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网络舆情研究的兴起

根据中国知网文献和媒介检索的结果，过去，“舆情”一词绝大多数出现在一些历史学和政治文献中，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舆情”的出现频率开始大幅度上升，延续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新闻舆论史的传统视阈。而“舆情”和“舆论”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内涵及外延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被社会各界严格区分与辨析，特别是涉及中外交流时，由于外语中只有“舆论”一词，所以很多情况下二者是混淆不清的。

同时，“舆情”与“民意”的概念也出现类似的情形，特别是西方世界中常见的“民意调查”本身服务于西方政治和社会，而与我国存在政治与社会体制的差异，因此其概念也存在差异。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北京新闻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等开展的调查项目为代表，其后续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新闻读者调查、社会学或市场调查等领域。

读者调查，是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1982年6月至8月，经北京新闻学会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会同《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组成调查组，采用社会统计分析方法，对北京市13岁以上的居民读报、听广播、看电视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运用科学的方法，采用现代化的统计手段，对一个地区的读者、听众、观众进行大规模的综合调查和研究，这在我国新闻史上是第一次。

根据综合考察“新闻”“舆论”“民意”等多个概念及相关维度的结果，我国学术界的理论探索紧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技术环境的变化，走在“网络舆情”服务实践和产业发展的前面。传统媒体的批评报道与舆论监督、网络媒体与网络舆论、公共领域与舆论场、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情是过去几十年间舆论研究的四大领域，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迁是舆论学研究热点变化的两大推力；从学术共同体建设的角度看，国内的舆论研究共同体发育尚不成熟，稳定的合作群体依然不多，机构间的合作匮乏。

一、互联网兴起为网络舆情研究提供土壤

现代意义上的“舆情”研究最初发端于学术探索，从少数研究者的理论探索和独立创见，到走出学术圈进入传媒业界和市场服务领域，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理论学科和产业的突破性发展以及规模的爆发式增长，这个过程与互联网逐步改变社会舆论格局的时间几乎同步，值得关注和思考。

对于我国网络舆论的发端，目前存在多种观点。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火爆的门户网站、论坛/BBS、博客、聊天软件等，开始逐渐改变人们的交流方式，科技部还使用了“网民”这个新生名词。互联网社交型媒体的出现，真正开启了“大众话筒”时代的序幕，一个巨大的网络舆论场开始形成。数以万计的网民言论客观地呈现在公开的互联网上，形成了大量具有可参考性的言论样本，为政府机构提供了解与测量网络舆情和网络民意的便捷渠道。

国内学者对网络舆论研究起点的观点较为多元。有研究称，1997年中国男足冲击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失利，一位网名为“老榕”的球迷在四通利方（新浪网前身）的《体育沙龙》论坛发表了《10.31大连金州没有眼泪》的帖子，立刻在网民中引起巨大反响，并影响了传统媒体的议程。林楚方、赵凌则认为：“真正以国内网站为平台来表达民意的标志性事件，应该是1999年5月9日人民网为抗议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而开设抗议论坛一事，这是传统媒体网站开设的首个时事新闻类论坛。”这个论坛后来改为“强国论坛”，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国主要的网络讨论社区之一。

此后经历2003年“非典”事件，不仅让互联网加快成为更多中国人工作学习、信息交流和生活购物等的新方式，还促进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舆情应对和新闻发布制度的快速建立健全。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成立于2003年“非典”肆虐之际，在成立之初，就针对“非典”舆情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调研活动，《人民日报》等媒体对调查结果进行了报道。

二、互联网管理和网络舆情工作机构

进入互联网时代，社情民意得以在网络平台上呈现，从而也为政府机构提供一条了解社会现状和公众舆论的快速便捷通道。相关主管部门开始建立并不断完善网络舆情监测工作的体制机制。1999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行使对网络媒体及网络新闻传播的管理职责，2000年4月，成立网络新闻宣传管理局，其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网络舆情动态”；组建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作为专门的网络舆情监测、研判的机构。

2004年6月，中宣部成立了舆情信息局，依托中央和地方宣传思想工作的机构，专门开展全国性舆情信息汇集、分析和报送等工作。舆情信息局下设网络舆情处、社会舆情处、舆情分析处等部门。随后大部分省（区、市）宣传部门也成立了舆情信息处、科、室或中心等，一些县（市）也设立了舆情机构。除了党的宣传系统，教育部等也构建了舆情信息汇集与报送体系。另外，政法系统以及一些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也形成自己的舆情信息汇集与报送体系。随着网络舆情监测工作的开展，相关的理论和实务问题的探讨提上日程。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等。这个决定号召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标志舆情工作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早期舆情研究专业机构和成果

随着相关舆情管理机构的建立，社会舆情的变化信息得以快速上传。国内最早出现舆情研究机构的时间是1999年10月，天津社会科学院在“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调查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正式组建舆情研究所，成为国内以舆情研究为名称、最早专门从事舆情研究的学术机构。该研究所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梯队，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网络舆情专著，2005年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研究”。2017年以来，该研究所逐步形成了舆情研究所、天津市舆情研究中心、信息直报“三位一体”的工作架构。

早期的舆情研究，从过去我国舆论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民意调查研究等领域广泛吸取营养。以舆论学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力丹、喻国明、丁柏铨、童兵、刘建明、郑保卫、孙旭培、王来华等学者展开相关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对于相关研究概念的辨析和原理的探讨，对于建构网络舆情研究体系具有指导性和参考性，比如刘建明出版的《基础舆论学》《社会舆论原理》《舆论学概论》，陈力丹出版的《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韩运荣、喻国明出版的《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等。

现代意义上的“舆情”概念研究出现在2002年，王建龙提出了“社会舆情”概念，简要阐释和初步探讨了舆情的概念内涵与主客体关系，认为社会舆情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主要反映了群众的思想动态和重大实际问题，需要党政机关密切关注。2003年9月，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所长王来华出版了舆情基础理论专著《舆情研究概论——理论、方法和现实热点》。2007年9月，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刘毅出版《网络舆情研究概论》一书，网络舆情研究引发更广泛的关注。

目前，国内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舆情”是由个人以及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的刘毅认为：“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是公众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

舆情是人们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原初表露，可以是一种零散的、非体系化的东西，也不需要得到多数人认同，是多种不同意见的简单集合。舆论是人们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聚表现，是多数人形成的一致的共同意见，是单种意见的集合，即需要持有某种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人数达到一定的数量，否则不能认为是一种舆论。这也是“舆情”和“舆论”最容易混淆的地方。当舆情产生聚集时就可以向舆论转化，因此对舆情的监测引导就是使舆情不转化为舆论或转化为良性舆论。

21世纪初，国内已经出现多家舆情研究机构。2005年10月，陕西省社会舆情研究中心在西北大学挂牌成立，挂靠该校应用社会科学系。2007年7月，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舆情信息研究基地成立，挂靠该校文学院。此外较为知名的还有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2005年12月正式成立）、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2006年10月正式成立）。

在我国舆情研究的萌芽阶段，正是互联网发展不断加快的时期，来自党政机关和企业舆情信息工作需求逐步上升，学术界探索成果逐渐丰富、渐成体系。在此情况下，舆情研究有了逐渐向高校和企业渗出的趋势，也开始出现互联网舆情信息分析的项目和机构。

媒体、高校和企业在2007年前后开始萌芽成为现代舆情研究与服务发展主力军。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北京艾利艾网络口碑咨询有限公司）就是较早成立的机构。

人民日报社下属华闻在线互联网信息增值项目研发小组就在2006年年初创立，自此开始在网络舆情领域做了开拓性尝试，由人民网设立舆情频道和舆情监测室，连续数年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并率先在国内提出了“两个舆论场”研究、突发事件处置“黄金4小时”法则等重大舆情研究课题，及时发布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新华网舆情在线也是国内最早提供网络舆情服务的机构之一，主要从事网络舆情监测、信息分析服务。军犬、拓尔思、邦富等多家技术企业舆情业务也在这个时期快速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