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Introduction

你可能会惊讶于有多少人告诉我，他们曾边读着“伟大的电影”系列里的一篇影评，边看被评论的那部影片。我这么说，并不是在暗示这几本书在一定程度上的权威性。我讨厌所谓的“最佳”清单，它就是某人在某天的一时之想，什么也说明不了。当我看着一份“恐怖片百佳”，或者是音乐片，或者其他什么主题的清单时，我想请问这位清单的提出者，“但你是怎么区分优劣的？”我的书中有伟大的电影，也有不伟大的电影，但是没有一部是我不为之心潮澎湃的。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我相信，好的电影使人明智，令我们能够同那些生活与我们迥异的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我想说，它们为我们的时空之盒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窗。这是第三本充满了窗的书。

我现在正在重温着这第三卷书中的一百个标题，其中大部分电影我都想要再看一遍。这可不是一种文学修辞。尽管故去的保利娜·凯尔（Pauline Kael）坚持一部电影不看两遍，但是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就如同一张我愿意反复聆听的音乐唱片一样，值得一看再看。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我来说，一部电影就是一个地方。我前往那里。我回到《陆上行舟》《危机四伏》《晚春》，以及伯格曼的《犹在镜中》《沉默》和《冬日之光》三部曲，就好像我常常返回伦敦一样。

事实上，这本书中还有第四部伯格曼电影：《芬妮与亚历山大》——他的电影最近对我非常重要。在此我无意赘述从《伟大的电影2》之后自己所面临的健康方面的问题，但是我经历过一段不看也不写任何一部电影的阶段。那个阶段过后，我在影院中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夺宝奇兵4：水晶头骨王国》（Indiana Jones and the Kingdom of the Crystal Skull, 2008）。回想起来，这真是绝佳的选择。影片拍得波澜壮阔。在这本书中，你找不到这部影片——在下本书中也找不到（如果有的话）——但它依然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离开医院回到家中后，我重启我的常规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每隔一周写一篇“伟大的电影”的评论。大部分电影，我看的都是DVD。但也有好几部，像是《教父2》，则是在大银幕上观看的。还有些影片是我能够在影院里看的。进行放疗期间，我于西雅图的一家放映经典电影的影院看了梅尔维尔（Jean-Pierre Melville）的《金钱不要碰》（Touchez pas au grisbi, 1954）（《伟大的电影2》中收录了有关于它的影评）。像其他影片一样，它轻而易举地将我带到了另一个时空。它还坚定了我对梅尔维尔和让·迦本（Jean Gabin）的喜爱。

我回家之后不久，就转向了伯格曼，他是一位思想深刻的电影导演。标准公司（Criterion）新发行了他的三部曲修复版光碟，黑白的色彩散发着惊人的美感，我深陷其中，不可自拔。写下“他伟大的摄影师斯文·尼科维斯特（Sven Nykvist）”这样的文字可能显得有点循规蹈矩，但是我的天啊，他确实太伟大了，而且我发现我自己在尝试着描述他完美的用光技术。我强烈地回应着伯格曼对生命本质问题的热情，例如生与死、负罪感、终有一死的宿命，以及他所认定的上帝之沉默。这些电影，在它们上映伊始，我就全都看过了，但是当我年岁渐长，于幽谷之中穿行而过，观看它们的心境已然完全不同了。诺曼·卡曾斯曾在生病时发现，喜剧有助于治疗他的疾病。我的救星则是伯格曼。那几个月里我没有发现太多好笑的事情。

实际上，看着这个片单，我惊讶于自己只看到四部纯喜剧片：查克·琼斯的卡通片、《我的戈弗雷》、卓别林（Charles Chaplin）的《大独裁者》与哈罗德·劳埃德（Harold Lloyd）的《安全至下》。《放荡的女皇》与《玩乐时间》也是很好的例子。尽管在《篷车队》《窈窕淑女》《礼帽》《巴格达大盗》中亦存在着许多令人捧腹的场景，但是你不能把它们称作是喜剧。《土拨鼠之日》也算是一部喜剧片，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像是对时间为何能让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的深入探索。

说实在的，一些最有趣的电影场景并不发挥喜剧的作用。在对《金钱不要碰》的影评中，我描述了迦本所扮演的角色回到他那隐蔽的藏身之处的场景。那是一间有着舒心的小饰物、一台留声机、时髦的服饰，甚至还有供客人穿的睡衣的房间。他有一段画外音——独白关于那位因行事愚蠢而使让迦本所饰的骗子只好东躲西藏的老友。他很生气，但是又充满深情。迦本用微妙的肢体语言反映出他内心的独白。这个场景中存在着某种真相，但同时又让人觉得好笑，尽管没有观众会笑出声来。这也算是某种喜剧。

人们常常问我，“你是否曾改变过对一部电影的判断？”很少很少，尽管我可能会改进我的观点。在本书的这些电影中，我改变过对《教父2》和《银翼杀手》的判断。我在关于《教父2》的首篇影评里，想到《魔岛仙踪》（Joe Versus the Volcano, 1990）中困扰着汤姆·汉克斯（Tom Hanks）的“脑云”（brain cloud）。我错了。而对于《银翼杀手》这部影片来说，我认为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的导演剪辑版要更加出色。

我也曾对《土拨鼠之日》回心转意过。我后来才意识到这部电影并不是在讲述这位天气预报员的困境，而是在讲述时间与意志的本质。可能在初看它的时候，我的判断受到了比尔·默瑞在主流喜剧片中的名声的干扰。但在某个电影学校中的某个学生，现在可能在写一篇论文，主题是默瑞如何通过他那些著名片段，将他的哲学注入那些电影中去。这些片段可能是某个颠覆性的高潮时刻，是他试图在《刀锋走险》（The Razor's Edge, 1984）中用一种更加传统的方式予以表现的东西。在《土拨鼠之日》中，它则是基础，是一种对存在的精神性考察，赋予基本由喜剧构成的画面以足够的分量。

我还看到另一组我喜爱的电影：怪异电影。由于许多电影都在重复着令人不胜其烦的主题，因此我很感谢那些拍出了出人意料的新鲜内容，并能将它们拍得颇为出彩的导演。想一想《里欧洛》《我与长指甲》《性感俱乐部》和佐杜洛夫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那部令人发狂的《圣血》吧。所有电影中最奇怪的一部，当属贝拉·塔尔（Bela Tarr）的《鲸鱼马戏团》，尽管有些读者对我的如下主张不为所动，“如果能够坚持看完影片前二十或三十分钟，那么随后你将不可能离开你的座位一步”。

另有一些影片，在此也值得一提。被错误低估了的澳大利亚导演保罗·考克斯（Paul Cox）的《女人的故事》是一部杰作。《莫拉德》是塞内加尔导演乌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ene）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在导演八十一岁之时，我曾与他在我所入住的戛纳小酒店大堂中见过面，彼时他叼着一根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烟斗，吞云吐雾。在这组影片中，我还要加上那部备受争议的《意志的胜利》。这是一部曾经让我备感挣扎的电影，因为它逼迫我直面终极问题：“究竟什么样的电影才称得上是一部伟大的电影？”

然后还有《牧场之家好做伴》，我不知道自己的感觉对不对，我认为罗伯特·奥尔特曼（Robert Altman）可能在通过这部电影向世人道别。他在我陷入昏迷时去世，我妻子向我隐瞒了两个月时间。这么做或许是对的。从我观看《陆军野战医院》（MASH, 1970）首映时起，奥尔特曼就是我个人电影世界中的心头好，他是导演之中的典范，其现实人生与电影世界是完全契合的。

我在《变形金刚2：堕落者的复仇》（Transformers: Revenge of the Fallen, 2009）上映之后触犯众怒。它是如此之愚蠢，几乎是一种犯罪。我注意到它的一些粉丝把其奉为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我暗示这些人可能还没有“完全进化”。哦，我这么说令人们勃然大怒。真是自命不凡！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

我确实是一位自命不凡者，如果你同意如下这个定义的话：“他是一位认为自己在某个特定领域的品位要高于他者的人。”我确实是。这并不是自负，而是一种自信。我教授和书写了四十多年时间的电影，我的品位要比那些狂热粉丝更高级。当下，我们害怕表现出对低级品位的不敬。你可以赞美麦莉·赛勒斯（Miley Cyrus）（上帝爱她），但我的话，更喜欢比莉·哈乐戴（Billie Holiday），不知怎的我就变成了一位自命不凡者。人们很有可能为《变2》（《变形金刚2》的粉丝们如此充满感情地称呼它[1]）辩护。一位雄辩的影评人将其比作波普艺术。哦，好吧。他有自己的判断，他有他自己的理由，他把它放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之中去思考。但是为了论证我是一位并不像“所有人”那样深爱着《变2》的自命不凡者，我们需要放下成见，多去体验其他的电影。

我在此想要表达什么呢？无论何事何物，只有当你更加深入去体验它，你才能对其有更充分的了解。我没法证明此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我敢以一枚崭新的十美分硬币同你打赌：一位喜欢《变2》的人，在体验了本书所论及的电影之后，最后还会喜欢它——此事绝无可能。

罗杰·伊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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