址中^[247]（图三五：5—7）。这些礼器循长江传到江西、湖北地区，如湖北黄石屈家岭文化遗址也有出土（图三五：2）^[248]。从新石器晚期以来，长江各聚落开始有专业化倾向，北阴阳营、薛家岗、大溪都发现了几座石工坊和玉工坊1^[249]，除了本土特殊的礼器之外，大量生产广泛通用的石器和玉器：如钺、斧、铲、刀、环、璜等。

河南境内的淮河流域发现有薛家岗文化的遗物。苏皖平原到中原的交通线，除了绕行湖北之外，还有经过黄淮平原的路线。淮河、汉水流域两条水路，从新石器以来即为江河平原主要的交流、传播线。不过淮河线在中游与上游间的联系并不强；汉水流域的宽阔平原形成更密切的关联。多孔长刀早已传入长江流域，或许也是经过汉水到达二里头。

二里头玉戈在新石器玉器中相当少见，比二里头短的玉戈则出土于江淮含山凌家滩墓中（图三六）^[250]，大致可以推想，青铜早期大量出土的玉戈，应是仿自铜器。在稍晚时期，这种玉戈大量出现在盘龙城和三星堆遗址中，而且盘龙城出土了尺寸巨大的玉戈，如李家嘴3号墓玉戈长度到达94公分（图三七）。虽然二里头的两件玉戈时代较早，但目前仅发现两件，在二里冈时期也极少见到。所以这种玉戈可能也是源自长江中游的礼器，只是目前尚未见于更早的地层中^[251]。或亦可能源于秦陇齐家文化，这只有在确定铜戈形状来源及其与玉戈的关系之后，才能有讨论根据。璧戚形状也是三星堆类型，但目前未见于其他早期遗址^[252]，来源不甚明确。

大部分二里头玉器器形可见于南方，而南方却有很多二里头没有出土的玉器类型。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铜牌（图三八：1、2）^[253]，其构图与新砦二期器盖上的龙面图可能有一些关联（图三三：8），而三星堆前期的地层也有同类的铜牌（图三八：3、4）^[254]。但绿松石只产于汉江中游的周围地区。

若以二里头文化的传播来解释这些现象，恐仍有某些疑问存在。第一，从地理脉络思考，较之从远北地区通过丹江、汉水、长江而来，从中间的江汉地区同时传往北、西方的可能性更大。第二，学界早已发现石家河文明对三星堆文明的影响很大^[255]。但最重要是第三，即两湖与渝川之间的交流颇早，新石器晚期的大溪文化已跨越长江中上游地区，因此渝川巫山所发现的大溪文化，与长江中游、江汉的大溪为同一文化体系，文化面貌非常接近。这些关系在屈家岭石家河时代只会更加密切。因此，成都平原可能透过长江与汉水交通，参与各生产区之间的交易。例如考古发现鄂西宜都红花套、宜昌中堡岛大型石工坊（红花套遗址中发现有1万3千余件石器）^[256]显示，当时可能将工具和猎器卖往东边的江汉平原、西边的渝川。因此江汉与成都之间的来往、同化，实有两千年的历史背景。

直言之，时间、地理上的关联性，都足以否定二里头类型文化是由郑洛地区居民所创建。学界所推论郑洛地区的庞大影响力，仅仅基于将二里头当作夏都的“定论”作为前提，而缺乏事实证据。假如不相信文物所反映的现象，反对长江中、上游之间的关系早已很密切，而接受本地青铜早期文化不是由本地发展，而是由二里头传入的理论，我们就无法解释二里头文化本身的基础是从哪里来的，也不能回答另一核心问题，即郑洛地区的势力来源。我们无法从遗址的情况理解，偃师二里头如何掌握资源、集中势力，以超越南方的族群。以下笔者将以资源矿产的角度，进一步讨论此问题。

（三）江汉与郑洛地区的资源来源问题

1.农作物和生活物品

上文论及二里头农产品最关键的部分，奠基于南方长江中游的农耕技术。郑洛地区的粮食源自于本土农产，但在歉年时只能依靠南土的帮助或贸易。二里头陶器包括石家河类型的罐、鼎、缸、器盖和坩埚，多是本土制造，但形状与长江中游相同，也有一些外地制造的陶器，都属南方器物（如黑陶等）。换言之，郑洛地区保留了与南方的密切关系。而其上层文化与南方的关系又更明确，尤其是无法在本土采集到器物的材料。这些情况在二里头、二里冈时期皆为一致（参图四〇～四七；二五～三〇；三三）。

2.玉料和绿松石

二里头遗址上层出土玉器可能是豫南玉料，但玉器的数量不多，因尚未作化学试验，所以我们不能确定其来源，但从地区的关系来看，来自豫西南的可能性最大，这都是早期屈家岭文化的范围。

偃师二里头遗址大量出现绿松石^[257]。中国境内的绿松石矿主要分布在青海、新疆、湖北郧县、陕西白河、河南淅川，另安徽马鞍山亦有少量矿产。其中郧县、白河、淅川是绿松石最丰富的地方。绿松石制造的礼器自然多见于大溪、石家河文化中，尤其是鄂西进山陵的地区，绿松石装饰品很普遍^[258]。陕西汉中南郑县南岗寺遗址也出土了非常多绿松石装饰品^[259]，很明显是从陕鄂之际的白河，经汉水输入的，这条路线距离不远，运输也颇便利。

此外，少数绿松石礼器出现于浙北、山东遗址，也只能是由大溪文化地区输入的^[260]。东北小珠山、红山、夏家店下层发现的绿松石礼器^[261]，则应是从鄂西或安徽马鞍山，沿着长江或淮河，或经海路，或经过鲁西、渤海输入的。皖西南基墩遗址发现红山三联璧^[262]；凌家滩的玦龙、双连璧、玉人的形状，皆与红山玉器有关^[263]，石家河玉器中也有玦龙^[264]。这证明在新石器晚期，东北到长江中游已出现交通线。这种影响显然是双向的，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不太可能来自新疆，应该是产自淅川、郧县。这些地方都有二里头类型的遗址，属于同一文化范围，且资源和文化的发祥地就在汉水的屈家岭文化中。

3.金属料

在青铜时期，对铜料的掌握更能显示聚落的势力。郑洛地区出土的二里头、二里冈时期青铜器，证明郑偃人已掌握制造铜器的技术；通过对二里头铸铜遗址的研究，发现其铸造器型虽然不大，但至四期时，技术已较为稳定^[265]。这似乎不是最早的冶金业，可是二里头早期没有金属器，无法观察冶铜技术的发展，当地又没有足够的金属矿（只有贫乏的中条山铜矿，开采困难，且缺少铅、锡矿），这就说明郑洛铸铜业是外来技术。因此偃师二里头发现青铜器之后，学界不断讨论其来源之谜。唯有确定二里头青铜文明的铸铜技术来源，才能了解二里头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

从郑洛二里头文化的角度来看，青铜器的来源问题并不甚明确。不同领域的专家都对此作过热烈的讨论，有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青铜技术原本受到西北齐家文化影响，可能也使用陇西北河西走廊的矿产^[266]。关于中国青铜技术是由西北方传入的外来影响，乃是欧美学界主流看法。

河西走廊发现了几种距今4000年左右的文化遗址。其中齐家马厂文化出土了一件小铜锥，长度只有4.7公分，宽度0.3—0.5公分。兰州齐家文化也传入河西走廊，因为此地是齐家铜料来源，也是黄河上游族群与草原民族交流的地区。河西走廊的西边是四坝文化的范围，连接陇西北与新疆的草原。四坝人的生活方式以游牧羊群为主，四坝遗址发现的铜器数量很多：铜削、刀、锥、凿斧、镞，以及形状近于中亚草原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所见的装饰品。此外还有马文化，活动范围仅限走廊西部，其草原性质更加明显，曾发现草原类型的铜锤戈、铜镜、铜牌饰。也就是说，河西走廊就是一个多元族群集聚之地，通过黄河，草原文化影响陇秦晋的平原谷区^[267]。平原谷区的齐家文明之矿产来源，决定了齐家文化主要关联对象。

黄河上、中游的齐家文化，在北与安德罗诺沃交界，部分早期青铜器的器型似乎源自中亚草原，齐家的青铜技术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应有某程度的关联。亚洲草原自古以来为西东之间的来往通道，因此河套地区冶炼、制造技术与中亚接近，影响甘肃、陕北、内蒙青铜文化的发展^[268]。但是齐家等西北地区文化与二里头青铜器比较，其器形与金属的元素成分皆不相同，说明两者来源不同^[269]。实际上，齐家所见的铜器形状都很特殊，未见于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因此很多学者认为，虽然郑洛地区可以发现少数来自齐家以及南草原地带的文物，但中原青铜文明的产生与其无关^[270]。

根据化学分析，二里头四期、二里冈以及武汉盘龙城遗址的金属料来源和技术相同，但与殷墟有所不同。学者们证明郑偃地区冶金业与同时期的江汉地区同源。却与殷墟有若干差异^[271]。有关江汉金属的来源，据考古得知为江西瑞昌铜岭、德兴以及湖北铜绿山、港下矿。其矿产铜料与江汉青铜器的化学成分一致，在地理上，运输铜料也极为方便。

江西瑞昌铜岭、德兴发现多种古金属矿遗址，矿料很丰富，含铜、铅、锡等一切青铜合金必有的成分，开采年代不晚于二里冈下层一期^[272]（根据最近的年代测试，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之际^[273]）。

德兴矿属世界最丰富的多种金属矿之一，除铜、铅、锡之外也有金、银、铁矿，自距今约3000年前的春秋时期以来，即成为重要的冶铁中心、楚国铁矿来源，在距今4000年前已成为江河文明铸铜技术的关键来源之一^[274]。铜岭矿距离盘龙城及江汉地区不远，交通便利，因此也成为江汉青铜文明的基础（盘龙城应如前期汉水古国，属连城古国文明的城址之一，且盘龙城顺长江以东应该还有未发现的城址）。

铜岭矿遗址中发现自二里冈前期以来，不同年代的矿井、巷道支架遗迹与工具。考古学者已据此探讨二里冈选矿技术的问题^[275]。铜岭矿遗址下层出土的陶器和铜器与盘龙城、二里冈相同，中层与殷墟和新淦大洋遗址相同，而上层有两周的文物。考古发现的遗物揭示出，位于铜岭矿山西侧的江汉及黄汉地区文明，位于东侧的吴城文明，皆采用本矿产。江西德安县彭山有数个锡矿床，虽然此处未发现早期开采遗址，但当时可能用以冶铸青铜的锡料来源只有此处^[276]。

此外，在江西矿山与盘龙城之间，还发现了东周时期大冶铜绿山铜矿遗址，也有商代的用矿痕迹^[277]。进一步的发掘揭示出，古人开始开采铜绿山的时期不晚于德兴矿，即相当于二里头时代。因此学者们推断，盘龙城的文明早已发现此矿并加以使用^[278]。铜绿古矿遗址附近，还有阳新港下古矿遗址，年代可溯至商周^[279]，这些古矿都在同一条线上。但只有江西的矿山才有铅和锡，其重要性便在于此。

江西铜岭以及湖北铜绿山的铜矿物是孔雀石，据古代文献记载，孔雀石是古人寻找铜矿的指标物^[280]。所以新石器、青铜之际遗址中孔雀石的出现，经常代表古人对铜料的兴趣。绿松石的铜量虽然不如孔雀石，但也可作铜料来源。石家河遗址中，除了绿松石之外，也发现过一些孔雀石和蓝孔雀石^[281]，以及初期冶铸的痕迹，如在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地层已可见炼铜坩埚（图四七：1）、孔雀石的碎末、锈蚀的铜渣、纯红铜与铅铜青铜残片、小型铅铜青铜刀等器物。依碳十四测定，距今4400年左右已有铅铜器物，只是体积较小，锈蚀程度较大，导致很多石家河铜器已残缺到不能确定原来器型的地步^[282]。

铜绿山的开采遗址年代，相当于石家河晚期、盘龙城初期，如大路铺遗址第八层发现的铜渣和炉壁残块，此外，2009年在大冶蟹子地遗址的发掘，也在石家河地层发现铜矿石以及石砧等先秦典型的碎矿工具，学者们将这些发现断代为石家河晚期^[283]。而石家河遗址最早的红铜和青铜器的遗物年代要比这更早一些，相当于石家河早中期。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当地开始进行开采的年代也更早一些，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了解：建筑开采井的时代必然比开始炼铜的时代晚。发明者掌握新技术的时期会非常久，从偶然的发现、研究，到了解铜料的资质，了解可能的作用，而发明及改善铸铜技术……这是一种漫长的过程。此后才开始专门采集铜矿石，而采集完后才开始凿井，以便从山心采矿。考古资料告诉我们，石家河早中期时，在离铜矿200余公里的地方，已有专门被采集的铜矿石，且用合金铸造小型的器物。据此可知，江汉地区采用青铜器的时代不晚于石家河，古人发现铜并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可能在屈家岭晚期便已开始。

矿山地区发现新石器晚期的遗址，或许有助于了解在江河文明中青铜技术发明者的属性。大冶及大冶以西的地区属屈家岭文化范围。大冶牛头山、大路铺、红卫铁矿上罗村、鲶鱼墩等有屈家岭文化地层的遗址，都发现于铜矿区的周围，大冶铜矿区也经常零散发现屈家岭时代的遗物^[284]。虽然在屈家岭地层中，不能确定是否发现铜器（目前只有湖北考古界内部曾针对零散发现的纯铜小钩等小件，进行过数次讨论，因不被考古界所认同，故未公布），但笔者却认为，青铜技术发明者可能就是屈家岭文化的古先民。

考古界因对屈家岭，甚至是石家河迄今仍采用“新石器”的定义，所以发掘时并不注意找到金属器的可能性。早期的金属器很小，被锈蚀的程度很高。小针掉到地上时，已经很难找到，藏在地下土中的小针，更加不易发现。在发掘屈家岭、石家河遗址时，发掘者从未使用金属探测器，也没有筛土，因此数量不多、形状小型的用具，被发现的可能性很低。尽管如此，在石家河遗址中发现的铜料和以青铜合金铸造的器物，却足以证明石家河人对铸铜技术的掌握已有一定的历史。古人初步发现铜料的时期，应可溯源于屈家岭时代。大冶铜矿区屈家岭遗址的发现，为此假设提供了旁证。张绪球先生将屈家岭文化视为典型铜石并用时代无误^[285]。希望将来考古界更加重视对湖北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286]。

屈家岭、石家河之外，东区薛家岗文化人也应是青铜技术的发明者。瑞昌铜岭、德兴以东基本上属于薛家岗文化类型的范围。薛家岗遗址上层也有早期青铜文化，可溯至距今4000年之前，应属吴城青铜文明的来源之一。薛家岗上层与盘龙城前期同时的小型青铜器相同^[287]。有关更早期的采铜痕迹，目前研究不足，但以笔者浅见，先吴之区对青铜技术的掌握应不晚于先楚文明。

据考古发掘，大冶以西是先楚青铜文明的发祥地，德兴以东是先吴青铜文明的发祥地。至于大冶与德兴之间的长江流域地区，属屈家岭、薛家岗文化之混合区。武穴鼓山、阳新大路铺等遗址均显示这种情况^[288]。

从年代来看，长江中游的文明区，是中国境内最早掌握制造青铜器的范围之一。据目前所见的考古依据，西北甘肃齐家、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289]之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和薛家岗属第三个独立的青铜冶业起源区，三处各有独立铜矿来源。我们之所以没有发现更早的开采遗址，是因为早期人们先采集容易取得的铜矿石，只有外面的采料用完之后，加上铸铜技术到达一定水平，始能开采山里的矿石。

这三处青铜文化，以长江中游的范围最宽，且横跨上、下游地区。通过石家河发达的水上贸易等经济活动，铸铜技术传到成都平原。而长江下游的青铜技术则由江西以东的文明所掌握。江西铜矿成为两大文明的边界，西侧由盘龙城文明采用，东侧为青铜早期的吴城文明采用。长江下游的铜矿来源，除了江西以外，还有安徽铜陵古矿，其开采年代不晚于殷商时期。铜陵古矿遗址发现的遗物与商时期的江西清江吴城文化颇为接近，显示主要的用矿者还是南方古国^[290]。但在开采前，一定有发现及采集铜矿石的阶段。可以推论，古人从距今4500年后，一直在长江中下游之间的山脉寻找金属矿。

长江下游马桥青铜器的来源应亦相同，马桥的带柄铜刀与薛家岗上层相同，马桥年代在距今4000—3200年间，从前期出土的简单铜器到中期出土铜斧、铜钺，其发展具有一贯性^[291]。宋健先生发现，马桥的铜钺、石钺器型相同，并与良渚带柄石钺有继承关系，马桥铜戈与石戈亦复如此，这证明，长江下游的青铜器是在本土器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同时武汉盘龙城的铜钺与良渚石钺形状更加接近^[292]，显示出长江流域的一贯传统（图三九）。盘龙城很多器型源自长江文化脉络中，与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关系密切。良渚的器物形状早已传到长江中上游地区，因此各地铜钺都在某程度上习自良渚。不过到了青铜时代，太湖以东的地区只能依靠太湖以西的铜矿发展青铜技术。因此，良渚之后的苏浙文明因缺乏本土矿产而走向低潮，直至春秋时情况依然相同，因此越国的主要目标是打败吴国，掌握其资源。春秋时，这些铜矿范围也是楚吴之间的斗争区。其历史背景早在青铜时期即已萌芽。

曹峻先生发现马桥炼铜技术不比二里头高，发展也比不上郑偃地区，中原地区青铜器的生产技术虽传播到太湖流域，但太湖流域吸收能力较低^[293]。从一方面来看，曹峻先生的观察是准确的，商时太湖以东的青铜技术缺乏发展的有利条件，可是曹峻先生的解释并不妥当，太湖以东的落后不是因为缺乏郑偃地区的影响不能发展冶金业，而是因为太湖以西的先吴、先楚古国控制了金属矿，苏浙地理位置较偏僻，农耕社会缺乏争取矿产的力量，又缺乏其他可交易足够铜料的资源。

有关山东龙山、岳石金属器，其器型目前仍缺乏对铜料的更详细检验，也不能排除其与夏家店的关系较近^[294]。夏家店青铜文明起源，将于下文再论。

直言之，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矿山促进了先吴和先楚青铜文明的发展，也通过长江成为先越和先蜀青铜早期的资源基础。从新石器青铜之际的遗址范围，我们可以看出先吴、先楚、先越、先蜀文明之形成。其中先吴和先楚文明在资源上可以自足，且依凭着长江水路而有密切来往。

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冈的青铜器，与“先楚”文明的盘龙城青铜器相同，可见中原青铜原料和技术来源也在长江中游。因为郑偃二里冈与盘龙城的青铜器形状完全相同，施劲松先生认为，盘龙城青铜技术源自中原郑偃地区。但这种观点有最基本的问题：郑偃无矿产，不可能自己发明青铜技术，只能习自有矿产的地区，化学分析也证明郑偃所用的矿来自“先楚”，矿产和技术应是同源。石家河的铜器已证明“先楚”的铸铜技术源自本土的古老发展。盘龙城位处长江流域，可视为长江流域（中游）的青铜文明代表，而且极有可能就是江河中原青铜技术的发祥地。

比较同时期的长江中游和郑洛地区文化，郑洛出现的青铜器少得多。虽然在郑洛地区二里头类型的文化规模较大，考古研究很全面，但除二里头古城遗址之外，都没有出现过青铜器，即使在出土文物丰富的遗址中也没有^[295]。甚至到二里冈下、上层时期，偃师和郑州两城之外，许多大规模、遗物丰富的遗址里，根本没有发现青铜器^[296]。这说明直至二里冈上层时代之前，郑洛地区的青铜文化并不普遍。

各种证据都可证明，不仅中原铜料取自长江流域，青铜技术也源自长江流域。出现在长江流域的炼铜渣痕迹，至少比中原早500—700年左右；除了铜之外，南方早已开始提炼黄金等其他贵金属，铸铜技术也较成熟、丰富，尤其是江西的浑铸技巧很高。吴城文明是铜芯撑技术的发明地，在中原地区只见于西周，是黄河居民习自长江流域的结果^[297]。此外，南方文明使用青铜农具的时间也比中原早几百年^[298]。这说明原料足够，故其用途不必仅限于兵器和礼器，且农作技术对南方而言比北方更为重要。

4.总结

最近十几年的二里头宫殿遗址发掘显示，“二里头文化于文明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最高成果并非二三十年前学术界普遍持有的‘最早国家论’或‘最初文明实体论’，而是处在比这更高一步的文明进程阶段”^[299]。与二里头同时或更早，各地已出现许多小型国家。学者们对陶寺及良渚文明的古国多有讨论，韩建业先生甚至认为，二里头的成熟古国奠基于陶寺和良渚早期古国的基础上^[300]。这种看法可能简化了青铜前期文明的形成和交流过程，且随意联结两种距离遥远的文明。新石器晚期到青铜器早期之际，除了晋南陶寺和江浙良渚之外，鄂湘石家河、东北夏家店等地已有古城文化，所以二里头肯定不是最初的古国。二里头遗址虽然很重要，但却不能代表青铜早期的文明。从新石器晚期以来，中原、华北、东北、江汉、江南、华东，各地已有许多国家形成。因此偃师二里头既不是最早的城邦，也不是最早掌握青铜技术的聚落。

综上所述，郑洛地区的农产、铜产技术明显源自南方，包括硬陶在内的高级陶器、玉器、绿松石，都源自江汉文明往北扩展的过程。只是早期的考古发现使我们习惯将郑洛当作夏商文明起源区，所以学界才提出二里头扩展到南方，掌握南方资源的说法，来解释郑洛地区的南方文化成分。假设如此，郑洛居民必有足够的其他财物，能用以和南方古国交换这些宝贵的材料，或有足够的势力可以控制南方的资源。但郑洛在此历史阶段的势力来源就难以理解了。

但如果严谨地依靠考古史料来观察江河平原大地域的发展历程，便可以轻易理解这些地区之间的关联以及文化扩展的主要方向。孟华平先生早已指出，江湘、江汉、汉东北、鄂西、鄂东、豫西南，在新石器早期各自有地方文化发展，其中洞庭湖、江湘是文化发生最早的地区，因此技术扩展方向是从南往北。新石器中晚期江湘汤家岗与江汉、鄂西大溪有相同的农产技术、但却相异的精神文化。到了屈家岭时代，地方文化之间的同化过程愈来愈明显，湘北、鄂、豫南这些地区，虽然各有地方特色，但皆属于同一个屈家岭文明体系^[301]。此地域内，同属亲近族群的古国不仅相互交易、来往、通亲，而且相互联合、争权和同化，并持续并吞周围的平原农地。因为在东、南、西的方向都有山区，自汉水往北拓展新地是长江中游文明的自然选择。

王红星先生从自然环境、交通线、农产、生产力，以及驯养畜禽、工具水平、类型和生产量、人口密度、对外影响力等各方面进行考察，认为长江中游及汉水流域平原地区具有文化中心区之实力^[302]。在江河之间的平原地区，从农业到青铜器的生产业，其发祥地均以汉水为中轴而发源于长江中游。

所谓“二里头文化”实为汉水文明在青铜时期所产生的文化面貌，并影响到郑洛地区。“二里头文化”主要源自南方，但在北方受到环境与人群的影响而产生变化。因其被吹捧为“夏邑”，便形成“今日神话”，以夏王朝施行广泛统治的前提来解释南方出现同类文化成分的现象。但实际上，二里头以后的考古发现早已推翻了“夏邑”神话。江河中原的青铜文化发祥地是汉水东游上的古国文明，郑偃地区的青铜初期文化，以及郑偃社会国家化的基础亦在此。

因郑偃文明的形成离不开长江中游，而盘龙城则是长江中游相当于二里头晚期、二里冈时期文化的代表，故下文将讨论盘龙城古邦的属性，及其与二里冈古邦的关系。

五、盘龙城与郑偃：郑邑的南土或荆楚的北土

（一）商人南土之说的矛盾

学者们多在“郑偃为政权中心”的前提下讨论盘龙城文化，所以认为夏王朝到长江后，开始掌握长江资源，之后的商王朝克夏之后，则出于对金属资源的需求，建立了盘龙城。青铜时期的江汉、江湘文化面貌与盘龙城相类，因此学者们进一步认为，从郑州出发的商人，掌握汉口盘龙城后，再一路到江汉、洞庭湖，进而控制铜鼓山、荆南寺等遗址^[303]。

徐少华先生以考古事实配合商人政权说，提出商人掌握矿产的解说，他认为：“盘龙城对商王朝来说，经济上的作用可能更加重要，一方面为商王室在南方取贡赋及各类物资，以保障商王室及其贵族的生活需要和国家机构的运转；另一方面重点开采、收集南方的铜矿资源，并由此转运北方。……大冶铜绿山和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早期的开采和冶炼时间与盘龙城遗址后期，即盘龙城遗址兴建的时间大致同时。我们认为，盘龙城遗址的存在，特别是城址的兴建，与大冶、瑞昌等古铜矿的开采和冶炼具有密切的内在关系。从地理位置来看，盘龙城位于长江北岸，到大冶铜绿山的直线距离100公里，去瑞昌铜岭的直线距离不足200公里，水上交通十分便利。……商人南下获取大冶、瑞昌一带的铜矿资源，以盘龙城作为中转和集散地，可以说是最佳选择。从盘龙城遗址发现有大量的陶水罐和坩埚之类遗物、遗迹的情况分析，在大冶、瑞昌等地获取铜料之后，可能还在盘龙城一带进行部分加工，然后再转运北上。……商代前期早段至后段之初，商人都亳与隞，重心皆在黄河以南，加之商代早期的迅速发展对铜及各类经济资源的需要，商人对南土的经营必然重视且相对方便，盘龙城城址的兴建与繁荣当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商王室逐渐中衰。随着河亶甲‘居相’祖乙迁邢（耿）以及盘庚迁殷，商人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则由黄河以南转移到黄河以北，因而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控制当大为削弱，甚至难以维持。盘龙城或因商人势力向北收缩而废弃。”^[304]

即使不考虑盘龙城之前的汉水东游上古文明的背景，这种说法也有很多疑点：第一，居住在黄河的族群如何得知大冶、瑞昌一带有铜矿？（尤其是在郑偃生活的经验，很少有机会知道铜这种金属）。

第二，大冶、瑞昌一带距盘龙城既近，且交通便利，难道长江中游没有本地居民能掌握这项资源？如果没有，就无人能发现铜料，如果有，应该由本地人自己留用，假设北来的“商人”意图占据，他们必须有足够的势力可以毁灭本土政权，建设自己的王权。

第三，郑偃本土没有铜矿，居住于平原地区的农耕族群，如何集中足够势力以占据长江中游？他们是否本来就有其他资源，早已建立武力很强的国家，可以兼并殖民地、掌握远方的资源、扩张政权？从郑偃遗址出土兵器的情况，我们看不出武力强盛的迹象，也找不到来自其他地方的资源。从盘龙城遗址的情况，也看不出在所谓“早中商”时代被外来统治者征服的痕迹。盘龙城宫殿区第一次被毁灭的痕迹出现在六、七期之间，这已相当于武丁时代，很可能与《诗·商颂·殷武》所言“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有关^[305]。至于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帝癸》认为，成汤“遂征荆，荆降”^[306]，考古无据（其实在文献上也没有根据，王国维所依靠的《越绝书》并没有描述汤征伐荆的军事行动，《越绝书》的记载将于下文再论）。因此学者们讨论成汤伐荆楚的事情，纯粹是将武丁的成功再往前推作成汤的成功。

第四，假如依今有的传统，以为二里头晚期属于商早期的政权中心，但当时在盘龙城也已有相类的青铜文化，顺着此种思考的脉络，我们便不得不认为：在商文化萌芽时，盘龙城已被二里头的“商人”占领。对此，傅聚良先生已提出怀疑^[307]。

第五，如果盘庚的祖先早已掌握荆楚，又为何要离开资源丰富的土地，北移到殷墟，再重新出兵争取南方的资源？

第六，从本土居民来看，殖民者离开后，应该会逐渐回到原有的生活方式。但根据盘龙城的考古情况，在商王室建都殷墟时，看不出有殖民者退走的痕迹，反而显示出被殖民者占领、宫城遭毁灭的迹象。傅聚良先生也曾从盘龙城废弃时代的考古情况，详细地加以讨论过，认为只能将盘龙城视为本地文化及政权的古国^[308]。

换言之，盘龙城只能代表殷商之前的古国，与殷商统治无关。且原来被视为二里冈的青铜文化，其来源不在郑偃，而在长江流域。实际上，偃师二里头发现青铜器之后，学界不断讨论其来源。盘龙城的发掘解决了此一问题。可是近几十年来，不断将二里头塑造为“夏邑”、将偃师古城塑造为“成汤西亳”，导致人们将郑偃地区当作绝对的文明与政权的中心。

盘龙城发掘报告从“二里头一定早于盘龙城”的前提来讨论盘龙城的年代，但年代测试证明其第一期的年代是距今3870年，甚至可能比二里头早近百年^[309]，相当于新砦遗址的年代（因为每隔20—30年是人类的世代界线，所以假如盘龙城只早几十年，这已代表在二里头建此遗址的人们，与建盘龙城遗址的子孙同一世代）。盘龙城一期的文物仅见于二里头二期文化，这证明二里头文化不仅比盘龙城晚，受到盘龙城的影响更晚，且更晚发展到相当盘龙城的水平。可是发掘报告为让盘龙城一期与二里头二期相符，在误差范围内将盘龙城的年代调往最晚，而二里头年代则调整往最早的可能性^[310]。这种做法明显就有“二里头是文化发祥地”的前提。若我们回到考古资料上加以严谨检视，不难发现江汉盘龙城一、二期其实都早于偃师二里头。

这种以黄河为文明发祥地的概念，对长江文明的断代问题早已造成很多矛盾。例如因为三星堆和吴城文明所掌握的青铜技术，在黄河流域只见于西周以后，部分学者武断地否定三星堆和吴城文明的年代，认为它们一定晚于周初。同理，有些学者，与郑州对照，认为现在已经往后推的年代还是太早，建议再往后调整^[311]。显然这些概念都违背了史实。此外，因盘龙城青铜器与二里冈颇为相似，施劲松先生认为其源自中原，故完全不将其视为长江流域的青铜器^[312]。但这根本违背了地理上的关系，盘龙城是长江汉口地区的遗址，铜料又是长江中游铜矿，如何能将盘龙城从长江流域青铜文化中排除掉？实际上，考古发现无疑告诉我们，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早于黄河流域。

范子岚对照、统计盘龙城与二里冈文化后，发现以下几点：一、盘龙城所有的墓葬都有随葬品，而郑州57.8％的墓葬无随葬品，这证明盘龙城的人比郑州富有；二、盘龙城随葬品中的陶器数量比二里冈少，但种类多，郑偃所见的陶器类型，盘龙城都有，只是有些只见于坑、房中，尚未在墓里发现，也有一些盘龙城的陶器类型未见于郑偃。三、陶器中需较高技术的硬陶（原始瓷），占盘龙城墓葬的17.5％，二里冈只有1.4％，且盘龙城有不同形状的硬陶器，而二里冈只有硬陶尊。四、盘龙城随葬品中青铜容器的数量比二里冈多一倍以上，种类也多，郑偃所有的铜器类型，盘龙城都有，但还有很多盘龙城的铜器类型是郑偃没有的，另外，盘龙城有些器型的尺寸比郑偃大。五、盘龙城青铜兵器的比例超过郑州七至八倍，而且一半以上的盘龙城青铜兵器如钺、矛、戣等，在郑州遗址根本没有发现^[313]。这种情况反映出盘龙城资源丰富与郑偃资源贫瘠地区间的差异。

据外城的考察结果，盘龙城在今日的发现中是规模最大、资源最丰富的城邦。盘龙城玉器也比其他地区丰富，如盘龙城巨型玉戈着实使人惊叹。直言之，盘龙城不能视为二里冈文化传播的结果，商人南土的说法依然不能成立，这是与商人统治无关的本土古国。

（二）盘龙城与早期汉水古国的关系

1.文明的传承与信仰的演变

盘龙城遗址的位置近于汉口，其基本文化面貌与江汉青铜早期的文化一致。虽然盘龙城遗址没有发现石家河的女神造型，但不足以否定文化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没有发现女神造型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新石器至青铜器文明之间，发生了经济、政权、文化等各方面的变迁，这是在同一文化传承的脉络中，时代变化所带来的因素。新文明也代表着精神文化的变迁，犹如石家河时代已不见屈家岭的偶像。但新文化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根源于早期的文化元素。不过，被放弃的上古崇拜不会完全消失，往往会反映在晚期的神话中。

第二，石家河古城目前只有邓家湾出土了很多女神像，其他遗址只有少数，其发现率以西区较高^[314]。小动物陶像另外发现在不同的石家河遗址中，包括前文所提及的肖家屋脊、罗家柏岭、金鸡岭、黄家草场等。前文所提到的几座河南遗址中，也有少数陶制动物的发现，但数量都达不到邓家湾祭坛之多。因为许多石家河古城未被发掘，此观察显然不够准确，但古代文明却通常有崇拜对象分化的现象，每城各有本土崇拜对象的祭坛，主城的崇拜对象为等级最高的大神，这样联合城邦国家的信仰就构成了多神系统，如果主城的地位有改变，最高神的概念可能也有变化。盘龙城离石家河超过150公里，此地原来也未必有崇拜邓家湾女神的祭坛。

比较盘龙城与石家河的文化古城，因时间差异，文化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可以归类为同一发展脉络，与江汉地区的发展情况完全一致。例如盘龙城与江汉荆南寺遗址比较，荆南寺青铜地层之下还有丰富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地层，盘龙城周围也有很丰富的大溪以降的文化遗存。青铜时代盘龙城一、二期文化的遗物与同时期荆南寺遗址的遗物完全相同。

2.器型的传承与演化

从陶器类型来看，汉北石家河、盘龙城，江汉荆南寺，郑洛二里头陶工技术相同，很多器型也相类（图四〇～四七；二五～三〇），大部分盘龙城陶器均继承自石家河类型。只有鬲未见于石家河文化地层中，盘龙城的鬲与荆南寺鬲的形状相同（图四二），制陶技术也相当本土。但盘龙城的鬲（尤其是早期），与华北鬲的形状不同，其底较扁平，这种鬲在考古学界称之为“楚式鬲”（图四二。比较图五一；六三：2、3；七七：5、6）。因此不能单纯以外来的因素解释盘龙城一期为何有鬲出现，还应考虑本土因素。盘龙城的鬲更像是由自己的习俗传统演化，与接触北方人因素相结合形成的结果。基本上，所有的文化都处于多元化演变的过程中，看到外族的器物，如果喜欢它们，就吸收而用自己的方式制造类似的器物，由此角度观之，江汉地区鬲的出现并不似由外来族群直接带来，而更像是本地人从外地学到的新器形。

很多石家河陶器到了盘龙城时代就消失了。但这是自然人类文化的演化过程，而不是文化中断的情形，人口那么多的国家文明不可能突然衰亡，但文明本身的历代发展包含着变化因素。因此，不应简单以外来的因素解释盘龙城一期为何有鬲出现，而是将其视为时代变化。长江中游屈家岭时代的制陶业已到达极高水平，石家河以来玉器文化到达鼎盛，并开始有青铜铸造器文化。此时的人们已不如以往那么重视陶器，青铜技术发展后，不容易破碎的青铜礼器成为最重要的政权与财富标志，陶器作为礼器的功能已成为次要。

但如果着重于屈家岭、石家河陶器的特点，更容易发现盘龙城从其一脉相承的关系，如周索状堆纹是盘龙城代表性的陶器纹饰，盘龙城遗址之外，也多见于江陵荆南寺、驻马店杨庄三期，除此之外，偃师二里头、洛阳皂角树也出现过。但该纹饰无疑是从屈家岭文化而来，在屈家岭时代，周索状堆纹仅限用于神圣的偶像上，只有少数用在其他陶器上，带此种纹饰的陶器都有礼器作用。石家河、盘龙城都继承了周索状堆纹饰的陶器。这种陶器也传到了二里头、二里冈，其传承关系非常清楚（图四三；四七：3—6）。

此外，盘龙城遗址陶鹰头盖与石家河相同（图四四）^[315]；盘龙城玉器如柄形器、璜、鹰形笄等都源自石家河（图一三六：16—18；五四；九），这些问题前已论及。石家河玉器中常见的镶嵌小圆块绿松石，这种作法仍常见于盘龙城玉器。

3.铸铜技术的传承与发展

盘龙城没有发现青铜铸造坊，但有很多铜渣。据发掘者的分析，盘龙城陶缸器乃是作为铸铜的坩埚之用^[316]，器型无疑源自石家河。石家河城址出土的陶缸数量非常多，其中包含数种不同的形状和尺寸，有部分的形制完全可符合作为炼铜坩埚之用，且与盘龙城、荆南寺等许多遗址出土的炼铜坩埚形状相同（图四七）。可见盘龙城与石家河不仅是铜矿相同，也都采用石家河时期长江中游先民所发明的技术，此技术在殷周时期依然被使用^[317]。在农业的发展史中，耕作之前有很长的采集阶段，这是从发现谷类到农业的过程。冶金业的发展也完全相同，开采前有发现、研究、采集阶段，其时间没有植物采集那么长，但也需几百年的发展，当经验累积到某种程度，后继者就会较容易学习。因此发明铸铜技术的地区，长期只有简单的用具或装饰品，但他们更进一步了解金属器的作用后，便更快发展铸造的技术，同时周围地区也很快学会此技术。石家河发现最早的铅铜合金，年代是在公元前24世纪，这是中国境内最早发明铸冶青铜技术的文明。目前所知长江中游专业开采的遗址也属石家河文化中晚期阶段，这就代表从初步发现到发展为冶金业的过程。冶铸技术成熟并职业化后，开采技术才得以发展。

因锈蚀程度很高，早期的小型铜器经常难以辨识。盘龙城二期已可见技术成熟的青铜器，如王家嘴铜镞。荆南寺也有铜镞、鱼钩、铜削^[318]。盘龙城青铜器与二里冈的青铜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两个铸造坊之差异只在细微之处^[319]，但是郑偃地区出土成熟青铜器的年代偏晚，数量也少。

学者们一直讨论盘龙城遗址没有发现铸造坊的问题，虽然倾向以郑偃传播论解释南方的发展，却不认为盘龙城的青铜器来自郑州，金属原料、技术和部分器物都是从长江中游向北传播。因盘龙城离采矿遗址很近，很多学者认为，盘龙城居民是直接使用在开采遗址铸造坊所铸造的器物，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另外，盘龙城铸造坊也可能是遭到毁灭、被淹没，或考古尚未发现。但重点是，如果我们想到汉水古文明的经济情况，就不会奇怪盘龙城遗址没有发现铸造坊的问题。石家河社会早已进入地区分工的状态，只要进行城间交易、供应即可，不必让所有城址都具备一切工坊；至于日常所用的小型青铜用具，使用陶缸坩埚即已足够。孝感聂家寨遗址发现的铸铜陶范，就是一座北离盘龙城很近的当时铸铜坊的遗迹^[320]。

4.建筑的传承

盘龙城的发现早于石家河古城，所以一开始，学者们缺乏能讨论其本土性的资料，但不知何故，近二十余年来，学者们还是没有注意到其城址形式源自石家河，迄今只论述盘龙城与郑、偃城址的关系。盘龙城位于汉水古国的叶家庙、张西湾两城之间，距离都很近。屈家岭、石家河的城墙结构有圆角正方形或长方形（有一些城已接近圆形，如图一一；一六：2），土城垣外有护城壕沟，城墙的方向基本上是按照东、南、西、北，但有一点顺时针的倾斜，四个城门被安排在各方向的城墙中间，向四方开放，而城门循城墙方向也有一点顺时针的倾斜（图一一～一七）。盘龙城的城之结构一模一样（图一九），盘龙城的宫殿建筑与石家河罗家柏岭亦相同，罗家柏岭发掘者曾提及，其建筑结构与商代宫殿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殷墟小屯宫殿等（图一八：1）^[321]。盘龙城乃直接继承石家河防御、宫殿工程技术，而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某程度上影响了殷商的建筑。

各地史前古城同时也是社会、祭礼活动区，和宫殿、祭祀之所，但这种社会需求不能决定城的建筑工程，城的工程往往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所决定。许宏和马世知先生根据各地史前城址对照，指出长江中游的古城选择河边的高台地、利用自然河道、设置水门的特点。江汉地区建城规律则明确表示出汉水文明这些城邦的功能。第一是治水和加强农作，其治水和灌溉作用相当重要，因此不仅塘坝及水门系统连接城垣，在城间的村落边也发现过治水系统的痕迹。第二是安排聚落公用的保护区。第三是市场的作用，在地区专业化的社会中，依靠水路进行城间的贸易，并且既从原地进口资源，亦往远地出口自己的产品（按照迄今所保存的依据，制造产品中有农产、石制的工具和兵猎器、陶器、纺织品、玉器和金属器等）^[322]。盘龙城显然完全符合一切本地建城的规律。

根据发掘报告，盘龙城的建城年代是在四期，年代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一期（据最近的测试也约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之际^[323]），但杜金鹏先生分析盘龙城的宫殿，认为之前也曾有宫殿建筑^[324]。所以四期的宫殿并非全新落成，而是重建。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也相当高。但早期的盘龙城应该较小，青铜技术的发展，提升了盘龙城的经济地位，甚至可能因此使得汉水及云梦泽联合城邦古国的中央区从天门移至武汉。

5.丧礼的传承

从丧葬文化来看，屈家岭文化中大多数墓主头朝正东、正北、东北，但也有东南；屈家岭已有大墓分层的结构。石家河时期墓葬中，墓主头朝正北和东北的比例增加，大墓也保留了分层结构，且石家河的大墓比屈家岭规模还大。盘龙城墓主的头也以朝东北和正北为主，与石家河的发展趋向一致。

屈家岭已有埋葬婴幼儿的瓮墓，其中部分以腰坑方式与成人合葬。屈家岭、石家河腰坑里合葬的婴儿瓮棺最多，但也有随葬礼器、动物和食物的腰坑，大部分腰坑呈圆形^[325]。因北方的商代腰坑大部分是方形，以殉狗或人为主，故李英华认为北南墓葬安排腰坑的传统来源不同^[326]。但盘龙城的腰坑里既有殉狗，亦有仅放随葬品的腰坑，大部分坑是方形，但也有圆形^[327]，恰是石家河与商之间的中心环节。腰坑墓的结构无疑也源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杨华先生已充分地阐明此问题^[328]。在后期社会发展中，腰坑里的随葬物形式显然有变化，尤其是军事化的异族（商）吸收腰坑丧葬方式，使殉狗、殉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从考古的脉络基本上可以看到，腰坑墓源自石家河古文明，不仅往东北传到商文明，亦往西传到三星堆^[329]。盘龙城丧葬文化也是源自石家河。若从贵族墓葬的规模观察，郑偃地区迄今还没有发现规模那么大、青铜器那么多的墓葬^[330]。

6.总结

据上可知，盘龙城在各方面继承了汉水古国文明，是汉水古国进入青铜时代的发展阶段。当然这并不排除当时北方族群文化对盘龙城文明有所影响，盘龙城应是在本土古老传统的基础之上，吸收各种交流的因素，发展成新型青铜时代的古国文化。只是北方族群对盘龙城文化形成的影响，可能不如长江上游的西边和下游的东边等其他周围文化的影响来得深远。

现有的数据基本上允许我们推论：在汉水联合古国的城邦发生权力斗争后，位于东边的城邦打败了西边的大城，这或许能够说明石家河的没落和盘龙城的兴盛。东边离矿源较近，因此可以掌握矿藏，进而控制提供给西边城邦的矿产数量。因此在青铜器技术对经济的影响愈来愈高的时代，西边的石家河难以持续掌握其中央地位。这种推论相当合理，也符合当时经济与社会的演化情况，因此吾人不妨考虑此可能性。

（三）盘龙城考古类型：殷商之前“先楚”文化的范围

尽管盘龙城周遭的考古发掘零散而不足，所发现的遗址也受到严重破坏，但从目前所见的地下材料，还是可以看出盘龙城文化与江汉地区青铜时期的文化同类。江汉地区此类青铜文化分布范围也相当广。首先，在江汉地区荆南寺遗址中，考古报告命名的“夏商文化地层”即是盘龙城文化地层。在此之下有大溪、石家河文化居落的遗迹。荆南寺遗址盘龙城时代的地层甚厚，与盘龙城遗址同样被考古学家分成七期。在荆南寺遗址盘龙城二期的地层已出土铜镞等小型器物，而从第三、四期则开始有铜斝、戈、铲等，可见荆南寺遗址的情况都与盘龙城一致^[331]。

汉北地区香炉山发现完整的从屈家岭到西周一脉相承的文化聚落，一期相当于屈家岭，二期为典型的石家河和盘龙城早期，三期相当于盘龙城中期，其文化面貌与盘龙城一致，四期为殷周时期，与附近殷周之际的遗址基本相同^[332]。此外，在武汉地区亦发现有很多零散的盘龙城时代遗址^[333]。随州西花园及庙台子遗址也有屈家岭、石家河、盘龙城文化地层。屈家岭、石家河已有腰坑墓；石家河有玉器，盘龙城早期的地层有铜锥、铜镞等，其文化面貌又与盘龙城一致^[334]。安陆晒书台也有同类的文化痕迹^[335]。孝感聂家寨遗址的年代与盘龙城相符，其中发现与荆南寺相同的陶缸、铸青铜镢的陶范等^[336]。孝感地区也数次发掘出殷商时期的遗物，与盘龙城七期的器型一致^[337]。汉北、汉东与江汉地区的情况一致。其他零散的发掘很多，显示出盘龙城时代湖北青铜文化的普遍性，这与郑偃仅少数遗址有青铜器的情况不同，亦可见盘龙城时期汉北、汉东与江汉文化面貌一致。

鄂西三峡地区，学界经常称为先巴人的发祥地，然而本地区的发展与江汉地区一致，也经过城背溪、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而代表吸收江汉文化的渔猎人的社会^[338]。路家河遗址第二期年代相当于盘龙城前三期，工具、猎器、陶器的形状都一致，包括鬲、豆、袋足盉、罐、器盖、神纹硬陶、铸铜用的陶缸坩埚以及小型青铜器^[339]。可见到了盘龙城时代，共同文化的空间范围没有变。

鄂西三峡地区盘龙城类型的遗址很多，大部分是平民聚落，其文化面貌应是盘龙城早期，有一些陶制礼器、小型青铜器，和炼铜坩埚，但没有发现大型建筑、大型墓葬、铜制礼器等。这都是几千年连续存在的较富有的村落，盘龙城时代下有大溪、屈家岭等地层，盘龙城时代以上有两周的地层^[340]。

长江中游南岸、洞庭湖地区岳阳铜鼓山遗址，在屈家岭、石家河时代的文化面貌与汉水流域接近，至青铜时代也与之有密切关系，从青铜时期下层文化以来，铜鼓山与盘龙城相同^[341]。发现洞庭湖遗址的遗物与盘龙城相同后，很多学者在“二里头夏朝”、“郑州成汤西亳”等前提下，讨论起商人成功掌握长江、洞庭湖一带的伟绩。但如果脱离这些新创的神话，在史实上或许没有那么了不起。长江中游文化从新石器以来，已达成一定的统一性。在发现金属料及发明铸铜技术之后，青铜器文化一直在汉东、汉北及江汉、江湘地区发展。这无疑是大文明的遗迹。

假如顺着郑邑商都的神话，以“商人寻矿”的假设为出发点去讨论两湖青铜文明的形成，就立即出现难以回答的问题：“商人”所欲掌握的矿位在鄂东、赣西之际，所以“商人”扩张的方向应该从盘龙城往东，并在鄂东、赣西传播自己的文化才是，何以会往鄂西无矿的三峡、鼓山和荆南寺地区发展？因此无法以“商人寻矿”来解释两湖青铜遗址与盘龙城的相似性。实际考古资料显示，从汉口到鄂西、鄂南及湘北文化具一致性，而往鄂东的方向反而差异性较多，瑞昌铜岭以东的文化面貌已不能视为与盘龙城相同。

据此可见，盘龙城早期的文化范围涵盖鄂、湘北、豫南中、赣西北，殷周时期属于荆楚的范围（不宜以熊氏王朝的楚来理解其更早的历史阶段）。虽然在传世文献中，西周以前的楚历史并不明晰，但从甲骨文可见武丁时代已有楚这个国家，同时传世文献均表达了楚国有极古老的国家传统。盘龙城文化范围基本上符合楚文化范围，并且盘龙城的年代只早于殷商几百年。以笔者浅见，可以视为殷商之前的楚文明。江汉、澧阳都是先楚的固有领土，黄汉平原则是先楚在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早期之间的殖民地。楚地的国家化时间非常早，从大溪晚期到殷商之前，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至少从屈家岭时期开始。所以武丁征楚时，国家化的先楚文明的历史已超过了1500年。可惜的是，湖北省考古界推扬楚文化，但对楚文明本土的滥觞却重视不足，大部分石家河的城址既没有发掘，也未作适当的保护及研究。

据上可知，盘龙城、郑邑、偃邑都不是由商人的政权所掌握。盘庚之前，商人尚未进入江河中原。盘龙城与前期石家河文明有密切的传承关系。汉水古国的后代，在青铜时期开扩江河中原地区，将文明传到黄河南岸。考古证明，文明并非从北传到南，而是由南传向北，所以盘龙城并非商的南土，而郑邑、偃邑乃是先楚文明的北土。

六、三代、三苗、九黎与荆楚：文献的蛛丝马迹

因传世文献的形成时代很晚，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些文献所记载的神话，实际上包涵了很多不同的故事及传统，且经过多次变化，并不能当作可靠的历史纪录。尽管如此，其中却也隐含着一些直指核心的线索，使我们可以循之探查，发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

如果将这些文献所隐藏的古史进程，比喻为一座充满着复杂建筑风格的宝塔，那么文献所描述的内容，似乎仅仅只是这座宝塔映照在纸上的平面影子。如果现在想细细分解被压扁的塔层，从被简略的平面图见到原来立体的形貌，那么，我们只能尝试详细对照文献与遗留的实物，尽量寻找文献间的互应和矛盾，并进一步通过考古所发现的历史，验证在传世文献中能有所反映的部分。即使到最后，我们还是不可能理解其全貌，但至少能从文献中得到一点被隐藏的古史依据，爬梳出需要特别注意的疑虑点。

（一）阅读屈原的疑难

屈原的《离骚》、《天问》，记录着从宇宙创生到当时的社会生活，是以一己文笔之丽，彰显了祖国神圣的历史，并且悲叹其当时祖国没落的情况。屈原所悲叹的“祖国”显然不是周或多元的“中国”，而是自己的故乡楚国。在屈原笔下，楚国史拥有自创世始的完整脉络，而我们在其他列国的传世历史中，并没有见到这种完整的脉络。然以文明进程的考虑来说，这样的脉络方才符合最原始的文明自我意识发展流程。试问：何以在中国周时期各个诸侯国史观中，只有楚国拥有如此完整的神话历史？依笔者浅见，这或许隐然表达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楚的传统实际上奠基于最原始的文明。并且在目前所有可见的文献中，只有楚国史中方才表现出这种远古的脉络。这是否反映了中国最初的大文明就是楚？

另外，在楚国神话化的历史中，出现了大部分后代传世文献中提及的远古圣王，包括尧、舜、禹、汤等，在传世文献中，这些圣王多被认为是与所谓“夏朝”有关。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屈原的原意并不是在叙述楚国史，而是在指涉天下历史，但这样的理解不合乎当时的“祖国”概念。屈原在《天问》中，感叹祖国势力的衰微不起，忧虑祖国已不能有长久的未来，在这里，使屈原悲伤的祖国不可能是指天下，而是楚国，因为这就是楚国神话化、神圣化历史的故事。是故，这里便产生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楚的神史中竟然提及了尧、舜、禹、汤等先贤圣王，就好像他们是楚国历史人物一般？

其实，在《楚辞》中若提及殷的宗室，也并不奇怪。因为武丁败楚后，应有一段时间是由殷商统治楚，在《离骚》中也并没有赞美殷，反而说“殷宗用而不长”。这段叙述符合我们现今所知悉的历史。但很难理解的是，《楚辞》中对尧、舜、汤、禹都采取了正面褒颂的态度，似乎他们原本就是楚国的英雄一般。此外，还有一点也十分奇特：在《楚辞》中凡是提及汤跟禹的部分，与其他文献不同，都是写作“汤禹”，似是在表达前后相反的时代顺序，如《离骚》：“汤禹俨而祗敬兮”；“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九章·怀沙》：“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342]

上述这些问题，以我们现在的考古证据来检视，都无法得出答案，只能将问题本身提出来，好使有志研究此一领域者能够更加顺畅地思考这些传世文献诗文中的内在矛盾。比方从成汤来说，甲骨文中记载了成（或大乙）这个人，是盘庚的祖先、殷商的先王。周原甲骨将其称为“成唐”。《尚书·汤誓》有曰：“伊尹相汤伐桀。……汤既胜夏。”^[343]但甲骨文里却没有提及任何关于成大乙伐夏的事迹。同时，上文中我们也提过，《楚辞》中也提及了汤与禹，但却不知何故将“汤”放在“禹”之前，且不与“殷宗”相联结。当然也许有人会提出不同的解释，但是目前考古资料所显示出来的事实，说明楚的文明传统特别古老，这使得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些文献中的疑问。显然，我们手里没有这些传世文献在战国时期的版本，所以不能排除后代修编、删除、窜入的部分，但从如今现有的版本来看，已可发现很多这类疑问。

《越绝书》曰：“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委其诚心。”王国维认为这是记载商伐荆楚之事^[344]。但此文并未提及与外来族群之冲突，反而似乎是在记述国内贵族之间互相来往的关系。试问：如果“汤”是自北南侵的殷商族群领袖“大乙”，并且发兵打败了荆楚，那么，楚的文献又怎么可能以如此正面的褒美之词来颂赞他呢？

那么，“荆”与“楚”的概念关系又该如何区分呢？甲骨文中其实早已有楚地名和国名，熊氏的王室只是楚历史最后的朝代。所谓“荆”者，并不能代表比楚更早的全国号。笔者以为这有两种可能：第一，“荆”与“楚”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大城，各自拥有政权，只是属于同一个文化圈内；第二，“荆”可能是具体地指一座地位很高的城邦，而楚则是整体文明的自我指称，以笔者浅见第二种理解或许更为准确。无论哪种看法准确，“荆伯未从”之事，似乎不是在表达荆邦不服从异族统治的情况。依《越绝书》一书的内容描述来看，这段历史事件更近似于联合城邦国家的国王，与其中一个城邦首领“荆伯”的关系，所以汤是以“饰牺牛以事荆伯”这样的行动，来说服荆邦勿自外于这个联邦古国（或许这也恰好代表了当时汉水两岸各古国互相联合、结成大国的历史进程，或者这些神话意味着，在汉水古国政权的变革中，西边石家河被东边盘龙城打败，或其他同一个国家文明内的事情）。

传世文献有关成汤的记载很独特，如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殷商成汤》曰：“汤有七名而九征。”（《御览》卷八三引）^[345]传说中殷商王间没有多名多征者，其他殷商大王，如盘庚、武丁或最高位者上甲的名号，都没有这种传统，所以可以推知，“七名而九征”并不是殷商王室的传统。这一切文献中的矛盾，使我们可以合理怀疑，南方文献中的“汤”与“大乙”可能并非同一个人物，笔者擅自忖度，是否在南、北文明融合、同化时，两个原本分别从属于不同异族的文化英雄，却被后期的神话合并为同一位？

越是继续钻研文献，我们就越是可以看出相类似的问题其实不少。例如，何以舜在《楚辞》里称之为“湘君”，以湘江为称号？湘江是屈家岭文化范围的南部，如果以为舜是北方文化的圣王，居于渭河流域附近的舜恐怕难以被称为“湘君”，他的两位夫人也难以成为湘江之神。

《史记·秦始皇本纪》曰：“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正义》引《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州唐兴县东南一百里。皇览冢墓记云舜冢在零陵郡营浦县九疑山。”^[346]《汉书》亦描述武帝在元封五年：“望祀虞舜于九嶷。”^[347]湖南永州宁远县迄今依然被传为舜陵之地，这也属于将虞舜之地视为湘江流域的痕迹。

以笔者浅见，大禹治水的故事为南方地域的明显指标。《淮南子·本经》曰：“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348]其中“三江五湖”可不是北方的风景。我们不能假定因为《淮南子》是南方文献，它就南方化了夏禹的故事。渭、汾流域洪水的风险很低，黄河中游气候相当干燥，且在夏的时代北方明显可见有干燥化的趋势，因此，渭汾或郑洛地区都很难创造治水的神话。但这种神话反而非常合乎两湖的情形，一来符合经常发生过湖群扩展、农田淹没的现象，二来又可以表达两湖先民很早建设水塘及灌溉的系统，尤其是后者，更早已为现代考古所证明。

我们还可以详加参照的是传世文献中经常出现“十二州”、“九州”概念，如《史记·五本纪》曰：舜帝“肇十有二州，决川”，又曰：“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349]此概念符合极宽阔的地望，相较之下，并不符合渭、汾河流域较窄的地望。然而，非常宽阔且有许多河湖的地望就是湖北跨河南之南、湖南之北，即古代屈家岭、石家河先楚文化范围。生活空间的大小会确定人们的视野，楚地宽阔无疆的平原更合乎形成宽阔“十二州”、“九州”范围的观念。

此外，在楚国故事中提及“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350]殷墟资料已显明，玄鸟崇拜不在殷商王族的信仰中。《天问》中的玄鸟与《商颂》所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351]关系何在？《天问》中的喾与司马迁写成殷商始祖的帝喾关系何在？与殷商王族无关的玄鸟故事，何以成为殷商神史的开头？《殷本纪》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352]描述的情况更复杂，将殷商始祖与夏史合并，就好像夏商史是一个国家历史。以笔者浅见，这可能是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神史互为合并的结果，或许在殷商之前，有某族群以玄鸟为神话之族群起源，后来此族群的故事为殷商的神话历史所挪用，两族群的神史遂发生合并的现象。但目前我们依然不清楚其合并的成分来源，因此很多问题尚难以回答。

殷商礼器中我们可以见到许多鸟型的神秘造型，但与此同时，甲骨卜辞中却很少有祭祀鸟类的纪录。这问题也可能牵涉到用礼器和用卜辞记录的宗族不同。礼器能广泛代表商代众多族群的崇拜，宗族不同的礼器应有差异性，可是因为殷商时期人们和器物流动率颇高，目前很难以宗族属性来分辨礼器的形状和纹饰；至于甲骨卜辞，则殷商时均限于记录殷商王族的宗族祈卜。从卜辞甚少记录祭拜鸟类的情况可以推断，虽然殷商时拜鸟的传统相当普遍，却不是殷商王族的核心信仰。

此外，在青铜器铭文中经常有带鸟图案的族徽符号，揭示当时有许多宗族以不同的鸟类为族徽。其中有一件殷商末期亚妇罍^[353]，铭文有“”族徽符号。殷商文字中“”是“午”和“幺”同形字，该字可释为“午鸟”或“玄鸟”。不过殷商时期“玄”字不常见，“”字读为“午”之文例较普遍。因此该字释为殷商时期崇拜玄鸟的痕迹似有不妥，宋镇豪先生早已指出，若将该铭文视为殷商族崇拜玄鸟图腾的证据恐怕牵强^[354]。假如还是读为“玄鸟”，依此只能考虑当时确有某族由玄鸟为族徽，但这并不是殷商王族，否则不可能仅一件晚期的铜罍有这样的铭文。

若进一步从众多鸟类要分辨“玄鸟"的神秘形象，则又难以回答“玄鸟"到底是哪种鸟类？玄鸟通常被视为燕，但我们没见过早期燕的造型。东北从红山文化以来，有拜号鸟的传统，殷墟也发现其造型（图一一三：2)，那么“玄鸟"是红山的鹗吗？根据考古资料研究，良渚文化发现不少鸟立于台上的符号，似乎最符合“玄鸟"的形象，这一占在学界已成为广泛讨论的议题，但为何没有出现在越国的故事中，而出现在后人编辑的殷商神史中？而且同时又出现在《楚辞》内？其出现在《天问》，是否源自先楚与良渚的一些亲密的来往，或代表其他情况？而某个崇拜鸟之族群的故事，又是如何被借用作殷商的神史开头？我们没有资料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只能以各地神话合并的结果来解释玄鸟故事。在这种来自各地合并的信仰中，南方的信仰与神史的脉络应该最为深人紧密，因为它源自最古老的文化地层。

不过在此同时，应该也有南方族群后代的文献吸收殷商原本神话的情况，如笔者认为十日信仰乃是源自殷商王族的信仰脉络（此问题下文将再讨论），可是十日与扶桑树的连接，就不可能是来自殷商王族的传统了，所以这也是从各种族群的神话合并的结果。

换言之，在中国上古的文明诸国中，只有楚才有从创世一路相承的祖国神史。这使笔者推想，楚国文化传统应当比其他诸国更加古老，尤其老于从北方南下的商周统治者传统。吾人在战国文献中所看到楚神史及圣王家谱，本身应该也是最初联合成先楚文明的数个城邦统治者之家谱联合，并从中抽出英雄人物加以编撰、改述的结果。楚的后期上古史纪录中，实际上亦合并了不同传统，而商周贵族即当时尚属年轻的北方族群，借用了先楚古文明的英雄历史，当作自己的英雄，这就形成了神圣历史的多元性，而导致现今有志研究此一领域之学者解读文献的困境。

在上古的西亚文明中，神史神话源自苏美尔，但在未发现并解读苏美尔楔形文字之前（尤其是如果没有发现尼普尔王表），我们无从知晓其真正来源，事实上，比苏美尔文明起源晚的巴比伦亚摩利北方人也借用了苏美尔人的历史，将苏美尔的先王写成自己的圣王，以与自己的历史合并；后来赫梯（Hittitie）人再次借用巴比伦的历史，于是两族历史便再次合并，以至于其先王的传记愈加复杂化。以笔者浅见，中国上古历史人物的传记也经过了这样的转变及合并。早期与晚期文明的地理关系与西亚相同：古老文明在南方，而北方的文明比它年轻。上文将江汉或云梦泽联合城邦古国的文明称之为“汉水或云梦泽的苏美尔”；其原因在于传世神话的形成中，江汉地区这些分属不同族群的联城国邦，其文明的作用，可能就犹如苏美尔在西亚中具有原始创作者的角色。据考古可知，北方国家化的时代比南方迟了千余年，但是北方年轻的文明却依恃着武力打败了南方的老文明，并且既使用老文明的成熟技术改善自己族群的各方面产业条件，同时亦借用了老文明的神史，这在历史上其实是极常见的情况。

（二）传世正统历史中的蛛丝马迹

早期历史神话的形塑过程是个谜，在形成现有文献所记载之样貌前，个别族群神话化的历史应该早已合并为一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所谓“天下”一元史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早史故事，应该更符合殷商青铜礼器：龙首、虎身、牛角、鹰爪合为一体的形象。

1.五帝的故事

《史记·五帝本纪》言：“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索隐》引《管子》曰：“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355]《国语·楚语下》叙述同样的事情曰：“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韦昭注：“九黎，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356]

以上两文所述应指述同一个历史事件。在《五帝本纪》的叙述中，这段故事看起来像是在描写北方统治者与南方族群的斗争。但是据《索隐》引《管子》中所述，可以得知当时的南方族群已经掌握金属矿和制造青铜兵器的技术，然而，在《五帝本纪》所记述的故事中，没有金属和兵器的北方族群，却能打败已经拥有这些先进技术的南方族群，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当我们仔细检视《楚语》的记载，便会发现《楚语》所记述的观点与《五帝本纪》大不相同，在《楚语》中，这段历史是南方族群之间的斗争，与北方族群无涉。从考古发现可知，先楚人乃是由西边开采瑞昌铜矿的，而先吴人则从东边开采之，或许，我们也可以思考这两个族群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与矛盾的可能性？不过因为当地的矿产丰饶无缺，两族之间应该不会发生非常激烈的冲突，而考古也没有相关资料可以佐证。因此《楚语》似更符合于纪录先楚贵族之间的斗争。青铜早期先楚文明的范围相当广阔，族群繁多，其中难免发生群体之间的冲突。《史记·历书》将九黎族群蚩尤所引发的涿鹿之战，也包含在楚先祖颛顼统治的历史中：“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357]这又与《五帝本纪》不同，反而更符合《楚语》所记载的故事。《史记》研究者显然早就发现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冲突。笔者以为这恰好表述了旧政权的神话历史被新政权假借为自己族群神话之一的情形，而涿鹿之战，原本是先楚文明内部的冲突，却因此而被讹传为北方族群打败南方的相争故事。

《楚语》又曰：“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358]讲尧安抚三苗之事，但尧所用的官，依然是颛顼的后裔，因此这段记述也被归纳进先楚神史的脉络中。学者们经常以“三苗”、“九黎”、“蚩尤”等集团，来解释屈家岭、石家河文明，认为上古苗蛮族群有着高水平的农耕文化，但却被北方的尧集团毁灭^[359]。然而，如果我们从传世文献本身内容所表达的部分来看，就会发现所谓“三苗”、“九黎”皆是被南方文明政权所控制，颛顼及其时的官制、尧和其时之官制，抑或是出自于同一家族之传承。三苗是长江中游的族群之一，与颛顼始祖的族群发生冲突。

《书·舜典》曰：“窜三苗于三危。”《书·禹贡》又言：“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据马公所述，三危为西裔之山^[360]。虽然传世文献对西裔之山的说法很多，从甘肃到云南都有，但笔者几经推论之后认为，最符合事实地望的地点，应该是鄂西山区，其中清江考古遗址或许就代表苗民的发祥地^[361]，这同时也合乎古代传说中三苗族群的活动区。据此，我们可以推论，三苗可能是原本生活在鄂西的山区猎民，与平原的农耕文明关系密切，并且经常发生战事。

那么，为什么现今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呢？这是因为历史必然掺杂了撰写者的观点，而最后能流传于世的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所撰写的，也就必然掺杂了立足于胜者观点的意识形态，甚至因此而窜改原先历史的真相。这些传世文献撰写的时代始于周，且使用殷、周文明的文字作记录，则必然代表殷周贵族出身的北方族群立场。从中国各个文化发展进程来看，北方族群的发展较晚，其历史相对较年轻，从殷、周时代起才逐步将广大城邦促为一统政权，而成为所谓历史的“胜利者”，他们也因此掌握了历史的表述权，能够撰写推扬自己势力与“德性”的历史，并将之传世，保留至今。他们既借用原来南方古来自有的成功、突破、发现、技术、神话，篡改写成自己族群的成就，又从敌对的立场强调南方贵族的非正统性、落后、贼乱……等种种贬低、污名化、边缘化的行动。但即使如此，在以北方为中央的正统史里，还是有些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发现其实古代南方的文明化比北方还要早，而南方的传统比北方精致、丰富，所以北方族群方才借以为己用。

学者们从文献的角度观察地下出土的史料，进而判断江河中原文化具有一致性的理由，认为其代表文献所叙述在新石器与青铜时代交替之际，苗裔集团与舜禹集团在中原曾经产生冲突^[362]。王劲先生认为，在江汉平原地区石家河文化被二里头类型的文化取代，是代表北来的“华夏”集团打败了石家河三苗族的集团^[363]。此外，也有许多学者以夏商文明“对江汉地区的镇抚”来解释湖北的文明遗存由来^[364]。但笔者在前段已指出，这些假设乃是忽略了二里头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之间具有明显一脉相承的关系，同时也忽略了属于北方族群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其军力尚不足以打败江河文明体系，而其文明化的程度也不如先楚。

其实从阅读文献的角度，我们还可以发现，所谓“舜禹集团”的定义其实是相当模糊的，以渭黄平原为中心的周人正统史，将舜、禹视为自己族群的圣王，但以长江中游为中心的楚人神史，也将舜、禹记载于祖国圣王的家谱中。这恐怕只能以北方胜利者的新政权，借用了被打败者的神史来解释，吾人才得以理解此一矛盾。其实，这样的情况亦符合地域发展的非同时性、非均一性及非平衡性的脉络。随着政权的更迭，历史的解释权迟早会从旧有文明，转移到更年轻、更具活力的新族群手里。新族群在掌握政权的同时，亦对旧族群的历史进行剽窃。这在世界古代文明史的发展中，乃是常见的情况，而且广被研究古文明存续的历史学界讨论，但这样的学术论述却鲜见于中国古史的学界，难道只有中国是整个世界古文明发展史的例外？又或者，中国古文明居然可能没经历过其他古文明都曾经发生过的文明变迁过程？

许顺湛先生讨论郑州西山城时，将之称为“黄帝时代古城”^[365]。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一种譬喻：乃是用神话化的历史语言，叙述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期所发生的历史变迁。这表述了自屈家岭时代以来，北方民族（后期神话命名为黄帝集团）除了接收北传的先楚文化，同时也开始学习南方（后期神话命名为炎帝集团）的经济和筑城的技术。同时，豫中民族也吸收了神话里所谓“神农”的耕作技术，丰富、提升了自家族群的农产效率。直至二里头时期，当时河南的先民早已在各方面吸收、消化南方的生活方式和技术。然而，因为地理环境的因素，北方族群一直无法掌握更多的资源，无法在短期内超越南方。或许因为如此，殷周以来的郑洛居民，后来便与黄河中游和东北的族群联合，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逐步壮大，并消灭了楚文化的政权，逐步掌握楚的领土资源，更将楚的精神文化及神史归为己有。

2.夏的传说

《竹书纪年》纪录圣王家谱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366]由此可知楚的先族颛顼生大禹的父亲，所以大禹是颛顼的孙子，由是被记录在楚圣王的家谱里。依笔者先前推论，尧、舜、大禹、成汤等历史圣王和英雄，是不同传统来源的神话被合并的结果。如果从这样的角度阅读文献，则可以避免很多疑问的产生。否则吾人该如何理解屈原《离骚》中，其祖国“楚”的神圣神史中会有“尧舜之耿介”^[367]？何故在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创世神话里，会提及禹？为何在气候始终很干燥的陕晋地区，大禹最大的贡献竟然会是治水？

换言之，今日我们普遍认知的神话，虽然乍看之下似乎是一条一元发展的历史，但其中每一段神话故事、神圣英雄的原始来源，恐怕也是许多不同族群之神圣历史交相合并、融合而成的结果。因此，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有很多古国都可以符合“夏”的传说，有“夏”字的地名也相当多。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一共载有51个包含“夏”字的地名，其中山东最多，约有10个包含夏字的地名，8个在河北（含北京、天津，但这些广为人知的地名，大部分是后来才取的），7个在湖北（且都是自远古就已流传下来的地名）；6个在江苏；山西、安徽各4个；河南3个；福建、浙江各2个；陕西、广东各1个^[368]。湖北的夏水（见于《水经注》，今名为长夏河，据《水经注》汉水下游都称为“夏水”）位于江汉平原，不少屈家岭、石家河古城都傍夏水而立，荆南寺遗址也在附近，此地在古代因地形之故常有水患，非常需要治水，且屈家岭先民确实早已发明治水的工程系统，既然如此，吾人何以不将荆南寺遗址视为大禹治水的夏国呢？或者如果考虑古代汉水东游被称为“夏水”，考古所发现以汉水为中轴的十几座城址的联邦古国（前文名为汉水或云梦泽联合城邦古国），即可称为夏水古国。从各方面来看此最古老、发达而范围广阔的古国，很符合传说中的“夏”。

另有传世的商史矛盾：例如文献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并不是殷墟王室的信仰内容；文献中成汤的故事形成可能更加复杂，其中包含的文明和时代与殷商大乙产生关联。商史概念似乎合并了至少两个王室的故事，北方殷商殖民者剽窃南方的历史与自己合并，以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因此汤克夏可能也是汉水古国历史的部分。考古资料反映汉（夏）水早期的政治中心在西边石家河，而公元前18世纪以后政治中心似乎在东边盘龙城。汤克夏的故事应是蕴含了这种史实，只是因为后来北来的武丁灭楚（盘龙城），北方殷商统治者便剽窃了汤克夏的故事，并将此宣传为自己的先祖大乙的功勋。

仔细考察夏国神史后，就能发现夏国神史应该是众多古国历史合并的结果，因此不宜探究单一夏国遗址究竟在何方这种问题，但是最古老的夏水联合城邦古国最符合为夏国传说的基础。在夏国的神史记载中，我们亦可以见到许多北方的族群在占领南方之后，多方面利用南方资源，并窜改南方的精神文化及神史以为己用的蛛丝马迹。

（三）殷商集权与古楚文明的衰落阶段

1.殷商灭楚：汉北考古的反映

《诗·商颂·殷武》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369]诗中颂扬武丁灭楚之事，认为是殷宗最大的战功。这确实可能包含史实在内：在殷商之前，先楚文明是当时中国地区最大、且势力极强的联合城邦古国，而武丁战胜了先楚，使得北方族群终于掌握楚地的丰腴资源。笔者认为，研究盘龙城被破坏而废置的历史，可能会对证明此段记录中的史实有所帮助。

武丁以后，北方民族才开始以日益壮大的武力，逼迫江河流域与中原的族群。武丁毁灭盘龙城之事，相当于文献所载的武丁伐楚。殷商时期，黄、汉两河流域平原之所以成为商人的殖民地，就是因为商人掌握了汉口，即掌握了先楚文明赖以发展的矿产，同时又掌握长江的路线，因此能与三星堆建立关系，又与新干吴城互相来往。

以笔者浅见，先吴与先蜀的地望与殷商以山相隔，使他们拥有先天的保护优势，不利于殷商政权对吴、蜀的领土用兵，因此汉水应是殷商王国往南发展的边界。而当时不服属于殷商的先楚残余势力，便往南退到湖南岳阳、长沙宁乡等地区，湖南地区零散发现的礼器，表现文化精神独特、技术极高的青铜文明^[370]。由于北楚的土地被殷人占领，因此南方的宁乡也必然与北方殷商有所往来，不过因为殷商占领汉水以北的楚地，导致北楚与南楚的差异性更为明确。

殷末时北方的政权衰弱而北退，南方的文明重兴，北传到汉水的北岸。殷周之际楚国的力量之高在文献中有所反映。同时随州地区鄂国的遗址亦表达了南方文明在汉北的重兴。甲骨文有“”字，学界辩论该字释为“鄂”或“丧”，今日大部分学者认同该字释为“丧”^[371]。从本字的用意来说，有作动词而符合读为“丧”的意义，但同时包含地名指示，是殷商王经常狩猎的地方，其地望不明，因此不知与鄂国地域是否有关系。但同时笔者注意到卜辞中“”地名，《屯南》715^[372]曰：

（惟）湿田受年？大吉。

（惟）上田受年？

上述卜辞中所提及的地名“”，其字从“皿”、“亏”。饶宗颐先生认为是“郇”字的假借^[373]。郇国的记录见于《诗·曹风·下泉》：“四国有王，郇伯劳之。”毛传：“郇伯，郇侯也。”郑玄笺：“郇侯，文王之子。为州伯，有治诸侯之功。”^[374]周朝时，郇国位于晋秦间，芮国南边。其地处在中条山与峨嵋岭、火焰山的山麓丘陵之间，黄河之东的平原，现属山西省临猗县西南。此地既为旱地，也没有高原之田，即使在商周时期，其气候也难以被称为湿田。西周晚期的多友鼎曾提及郇国，并将“郇”字写作“”（筍）^[375]。西周末期和春秋早期的伯筍父盨；郑伯筍父甗^[376]、筍伯大父盨^[377]、伯筍父鼎^[378]、郑伯筍父鬲^[379]、筍侯匜^[380]，都属于郇国的礼器，其“郇”字写作“”（筍）。“郇”、“筍”字读音均从“旬”，上古音为whin；但“”字的读音从“亏”，上古音为wa，与“旬”发音较远。况且没有任何记载显示，郇国早在殷商时期即已出现，故饶宗颐先生的释读仍有问题。

笔者推论，“”或应读为“鄂”，指鄂国，即出现于殷末故事中的封国。在甲骨文中，“”、“丧”字只作地名，并没有指涉侯国或方国，也没有提及该地的“侯”或“伯”，因此不知道“”地在国内的管辖地位。只有到了殷周之际，才可以肯定有鄂侯国，不过殷末周初的铭文已用“噩”字来指称其国，如鄂侯弟季尊^[381]、鄂侯提梁卣、鄂侯方彝、鄂侯罍、鄂侯盘、子觯，以及多件不带铭文的青铜器^[382]。几件来源相同的青铜器藏于国内几所博物馆，如鄂叔簋^[383]、鄂叔尊^[384]、鄂侯弟季簋1^[385]、鄂侯弟季觯1^[386]、鄂季奞父簋1^[387]等，都用“噩侯”自称。

但是传世文献另有线索，有助于理解“”、“鄂”、“噩”字的关系。《战国策·赵策三》谓：“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史记·殷本纪》亦载曰：“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集解》引徐广曰：“一作‘邘’，音于。”《竹书纪年·帝辛》也用“邘”字，曰：“元年己亥，王即位，居殷。命九侯、周侯、邘侯。”^[388]“于”字的上古音也是wa，与“”相同。不过在殷末西周的青铜器上，“鄂”字写作“噩”或“”，古音也可读为ηhāk，wa、ηhāk音近，“亏”、“噩”声符互换可能表达不同地方的发音。

在殷周之际鄂国位于今湖北随州。安居镇羊子山村多年有零散出土商末周初的资料，2007年的发掘确认了鄂国古处。随州安居镇此处的地望，既有大洪山、桐柏山的“上田”，亦有河湖流域的“湿田”，这是汉水与淮河支流的交界区。因此其地望完全符合卜辞所言。从音、义来看将“”读作“鄂”为宜。

随州羊子山遗址符合文献所载鄂侯国的情况。在羊子山青铜器铭文上器主自称为“鄂侯”，也就是认同自己有“侯”爵位，是殷商王封建鄂地的侯君。殷商诸侯都属于王室宗族，是殷王的亲戚，但是根据殷商地方统治制度，王室宗族之人经常与本土贵族通婚，而再被赏赐侯爵位封地。因此殷商部分诸侯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会比中央文化的成分高。羊子山青铜器恰好也显示出南方文化的特殊性。

可是羊子山附近叶家山曾国遗址反映出，西周早期北方军队曾又占领汉北地区。学界对叶家山墓葬年代断定在成康或康昭时期^[389]。这可能是在成王时期，周贵族重新扩张国家领土，征伐殷君的残余。叶家山曾国遗址中，少数也藏有鄂国青铜器，但大部分属殷末周初北方类型的青铜器。

西周晚期依然有提及鄂侯的纪录，如禹鼎曰：“唯噩（鄂）侯（驭）方率南淮尸（夷）、东尸（夷），广伐南或（国）、东或（国），至于历内……”^[390]西周晚期另有鄂侯驭方鼎^[391]、鄂侯簋^[392]、叔鄂父簋^[393]，但当时鄂国被曾国从汉北地区压到南阳盆地，而鄂侯的爵位已经代表姬周或熊楚的封建制度。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夷王七年》载：“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史记·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心，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394]就是代表西周中晚期鄂国的历史阶段。战国时期鄂君启车节^[395]、鄂君启舟节^[396]等无疑是属楚国贵族的青铜器。

将西周早期鄂、曾青铜器加以对照，可以明确看出当时南北文化的差异。可是到了春秋时代，曾国文化已深受本土楚文明和南方技术的影响，被江汉地区南方文明所同化。这些北来而被“南化”的族群，同时亦带来北方文明的因素，包括制造青铜器铭文的传统。在几百年间北方族群向南侵攻的历史中，逐步而发生南北文明互相同化的情况。一方面，因为南方文明比北方古老、精致、发达，其对中国文明发展的主导地位毋庸置疑；但另一方面，北方武力政权使南方文明列入以北方为中央的国家之内，殷周千余年的统治，使南方政权不断衰弱，南方文明的独特性因而逐步融入殷周国家里。到了汉朝，虽然南方文明深入影响汉帝国的文明，但依然以北方政权为中央，且在国家意识形态中，亦不断强调南方文明的次要性。所以南方便不再有独立的文明。

殷周之前，楚的国家化程度最高，政权范围最宽，楚的文明具有古文明发展的主导地位，且对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当然，殷周之前楚国的政权历史经过不同阶段与朝代，不宜以熊氏王朝的楚来理解其更早的历史阶段。但也许是因为殷商之前楚的统治阶层互相争权，很多边界地区的小城便顺势脱离楚的影响，间接造成了残余古楚势力南迁的状况，这也使得殷商军队能够顺利掌握河汉平原（至于有关殷商本身势力的来源，将于下文专门讨论）。虽然在殷商势力衰弱时，楚地政权再兴，但新建的以周为中央的北方大国，从成王时期又不断侵掠楚文明的领土，增加北南各方面的来往，并接受南方的文化，同时也尽量弱化南方的政权。这些历程有很多个方面的因素和情形，而我们现在只能观察历史的大致趋势。

2.殷周灭楚：甲骨金文的线索

在殷墟甲骨文的卜辞中，“楚”字出现过数次，早晚期皆有，最早是在武丁时代一期的卜辞里发现。因此笔者认为，位于楚地的这个联合城邦国家，在殷商之前，应该已经自称为“楚”。

《合集》^[397]10906载曰：

壬寅卜，贞：亦楚东（擒），有兕，之日，王往……

武丁在楚狩猎而获得兕，这相当符合本地在当时的自然生态。虽然我们不知其“楚”地的范围是否确切指汉口、汉北、汉东或鄂西这些地区，但应是殷商已经掌握的领土，因此殷商的首领武丁才得以在楚狩猎。

父辛（廪辛）或康丁时代卜辞曰：

其雨，舞于（毕）？

于楚，有雨？

盂……雨……

《合集》29984

在这段描述中，针对三地舞雩祈雨，应该也是祭拜地方社神的活动，由此可知、楚、盂三地都是商的属地。

“”字从“”、“比”，疑读为“毕”，周原卜辞里有“毕公”，与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应是同一个国公^[398]。《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杜预注：“毕国，在长安县西北。”《尚书·顾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399]

有关盂的所在，学界看法不一，有些学者认为古代不只有一个盂国，例如孙亚冰、林欢先生认为商周时有西盂方与东盂方之分，西盂位在今河南沁阳西北三十里的邘台镇，而东盂则可能符合春秋时期宋的盂地（今河南睢县），或是曹的邘邑（今山东定陶县）^[400]。

从这三地的关系来看，如果盂是西盂，西北为毕，西南为楚，盂在毕和楚的中间点，那么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则巫师可能是在为整个西疆的农耕平原祈雨。但如果盂是东盂，则这三处正好是一个大范围农耕平原的三个端点，亦即卜辞中叙述的祈雨地点，可以理解为涵盖了整个殷商所掌握的可农耕平原地区。由于这三地之间的距离很远，所以吾人不能认为这是真的在三地所进行的祭礼祈祷，只能说在卜辞中所描述的三地，是此次祝祷的对象，卜辞所用的“于”字，就明白指出了这件事。在同一祭礼中，巫师祈祷肥沃平原的三个端点，能够降下足够的雨露。由是可知，毕、楚、盂都是商的属地，但“楚”应该只是指汉水以北、以东地区的楚地。

《合集》31139另载曰：

印（？）……刚于楚……？

因为卜辞残缺，所以我们只能提出大概的假设。“刚”字的象形意义是用刀切开、断网，李孝定先生认为其意应该就是表达类似的动作^[401]。在甲骨文中，此字与狩猎和祭祀都有关系。差不多同时期的卜辞里，曾发现有记载着“刚于某祖先”、“刚于河”、“刚羊十于西南”^[402]。因此这些同类的卜辞，有可能是在祭祀楚地的社神，而且是使用“”这个祭法。

武乙或文丁卜辞中也有舞雩祈雨于楚地的纪录：

甲申卜，舞楚，享？

《合集》32986

《合集》34220另载曰：

岳于南单？

岳于三门？

岳于楚？

岳是指祭祀山灵，而南单、楚、三门，必定是指称山岳地区。甲骨文中的“单”字即“墠”和“禅”、“”，意指王城附近的祭天所^[403]。卜辞中叙述在南单有祭祀岳灵的活动，因此可以判断所谓“南单”，应是指殷墟以南、斜偏西太行山的地区。三门应是指三门山，即太行山与伏牛山之间的山口（今黄河三门峡市陕县，《水经注·河水四》：“三穿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亦谓之三门矣。”^[404]）《合集》34219也有“岳于三门”之句。而楚则应该是鄂西山地、大巴山的东界。该卜辞纪录关于三岳的祭祀，其中地望最远的便是楚岳。

此外殷墟卜辞还有“，楚凤？”等非常简略的纪录^[405]。在殷墟卜辞里，楚都被视为是殷商的领土。但恐怕在殷商势力较弱的时代，楚人可能另有独立政权，只是并未正式与殷商分裂，同时，殷之皇室宗族政权的影响力，应该并未跨越汉江。

除了“楚”之外，殷墟卜辞中常见“”（下危）之方国或集团。这个名词在卜辞中出现率很高，但都出现在武丁时期，乃是武丁的征伐对象，此时尚未称为“方”，或许是未成为方国集团的意思。武丁之后，已没有下危，但却有“危”地。在祖己、祖庚、祖甲时，危是商的领土，如《合集》41075“在正月在危卜”，也有在危田猎的纪录（《合集》24395）。但父辛、康丁之后，危国便独立出来，开始被称为“危方”，据卜辞所录，商与危一直保持和平关系。例如，有数次记载商王赠送祭礼的牺牲给危，让危方祭祀商的祖先（《合集》32229、32896、32897、33191等）。这应该说明，危的统治者与商代贵族可能有亲属关系，也许在近两百年的来往中，商与危的统治者曾屡次结亲。帝乙或帝辛时期，可能发生过一些战事，但纪录不明（《合集》36481）。

钟柏生先生认为，古代下危位在商丘以南^[406]。但饶宗颐先生却认为下危、危方是文献中的“三危”，位于陇西^[407]。笔者认为，饶宗颐先生的某部分猜测可能准确，“下危”与“三危”可能相关，但是将“三危”视为陇西之地却相当不妥。因为文献中的“三危”是三苗活动区，所以其地应在南方，以笔者浅见，最可能是指鄂西山区。

如果文献中的“三危”和甲骨文“下危”是描述同一个地方，我们可以从此推论，武丁败楚之后，也面临三苗不肯服从，所以多次出兵征伐三苗（下危），并因此合并鄂西地区。然而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又独立出来，却与商维持着和平，并缔结姻亲、与商贵族有了亲属关系。

虽然我们在殷商卜辞中看不见关于楚的独立这件事，但在周原卜辞里，楚之独立地位却已经明显可见，当时楚不但是个独立的国家，亦参与了周伯克殷的战事准备：

其微、楚，乃氒（厥）（燎），师（昏、氏？）（燎）？《周原》H11：4

楚伯气（迄）今秋来，于王，其（则）？《周原》H11：14

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周原》H11：83^[408]

接着，在周克殷之后，又不断地可见周、楚两国的南北争权。

昭、穆王时期的几件青铜器铭文亦提及王伐荆楚之事，如小臣夌鼎载：

正月，王才（在）成周，王于楚（麓）。令小臣夌先省楚。王至于，无遣（谴），小臣夌易（赐）贝，易（赐）马丙（两）。夌拜（稽）首。对扬王休，用乍（作）季（妘）宝尊彝。^[409]

同时期的作册夨令簋亦言：

隹（唯）王于伐楚白（伯），才（在）炎……^[410]

“炎”是周与楚之间的地名，此地发生了战争，而周王打败了楚。过伯簋也记录过伯参加周伐荆楚之事：

过白（伯）从王伐反荆，孚（俘）金，用乍（作）宗室宝（尊）彝。^[411]

无名簋也有“从王戌（伐）荆，孚（俘），用乍（作）（饙）（簋）”，都是非常相近的文句^[412]。

西周晚期的逨盘也记载昭王与楚的战争：

雩朕皇高且（祖）惠仲盠父，盩龢于政，又成于猷，用会邵王、穆王，盗政四方，伐楚荆。^[413]

西周中晚期、春秋铭文亦屡次提及楚。西周以来几次关于南北政权相争的战事，皆是为了打败楚。周王室势弱之后的晋、秦，都继承了此一目标。笔者拙见，此时代几百年来数次的战争，除了单纯的南北争权之外，还带有年轻族群与旧有文明斗争的历史意义。

（四）萌芽与没落：零散出土遗物之隐意

长江中游地区当时确实曾受到北方势力的压迫，但这种情况不会早于殷商时代。然而，殷商的政权本身也并非时时稳定。化学测试检验的结果证明，殷墟早期商人掌握有江西铅矿，但到了殷商政权影响力开始没落的时代，殷墟便无法继续控制并取得江西的铅料^[414]。这代表殷商晚期政权统治力较为薄弱，所掌握的殖民地减缩了，这使得本地政权再度卷土重来，而到了西周时代，西周的贵族们重新与古楚复兴势力相争，夺取掌握楚地的政权，同时也夺取丰富的金属矿与肥沃土地，这种状况在西周铭文中多有描写。等西周政权统治力较为薄弱，楚国又得以兴盛起来，但这已是楚国族群独立的最后阶段。千余年来受到北方民族的压力，楚国文化自然发生改变。到最后，楚文化虽然深入影响了汉朝的帝国文明，但本身也在汉朝帝国中与其他文化相融合，以致再也分不出族群自身的独立神史。这就是从屈家岭汉水（夏水）或云梦泽联合城邦古国到汉朝帝国，一条多元的楚国历史。是故，若吾人仅观察春秋战国的资料，往往不足以理解楚的先古文明有多么深厚。其起源始于大溪，而亡于秦汉，屈原在《天问》中忧虑祖国文明衰落不起，已不能有长久的未来，确实是一位先知者的悲伤。《楚辞》所录，可能表达了楚国的几个朝代和建立朝代的始祖，包括尧、舜、夏、汤等神史中的英雄时代，此外，殷宗、周也是统治楚地的朝代之一。楚文明并不是从熊氏王朝才开始，而是楚文明的最末阶段。

由于考古工作的发掘，从楚地出土了很多不同时代的史料，有些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本土文化传承的脉络。但因为发掘零散，许多时代不同的出土遗物，缺乏明确的证据证明其代表文化的连续性。但我们还是可以考虑某些可能性，以下举两例说明：

一是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中，记载着楚国从创世起源的神史。这第一手资料的发现，也证明了屈原在《楚辞》中将禹叙述为自身族裔的先祖圣王，并不是后人所窜改，而是战国时代楚人的自我认知。

在子弹库楚帛书中，创世者是神母女皇^[415]。而马王堆出土的丧幡帛画上，最高位便是女皇座像。石家河祭祀台上，除了繁多的动物之外，还出土了母神座像（图二〇：1—3）。这三种女神形象在楚国的神史中，真的是同一个对象吗？由于目前出土的文物资料还不足，我们无法确切地解决此一问题。然而楚地的文化脉络非常深远，且在先秦时，楚国一直强调自己的传统，那么，其神史中神母女皇的信仰何时得以形成、源自哪一文化的地层？如果此信仰确实源自楚地的远古传统，我们应该考虑到楚地最早的母神造型是否与楚国创世信仰中的女皇有某程度的关系？从楚地的遗物来看，石家河的母神造型似乎最早，如果楚帛书、马王堆帛画的母神源自本土的传统，石家河、楚帛书、马王堆的女神之间或许有关联。在这一传统中，石家河的早期遗物可能代表楚文明的萌芽及前兴盛期，而战国西汉的晚期遗物则代表楚文明的没落，以及被汉文明、天下文明融合的阶段。

第二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太一将行”帛画图，图上太一神身旁随行的神人头上，有一个或三个竖立锋刃形角（图四八：2、3）。秭归柳林溪遗址中的大溪、屈家岭文化地层，亦出土了石制的人偶，其头上也有两个锋刃形的角（图四八：1）^[416]。由于资料尚有阙遗，笔者不敢在此妄自讨论这两种造型之间的关系，但求日后能有新的考古发现，得以补充屈家岭与楚国之间精神文化的关联。

零散的考古遗物，使我们发现许多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的工艺产业可溯源至大溪、屈家岭文化。楚国著名的纺织业源自屈家岭，屈家岭出土数量非常多的大小纺轮，揭示出当时已有规模大而技术丰富的纺织业，多座大型的纺织制造坊供应国内外对纺织品的需求，而此需求往往超过普通穿衣的需求，一定有许多制造精致的产品，用作家庭和宫庙装饰。大溪、屈家岭时代也发现了芦、竹的编织品，以及制造黑、红漆器的痕迹。在阴湘城壕沟里发现的几件漆器，年代测试距今5000年，但形状与楚国漆器相差不远（图四九）^[417]。

（五）总结

由以上文献的线索，我们可以看出，在殷商之前的文明中，先楚的规模、传统及国家化的程度，可能是当时所有古文明族群中最高、最为辉煌的。

不过，除了先楚文明之外，上古的江河地区，另有几种相当大的文明。在着手讨论江河文明面对北方族群时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之前，笔者拟先总结殷商之前几个古文明的分布情况，以及补充讨论殷商之前的文明国家化及文字化的问题。

综上所述，吾人可知在殷商之前，早已有了文化博大精深的其他古文明，并且这些古文明在社会化、国家化的程度上，也相当成熟。我们推论殷商前的远古神史，可能也源自长江文明的传说、神话。这都使我们进一步有了新的疑问：为何在如此高度社会化发展阶段的文明中，竟没有发现文字的存在？这个问题提醒了我们，是否应思索可能造成文字失传的情况？此问题确实极为关键，但是因为这涉及殷商之前文字存在的难题，如文字渊源、种类、异同、用途等，所以首先要进一步了解殷商之前几种文明的范围、亲近族群的集团，以及几大地域的文明化程度、关键地域对于殷商文明形成的历史意义等。因此笔者将早期古国文字的问题，移到后段专门探讨，而在此继续探讨殷商之前古国、族团活动范围及关系等历史地理问题。

余论：殷商之前几种江河文明的范围及其国家化的程度

（一）青铜早期先楚、先吴、先越、先蜀文明的范围

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与下游赣皖地区比较，虽然在考古上有这些地区互相交流的依据，但依然可见明显的文化区隔与不同。江西铜矿以西，乃是先楚文明的范围，而江西铜矿以东，则属于先吴文明的范围。吴城文明吴城遗址的陶器、铜器风格，甚至于所拥有的铸铜技术，都与先楚有所差异；而吴城的铸业所掌握之铅料，与湖北、三星堆也有不同之处^[418]；吴城筑城的圆形结构，更异于盘龙城^[419]。解释盘龙城青铜器文化现象的学者们，便无法解释为何盘龙城与铜鼓山、荆南寺的文化具有相同性，又为何与吴城之间存在差异（如果有这种“寻铜者”，他们不应该往西走到铜鼓山、荆南寺，而应该往东掌握吴城）。如果不再考虑“商人南土”的神话，就考古所显示的情形，其实很明显，前后并无矛盾，即长江中游文化应属“先楚”古文明的范畴，而赣皖地区的吴城文化，则属于另一种“先吴”文明范畴，铜岭既是先楚的东界，也是先吴的西界。

前文已经阐明，殷商之前的先楚文化，其国家化的程度相当高。由于有关先吴文化的研究不足之故，虽然目前学界已知先吴在相当于盘龙城早期时已有发展成为古国的趋势，但吾人至今仍不大了解吴城与皖南薛家岗、凌家滩等先吴地区文化的关系。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先吴文化的传承，及其国家化的断代史，才能进一步考察其文化范围。

皖南以东乃是古代先越文明的范围，大巴山以西则有先蜀文明。学界将青铜早期时代的先吴和先蜀，都视为神权国家的成熟文明^[420]，这种看法是准确的。据考古所提供的三星堆文化材料，先蜀族群从大溪晚期以来，已开始与先楚之间有生产分化，并进行水上贸易。先蜀是在接受先楚影响之后，始有国家化的趋势，时间相当于盘龙城早期，蜀文化无疑已有古国社会。三星堆的金属料来源，除了湖北之外，应已逐步扩展到云南地区。且本地区已成为殷周时期相当强大的独立国家。

有关先越的情况，若我们以良渚、马桥为指标来观察，则太湖以东地区未见城垣遗址^[421]，这或许是因为多次洪水已将良渚土城夷平。但以目前资料来看，虽然崧泽良渚的文明水平很高，到了青铜器时代，先越文明国家化的程度却明显较低，虽然农业进步，足可以养活自己的族群，却因未能拥有自己的矿区，缺乏青铜兵器，无法以武力增加势力。本地海拔很低，所以在天气骤变、小冰河期来临、世界冷化时，便蒙受其害；而在青铜器时代，本区居民属于偏僻的靠海族群。因此，虽然位于此地区的河姆度、崧泽、良渚文化影响力很大，但到了青铜器时代，按照现今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本区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

（二）郑邑、偃邑在江河大文明的角色

前文论及，殷商之前的郑偃乃先楚文明的边界。盘龙城既是古代文明区，继承上古联合城邦国家文明的政权与技术，又掌握了金属矿。郑州则属江河平原的北界区，在资源上只能依靠南方。学界已注意到，郑偃地区除了三城之外的遗址都未见有青铜器。这证明了郑邑是二手的青铜文明。江河中原的北界，虽然属偏僻地区，但对农耕古文明的发展具有颇为重要的维护作用，因此建立大城，并由中央提供资源。然郑邑、偃邑的资源、财富和势力仍远逊于中央，因此不能视为文明的发祥地，但此地有另一种颇为重要的角色：充当文明之间的边界区。

先楚文化自青铜器早期以来一直影响着豫中地区。虽然春秋时期的郑国并未继承先殷时期的偃邑、郑邑，但作为江河中原的北界，早已确定本地的历史角色。早期北方地区国家化的程度较低，虽然已有古国，但政权时间不长，规模不如先楚庞大。殷商之前的郑偃地区可以视为先楚的殖民地，是先楚国家化文明的北界，且是在黄河流域的先楚文明代表。郑邑、偃邑是吸收先楚技术、依靠先楚资源发展的古国，但族群混杂，包含本地人、北方人（含西北与东北）、南方殖民者及其后裔。这就造成郑偃边界区与南方中央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当时文明之间的沟通虽有限制，不同地域无法形成统一的大国，但比二里头更早的汉水先楚已有规模较大的联盟古国。张光直先生曾指出，青铜古国的形成，“其发展不但是平行的，而且相互冲击、相互刺激而彼此促长的”^[422]。在这些互相竞争、传承的关联中，江河中原在青铜器文明的历史阶段，形成了盘龙城文化类型的古国，而郑、偃城邦应与盘龙城有某程度的联盟关系，所以才能够获得长江资源。但江河中原南、北城邦之间的联盟关系应不稳定，在历史上应有过数次变化，与战国时期的楚、郑关系无异。

郑邑城内面积到达300公顷（图二一：2）^[423]，偃邑城内面积到达165公顷（图二一：3），而小城近81公顷^[424]。可见城内面积相当大，郑邑与盘龙城外城面积大致相同，偃邑只小一倍。但郑偃所发现的兵器、礼器、大墓，往往不及盘龙城的规模。盘龙城聚落区的生活中，战争的风险比郑偃低，所以很多兵器并未用在战争之中，而是作为礼器随葬品，并且，盘龙城墙之外的生活应该也十分多采多姿，需要加强研究。而郑邑、偃邑则是边界之城，保护区之外的生活较贫乏。同时，墓葬中的礼兵器不多。郑偃铜料来自盘龙城所代表的中央政权，因各种原因，中央所提供的资源有限，其中可能也包括要避免边疆国掌握过多青铜兵器，以防其军队叛变等。因此，郑偃贵族没有多余的兵器可作墓葬的随葬品。中央与殖民地的复杂关系，也可能导致后来殷商轻易攻下郑偃，并继续向南方出兵，更甚者，或许就是因为获得了郑偃贵族的支持，殷商军队才能够顺利到达汉江，占领先楚的领土。

为进一步了解中原南北地区城邦的历史，必须扩大范围，探讨青铜早期的整体中国文明与族群互动。郑偃地区属江河中原之北界，为了解其历史意义，需从不同的角度探究，不仅关注江河间的关联，也必须观察其与北方的关系，尤其殷商以来，中原北方族群的影响力愈来愈大，不容忽视。这也是下文的探讨重点。

[1] 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考古》2011年第10期，页47—61、111。

[2] 乔玉：《伊洛地区裴李岗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复杂社会的演变———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上的人口和农业可耕地分析》，《考古学报》2010年第4期，页423—454。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方酉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页3—7、215—22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页234—248、278—281；郑光：《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第3期，页206—216、289—291；杨国忠：《1981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页37—40、99—100；曹桂岑、杨肇清、翟继才、王明瑞、樊温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页62—91；方孝谦：《洛阳东马沟二里头类型墓葬》，《考古》1978年第1期，页18—2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4期，页2040、2043、2053，图一〇、一二、一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许宏、赵海涛、陈国梁：《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4号夯土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11期，页14—22；杜金鹏：《偃师二里头遗址4号宫殿基址研究》，《文物》2005年第6期，页1、62—71等。

[4] 陈朝云：《盘龙城与早商政权在长江流域的势力扩张》，《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页17—21。

[5] 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页42—49。

[6] 侯毅：《从最近的考古发现看北方粟作农业的起源问题》，《北方文物》2007年第2期，页16—19；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页42 49；苏海洋：《渭河上游前仰韶文化农业发展水平新论》，《天水行政院学报》2010年第4期，页12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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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华中：《鲁东南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种植业结构初探》，《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页23—26；崔建新、周尚哲：《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演变动力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页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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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方辉：《岳石文化衰落原因蠡测》，《文史哲》2003年第3期，页139—143。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页31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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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华中：《鲁东南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种植业结构初探》，页23—26；靳桂云、王春燕：《山东地区植物考古的新发现和新进展》，页55—61；燕生东：《山东沿海地区早期历史文物资源与相关问题》，《齐鲁文化研究》第九辑，2010年，页206—214；［加拿大］凯利·克劳福德、赵志军、栾丰实、于海广、方辉、蔡凤书、文德安、［加拿大］李炅娥、［美］加里·费曼、［美］琳达·尼古拉斯：《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4年第9期，页2、73—80。

[1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枣庄市文化局：《枣庄建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页233—234。

[15] 靳桂云、栾丰实、蔡凤书、于海广、方辉、文德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土壤样品植硅体研究》，《考古》2004年第9期，页2、81—86、102—103。

[16] Lanehart Rheta E；Tykot Robert H；方辉、栾丰实、于海广、蔡凤书、［美］文德安、［美］加里·费曼、［美］琳达·尼古拉斯：《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先民食谱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考古》2008年第8期，页2、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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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周崇云：《淮河流域史前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关于淮河流域原始经济的探讨》，《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页6—12。

[19]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编著：《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20] 朱光耀、朱诚、马春梅、王吉怀、阚绪杭、马彩霞：《淮河中游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器的演变所反映的人地关系———以双墩和尉迟寺遗址为例》，《地理研究》2008年第1期，页193—200。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页314—316。

[22] 黄润、李远平：《安徽淮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兴衰与自然环境变迁关系研究》，《皖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页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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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陈报章：《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炭化稻米与初步研究》，《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页94—95。

[25] 解华顶、沈薇：《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采集经济的史学观察》，《安徽农业科学》2009年第5期，页2324—2325。

[26] 张居中、尹若春、杨玉璋、王象坤、孔昭宸、阚绪杭：《淮河中游地区稻作农业考古调查报告》，《农业考古》2004年第3期，页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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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陈报章：《中国栽培稻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对河南贾湖遗址发现8000年前栽培稻遗存的思考》，《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页55—58。

[29] 张居中、孔昭宸、刘长江：《舞阳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页68—77。

[3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340—447、785—805、130—13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县博物馆、张居中、潘伟彬：《河南舞阳贾湖遗址2001年春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页14—30、113；杨肇清：《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生产工具的初步研究》，《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页118—123。

[31] 张弛：《论贾湖一期文化遗存》，《文物》2011年第3期，页46—53。

[32] 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人地关系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第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91—195。

[33] 孔昭宸、刘长江、张居中：《河南舞阳县贾湖八千年前水稻遗存的发现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6年第12期，页78—83、103—10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页806、884—896、899—900。

[34] 张居中、王象坤：《贾湖与彭头山稻作文化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页108—117。

[35] 胡耀武、James H.Burton、王昌燧：《贾湖遗址人骨的元素分析》，《人类学学报》2005年第2期，页158—165。

[3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页340—381；杨肇清：《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生产工具的初步研究》；张居中：《试论贾湖类型的特征及与周围文化的关系》，《文物》1989年第1期，页18—20。

[3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页53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县博物馆、张居中、潘伟彬：《河南舞阳贾湖遗址2001年春发掘简报》，页20—23。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王增林：《尉迟寺遗址的植物硅酸体分析与史前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页412。

[3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页543—544。

[40] 李亚东、宋豫秦、雷兴山、韩建业：《试论豫东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古农业形态》，《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页41—43。

[41]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页1—69。

[42] 王育茜、张萍、靳桂云、靳松安：《河南淅川沟湾遗址2007年度植物浮选结果与分析》，《四川文物》2011年第2期，页80—92。

[43] 杨权喜：《试论江汉地区的早期原始农业》，《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页31—35。

[44] 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经济类型区域的形成与农业的开发层次》，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年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161—162。

[45] 姜钦华、宋豫秦、李业东：《河南驻马店市杨庄龙山文化遗址的植硅石分析》，《考古》1996年第4期，页87—90、

[46] 姜钦华、宋豫秦、李业东、韩建业：《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龙山时代环境考古》，《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页34—40。

[47] 郑乃武、梁中合、田富强：《河南汝州中山寨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页57—89、129—136；萧兴华、张居中、王昌燧：《七千年前的骨管定音器———河南省汝州市中山寨十孔骨笛测音研究》，《音乐研究》2001年第2期，页37—40。

[4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州洪山庙》，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79—81。

[49] 吴耀利、陈星灿：《河南汝州李楼遗址出土炭化稻米》，《农业考古》1993年第1期，页123；李璠：《汝州李楼遗址出土炭化粮粒的鉴定》，《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页96—97。

[5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燕明、韩朝会：《河南禹州市瓦店龙山文化遗址1997年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2期，页16—39、97、10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禹州瓦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

[51] 刘昶、方燕明：《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页55—64、47。

[52] 董琦：《王城岗城堡遗址再分析》，《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3期，页15—23；方燕明：《登封王城岗遗址聚落型态在考查》，《中原文物》2007年第5期，页30—33。

[53] 靳桂云、方燕明、王春燕：《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土壤样品的植硅体分析》，《中原文物》2007年第2期，页93—100。

[54] 赵志军、方燕明：《登封王城岗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华夏考古》2007年第2期，页78—79、167—168。

[55] 姚政权、吴妍、王昌燧、赵春青：《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植硅石分析》，《考古》2007年第3期，页90—96。

[56] 吴耀利：《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页7884。

[57] 杨肇清、张西焕：《略论河南境内史前稻作农业》，《中原文物》2000年第5期，页15—17。

[5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枣庄市文化局：《枣庄建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页52、53、71—72、82、90—101、56，图四九、五〇、五二、六六至六八、八〇、八九至九六。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60] 钱锋：《1987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文物》1990年第2期，页1—26、97—101；汪遵国、钱锋、李民昌：《1989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1936—1996）》，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南京博物院编著：《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栾丰实：《花厅墓地初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页71—78；王根富：《花厅墓地初探》，《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页124—136；高广仁：《花厅墓地“文化两合现象”的分析》，《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页25—30；黄建秋：《花厅墓地的人类学考察》，《东南文化》2007年第3期，页6—11；黄建秋：《花厅墓地研究》，《华夏考古》2011年第3期，页64—80。

[61] 徐坚：《花厅墓地浅析》，《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页32—41；严文明：《碰撞与征服》，南京博物院编著：《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页229—233。

[62] 卢建英：《花厅墓地出土玉器浅析》，《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页48—50。

[63] 燕生东：《海安青墩遗存再分析———江淮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之一》，《东南文化》2004年第4期，页25—33；栾丰实：《论陆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性质和年代》，《考古》2000年第2期，页89—96。

[64] 杨德标：《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页283—324、387—398；

[65] 湖北省京九铁路考古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穴鼓山———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卢佳：《北阴阳营、薛家岗、鼓山史前文化关系之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66] 冀和：《试论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页18—2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编著：《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页475—476。

[6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页171—176，图127—131；王根富、张君：《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2004年第2期，页1、4—26；郝明华：《苏皖江北地区的崧泽文化因素》，《东南文化》2001年第5期，页18—23；朔知：《初识薛家岗与良渚的文化交流———兼论皖江通道与太湖南道问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2006年。

[6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吴加安、梁中合、鹿俊倜：《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期，页1—13；吴加安：《安徽北部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考古》1996年第9期，页62—73；朔知：《安徽淮河流域早期原始文化略说》，《东南文化》1999年第5期，页4、32—37；朔知：《安徽新石器时代绘彩陶器》，《中原文物》2000年第3期，页13—18。

[69] 陆勤毅：《中国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页47—51；俞伟超：《淮河的光芒：黄河与长江的联结———〈舞阳贾湖·序〉》，《东南文化》1999年第1期，页28—29。

[70] 张文军、张志清、赵新平：《试析河南鹿邑县武庄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考古》2003年第2期，页147—152。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王吉怀：《河南信阳南山咀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5期，页385—389；信阳地区文管会、淮滨县文化馆、欧潭生、李绍曾：《河南淮滨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81年第1期，页1—4、97。

[7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冯沂、张居中：《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期，图二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页82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县博物馆、张居中、潘伟彬：《河南舞阳贾湖遗址2001年春发掘简报》，页25—30，彩版一：5、6。

[73] 河南省博物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的试掘》，《文物》1972年第10期，页6—15、16—19、28；李绍连：《试从淅川下王岗文化遗存考察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页21—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高江涛、何努：《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遗址西周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7期，页3—16、97。

[74]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

[75] 郭立新：《屈家岭文化的聚落形态与社会结构分析———以淅川黄楝树遗址为例》，《中原文物》2004年第6期，页1—9；张绪球：《屈家岭文化》，页159—174。

[76] 杨权喜：《试论中国文明起源与江汉文明》，《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页90—95；杨权喜：《石家河古城探讨》，《中国文化论坛》1995年第4期，页56—60；杨权喜：《石家河古城社会性质浅析》，《中原文物》1995年第4期，页87—91、100。

[77]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韩国河、赵海洲、王凯、朱津、席奇峰、武庄、徐征、张凤、居方方、唐丽雅、高博、刘彦佐：《河南淅川吴营遗址屈家岭文化遗存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页3—13。

[78] 王育茜、张萍、靳桂云、靳松安：《河南淅川沟湾遗址2007年度植物浮选结果与分析》；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靳松安：《河南淅川县沟湾遗址仰韶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6期，页7—21、97—106、115。

[79] 靳松安：《略论淅川沟湾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页4954。

[80]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页15—91、187—204。李亚东、宋豫秦、雷兴山、韩建业：《试论豫东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古农业形态》。

[81] 汤文兴：《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页2、5—8、67、75。

[8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州洪山庙》；袁广阔：《河南汝州洪山庙遗址发掘》，《文物》1995年第4期，页4—11、97—98；吴汝祚：《汝州洪山庙仰韶文化部分彩陶纹饰浅析》，《文物世界》1997年第1期，页48—56；朱乃诚：《仰韶文化瓮棺葬研究的新收获———评〈汝州洪山庙〉》，《考古》—1997年第5期，页9496。

[8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陈星灿、吴耀利：《河南汝州市李楼遗址出土的石制品》，《考古》1998年第3期，页1—7。

[84] 吴耀利、陈星灿：《河南汝州李楼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页63—96，图二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页205—221，图一六六至一七六；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页216—217、265，图一六四至一六五、二〇〇。

[8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袁广阔、韩召会、赵宏、李锋：《河南汝州市煤山龙山文化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6期，页3—10、97、109；袁广阔：《河南汝州市煤山龙山文化墓葬的发现与认识》，《考古》2011年第6期，页45—50。

[86] 临汝县文化馆、张久益：《河南临汝县李楼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1983年第9期，页839—840。

[8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燕明、韩朝会：《河南禹州市瓦店龙山文化遗址1997年的发掘》，页25，图一八：2；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页107—109，图72、73。

[88]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春清、顾万发、王文华、武家璧、李卫东：《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页3—10；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春清、张松林、顾万发、王文华、李卫东：《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3期，页3、4—20。

[89] 顾万发：《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饕餮纹》，《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页76—82。

[90] 顾万发：《河南巩义市花地嘴遗址“新砦期”遗存》，《考古》2005年第6期，页19—32、37、97。

[91] 顾万发、张松林：《河南巩义市花地嘴遗址“新砦期”遗存》，《考古》2005年第6期，页3—6。

[9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王城岗与阳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页28—150。

[93] 郑州市文物工作队、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李昌韬、李建和：《郑州大河村遗址1983—1987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6年第1期，页111—142155、—15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大河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刘莉、盖瑞·克劳福德、李炅娥、陈星灿、马萧林、李建和、张建华：《郑州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高粱”遗存的再研究》，《考古》2012年第1期，页91—96；吴耀利：《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农业》。

[94] 孙广清：《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中原文物》2000年第2期，页22—28。

[95] 乔玉：《伊洛地区裴李岗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复杂社会的演变———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上的人口和农业可耕地分析》，页423—454。

[9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杜金鹏：《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仰韶文化遗存》，《考古》1985年第3期，页193—196、289。

[97] 方酉生：《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期文化应比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为晚》，《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页51。

[98] 张绪球：《屈家岭文化》，页10—13、134—146。

[99] 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4300B.C.—2000B.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78—89、95—100、108—127等。

[100] 杨权喜：《试论中国文明起源与江汉文明》；杨权喜：《石家河古城探讨》；黄尚明：《从环境史视角看石家河古城崛起的背景》，《江汉考古》，2010年第3期，页65—71；裴安平：《聚落群聚形态视野下的长江中游史前城址分类研究》，《考古》2011年第4期，页50—60。

[10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澧县文物管理所：《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年第12期，页19—3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介钧：《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页1—17；郭伟民：《城头山城墙、壕沟的营造及其所反映的聚落变迁》，《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页70—82；曹卫平：《试论城头山古城建设与环境的协调》，《武陵学刊》2011年第6期，页55—60。

[102] 荆州博物馆、贾汉清：《湖北公安鸡鸣城遗址的调查》，《文物》1998年第6期，页25—30；荆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安市博物馆、石首市博物馆：《湖北公安、石首三座古城勘查报告》，《古代文明》第4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页391—412，图版三至八。

[10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鸡叫城古城址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5期，页58—68。

[104] 荆州市博物馆、石首市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4期，16—38、101—104；荆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安市博物馆、石首市博物馆：《湖北公安、石首三座古城勘查报告》，页391—412，图版三至八。

[105] 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黄文进、丁翠泉、龙永芳：《湖北荆门市后港城河城址调查报告》，《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页27—34、131—132。

[106]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王传富、汤学锋：《荆门马家院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文物》1997年第7期，页49—53。

[107] 荆州博物馆、福冈教育委员会、院文清：《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5期，页1—10、24；荆州博物馆、贾汉清：《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1995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页17—28、71、97—99；冈村秀典［日］著、张绪球编译：《湖北阴湘城遗址研究（I）———一九九五年日中联合考古发掘报告一》，《东方学报》1997年第3期，页459—510。

[108] 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王宏：《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8期，页679—692、698、769—770。

[10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桃元、龙永芳等：《湖北荆门龙王山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页23—30、137—140。

[11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页1；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1992年，页272—274、277、282；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页1；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4300B.C.—2000B.C）》，页146—153。

[11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云鹏、王劲：《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页191—229。

[11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应城市博物馆、李桃元、夏丰：《湖北应城陶家湖古城址调查》，《文物》2001年第4期，页1、71—76。

[113] 刘辉：《江汉平原东北发现两座新石器时代城址》，《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页57—58。

[114] 李桃元：《应城门板湾遗址大型房屋建筑》，《江汉考古》2000年第1期，页96、71。

[11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门市博物馆、黄文新、周文、张益民：《湖北天门笑城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7年第4期，页469—488、527—528。

[116] 刘辉：《江汉平原东北发现两座新石器时代城址》。

[11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华平、张成明、黄文新、曾令斌：《湖北省天门市龙嘴遗址2005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页3—13、30、131—136。

[11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页2—22、449—450。

[119] 刘森淼：《盘龙城外缘带状夯土遗迹的初步认识》，《武汉城市之根———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页190—198。

[120] 参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武汉市博物馆所搜集的资料。

[121] 参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所搜集的资料。

[122] 陈贤一：《论盘龙城城址的年代》，《武汉城市之根———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页110—144。

[123] 杨权喜：《试论中国文明起源与江汉文明》，页90—95。

[124] 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北京：文化出版社，2004年，页17。

[12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阳新县博物馆、周国平、宋有志：《阳新大路铺遗址东区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2年第3期，页10—21、97—100；周国平：《阳新大路铺遗址商周陶器浅析》，《江汉考古》1992年第3期，页58—59、67。

[126] 黄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黄石市博物馆所搜集的资料。

[127] 陈树祥：《黄石地区古铜矿采冶肇始及相关问题探析》，《湖北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页8—17。

[128] 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页143；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页23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编著：《随州金鸡岭》，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247。

[12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页242—24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云鹏、王劲：《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页227—228。

[130] 陈树祥：《黄石地区古铜矿采冶肇始及相关问题探析》，页9、12。

[131] ［日］冈村秀典著、张玉石译：《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战争》，《华夏考古》1997年第3期，页100—112。

[132] 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4300B.C.—2000B.C）》，页155—194。

[133] 李桃元、何昌义、张汉军编著：《盘龙城青铜文化》，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页2125。

[134] 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规律、文化中心的转移与环境变迁的关系》，《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页53—61、76；黄尚明：《从环境史视角看石家河古城崛起的背景》，页65—71。

[135] 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页5—16。

[136] 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4300B.C.—2000B.C）》，页19、21。

[137] 张绪球：《屈家岭文化》，页—127128、198。

[138] 如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编著：《随州金鸡岭》，页271—278。

[139]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彭头山与八十垱》，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140] 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页634。

[141] 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武汉：湖北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224；张绪球：《屈家岭文化》，页207—215；郭立新：《解读邓家湾》，《江汉考古》2009年第3期，页48。

[142] 其有点似鱼形，所以考古报告称之为“偶抱鱼像”，其实这是典型生殖器的形状。假如其抱的东西是鱼，那么何故这些“鱼”都缺少了鳍？石家河的动物形象向来都制造得完整写实，何故就是“鱼”皆不完整。从形状、构图和意义来看，若将其视为神母抱着男性生殖器的形象，则较为合理。

[143] 王善才主编，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清江考古掠影及出土文物图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页68—70。

[14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页141、178—183，图一四七至一五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页226，图一三七：1。

[145] 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4300B.C.—2000B.C）》，页292。

[146] 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4300B.C.—2000B.C）》，页220。

[147] 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4300B.C.—2000B.C）》，页155—156。

[148] 许多零散遗址的发掘载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北考古报告集》，《江汉考古》增刊（鄂新出增刊2008年第026号），页1—126；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编：《三峡考古之发现》，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编：《三峡考古之发现（二）》，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以及许多单独出版的发掘报告和简报。湖北地区普遍可以发现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地层。

[149] 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4300B.C.—2000B.C）》，页89—94；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经济类型区域的形成与农业的开发层次》，页164—168。

[150] 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自然环境变迁研究》；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4300B.C.—2000B.C）》，页1—24。

[151] 孟原召：《屈家岭文化的北渐》，《华夏考古》2011年第3期，页55—58。

[152] 栾丰实：《二里头遗址中的东方文化因素》，《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页46—53。

[153] 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4300B.C.—2000B.C）》，页29—31。

[154]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张玉石、赵新平、乔梁：《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页1—2、4—15、97。

[155] 陈全家：《郑州西山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页385—418、435—438。

[15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安金槐、李京华：《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页8—20、98。

[15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曹桂岑、马全：《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页21—36、99。

[158] 方燕明：《河南禹州瓦店龙山文化遗址2007—2010年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1年1月21日；另参许宏：《公元前2000年：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2012年6月。

[159] 孟原召：《屈家岭文化的北渐》，页51—63。

[160] 杨权喜：《江汉夏代文化探讨》，《中国文物报》1998年第59期。

[161] 拓古：《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江汉地区》，《江汉考古》2002年第1期，页86—87。

[162] 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页58。

[163] 王宏：《试论长江中游地区夏商周时的文化与族属》，《江汉考古》增刊三；王宏：《论长江中游地区夏商周时的文化特变迁》，《考古学研究（五）》，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杨权喜：《湖北商文化与商朝南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奋发荆楚·探索文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论文集》，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页117—121。

[164] 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页66—67。

[16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编：《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韩茂莉：《论中国北方畜牧业产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地理研究》2003年第1期，页89—95；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考古》2005年第10期，页2、57-67。

[166] 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自然环境变迁研究》；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4300B.C.—2000B.C.）》，页1—24。

[167] 河南省博物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的试掘》；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刘昶、方燕明：《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王育茜、张萍、靳桂云、靳松安：《河南淅川沟湾遗址2007年度植物浮选结果与分析》；吴耀利、陈星灿：《河南汝州李楼遗址的发掘》；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等。

[168] 王宏：《论长江中游地区夏商周时的文化与文化变迁》；宜昌市博物馆、卢德佩：《三峡库区秭归长府沱遗址发掘》，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编：《三峡考古之发现（二）》，页400—421。

[169] 杜金鹏：《盘龙城商代宫殿基址讨论》，《考古学报》2005年第2期，页161—182。

[170] 武汉市博物馆、魏航空、雷兴军、罗运兵：《洪山放鹰台遗址97年度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98年第3期，页1—3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昌放鹰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171]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武汉市博物馆、新洲县文化馆、李克能、黄鲤、李永康：《湖北新洲香炉山遗址（南区）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3年第1期，页14—19、87；香炉山考古队、黄锂：《湖北武汉市阳逻香炉山遗址考古发掘纪要》，《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页1—7、127。

[172] 刘森淼、罗宏斌、祁金刚、刘志云、涂家才、王然、周志清、吴升仁、丁兰：《1998年江夏潘柳村遗址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00年第3期，页1—10、55。

[173] 武汉市文化局、蓝蔚：《汉阳县发现陈子墩古文化遗址》，《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页6。

[174] 参见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武汉市博物馆所搜集的资料。部分发表于武汉博物馆：《武汉古代历史陈列》，《武汉文博》，2003年增刊。

[175] 参看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所搜集的资料。

[176] 许宏：《最早的中国》，页52。

[177] 许宏：《最早的中国》，页187一196；袁广阔：《二里头文化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页89一90；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皂角树：1992一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页128一135

[178]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页187—193、204。

[179] 参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图一、图版壹；方酉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图六、七、八；赵芝荃、郑光：《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第3期，图三、五；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曹桂岑、杨肇清、翟继才、王明瑞、樊温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方孝谦：《洛阳东马沟二里头类型墓葬》；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图一〇、一二、一七；杨清：《河南郾城郝家台遗址出土的陶瓶和陶鬶》，《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页64、109—1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许宏、赵海涛、陈国梁：《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4号夯土基址发掘简报》，页14—22等。

[180] 罗彬柯：《略论河南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兼述中原与周围地区原始文化的交流问题》，《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页13—20。

[181] 笪浩波：《湖北商时期古文化区分探索》，《江汉考古》增刊二；陈贤一：《江汉地区的商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页161—171；王宏：《试论长江中游地区夏商周时的文化与族属》。

[182] 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

[183] 孙广清：《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184] 张国柱：《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早期遗存》，《考古》1982年第5期，页460—462、565；方酉生、孙德萱、赵连生：《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考古》1980年第3期，页193—202、289；河南省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河南省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洛汭地带河南龙山与二里头文化遗存调查》，《中原文物》1994年第1期，页80—90。

[185] 李建忠：《龙现中国：陶寺考古与华夏文明之根》，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99。

[18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187] 秦小丽：《晋西南地区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冈文化的陶器演变研究》，《考古》2006年第2期，页2、56—72。

[188] 袁广阔：《二里头文化研究》，页80—81。

[189] 秦小丽：《豫北地区二里头时代的地域间关系———以陶器资料分析为中心》，《华夏考古》2008年第1期，页81—95；袁广阔：《二里头文化研究》，页81—84。

[190] 朱君孝、李清临：《二里头晚期外来陶器因素试析》，《考古学报》—2007年第3期，页295312。

[191] 栾丰实：《二里头遗址中的东方文化因素》。

[192] 袁广阔：《二里头文化研究》，页84—85。

[193] 河南省博物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的试掘》，页6—15、28、16—1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编：《淅川下王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常怀颖：《淅川下王冈龙山至二里头时期陶器群初探》，《四川文物》2005年第2期，页30—38；曹桂岑、马全：《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杨权喜：《关于鄂西六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探讨》，《考古》2001年第5期，页40—4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权喜：《荆门叉堰冲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6年第1期，页3—2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页22—26；武汉市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陂县文物管理所、林桃元、许志斌：《1997—1998年盘龙城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8年第3期，页34—48；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编：《西花园与庙台子：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襄樊市文物普查办公室、叶植：《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襄石复线襄樊考古队、王先福：《湖北襄阳法龙王树岗遗址二里头文化灰坑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2年第4期，页44—50；荆州市博物馆、钟祥市博物馆、郑中华：《钟祥乱葬岗夏文化遗存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1年第3期，页38—4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权喜：《湖北秭归大沙坝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页347—380、391—396；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柳林溪》，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宜昌市博物馆、卢德佩：《三峡库区长府沱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95年第4期，页13—17；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王宏：《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卢德佩、马继贤：《湖北宜昌白庙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页415—419、48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孟华平、胡文春：《湖北宜昌白庙遗址1993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4年第1期，页22—34；卢德佩：《鄂西发现的古文化遗存》，《考古》1986年第1期，页16—21、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5—1986年宜昌白庙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6年第3期，页1—12、5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王军、王鲁茂、杨林：《湖北秭归朝天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2期，页41—51；孟华平、胡文春、周国平：《湖北宜昌鹿角包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7期，页30—36；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编：《三峡考古之发现》；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编：《三峡考古之发现（二）》，以及许多发掘成果。

[194] 何驽：《荆南寺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分析》，《考古学研究（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页78—100；张万高：《江陵荆南寺夏商遗存文化因素简析》，《江汉考古》增刊二；林春：《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页22、29—38；高应勤：《鄂西夏商时期文化遗存试析》，《文物》1992年第3期；罗二虎：《论鄂西地区的夏商时期文化》，《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页42—51；袁广阔：《二里头文化研究》，页77—79、85—88；李丽娜：《试析湖北盘龙城遗址第一至三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和性质》，《江汉考古》2008年第1期，页74—81、109等。

[19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袁广阔：《河南伊川县南寨二里头文化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6年第12期，页36—43、100—101。

[196] 曹峻：《试论马桥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的关系》，《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页40—45。

[197]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页49—52，图三三、三四；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8洛阳东干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图七：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彩图七、图版二八：3、三三：3、一〇七、一一五、一一九、一二二等；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页112—174，七一至一一五。

[198]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等。

[199] 对“神纹”的定义由笔者依靠系统的考证而提出，认为此纹饰与甲骨纹的“神”字有直接的关系，或可视为衍生“神”字字形的图案符号。参郭静云：《由礼器纹饰、神话记载及文字论夏商双嘴龙神信仰》；郭静云：《商文明夔龙饕餮神纹来源之谜》，《艺术史研究》第15辑，2013年（代刊）。

[200] 许宏：《最早的中国》，页202—205。

[20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郑建明、陈元甫、沈岳明、陈云：《浙江湖州南山商代原始瓷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11期，页4—15；郑建明：《商周原始瓷装饰纹样略论》，《文物》2012年第11期，页61—76。

[202] 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王宏：《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页684，图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军、王鲁茂、杨林：《湖北秭归朝天嘴遗址发掘简报》；孟华平、胡文春、周国平：《湖北宜昌鹿角包遗址发掘简报》，图六；李天元、祝恒富：《湖北宜昌杨家嘴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4年第1期，图十二；长江水利委员会编著：《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页23—27，图十三至十七；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页104，图六六。另参其他湖北及河南地区二里头时期的发掘。

[20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著：《郑州二里冈》，北京：科学出版社，一1959年，图叁。

[204]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柳林溪》，页32，图二五。

[20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京山屈家岭》，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年，页16—20、61，图十四、四八：10。

[206] 赵青芳：《南京市北阴阳营第一、二次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页7—23、133－148，图六。

[207] 饶惠元：《江西清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56年第2期，页33—68、151—161。

[208] 刘诗中、杨赤宇：《湖口县下石钟山遗址调查记》，《江西历史文物》1985年第1期，图五；刘诗中、李家和：《江西新余市拾年山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图二二：3。

[209] 李家和、杨后礼：《南昌、永修、宁都发现的三处商周遗址》，《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3期，图二、三、四；邱文彬、魏华东、余志忠：《江西德安、永修界牌岭商周遗址调查》，《南方文物》1993年第2期，页19—25，图3；刘诗中、李家和、李荣华：《江西德安米粮铺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3年第2期，页1—18，图十；彭适凡、李家和：《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页51—71、104，图五；李荣华：《江西都昌小张家商代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9年第3期，页88—104，图一七；翁松龄、李家和、曹柯平：《江西九江县马回岭遗址调查》，《东南文物》1991年第6期，页170—174，图三、四；李家和、刘诗中、曹柯平：《九江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2期，图十八、二十；黄英豪、刘建：《万载县商周遗址的调查》，《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2期，图三、四。

[210] 许宏：《最早的中国》，页202—205。

[211] 陈钰：《试论马桥文化鸭形壶的来源与传播》，《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页81—87、66；曹峻：《马桥文化再认识》，《考古》2010年第11期，页58—70。

[212]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宋建项目负责人、袁靖、洪雪晴、何继英、周丽娟等：《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彩版七、图版四九至五一、页216—223，图二一七至二二三；许宏：《最早的中国》，页20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页173，图一四三、图版三五；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页217，图一六五。

[21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页173，图一四三；页225—227，图一七九、一八〇；185—224，图至一五一至一七八。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页210，图一六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页238，图151；页332，图22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工作站、杨育彬、郭培育、曾晓敏：《近年来郑州商代遗址发掘收获》，《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图版二：5。

[214] 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王宏：《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图七：11。

[215] 二里头考古队藏81IIIT22（3），据笔者自摄照片。

[216] 马继贤、卢德佩：《宜昌中堡岛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页45—97、132—139。

[21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权喜：《长江三峡工程坝区白狮湾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9年第1期，页1—10。

[218]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柳林溪》。

[219] 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1995年第1期，页3—9；江章华：《十二桥文化与周邻文化的关系》，《成都文物》1998年第1期；张天恩：《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试探》，《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页68—77；黄剑华：《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关系》，《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页51—59。

[220] 向桃初：《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与夏人西迁》，《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页60—67。

[221] 江章华、颜劲松、李明斌：《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群———宝墩文化初论》，《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4期，页8—14；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联合大学考古教研室、新津县文管所王毅、江章华、李明斌、卢丁：《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1期，页40—52；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江章华、张擎、王毅、蒋成、卢丁、李映福：《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页29—50、100；宋治民：《试论四川温江鱼凫村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和郫县古城遗址》，《四川文物》2000年第2期，页9—18；李明斌：《略论新津宝墩遗址的分期》，《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页37—40；毛曦：《先秦巴蜀城市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113—176。

[222] 王毅、孙华：《宝墩村文化的初步认识》，《考古》1999年第8期，页63—70；孙智彬：《中坝文化与宝墩文化辨》，《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页5—16。

[223] 刘新生：《三星堆出土陶器研究》，《四川文物》1994年第2期，页29—33。

[224] 徐学书：《蜀国早期青铜文化年代的再探讨》，《成都文物》1994年第4期；高应勤、卢德佩：《长江西陵峡至川东夏商时期文化初析》，《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邓伯清：《四川新凡县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页404—410、453；李昭和、翁善良、张肖马、江章华、刘钊、周科华：《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页1—23、37、99—101。

[225] 王毅、张擎：《三星堆文化研究》，《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页19，图五。

[22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冯沂、张居中：《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图二九。

[227]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第一册，页316，图二五一。

[228] 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页17。

[229] 顾万发：《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饕餮纹》，页76，图一。

[2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页258，图169：7、8。

[231] 长江水利委员会编著：《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页24，图十四。

[23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朱章义、王方、张擎：《成都金沙遗址I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页17、23、图五七，页24、25、图六二。

[2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页258。

[234] 饕餮信仰形成问题笔者另文有专门探讨。参见郭静云：《由礼器纹饰、神话记载及文字论夏商双嘴龙神信仰》；郭静云：《商文明夔龙饕餮神纹来源之谜》（待刊）。

[23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页294、302—309、328—329；偃师县文物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第4期，页27；杨国忠、刘忠伏：《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页199—205、2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页249—251，图161—163；页168，图257；页342，图238；图版118、119、112、125。许宏：《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再检讨———以出土铜、玉礼器的墓葬为中心》，《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页44—52。

[236]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页331，图二六一；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页110—122、167、168，图74—86、140、141；戴应新：《神木石岇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二）》，《故宫文物月刊》第十一卷第六期（总126期），1993年，页46—61。顾问、张松林：《二里头遗址所出玉器“扉牙”内涵研究———并新论圭、璋之别问题》，《殷都学刊》2003年第3期，页22—32。

[2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出土玉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页21—31。

[238] 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页19；王劲：《石家河文化玉器与江汉文明》，何介钧主编：《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邓淑萍：《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六）———饰有弦纹的玉器》，《故宫文物月刊》第十一卷第十期，1994年，页82—91；（日）林巳奈夫著、杨美莉译：《中国古玉研究》，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97年，页232—243；杜金鹏：《石家河文化玉雕神像浅说》，《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页51—59。

[239] 高大伦：《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的初步考察》，《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2期，页82—86；敖天照：《三星堆玉石器再研究》，《四川文物》2003年第2期，页39—45。

[240] 王永波：《耜形端刃器的分类与分期》，《考古学报》1996年第1期，页1—61。

[241] ［日］冈村秀典：《公元前两千年前后中国玉器之扩张》，邓聪编：《东亚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页79—85，图9.1；王炜林、孙周勇：《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页40—49，图一。

[242] 邓淑萍：《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二）》，《故宫文物月刊》第十一卷第六期，1993年，页62—71。

[243] 李忠义主编：《三星堆传奇》，台北：太平洋文化基金会，1999年，页133—147；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朱章义、王方、张擎：《成都金沙遗址I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文物》2004年第4期，页33、34、37，图八四、八五、八七、八八、八九、一〇二；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欧潭生：《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图版伍：3。林继来：《论春秋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玉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6期，页57、71—74。

[24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彩版二八：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页192，图九六：2。

[245] 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页6—8、16—18、35、42、97—100，图8、15、65—67。

[246] 柳冬青：《红山文化》，沈阳：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99。

[247] 杨德标：《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杨美莉：《多孔石、玉刀的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五卷第三期，1997年，页2—3、17—74。

[248] 黄石市考古所发掘，产出于黄石市博物馆。

[249] 张弛：《大溪、北阴阳营和薛家岗的石、玉器工业》，《考古学研究》（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页55—76。

[250]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彩版二〇八：3、4。

[25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彩图一九、二七、四一、四二，图版五三、六一、六五：5、九八等；高大伦：《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的初步考察》，页83，图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朱章义、王方、张擎：《成都金沙遗址I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页26、27、29、30，图六四、六五、六八至七二。

[25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朱章义、王方、张擎：《成都金沙遗址Ｉ 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页28、33，图六七、八二。

[253] 杨国忠：《1981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图五、图版二；叶万松、李德方：《偃师二里头遗址兽纹铜牌考识》，《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页40—48。

[25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陈德安、敖天照：《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三。

[255] 卢德佩：《试论鄂西夏商时期古文化》，《四川文物》1993年第2期，页3—9；杨华：《从鄂西考古发现谈巴文化的起源》，《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1期，页30—43；杨华：《鄂西地区与成都平原夏商时期巴蜀文化陶器的研究》，《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江汉考古》增刊三，1998年；罗二虎：《论鄂西地区的夏商时期文化》；杨权喜：《三峡地区史前文化初论》，《南方文物》1996年第1期，页75—8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权喜：《湖北秭归大沙坝遗址发掘报告》；裘士京、陈震：《三星堆青铜头像和石家河玉面人像———从三星堆青铜头像看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成都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页41—43。

[256] 张弛、林春：《红花套遗址新石器时代的石制品研究》，《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页68—77；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4300B.C.—2000B.C.）》，页102—104。

[2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许宏、赵海涛、李志鹏、陈国梁：《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页2、15—20、101—103。

[258] 王善才主编、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清江考古掠影及出土文物图录》，页70、

[259] 杨亚长：《陕西史前玉器的发现与初步研究》，邓聪编：《东亚玉器》，页208—215、彩版44—54。

[260] 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页16、90；孔德安：《浅谈我国新石器时代绿松石器及制作工艺》，《考古》2002年第5期，页74—80。

[261] 方辉：《东北地区出土绿松石器研究》，《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页39—45、66。

[262] 田名利：《略论皖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江汉考古》2002年第1期，页58—66。

[26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凌家滩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页11、48—53、56—58、93；张明华：《凌家滩、牛河梁抚胸玉立人说明了什么？》，《中国文物报》2005年3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页133、306、308，图一〇七：1、二三九：1、二四〇：1。

[264] 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页96，图64。

[265] 廉海萍、谭德睿、郑光：《二里头遗址铸铜技术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4期，页561—575、593—600。

[266] 参白云翔：《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东南文化》2002年第7期，页25—37；梁宏刚、孙淑云：《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研究综述》，《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页29、56。

[267] 李水城、水涛、王辉：《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报》2010年第2期，页229—264、271—280；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页36—44。

[268] 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页75—84。

[269] 廉海萍、谭德睿、郑光：《二里头遗址铸铜技术研究》；何驽：《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铜器群及其相关问题初探》，《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五十一期，2011年12月，页23—38。

[270] 水涛：《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页44—51、111。

[271] 李清临、朱君孝：《二里头文化研究的新视角———从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看二里头四期的文化性质》，《江汉考古》2007年第4期，页21、67—71。

[272] 周卫健、卢本珊、华党明：《瑞昌铜岭古矿冶遗址的断代及其科学价值》，《南方文物》1990年第3期，页13—24；江西德兴县博物馆、孙以刚：《江西德兴古矿冶遗址初探》，《南方文物》1990年第3期，页39—41。

[273] 参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薄官成、王金霞、钟建：《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页2、74—89。

[274] 新余市博物馆、彭振声、李小平：《江西新余市分宜县古矿冶遗址调查简报》，《南方文物》1992年第2期，页8—15、128。

[275] 刘诗中、卢本珊：《江西铜岭铜矿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页465—496、529—536。

[276] 廖苏平：《试论中国青铜时代锡矿的来源》，《南方文物》2002年第2期，页39—40。

[277] 黄石市博物馆、胡永炎：《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及其研究》，《江汉考古》1981年第S1期，页118—119；黄石市博物馆：《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278] 刘建民：《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研究综述》，《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页99—102。

[279] 港下古铜矿遗址发掘小组、李天元：《湖北阳新港下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页30—42、

[280] 刘诗中、卢本珊：《江西铜岭铜矿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页465—496、529—536。

[281] 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页143；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页23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编著：《随州金鸡岭》，页247。

[28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二》，242—24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云鹏、王劲：《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页227—228。

[28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石市博物馆、罗运兵、曲毅、陈斌、陶洋、杨胜：《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2009年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0年第4期，页18－62、153－155；陈树祥，《黄石地区古铜矿采冶肇始及相关问题探析》，页

[284] 黄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黄石市博物馆所搜集的资料。

[285] 张绪球：《屈家岭文化》，页17。

[286] 根据参加发掘者的介绍，在屈家岭晚期或石家河早期遗址中，曾有发现过铜钩，但却没有被队长看重，被当作地层混淆的错误。

[287] 杨德标：《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

[28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阳新县博物馆、周国平、宋有志：《阳新大路铺遗址东区发掘简报》；湖北省京九铁路考古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穴鼓山———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卢佳：《北阴阳营、薛家岗、鼓山史前文化关系之研究》。

[289] 白云翔：《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席永杰、王惠德等著：《西辽河流域早期青铜文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129—147。

[290] 参张国茂：《安徽铜陵地区古矿、冶遗址调查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页77—8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陵市文物管理所、汪景辉、杨立新：《安徽铜陵市古代铜矿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6期，页507—517。

[291]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宋建项目负责人、袁靖、洪雪晴、何继英、周丽娟等：《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页289—290，图二七九，图版七九：9、10；宋建：《马桥文化的编年研究》，高崇文、安田喜宪主编：《长江流域青铜器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页305—321。

[292] 宋建：《马桥文化二题》，《上海博物馆集刊》，1996年，页293—30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页178，图一一八。

[293] 曹峻：《试论马桥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的关系》，页42。

[294] 张翠莲：《先商文化、岳石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关系考辨》，页30—32。

[29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页2035—2059。

[296] 安全槐：《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页65—92、179—19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葛治功、吴震：《郑州碧沙冈发掘简报》，《文物》1956年第3期，页27—40。

[297] 苏荣誉、彭适凡：《新干青铜器群技术文化属性研究———兼论中国青铜文化的统一性和独立性》，《南方文物》1994年第2期，页30—36。

[298] 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页285。

[299] 李之龙：《对“中国文明史二里头起始论”的质疑》，《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页88。

[300] 韩建业：《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考古》2010年第11期，页71—78、113。

[301] 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武汉：长江艺术出版社，1997年，页16—146。

[302] 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经济类型区域的形成与农业的开发层次》，页148—169。

[303] 陈朝云：《盘龙城与早商政权在长江流域的势力扩张》；蒋刚：《盘龙城遗址群出土商代遗存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1期，页35—46。

[304] 徐少华：《从盘龙城遗址看商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页43。

[305] 《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页—22162217。

[306] 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222。

[307] 傅聚良：《盘龙城二里岗期铜器墓主人分析》，《湖南省博物馆》2005年第2期，页135—143。

[308] 傅聚良：《盘龙城二里岗期铜器墓主人分析》，页138—139。

[309] 参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薄官成、王金霞、钟建：《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赵春青、张松林：《新砦聚落考古的回顾与展望———纪念新砦遗址发掘30周年》，《中原文物》2010年第2期，页34。

[31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页448—450、574—575；武汉市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陂县文物管理所、林桃元、许志斌：《1997—1998年盘龙城发掘简报》，页34—48。

[311] 仇士华：《关于盘龙城遗址的年代问题》，《武汉城市之根———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论文集》，页56—61。

[312] 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

[313] 范子岚：《盘龙城：从出土青铜器论二里冈期至殷墟一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之发展与演变》硕士学位论文，台南：国立台南艺术大学，2009年。

[314] 三峡考古队、胡文春：《湖北宜昌白庙遗址1993年发掘简报》，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编：《三峡考古之发现（二）》，页449—463，图11。

[31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页410，图二九八：12。

[31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页503。

[317] 徐劲松、李桃元、湖莎可，《从模拟试验看商周时期大口陶缸的性质及用途》，《考古》2005年第7期，页76—82。

[318] 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王宏：《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页690。

[319] 张昌平：《盘龙城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页4551。

[320] 孝感地区博物馆、孝感市博物馆：《湖北孝感聂家寨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页1—14。

[32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云鹏、王劲：《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页27；马世之：《中国史前古城》，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96—97。

[322]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页27；马世之：《中国史前古城》，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96—97。

[323] 参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薄官成、王金霞、钟建：《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

[324] 完杜金善》鹏。：《盘龙城商代宫殿基址讨论》，页161—182。

[325] 有的腰坑里随葬草鱼，参见宜昌博物馆：《三峡地区发现原始社会腰坑墓葬》，《江汉考古》1999年第1期，页43；也有其他随葬物，参见张绪球：《屈家岭文化》，页174—181，图三六。

[326] 李英华：《汉水中游地区史前腰坑与瓮棺》，《江汉考古》2010年第1期，页55—64。

[32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页500—501；范子岚：《盘龙城：从出土青铜器论二里冈期至殷墟一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之发展与演变》，页15—23。

[328] 杨华：《长江三峡地区古代腰坑葬俗的考古研究》，《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页38—46；杨华：《论中国先秦时期腰坑墓葬俗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上）》，《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页9—17、58；杨华：《论黄河流域先秦时期腰坑墓葬俗文化———兼说与长江流域同类墓葬俗的关系》，《华夏考古》2008年第1期，页60—72、95。

[329] 彭文：《从蜀墓腰坑的设置看巴蜀文化与关中文化的交流》，《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6期，页45—52；张庆久：《山东地区周代腰坑墓葬考古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2期，页54—58。

[330] 蒋刚：《湖北盘龙城遗址群商代墓葬再探讨》，《四川文物》2005年第3期，页27—34；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韩用祥：《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嘴二号墓发掘的补充资料》，《文物》2007年第8期，页93—94；武汉市黄陂区文管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鄂学玉、韩用祥、余才山：《商代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十三号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页19—23、54。

[331] 荆州博物馆主编：《荆州荆南寺》，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332]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武汉市博物馆、新洲县文化馆、李克能、黄鲤、李永康：《湖北新洲香炉山遗址（南区）发掘简报》；香炉山考古队、黄锂：《湖北武汉市阳逻香炉山遗址考古发掘纪要》。另参武汉市博物馆的资料。

[333] 武汉市文化局、蓝蔚：《汉阳县发现陈子墩古文化遗址》，页110。

[334] 吴力：《西花园—庙台子遗址考古发掘喜获硕果》，《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4年第4期，页29；方殷：《随州西花园、庙台子遗址发掘简述》，《江汉考古》1984年第3期，页12—13；武汉大学随州考古发掘队、方有生：《随州西花园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1年第2期，页15—22；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襄樊市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庙台子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93年第2期，页1—10、97—98；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编：《西花园与庙台子：田野考古发掘报告》。

[335] 余从新：《安陆县晒书台商周遗址试掘》，《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页64。

[336] 孝感地区博物馆、孝感市博物馆：《湖北孝感聂家寨遗址发掘简报》。

[337] 熊卜发：《湖北孝感地区商周古文化调查》，《考古》1988年第4期，页300—306、313；周厚强：《孝感地区的商代文化》，《江汉考古》1990年第2期，页99—104。

[338] 参朱世学：《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杨华：《三峡远古时代考古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王善才：《香炉后———我国早期巴文化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339] 长江水利委员会编著：《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页18—87、114。

[34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组、董希箴、伦景轩、高平：《长江西陵峡考古调查与试掘》；卢德佩：《鄂西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宜昌地区博物馆、卢德佩：《香溪河古遗址调查简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权喜：《宜昌窝棚墩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陈任贤、谢达远：《宜昌中堡岛新石器时代遗址》；三峡考古队第三小组、李天元、祝恒富：《湖北宜昌杨家嘴遗址发掘》，以上文章皆载于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编：《三峡考古之发现》，页9—21、105—114、211—254、285—30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刘继东：《湖北秭归县庙坪遗址1995年试掘简报》；宜昌博物馆、李孝沛：《秭归沙湾遗址发掘简报》；宜昌市博物馆、卢德佩：《三峡库区秭归长府沱遗址试掘简报》；宜昌市博物馆、卢德佩：《三峡库区秭归长府沱遗址试掘简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权喜：《1985—1986年三峡坝区三斗坪遗址发掘简报》，以上文章皆载于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编：《三峡考古之发现（二）》，页356—383、400—427、477—496；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柳林溪》等。

[341] 郭胜斌：《铜鼓山商代遗存文化因素分析》，《江汉考古》2001年第4期，页22、40—48；向桃初：《湖南商周考古和青铜器研究的新进展》，高崇文、安田喜宪主编：《长江流域青铜器文化研究》，页183—203；胥卫华：《湖南岳阳市铜鼓山遗址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2006年第7期，页90—91；王善才主编、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清江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页34—340。

[342] （战国楚）屈原著，陈子展撰述，杜月村、范祥雍校：《楚辞直解》，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页55、86、207。

[343] 曾运乾：《尚书正读》，台北：华正书局，1983年，页91—92。

[344] 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页222。

[345] 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页225。

[346] （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页—119120。

[347]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96。

[348]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页578—577。

[349] ［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页28、33。

[350] （战国楚）屈原著，陈子展撰述，杜月村、范祥雍校：《楚辞直解》，页143。

[351] 《毛诗正义》，页2191。

[352] ［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页49。

[353] 《集成》器号9794，现藏于日本兵库县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354] 宋镇豪：《夏商周社会生活史》，页789—791。

[355] ［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页20。

[356] （战国周）左丘明撰、（吴）韦昭注：《国语》，《四部刊要·史部·杂史类·事实之属》，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页—562563。

[357] ［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页445。

[358] （战国周）左丘明撰、（吴）韦昭注：《国语》，页563—564。

[359] 郑若葵：《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农业文化与古苗蛮文化关系》，《华夏考古》2000年第2期，页74—80。

[360] 曾运乾：《尚书正读》，页21—22、71。

[361] 王善才主编、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清江考古》，页34—195。

[362] 马保春、杨雷：《新石器时代晚期鄂豫陕间文化交流通道的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07年第2期，页42—51。

[363] 王劲：《后石家河文化定名的思考》，《江汉考古》2007年第1期，页60—72。

[364] 刘玉堂：《夏商王朝对江汉地区的镇抚》，《江汉考古》2001年第1期，页56—63。

[365] 许顺湛：《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古城》，《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页15。

[366] 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页66。

[367] （战国楚）屈原著，陈子展撰述，杜月村、范祥雍校：《楚辞直解》，页42。

[368] 臧励龢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页689—691。

[369] 《毛诗正义》，页2216—2217。

[370] 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研究》，页255—358，图六九至一○九。笔者不赞成向桃初先生给予湖南青铜文化的低评价，这都是年代早技术比中原更高的青铜器，将来在湖南地区一定会有巨大城址的发现。

[371] 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后引简作《甲诂》），页1405—1408；罗运环：《甲骨文金文“鄂”字考辨———湖北省简称“鄂”字溯源》，罗运环：《出土文献与楚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页22—35。

[37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中华出版社1980～1983年（后引简作《屯南》）。《甲编》1516也有同样的卜辞，参董作宾：《小屯·第二本·殷虚文字·甲编·图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6年（后引简作《甲编》）；另参屈万里：《小屯·第二本·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页204。

[373] 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香港大学，1959年，页583。

[374] 《毛诗正义》，页458。

[37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王世民主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后引简作《集成》），器号2835，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另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

[376] 《集成》器号4350、925，两件藏处不明。

[377] 《集成》器号4422，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378] 《集成》器号2513—2514，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379] 《集成》器号730，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380] 《集成》器号10232，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

[381] 《集成》器号5912，现藏于襄樊市博物馆（青全）。

[382] 参随州市博物馆编：《随州出土文物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页19—33。

[383] 《集成》器号3574，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384] 《集成》器号5855，藏处不明。

[385] 《集成》器号3668，现藏于洛阳市博物馆。

[386]别名为鄂侯弟季卣：《集成》器号5325，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387] 《集成》器号3669，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388] （汉）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1131；［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页55；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页236。

[38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曾令斌、黄玉洪、胡志华、余乐、熊燕、艾玲莉、杨红、高俊、谭竹青、黄凤春、陈树祥、陈晓坤：《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页3—40；黄凤春、陈树祥、凡国栋：《湖北随州叶家山新出西周曾国铜器及相关问题》，《文物》2011年第11期，页2—3、78—86、97；李伯谦：《谈谈两周时期与两周考古———在“海峡两岸———中原两周列国考古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原文物》2012年第3期，页35—37；于薇：《湖北随州叶家山M2新出子鼎与西周宗盟》，《江汉考古》2012年第2期，页70—77。

[390] 《集成》器号2833、2834，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

[391] 《集成》器号2810，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392] 《集成》器号3928—3930，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393] 《集成》器号4056，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 of Art and Archaeology，Oxford，UK（英国牛津雅士莫里博物馆（汇编））。

[394] 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页254。

[395] 《集成》器号12110—12112，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

[396] 《集成》器号12113，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

[39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后引简作《合集》）。

[398] 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页130。

[399] 《春秋左传正义》，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十三经注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页657—658；《尚书正义》，页—730731。

[400] 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商代史·卷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页361、407。

[401]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页1523。

[402] 姚孝遂主编、肖丁副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后引简作《类纂》），页1099—1100。

[403]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页7下；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后引简作《甲诂》），页3069—3080；晏炎吾：《释“单”》，《华中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页136—137。

[404] （魏）郦道元：《水经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页74。

[405] 另参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页2041。

[406] 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页221。

[407] 饶宗颐：《卜辞中之危方与方》，《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页22—26。

[408] 曹玮编著：《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年（后引简作《周原》）；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页15—17、23—24、58；唐嘉弘：《试谈周王宇楚君的关系———读周原甲骨“楚子来告”礼记》，《文物》1985年第7期，页8—12。

[409] 《集成》器号2775，藏处不明。

[410]《集成》器号4300—4301，现藏于法国吉梅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Paris，France）。关于文中有“用乡王逆”之句，西周早期的仲爯簋亦有“用乡王逆”（《集成》器号3747，现藏于美国芝加哥美术馆（Art Institute of Chicago，Chicago，Illinois，USA）），伯者父簋皆有“用乡王逆”（《集成》器号3748，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陈列馆（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Sackler Gallery，Washington，D.C.，USA））。“”和“”都是“道”（导）的古字。以笔者浅见，“逆导”的意思可能与“逆命”相似。《仪礼·聘礼》言：“宰命司马戒众介，众介皆逆命不辞。”郑玄注：“逆，犹受也。”参《仪礼注疏》，《十三经注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页625。也就是说，器主用这件礼器来表示自己谨受王之导。至于“”字与“道”字读音可通，其写法金文作“”，楚文作“”，均与“道”字相近，或许因此而发生了混淆。是故，笔者推论“”系“道”的异文。关于此问题，请参郭静云：《由商周文字论“道”的本义》，宋镇豪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一辑，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页203—226。

[411] 《集成》器号3907，现藏于辽宁省旅顺博物馆。

[412] 《集成》器号3732，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

[413] 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杨家村联合考古队、眉县文化馆：《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6期，页4—42；裘锡圭：《读逨器铭文札记三则》，《文物》2003年第6期，页74—77；刘怀君、辛怡华、刘东：《逨盘铭文试释》，《文物》2003年第6期，页90—93，现藏于中国文字博物馆。

[414] 金正耀、W.T.Chase、平尾良光、彭适凡、马渊久夫、三轮嘉六、詹开逊：《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页290—291。

[415] 饶宗颐、曾宪通编著：《楚帛书》，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

[416]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秭归柳林溪》，页30，图二四：8。

[417] 张绪球：《屈家岭文化》，页146—155，图二六。

[418] 金正耀、W.T.Chase、平尾良光、彭适凡、马渊久夫、三轮嘉六、詹开逊：《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研究》，页735、744—747；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页290—291。

[419]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编著：《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420] 张辛：《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化的形上观察———关于三星堆和大洋洲青铜器的历史定位》，高崇文、安田喜宪主编：《长江流域青铜器文化研究》，页37—46。

[421] “良渚古城”所谓“城墙遗址”的地层不一致，年代差距太大，最晚到明清时代。因此我们不能当真地讨论。

[422]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页47。

[423] 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5。

[424] 王学荣：《河南偃师商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述评》，杜金鹏、王学荣主编：《偃师商城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页15—38；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页5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