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瘗鹤铭》三题
《瘗鹤铭》在镇江，原本是江岸摩崖，坠落又被打捞，现存残石五块，在焦山碑刻博物馆筑碑亭特别保护。《瘗鹤铭》自宋初进入文人视野，便受到极度追捧，热情至今不衰。虽然如此，有关《瘗鹤铭》的作者、拓本情况、书法价值，却是异说纷纭。以下就这三方面的问题，略陈己见；至于前贤时彦的高论，已如汗牛充栋，搜检容易，除了特别有所针对，不复重述。
一、《瘗鹤铭》的时代和作者
王羲之、陶弘景、顾况、颜真卿、皮日休等，都曾被指认为《瘗鹤铭》的作者，但以附会的成分居多，能举出具体证据的是陶弘景。
将陶弘景与《瘗鹤铭》联系在一起，主要有这样一些理由：一是名号上的联系。《瘗鹤铭》题“华阳真逸撰”，据《梁书·处士传》说陶弘景“自号华阳隐居”。陶弘景的从子陶翊作《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对此名号有专门解释：陶弘景隐居之地茅山，乃“是金坛洞宫，周回百五十里，名曰华阳之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所以自称华阳隐居，亦犹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不仅如此，《瘗鹤铭》立石者三人，其中一位称“丹阳外仙尉”，陶弘景天监七年，离开茅山，远游永嘉等地，为了隐藏行迹，改换名氏，曰王整官，称外兵，老友沈约曾作《奉华阳王外兵》诗相赠。“外仙尉”看似不辞，实隐射“外兵”。二是行止之巧合。陶弘景隐居茅山，距离焦山仅百余里，又据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天监七年四月，陶弘景化名“王整官”出游，至天监十一年还山，其间完全有可能买鹤华亭，鹤死朱方，瘗埋焦山。三是书法风格契合。陶弘景的书法虽不足以比拟羲、献，亦堪独步当时。梁普通四年尚书令袁昂奉敕品评古今善书者，有谓“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快”；庾肩吾著《书品》，也说“陶隐居仙才，翰彩拔于山谷”。但陶弘景并没有可信的书迹流传，清代以来，茅山先后发现数件天监年间的井栏，上面的题刻虽未必确为陶弘景手书，风格却与《瘗鹤铭》非常近似。
基于以上三点，《瘗鹤铭》被目为陶弘景的作品几成定谳，其创作时间，也因铭文中仙鹤于“甲午岁化于朱方”，确定为梁天监十三年甲午（514）。但另外一些证据却不支持陶弘景对此铭的著作权。
从名号来看，华阳真逸与丹阳外仙尉虽然与陶弘景存在某种关联，但陶弘景的“华阳隐居”与《瘗鹤铭》的“华阳真逸”并不一致。陶弘景所称的“外兵”，据《通典》曹魏置五兵尚书，“五兵谓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乃是真实职官，而“外仙尉”则是“外兵”的拙劣模拟。不特如此，《瘗鹤铭》一共出现五人的名号：华阳真逸、上皇山樵、夅□征君、丹杨外仙尉、江阴真宰。自称“真逸”已经属于托大，而“征君”“仙尉”“真宰”三号，基本上都属不可能自用的名号。“征君”亦曰“征士”，指征引不仕之人，但仅局限于第二、第三人称，即如赵翼《陔余丛考》所言：“有学行之士，经诏书征召而不仕者曰征士，尊称之则曰征君。”颜延之《陶征士诔》“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即是其证，从未有自称“征君”者。“仙尉”典出《汉书·梅福传》，梅福曾任南昌县尉，上书言事，正直敢言。因不满王莽专权，乃弃家隐遁，传其为仙。唐人诗多用此典，如李白《送当涂赵少府赴长芦》“仙尉赵家玉，英风凌四豪”。同样的，可以尊别人为“仙尉”，不宜自称。“真宰”一词源出《庄子·齐物论》，乃是造物主之义，若用作自称，真僭越不敬之至。
铭文中出现壬辰、甲午两个干支，就陶弘景而言，对应天监十一年和天监十三年，详考陶弘景在此三年间的行踪，看似能够符契，但仔细研究却存在明显的漏洞。
综合各种传记资料，陶弘景以天监七年四月离开茅山，住楠江青嶂山大若岩时间最久，十年有霍山之行。据《登真隐诀》，陶弘景在天监十一年壬辰到达永嘉（今浙江温州），见“木溜屿，乃大有古旧田墌孤立海中，都无人居”，八月间“始上岸起屋”，至十月，梁武帝遣司徒慧明督促陶弘景回山；按照《周氏冥通记》的说法，“（周子良）十一年从（陶）还茅岭”，即当年从永嘉木溜屿回到茅山，时间安排非常紧凑，应该无暇往华亭买鹤。
再看陶弘景甲午年（天监十三年）的情况，据《华阳陶隐居内传》云：“自南霍还，鼎事累营皆不谐，乃非都无仿佛，每开鼎皆获霜华。”又引《登真隐诀》云：“甲午年，敕买故许长史宅宋长沙馆，仍使潘渊文与材官师匠营起朱阳馆。”则知陶弘景回茅山以后，忙于营建、炼丹诸事，应无暇往焦山葬鹤。同样的道理，甲午年陶弘景既然没有离开茅岭，他的仙鹤又怎么会死在朱方（镇江），更何况茅山林木幽胜，陶弘景又怎么会选择将仙鹤卜葬于百数十里外的焦山江边呢？
更重要的证据则见于《松陵集》，这是皮日休与陆龟蒙的唱酬诗集，收载皮陆及其友人咸通十年至十二年间，在吴中的诗作六百余首。诗集卷九有一组由皮日休发起的悼鹤诗，皮日休在诗前小序中说：“华亭鹤，闻之旧矣，及来吴中，以钱半千得一只养之，殆经岁，不幸为饮啄所误，经夕而卒，悼之不已，遂继以诗。南阳润卿博士、浙东德师侍御、毗陵魏不琢处士、东吴陆鲁望秀才及厚于余者，悉寄之，请垂见和。”意思很明白，皮日休来吴中以后，买了一只华亭鹤，饲养年余，终于死掉，乃作诗悼念，并邀请友人张贲（润卿）、李縠（德师）、魏朴（不琢）、陆龟蒙（鲁望）和诗。五人作七律、七绝各一，共计十首，诗篇中的许多文辞都与《瘗鹤铭》相合，比如皮日休诗“却向人间葬令威”，此言瘗鹤事；陆龟蒙诗“更向芝田为刻铭”，即说作铭事。
有意思的是，五位诗人几乎用尽了有关鹤的掌故，却偏偏不肯以就在吴中的《瘗鹤铭》入诗。如果此铭果真出于陶弘景的手笔，这本应该是最切题的典故。是不是五人不知道《瘗鹤铭》呢，情况并非如此。悼鹤之后不久，开元观顾道士亡故，皮日休应邀撰写墓志铭，陆龟蒙借故发牢骚，作七律诗有句：“唯我有文无卖处，笔锋销尽墨池荒。”皮日休和诗安慰他，颔联说：“大椿枯后新为记，仙鹤亡来始有铭。”显然就是用《瘗鹤铭》的典故。这种当用而不用的怪现象，唯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哀顾道士诗后作，所谓“仙鹤亡来始有铭”，乃是指此前悼鹤赋诗、瘗鹤勒铭之事。换言之，《瘗鹤铭》更可能是皮日休等人的手笔。
不仅如此，分析参与皮日休悼鹤诸人的身世背景，也与《瘗鹤铭》上五个名号相符合。
《瘗鹤铭》的撰者为“华阳真逸”，从铭文的语气来看，“天其未遂吾翔寥廓”“爰集真侣”用的都是第一人称，故作者应是鹤的主人。皮日休是否有可能自称“华阳真逸”呢？辛文房《唐才子传》记皮日休的别号有醉吟先生、醉士、间气布衣，陆龟蒙则呼其为鹿门子，并无“华阳真逸”之号。但《松陵集》中皮日休《润卿、鲁望寒夜见访，各惜其志，遂成一绝》诗云：“世外为交不是亲，醉吟俱岸白纶巾。清风月白更三点，未放华阳鹤上人。”皮日休爱鹤，诗中“华阳鹤上人”可以视作皮日休的自称，与“华阳真逸”隐隐相通。
书写者“上皇山樵”可能是张贲。“上皇”为道家名词，“上皇山”则不见地志，吴东发《瘗鹤铭考》谓上皇山隐喻茅山，其说可参。张贲善书，故陆龟蒙和张贲诗有句“玄堪教凤集，书好换鹅群”，正以王羲之写经换鹅为比。张润卿笃嗜茅山道教，居华阳雷平山，皮日休《怀华阳润卿博士三首》说“先生一向事虚皇”，上皇之号，也可能因此而来。
“夅□征君”疑指毗陵处士魏朴（不琢）。政府征召而不仕者可曰“征君”，与“处士”略同，魏不琢隐居不仕，皮日休《寄毗陵魏处士朴》有句云：“文籍先生不肯官，絮巾冲雪把鱼竿。一堆方册为侯印，三级幽岩是将坛。”
“丹杨外仙尉”疑指李縠。如前所说，“仙尉”的典故出自《汉书》，李縠在和皮日休悼鹤诗的结衔为“前浙东观察推官兼殿中侍御史”，称其“仙尉”也宜。“江阴真宰”可能是指陆龟蒙，江阴泛称江南，陆龟蒙吴郡人氏，故用此号。
但就如将《瘗鹤铭》作者指为陶弘景存在抵牾一样，皮日休与《瘗鹤铭》之间也有矛盾之处。皮日休等的悼鹤诗载《松陵集》，据皮日休所撰序言云：“（咸通）十年，大司谏清河公出牧于吴，日休为部从事，居一月，有进士陆龟蒙字鲁望者，以其业见造……余遂以词诱之，果复之不移刻……凡一年，为往体各九十三首，今体各一百九十三首，杂体各三十八首，联句问答十有八篇在其外，合之凡六百五十八首。”由此可知，《松陵集》中诸作皆成于咸通十年至十一年间，最迟不超过十二年，则皮日休悼鹤葬鹤亦必此两年间事，与《瘗鹤铭》之“壬辰岁（咸通十三年）得于华亭，甲午岁（乾符元年）化于朱方”不合。且乾符元年（甲午）皮日休已经离开吴中，确实也不可能在焦山葬鹤。
针对以上矛盾，我提出一种可能性。“拟古诗”是诗歌的一种体裁，模拟某一时代的诗歌风格进行创作，如陆机《拟古诗十二首》、陶渊明《拟古诗九首》、庾信《拟咏怀诗二十七首》等。皮日休、陆龟蒙等作为诗人，自然熟知这种“拟作”的创作方式。此诸人又十分熟悉茅山道教历史，且崇拜陶弘景，有可能借着皮日休饲养的仙鹤死掉，玩了一场“拟陶弘景葬鹤”的行为艺术。这样一来，有关《瘗鹤铭》的各种矛盾都能得到合理解释：“华阳真逸”“丹阳外仙尉”根本就是模拟陶弘景“华阳隐居”“王外兵”，故存在似是而非的关联性；作为游戏，这些名号属于“戏拟”，很可能是皮日休在撰文时根据参与者的身份特征临时起兴，并非真实使用；既然比附陶弘景，所以买鹤、葬鹤的时间也调整得与陶的行踪基本一致；为了增加游戏的“神秘感”，故意使用干支，而回避具体年号；不仅文辞拟作，书法也尽量与茅山题刻，如天监井栏等的风格接近。
二、《瘗鹤铭》的石刻与拓本
如上讨论，《瘗鹤铭》实为咸通年间（公元870年前后）皮日休等人“拟”陶弘景之作，铭文镌刻在焦山西北栈道岩石上，不知何时崖壁崩塌，《瘗鹤铭》碎为数块，坠入江中。
宋初乃筑宝墨亭，对残石加以保护。苏舜卿（1008—1048）《宝墨亭》诗说：“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空传瘗鹤铭。潇洒谪仙来作郡，风流太守为开亭。两篇玉蕊尘初涤，四体银钩迹尚青。我久临池无所得，愿观遗法快沉冥。”
按，这首诗也被收入《苏轼诗集》，据查慎行注称，此诗“见《京口三山志》中。刘昌《县笥琐探》云：‘宝墨亭，宋初建，以覆《瘗鹤铭》者，今废。’又苏子美《沧浪集》亦载此，疑因姓传讹也。诸刻失载，今补录”。此诗涉及宝墨亭建筑时间，作者是苏舜卿还是苏轼，有必要加以澄清。蔡絛《西清诗话》引用此诗首联，标作者为子美即苏舜卿，其略云：“丹阳焦山断崖有《瘗鹤铭》，或传为王逸少，自晋迄唐论书者未尝及之，而碑言华阳真逸撰，欧公集古跋云顾况道号，子美诗云‘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空传瘗鹤铭’，真作右军书矣。”故显然是年代较早的苏舜卿，而非苏轼（1037—1101）的作品。
苏颂（1020—1101）也有一首宝墨亭诗，标题是“润州钱祠部新建宝墨亭”，诗云：“王萧书迹卫公诗，流落江南世少知。古寺购寻遗刻在，新亭龛置断珉奇。模传遂比黄庭字，埋没非同石鼓碑。墨薮书评多逸事，何妨挥翰与题辞。”据《嘉定镇江志》云：“钱彦远（994—1050），内相希白之子，庆历六年八月癸卯，御崇正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彦远时为太常博士，策入第四等，擢祠部员外郎，知润州。《京口集》有紫微舍人刘敏送润州钱祠部诗。寻召为右司谏。”由此知宝墨亭乃是钱彦远庆历六年（1046）知润州时所筑，从“新亭龛置断珉奇”句推测，此亭所覆盖的，乃是崩坠以后所存的残字。
欧阳修（1007—1072）在《集古录》中提到所见《瘗鹤铭》的情况：“刻于焦山之足，常为江水所没，好事者伺水落时模而传之，往往只得其数字，云鹤寿不知其几而已。世以其难得，尤以为奇，惟余所得六百余字，独为多也。”文中“惟余所得六百余字”一句，据《东观余论》考证认为：“盖印书者传讹，误以十为百，当时所得盖六十余字，故云比数家本为多。”另据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引《集古录》亦作“惟余所得六十余字，独为多也”，可证欧阳修所见《瘗鹤铭》确为六十余字。
《瘗鹤铭》尚存残石五块，欧阳修所见内容并未超出此之外。根据《集古录》所言，六十余字显然包括“鹤寿不知其几”数字，此即第一块残石，今存早期拓本尚有“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二十余字；此外，第三块残石“未遂吾翔/山下仙家/相此胎禽浮丘/唯仿佛事亦微/洪流前固重扃/真侣瘗尔”三十余字，见于今存各种“宋拓本”，同样应该也为欧阳修所见；还有十余字，究竟是第二块残石“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之遽也迺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之一部分，还是其他情况，难于定论。
今存的第四块残石“华表留形义/厥土惟宁后荡/华亭爰集”，以及第五块残石“夅□征君/丹杨外仙尉/江阴真宰”，乃是《集古录》成书以后，熙宁三年（1070）由张壆（子厚）发现。据《广川书跋》引张子厚跋语云：“熙宁三年春，予与汾阳郭逢原公域、范阳范祎子厚索其遗逸于焦山之阴，偶得十二字于乱石间（注：表留惟宁七字完，余二字讹缺），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后可读，故昔人未之见，而世不传。其后又有‘丹杨外仙、江阴真宰’八字。”
其中第四块残石乃是倒插在江水沙石中，清康熙六年张弨（力臣）亲自访拓，又在此石“华亭”之上，找到“爽垲势掩”四字，盖此一片石因深埋江水，传拓不易，张撰《瘗鹤铭辨》描述拓制此段的情况：“扑石之下仰拓为难，仆之两手又不能兼理拓具，予乃取其旁落叶藉地，亲仰卧以助之。”故宋人所见转较清人为少。需要说明的是，“爽垲势掩”四字为客观存在，只是陷入水中较深，通常被拓工忽略，虽然张力臣诩为“发现”，但康熙以前拓本如上海图书馆藏李国松旧藏四十二字本，即包含“爽垲势掩”四字。
从唐末算起，《瘗鹤铭》残石埋没江滩约八百年，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曾任苏州知府的陈鹏年（1663—1723）出资，鸠工打捞上岸，历时三月竣工。《瘗鹤铭》拓本由此分为水前本和出水本两大类。
水前本传世极少，通常认为故宫藏潘宁旧藏本最优，有“游似”印，故考订为宋拓，文字出自第三块残石，仅得三十字。出水以后，传拓容易，版本流传甚多，但良莠不齐。出水本中的曾熙题跋本，原件印章甚多，有“闻斋顾氏藏书”白文印，为道咸年间太仓藏书家顾锡麒的旧藏。曾熙题跋说：“此出水初拓本也，其拓手之精，何减六舟和尚。近石既蚀损，而好事者每以意为之，其贻误后学不少。此本宜付印，以公同好。”从存字剜剔的情况来看，此本确如曾熙所说，是出水未久的拓本，且字口未经涂描，更称难得。
三、《瘗鹤铭》的书法与摹习
将《瘗鹤铭》的书写者考订为晚唐张贲，这或许会动摇此铭“大字之祖”的地位，但并不因此损害其书法价值，相反，学习欣赏者或许能够更加准确地体会作品中所包含的王羲之、颜真卿书法元素。
《瘗鹤铭》既然是“拟”陶弘景之作，书法自然竭力逼近天监井栏，蔡襄说《瘗鹤铭》“文字有楷隶笔”，便由井栏而来。但天监刻石字体偏于方正，转折偶有圭角，《瘗鹤铭》则圆劲含蓄，隐隐有王羲之的意趣。王观国的《学林》说“今详观《瘗鹤铭》字，王书法也”，即是此意；吴东发《瘗鹤铭考》乃言“笔意结构，一秉右军”。
王羲之小真书《黄庭经》或许是《瘗鹤铭》与王书的契合点。苏舜卿诗“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空传瘗鹤铭”，已揭示二者的渊源；翁方纲也认可此说，他有诗云“曾见《黄庭》肥拓本，憬然大字勒崖初”；何绍基题汪退谷拓本，表扬翁方纲，谓“此语真知《鹤铭》，亦真知《黄庭》者”。李瑞清进一步引申，他在一份《瘗鹤铭》临本之后题跋说：“此与《黄庭》同一机杼，《润州图经》以为右军书，非妄语也。近代考据家必以右军不在江阴，泥矣。”曾熙于《黄庭经》用功甚深，偶然将《黄庭经》写为大字，题跋云：“以鹤铭笔势书《黄庭经》，盖一家眷属。”
张贲活动年代晚于颜真卿，完全有可能受颜真卿的影响。《集古录》率先指出，瘗鹤铭的笔法“类颜鲁公”。黄庭坚也附和说：“右军尝戏为龙爪书，今不复见。余观《瘗鹤铭》，势若飞动，岂其遗法邪。欧阳公以鲁公书《宋文贞碑》得《瘗鹤铭》法，详观其用笔意，审如公说。”意谓颜真卿书《宋璟碑》与《瘗鹤铭》笔意相近。翁方纲虽然力主《瘗鹤铭》出自陶弘景的手笔，但也揭出此铭书法与王羲之、颜真卿书法的关系，所撰《瘗鹤铭考补》有一篇《山谷说大字无过瘗鹤铭辨》，翁方纲说：“右军之说固不足为据，然其所以系之右军者，非无因也。书法至晋人而居逸品，至唐人而兼有神品、能品，故或者遂以是铭为颜鲁公书。何者？为其中庄笔有近于《宋广平碑》也。颜书至《广平碑》而极矣，至于斯铭之逸势，虽《广平碑》亦不能到也。”
黄庭坚极度推崇《瘗鹤铭》，所谓“大字之祖”的尊号，即出自黄庭坚的笔下。《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有句云：“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大字无过《瘗鹤铭》，官奴作草欺伯英。”黄庭坚行书大字于《瘗鹤铭》多有吸取，诸家议论甚多，摘录数则，以代评议。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说：“涪翁晚得《瘗鹤铭》摹之，清劲之中益加尖锐，识者偏许其骨。”董其昌说：“山谷老人得笔于《瘗鹤铭》，又参以杨凝式骨力，其欹侧之势，正欲破俗书姿媚。昔人云右军如凤翥鸾翔，迹似奇而反正。黄书宗旨近之，盖兄事苏而弟蓄米，自负不小。”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宋人书以山谷为最，变化无端，深得《兰亭》三昧。至其神韵绝俗，出于《鹤铭》而加新理，则以篆笔为之。吾目之曰行篆，以配颜杨焉。”
黄庭坚风格成熟以后的大字行书，中宫收紧而点画波折皆向四外发散，以至于被讥为树梢挂长蛇；而《瘗鹤铭》的结构，中宫紧束而间架宽博，但并不张扬，黄庭坚字体中飘荡之势显然别有取法，无关于《鹤铭》。《游清原山诗》写于元丰六年（1083），为黄庭坚早年作品，且经过刻石，取相同字迹与《瘗鹤铭》对比，正可以窥见黄庭坚学习过程。
宋代黄庭坚以后，《瘗鹤铭》虽然被收藏家、书法理论家所重视，书写者对之留意其实不多，乃至明代以学黄体大字著称的文徵明，似乎也未在《瘗鹤铭》上下功夫。
清人提倡碑学，《瘗鹤铭》重新受到关注，包世臣《艺舟双楫》说：“南朝遗迹唯《鹤铭》《石阙》二种，萧散骏逸，殊途同归。”刘熙载《艺概》云：“《瘗鹤铭》剥蚀已甚，然存字虽少，其举止历落，气体宏逸，令人味之不尽。”龚自珍《己亥杂诗》咏《瘗鹤铭》说：“从今誓学六朝书，不肄山阴肄隐居。万古焦山一痕石，飞升术此权舆。”又云：“二王只合为奴仆，何况唐碑八百通。欲与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当时主流言论如此，赵之谦（1829—1884）则是身体力行者，打破南北碑刻的畛域界限，既写《郑文公》，也临《瘗鹤铭》，留下多件《瘗鹤铭》的临本和集联作品。
民国初年，李瑞清（1867—1920）、曾熙（1861—1930）在上海鬻书，以“南宗”“北宗”相标榜，两人皆重视《瘗鹤铭》。李瑞清初学黄庭坚字体，于《瘗鹤铭》本不陌生，清亡以后，改用颤掣的笔法作书，于是将《瘗鹤铭》写得凝重沉迟，但略嫌枯瘦，韵味有所不足。曾熙隶书功力较深，真书则以王羲之《黄庭经》为根本，他以此二者的格调来书写《瘗鹤铭》，浑厚圆转，出于李瑞清之上。张大千出曾李门下，早年学习古隶，如武梁祠刻石一路风格，三十岁后，糅合章草与《瘗鹤铭》，别创一格，其擘窠大字几乎都存有《瘗鹤铭》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