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文人画，又称“士夫画”，它并非指特定的身份（如限定为有知识的文人所画的画），而是具有“文人气”（或“士夫气”）的画。“文人气”，即今人所谓“文人意识”。文人意识，大率指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丰富的人文关怀、特别的生命感觉的意识，一种远离政治或道德从属而归于生命真实的意识。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人画，就是“人文画”——具有人文价值追求的绘画，绘画不是涂抹形象的工具，而是表达追求生命意义的体验。

文人画发展的初始阶段，“真”的问题就被提出。五代荆浩《笔法记》提出“度物象而取其真”的观点。在他看来，有两种真实，一是外在形象的真实（可称科学真实），一是生命的真实。荆浩认为，绘画作为表现人的灵性之术，必须要反映生命的真实，故外在形象的真实被他排除出“真”（生命真实）的范围。水墨画因符合追求生命真实的倾向，被他推为具有未来意义的形式。

北宋以后，文人画理论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真”的问题而展开的。有一则关于苏轼的故事写道：“东坡在试院以朱笔画竹，见者曰：‘世岂有朱竹耶？’坡曰：‘世岂有墨竹耶？’善鉴者固当赏识于骊黄之外。”东坡等认为，形似的描摹，并非真实，文人画与一般绘画的根本不同，就是要到“骊黄牝牡之外”寻找真实。画家作画，是为自己心灵留影。文人画家所追寻的这种超越形似的真实，只能是一种“生命的真实”，是作为“性”的真实。

明李日华说：“凡状物者，得其形，不若得其势；得其势，不若得其韵；得其韵，不若得其性。”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划分中国绘画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即：由“得势”到“得韵”，再到“得性”的三个阶段。中国早期绘画有一个漫长的追求形似动势的阶段，如汉代在书法理论的影响下，绘画就有此特性。自六朝到北宋，在以形写神、气韵生动理论影响之下，又出现了对画外神韵的追求，画要有象外之意、韵外之致，从顾恺之的“传神写照”到北宋画人对活泼“生意”的追求，都反映出这内在的义脉。但自北宋之后，在文人画理论的影响下，由于对绘画真实观讨论的深入，绘画中出现了一种新质，就是对“性”的追求，此时绘画的重点过渡到对生命本真气象的追求。从元代到清乾隆时期的文人画发展，从总体上可以归入这“得性”阶段。

本系列作品，通过对元代以来十六位画家的观照，来看文人画对生命“真性”追踪的内在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