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之神的眷顾
长子疯癫,次子死去,这时候的皇储候选人,应该落到赵恒身上了。此时的赵恒是襄王。
但赵恒的皇储身份确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两个儿子的变故,赵光义怕了。一种叫宿命的东西,开始在他的内心反复出现。
立太子之事,就此束之高阁。此后一段时间内,没有人敢再提议立太子。
可这时候,赵光义的病时好时坏,性情也大变。群臣都很着急,希望赵光义赶紧立太子。赵光义也知道,但他还是担心,他害怕自己再立的储君,还会有不好的下场。前两个儿子的遭遇,让他迟迟不能下定立皇储的决心。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到了淳化五年(公元994年)九月,赵光义的旧疾复发,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了死神的临近。于是,赵光义开始认真考虑后事,不过此时他依然还是担心立储君会有不测。
最终,赵光义想到了寇准。
赵光义尽管心里已经选定了赵恒为接班人,但他还需要一个支持他决定的人。这是为自己的决定佐证的好办法。
当时被贬黜的寇准,刚刚被调回京城,赵光义便迫不及待地召见了他。赵光义让寇准看了自己的腿伤。此时,意气风发的寇准,似乎已经揣摩到了赵光义的心思。果然,赵光义问寇准,你看朕的这些皇子中,将来谁能担当大任?寇准看了看周围的侍从们,没有正面回答赵光义,而是对赵光义说,官家您选择储君,一定不要听从后宫佳丽、侍从以及宦官的话,也不要听从近臣的话,一定要选择您内心深处最认可的人。赵光义听了寇准的话,便将周围的人都打发了。寝宫内,就剩下他和寇准两个人。
这时候,赵光义才问寇准,你觉得襄王如何?寇准知道赵光义此时询问他对立襄王的看法,内心必然已经认定了襄王,于是便对赵光义说,既然官家您心里已经有了人选,那就按照您的意思办吧。(24)
听了寇准的话,赵光义觉得自己立襄王的想法得到了寇准的认可,这也更加坚定了赵光义的决定。
于是,赵光义将赵恒晋封为寿王,加检校太傅、开封府尹。对赵恒岗位的调整,也给满朝文武释放出了信号:下一任皇帝非寿王莫属了。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赵恒成了储君的不二人选。
接受了岗位调整后,赵恒便开始在开封府就职。和上次对待赵元佐和赵元僖一样,赵光义给赵恒选择了几个得力帮手。这里面有几个人,值得一提。其一是李沆和毕士安;其二是赵恒的伴读王继忠。这些人,都会在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前后同时登上大宋王朝的权力顶峰,创造出更多的辉煌。
赵恒担任开封府尹后,工作就变得复杂了。开封是京都,政事纷繁,但赵恒接替了开封府尹之后,便在前几任开封府尹的治理基础上,对以前不成熟或者不合时宜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加入了自己的一些理念。加之李沆、毕士安等人不断地给赵恒出谋划策,此时的赵恒工作有声有色。尤其是在狱讼方面,上上下下反响都很好。那些困扰赵光义的刑事诉讼问题,也少了很多。一时间,开封府许多诉讼之事处理得很恰当,汴京的风气持续好转,监狱也时常空闲。(25)这件事让赵光义很高兴。
赵恒任职开封府尹期间,各项工作都井井有条,赵光义放心了。随着赵光义的身体每况愈下,到了至道元年(公元995年),赵恒正式被立为太子,继续担任开封府尹。
这样一来,赵恒的地位也最终确定了。
安排了后事,赵光义长长舒了一口气。在立太子这些年里,他饱受各种纠结之苦。立赵恒为太子后,一切的担心慢慢烟消云散。
赵恒在开封府尹的位置上开始了早年的政治生涯。赵光义也随时掌握赵恒的动态,了解他处理各种政务的能力。一生都长于行政的赵光义,对诸多事情一眼就能看透。他派给赵恒的这些人,也都非常尽心尽力,为赵恒出谋划策。开封府的许多事情,赵恒比二皇子赵元僖处理得还要好,这让赵光义颇为欣慰。赵恒对那些身边的谋士也都礼遇有加,工作上尊重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
看着赵恒一天天成熟起来,赵光义安心了。尽管赵恒性格上有些柔和,但在处置大事上还算得心应手。只要给他派几个好帮扶,尽心辅佐他,赵恒就能把各种事情做好。也正是基于此,赵光义才为其取名为“恒”。赵光义在观察赵恒时,发现赵恒有难能可贵的包容胸怀。
两年后,也就是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三月,一生都兢兢业业的赵光义,在病魔的折磨下龙驭归天,把大宋的江山留给了三皇子赵恒。(26)
赵恒因此成为众望所归的大宋王朝接班人。然而,赵恒的登基之旅,并没有那么顺利。
此时,一向温文尔雅、顾全大局的李皇后,却在宣政使王继恩(27)、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等人的鼓动下,意图发动宫廷政变,废了赵恒,重新拥立符合他们心意的赵元佐为傀儡皇帝,方便他们兴风作浪。
李皇后此举,无疑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也断送了兄长李继隆的前程。这也是宋真宗即位后没有重用李继隆的重要原因。此后,宋真宗便不再让李继隆进宫见李皇后,直到李皇后病危时,才宣李继隆进宫面见。这是后话。
好在这时候,在开封府尹锻炼了几年的赵恒,面对宫廷政变的威胁,可以做到临危不乱。加之此时的宰相吕端也早有预感,随时防备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在这些不安定因素中,王继恩是最大的威胁。此人连续侍奉了赵匡胤、赵光义两朝皇帝,对后宫中诸事非常熟悉。他要想趁机作乱,防不胜防。
赵光义驾崩后,王继恩前来召集吕端商议皇帝安葬事宜。吕端早就得到消息,王继恩要伙同李太后一起发动政变,于是将王继恩关在了中书省,不让他出门,并勒令人严加看管。而吕端则直接去了宫中,处理相关事宜。直到拥立赵恒后,才将王继恩放出。
胡旦等人迟迟见不到王继恩,而吕端和赵恒早有准备,这场政变就胎死腹中了。
赵恒就此成了宋代第三位皇帝,是为宋真宗。
继承皇位以后,宋真宗大致沿袭了赵匡胤、赵光义时代的政策,继续将国家向前推进。当然,宋真宗也有自己的想法,在他继位第二年,便改年号为“咸平”。咸平意为太平、和平。这也反映出他渴望和平时代的心理。当时汴京南边有个通许县,县里有一条街道叫咸平大道。宋真宗改元咸平后,这个县也随即改名为咸平县,一直到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因其与咸平府(今辽宁省开原市)同名,才易名为通许县。(28)
宋真宗即位之初,广开言路,招纳贤才,起用李沆为相,勤于政事。汴京城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商业蓬勃发展,贸易盛况空前,一度出现了兴盛的局面。
同时,宋真宗实施新政,在王钦若等人的建议下,免掉了五代以来百姓拖欠国家的赋税,赢得了老百姓的热烈拥护。(29)
宋真宗所处的时代,国家基本上实现正规化。四十年的运转,让五代以来动荡不安的时局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宋朝国内环境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当然,这种环境下,也极容易出现腐败之风盛行的情况。因此,在施行各种惠民政策的同时,宋真宗还大搞反腐倡廉工作。他给文武百官颁布了《文武七条》:清心,要平心待物,不因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奉公,要公平正直,保持廉洁;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务实,不要贪图虚名;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避免苛捐杂税和刑罚不公;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这七条戒律,为当时的政坛注入了一股清流,也给宋朝的官场吹进了一阵清风。
皇帝带头履行这七条戒律,这种领导者以身作则、恪尽职守、勤俭节约的作风,影响了一个时代。这很难让我们将赵恒与他后期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其实,刚刚继位的赵恒,的确非常想干出一番事业。他之所以有前后的变化,主要还是受到了他身边大臣的影响。宋真宗初登大宝时,身边的李沆、毕士安、王旦、寇准、向敏中等人,都是治世能臣,可以引导赵恒走上发愤图强的道路。但后来的王钦若、丁谓等人成了宰相后,经常鼓动宋真宗为所欲为,宋真宗心中那些私欲便爆发了。
宋真宗还整治吏治,制定了专门考核地方管理的《州县三课》。“景德初,令诸道辨察所部官吏能否,为三等: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声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30)这个《州县三课》特别强调官员的勤政廉洁,对官员的考核进行了详细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宋初的官员管理制度进行了完善。宋初,国家对官员每年进行一次考核,一个官员在任三年后,一般会调整。如此就有效地防御了官员长期在地方任职,与地方各种势力形成相互勾结的局面。宋朝对司法部门的官员,尤其注重任职年限。这些人手中有执法权,若无法对他们加以控制,他们将会比那些一般官员对国家造成更大的伤害。
当然,宋朝对官员的考核也是非常严格的。初任的官员,一般都有试用期。试用期内,官员不能违反任何规定。宋代官员在试用期内向正式官员转任期间,需要几个没有违反国家律法的人联名保举,才能正式成为宋朝官员。这就给保举的人也押上了责任,若他们保举推荐的官员有犯罪前科,他们这些保举之人也会受到处分。
不过,官员提拔或者转任的制度并不止这一种。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宋朝的官员也可以参加朝廷组织的考试,成绩优异者可以直接转任或者被提拔。
但不管哪一种,都必须在遵纪守法的情况下才会被转任或者提拔。对于有犯罪前科的人,朝廷也会建立官员档案,记录各种官员履职情况和受处分情况。那些有前科的人员,在晋级或者调整职务时,要主动向朝廷汇报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且在任职期间不得随意更改姓名。
这一整套的官员管理制度,为宋真宗统治时期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咸平年间国家不断发展,成为最好的例证。
在发展经济方面,宋真宗也动了一番心思。在智囊团的策划下,他实行了大开放的政策,使得经济发展迅速。我们可以以唐朝为样本,进行比较。
当时北宋的人口、资源都比唐朝少一些,疆域也比唐朝小,但北宋经济繁荣,边贸红火,尤善商贾,贡赋通达,税收富足。北宋经济发展是唐朝无法比拟的。
遇到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时,经济收入更是成倍增长。据说当时收入最好的一年,国家GDP达到了唐朝最高收入的七倍以上。即使有饥荒年月,宋朝的经济也在迅猛增长。那时,宋朝富甲天下,经济总量占世界的百分之八十,其一年的铸钱量高达五百万贯。(31)
从公元997年宋真宗继位到公元1004年这七年间,宋朝整体上处于安定时期,虽然与契丹不断有小摩擦产生,但并未影响全国的发展。各行各业里,都有了领军人物。
这段时期成了让人津津乐道的“咸平之治”。
到了公元1004年,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的宋朝进行了改元,年号“景德”。此时,已经初具规模的江西南昌镇,上贡给朝廷一批质地优良的青白瓷,宋真宗颇为喜欢,爱不释手,赞赏不绝。
随即,宋真宗给南昌镇赐了一个国家年号的名字:景德镇。从此,南昌镇正式改名为景德镇,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