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金刚经》散论

《泰山金刚经》镌刻在经石峪近十亩的石坪上，此处有北宋政和年间陈国瑞的题名，至明代已成为胜迹，《岱史》载吟咏甚多，卷十八有吴同春《登泰山记》，叙说万历十一年（1583）冬天冒雪观经的情况：“又五里为水帘洞，水自悬岩倒射，望之若帘。去水帘五十步，东折五里，为石经峪。雪甚，余习闻经峪之胜，冲雪往。平石半亩，上镌《金刚经》，字径尺许，扫雪漫读，点画皆玉。流水高山，争奇竞秀，别为一境。”[1]

因为审美差异，明代人对此经的书法评价不高。《泰山志》卷一说：“石经峪，在岳之阳，坦石半亩许。古刻《金刚经》楷书，有近八分者，大尺许，山人讹传王右军书。”王世懋在《东游记》中更明确说：“峪去道旁不半里，石可坐数百人，上勒八分书，皆佛经。俗传王右军书，非也。书不能唐，定宋人笔耳。”[2]

清代崇尚碑学，《山左金石志》始正式著录，有云：“刻字径尺余，年久磨灭，存者无几，拓工以一纸拓一字，未详文义，因取《金刚经》核对，只存二百九十六字。聂剑光《泰山道里记》以为北齐王子椿书。（阮）元案，吴三夫《金石存》载北齐唐邕写经，有《维摩诘》诸经，不止一种，今邹县尖山摩崖，亦有晋昌王唐邕题字，笔法与此相同，或出邕书未可知也。”[3]

阮元因为没有亲履其地，获得的信息不完整，虽然考订为北朝人所书，结论却不够准确。魏源数登岱顶，观览摩挲刻石，《古微堂诗集》中有一首《岱山经石峪歌》，诗前有小序云：“泰山经石峪摩崖，隶书《金刚般若经》，字大如斗，雄逸高古，与徂徕山水牛洞及邹县冈山之《文殊般若经》如出一手，皆北齐僧安道一所书，有冈山石颂题名可证。慨六朝如此墨王，而世莫知名，但知有羲之姿媚之书。爰歌以纪之。”[4]魏源将《泰山金刚经》的书写者确定为僧安道一，诗中有句“冈山邹峰题名曾，皆出北齐大书僧”，乃是非常有见地的意见。

冈山刻的《大集经》九百余字，字体与《泰山金刚经》高度相似，冈山石经之后有颂，颂后有“东岭僧安道一署经”的题名。刻经颂记述缘起，其中提到：“有大沙门安法师者，道鉴不二，德悟一原，匪直秘相咸韬，书工尤最。乃请神豪于四显之中，敬写《大集经·穿菩提品》九百卅字。”赞语更专门表扬僧安道一的书法：“寻师宝翰，区□乃高。精跨羲诞，妙越英繇。如龙蟠雾，似凤腾霄。”

谓僧安道一的书法超迈张芝、韦诞、钟繇、王羲之，未免称誉过度；魏源诗说“智永怀素惭尹邢，颠狂姿媚皆优伶”，也属于比拟不伦。相对来说，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对《泰山金刚经》的评价较为得体。吴熙载问“大字如小字，未之见也”，包世臣回答说：“大字如小字，唯《瘗鹤铭》之如意指挥，《经石峪》之顿挫安详，斯足当之。”包世臣形容《泰山金刚经》字体“有云鹤海鸥之态”，论书诗有云：“从来大字苦拘挛，岱麓江崖若比肩。多谢云封经石峪，不教山谷尽书禅。”自注：“泰山经石峪大字，完好者不下二百，与焦山《瘗鹤铭》相近，而渊穆时或过之。”[5]

后来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秉承此旨，以经石峪为“榜书之宗”，列“妙品”之下，有论云：“榜书亦分方笔、圆笔，亦导源于钟、卫者也。《经石峪》圆笔也，《白驹谷》方笔也。然自以《经石峪》为第一，其笔意略同《郑文公》，草情篆韵，无所不备。雄浑古穆，得之榜书，较《观海诗》尤难也。”[6]杨守敬的意见与包、康相同，《学书迩言》说：“北齐泰山石经峪，以径尺之大书，如作小楷，纡徐容与，绝无剑拔弩张之迹。擘窠大书，此为极则。”[7]

关于《泰山金刚经》的字数，各家记载不一。大致早期所见字数较少，随着时间推移，渐次增多。究其原因，摩崖刻石访拓不便，发现之初少人问津，统计不免草率，待享名以后，搜索务求齐全完备。明代汪子卿《泰山志》记“可读者不满二百字”；前引乾嘉后期的《山左金石志》，阮元所见拓本二百九十六字；道咸时期魏源的诗说“余字尚存五百零，椎拓尚带六朝冰”，增加将近一倍；而同治年间李佐贤亲自剔苔扪藓，仔细辨认，手录其文，共得九百零一字，又较魏源多出将近一倍，见《石泉书屋金石题跋》[8]；据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说“一般的总字数，千字左右为全拓，见最多的全份一千二百多字，最少的原捆拓片九百六十字为全份”，“民国初不知何时规定九百六十字”为全份[9]；1965年泰安地区文管所洗石精拓，共得一千零六十七字，曾由齐鲁书社缩小影印[10]。

晚近乃有更为深入的研究，据《山东佛教刻经全集》报告，经石峪所刻为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前16分，经题之后，正文起“如是我闻”，止于“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共47行，行10—92字不等，字径50—60厘米。按照经文当为2998字，目前包括残痕在内，存1382字。经后无发愿文及题记，亦无经主和书写者姓名。47行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刻得工整精妙，后半开始草率，从31行起，几乎全为双钩字，没有雕镂完成。基于这一现象，研究者推测，僧安道一在经石峪刻经工作开始于北齐末隆化元年（576），不久北齐亡于北周，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灭佛运动波及泰峄地区，被迫中止[11]。

留意《泰山金刚经》未完成部分，可以了解僧安道一刻经的工作情况。经文书丹恐怕不是一般意义的书写，而是采用双钩的办法。从书写工具看，当时是否能够制作出满足大字书写需要的“如椽大笔”，令人疑惑；书写颜料，不管是墨汁，或者白垩、代赭，消耗量大，费用不赀。从具体操作来看，如“大空王佛”等佛号，高达数米，也根本不是书写所能完成。从实际效果来看，一些点画也不太像书写所能达到，应该是描摹而成。双钩使用的是小笔，甚至可能是碳化的木棍，勾勒出笔画，石匠顺着勾勒的线条凿刻，然后起底修饰。对比拓本中的双钩字与成品相同字样[12]，一目了然。

正因为此，《泰山金刚经》形成一种独特的书法风格，如周永健先生剖析：“《泰山金刚经》并不看重今时或旧时文人书法在纸上惯用的干湿、枯润、散锋、破笔等运笔效果，而善于藏头护尾，笔笔中实，似乎减弱了体现毛笔笔性的运动感和笔痕的生动感，它沉酣以求地对点画圭角的大力排斥，使点画于寂静中愈见肃穆。”又说：“缘于《泰山金刚经》书法的碑派归属和隶篆笔法的规定性，它以中锋为笔法的主导形式，相对于晋唐行书而言，它并不着意侧锋的使用和运笔的‘八面用锋’，它对中锋的依赖和对点画藏头护尾的关注，使书中的任何一个点画都与轻佻和油滑无涉。它对中锋疾涩的娴熟驾驭，使快而势畅，涩而意蓄，有读久弥浓的丰富韵致，而绝去清人常常挂怀以避的‘中怯现象’。”[13]

《泰山金刚经》拓片阔大，阅读展示皆不方便，大约在清末，出现了一种玩法，即集字成联。《语石》卷二云：“《华严经》在佛峪，随陂陀高下逦迤仰刻，石成行列，字径逾尺，笔力纵横奇斜。碑估以朱逐字拓之，集为楹联。”[14]以前峨眉山报国寺的门联“独思喻道，敷坐说经”，即是集《泰山金刚经》字体而成，非常得体。民国以来好事者编印《泰山金刚经》集联多种，比较好的句子，如“德不孤，寿无量”、“知足常乐，无欲则刚”、“种成皆宝树，道合即金兰”、“只从实处著想，莫谓我不如人”、“上寿修持无妄念，故人相处在知心”、“作六如观行众生灭度事，离一切相发无上菩提心”等。直到今天，这类集联还能在文物市场或拍卖会看到，如宗鸣安在《碑帖收藏与研究》中提到，他曾在厂甸买到一轴《泰山金刚经》集联“千章宝树，四坐兰言”，钤盖有于右任的印章[15]。于右任虽然没有专门学习过《泰山金刚经》，但其榜书大字于此经确实多有借鉴。

民国以来，《泰山金刚经》拓本出版颇为不少，真赝错杂[16]。因为原石俱在，所以真假很容易判断。出版物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所谓“碧梧山庄缩印本”，有刘墉、俞樾等人的题跋，晚近武汉古籍书店、文物出版社皆据此本影印[17]。

刘墉题跋说：“墉少壮作书，恒欲以拙胜，而终失之钝。自得北魏碑版数十种，潜心默契，力追其神，味朴茂处，仅乃得似。泰山经石峪残字，即为墉得力之一。顷于江阴旅次因泾县包内翰世丞，获见此本，旧为姑苏王氏珍藏，以视予行箧本，其拓手较精，字亦多完整，当非金源以后拓本。借观终日，几乎爱不忍释。爰志数言，亦聊以证雪泥鸿爪之缘云尔。嘉庆甲戌秋月石庵刘墉识。”文中的“包内翰世丞”即是包世臣（1775—1855），安徽泾县人，与刘墉（1719—1804）应该没有交集。题署的时间“嘉庆甲戌”即嘉庆十九年（1814）竟在刘墉身后十年，完全不可信。

其实取之与1965年泰安地区文管所洗石精拓本对比，这个所谓的“元明以前物”，根本就是利用清末拓本填描修饰而成。年代稍早一些上海震亚图书局缩印的《泰山金刚经》，大致也是这种情况，只是此本之末印有曾熙、郑孝胥和李瑞清的题跋，评价此刻的书法，尚有参考价值[18]。

尽管包世臣、康有为等表彰《泰山金刚经》的书法，但毕竟是擘窠大字，一般书家写作的机会不是很多，加上原刻的字迹是勾勒而成，一些点画用毛笔也不太容易表现，因此专门学习者较少，张海若算是其中有特色者。

张海若（1876—1943）名国溶，字海若，号万善楼主，湖北蒲圻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曾游学日本，民国后以遗老的身份活动在旧京书坛。海若擅长隶书，将《衡方碑》与《泰山金刚经》的笔意相揉合，写出一种介于隶楷之间的字体[19]。或许是受前面所说那类“缩印本”的影响，他喜欢用颤掣的手法，刻意制造犬牙痕，结构拘束板滞，未能充分表现原刻的气势。

此外，曾熙、李瑞清、陈师曾、张大千皆偶然涉足《泰山金刚经》，格调反较张海若为高。曾熙（1861—1930）作书自称“南宗”，大字取法《瘗鹤铭》与《文殊般若经》，也曾留意《泰山金刚经》，有论云：“此经纯守隶法，故质朴而平厚。渊懿类《郙阁颂》而宽舒有度，动荡师《夏承》而操纵独密。”这幅集字联略兼《瘗鹤铭》笔意，点画间虽也有波折，但与张海若之僵化呆板迥然不同。陈师曾（1876—1923）工书画印，书法各体兼能，因为早逝，尚未能有特别成就，偶然用《泰山金刚经》字作榜书联，气势宏大。张大千（1899—1983）是曾熙、李瑞清的入室弟子，虽然最终以绘事驰誉，于书法也非弱手。张大千的字受曾熙影响更深，《瘗鹤铭》外，也曾留心《泰山金刚经》，1927年上海出版公司编印《泰山金刚经集诗集联》，题签即是张大千的手笔。资中市文管所藏有一件张大千早期书法：“踵羲皇而齐泰，体虚静以储神。”边跋云：“运篆笔入隶，邕容静穆，自不可及。近代学者虚尚面貌，又安所得中郎遗意哉。”[20]此联写于民国己未（1919），张大千21岁，远非成熟，但完全能看出《泰山金刚经》的影子，这正是曾熙、李瑞清所提倡者。

晚近的书写者还有余兴公（1899—1983）、邓少峰（1903—1986）、方滨生（1913—2008）等，或仅得皮相，或近于野狐，可称者不多。周永健（1952—2008）先生以现代艺术的眼光，从《泰山金刚经》摄取美学元素，融入自己的隶书创作，独树一帜。黄惇先生评价周永健的作品：“其书《泰山金刚经》去霸悍而获静穆，化拙重而至清刚，非浓也，乃淡也，此真通佛理也。”[21]可为的论。

注释：

[1] 查志隆著：《岱史》卷十八，《道藏》第3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15页。

[2] 查志隆著：《岱史》卷十八，《道藏》第3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12页。

[3] 毕沅、阮元撰：《山左金石志》卷十，《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9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4483页。

[4] 魏源著：《古微堂诗集》卷六，《魏源全集》第12册，岳麓书社，2004年，第624页。

[5] 包世臣著：《艺舟双楫·论书》，《艺林名著丛刊》，中国书店出版社，1983年。

[6] 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榜书第二十四》，《艺林名著丛刊》，中国书店出版社，1983年。

[7] 杨守敬著：《学书迩言》，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2页。

[8] 李佐贤著：《石泉书屋金石题跋》，《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19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14194页。

[9] 张彦生著：《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84页。

[10]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齐鲁书社，1984年。拓本情况见该书《出版说明》。

[11]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编：《山东佛教刻经全集》，山东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47、23页。

[12] 图例采自刘正成主编，赖非本卷主编：《中国书法全集·12·北朝摩崖刻经卷》，荣宝斋出版社，2000年。

[13] 周永健著：《翰墨因缘》，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71页。

[14] 叶昌炽著：《语石》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28页。原文“华严经”乃是“金刚经”之讹。

[15] 宗鸣安著：《碑帖收藏与研究》，第392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

[16] 马振凯：《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拓本及缩印本汇考》，《山东图书馆学刊》2010年（4），第105页。该文对民国以来《泰山金刚经》出版情况有全面梳理，但对原出版者夸饰之辞，如明拓、元拓之类，信之不疑。

[17] 武汉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书名为《原拓泰山金刚经》，题跋全数印出；文物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属“历代碑帖法书选”系列，书名为《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仅有正文部分。此外日本昭和五十二年（1977）书学院出版部也影印此本，书名为《泰山金刚经》，发行人比田井南谷。

[18] 郑孝胥题跋说：“相传书法大字蹙令小，小字拓令大。包慎伯非之，以为大字小字法各不同。吾意二说皆拘于墟而未通其旨者也。字之疏密肥瘦，随其意态以成其妙，执死法者必损天机，大小殊理，固无异矣。经石峪大字乃隶楷相参之法，此缩印本，若登泰山而小天下，山河万里皆在掌中。其取势新奇，天开地辟，发人神智，真奇观也。学者于此可以悟大小一致之理。脱俗见于尘土，挟飞仙以遨游，不亦快哉。”李瑞清跋：“此齐经生书也，其源出于《虢季子白盘》，转使顿挫则《夏承》之遗意，与《匡喆刻经颂》《般若文殊无量义经》《唐邕写经》为一体，特其大小殊耳。余每作大字书，则用此石之意，苦其过大，不便展模，今如登岱顶，缩经石峪于几席间也。”这两段题跋分别收入《中国书法全集·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郑孝胥卷》和《清道人集》。

[19] 邹典飞著，《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298页。张海若书法图片亦由邹典飞兄赐下，特此致谢。

[20] 张大千题《泰山金刚经集诗集联》书影及张大千榜书对联图片，皆由刘振宇兄提供，特此致谢。

[21] 重庆市书法家协会、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书法研究所编：《目送飞鸿》，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85页。作品图片由蒙中兄赐下，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