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父母大人
父亲被宣布离休那天，正是共和国的将士们授衔之日。
父亲离休前是本城守备区的司令，早在父亲离休前，守备区已被宣布撤销了，大批将士们转业回到了地方。那些日子，父亲度日如年。昔日热闹的营区一下子冷清下来，父亲独自一人站在偌大的操场上，一时间显得形只影单。蝉们躲在远处的树后，凄凉而又热闹地鸣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树影下，喊着“一二一”的口令，模拟军人操练着自己。父亲痴痴地望着那光头小男孩，父亲恍惚地记起，以前操练将士们的时候，就是这个光头男孩躲在树下偷偷地学着军人们操练。此时，父亲看着光头男孩眼睛潮湿了。
父亲抬起头，看到了头顶那方天空，昔日的天空在父亲眼里无比辉煌，而此时的天空在父亲的心中空空荡荡。父亲在心里喟叹了一声，三两滴清泪终于流下面颊。父亲那时已经预感到，以后自己将不再是守备区的司令了。
父亲的预感很快得到了证实。在全军将士们被宣布授衔那天，父亲离休了。也就是说父亲被迫结束了戎马生涯。早在这之前，父亲已明白了一条真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脱下军装，过平常百姓的日子那是迟早的事。父亲虽然有这种心理准备，但他仍然觉得自己的离休来得太突然了。父亲很惶惑，父亲很不安。
不管怎么说，父亲说离就让人家给离了，离得父亲心不甘情不愿，其实父亲是很想戴一次少将军衔的。如果父亲不离，被授个少将不成问题。父亲被离，他苍茫的脑海里浮现出一片乌云。父亲的日子黑了，父亲辉煌的梦想完蛋了。
父亲不知道离休的日子将怎么打发，更不知道不当司令的生活将怎么度过。父亲在心里悲哀地喊了一声：“我老石完蛋了！”
父亲当兵的时候还不满十三岁。按他自己的话说，那时人还没有枪高。父亲当兵的初衷异常简单而又明朗，那就是当兵可以吃饱肚子。
父亲当兵那个季节是个冬天。在这个季节里父亲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饥饿，饥饿感像老鼠一样在他的五脏六腑里乱窜乱跳。其实父亲本不应该这么饿的，那时父亲家是有一亩二分地的，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虽不够一家人填饱肚子，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也还过得下去。但爷爷奶奶这对夫妻却是两个赌徒。在这大雪封路漫漫无边的冬季里，爷爷奶奶已赌红了眼睛。他们不仅在本村里赌，而且还要跋山涉雪到遥远的外村去赌。他们的肩上各扛着半口袋粮食，那是他们的赌金。这样赌来赌去，家里便四壁皆空了。
在那个漫长的冬季里，父亲一家只能喝西北风了。爷爷奶奶双双躺在炕上，他们盘算着用什么当赌金再去赌一次，赌博已占据了他们整个身心。冰凉的火炕已一连几天没有点燃人间的烟火了，他们感受到了寒冷。于是他们瑟缩着身体依偎在陈年棉絮做的棉被里。他们一时为找不到合适的赌金而长吁短叹。饥饿同时折磨着夫妻二人，他们不时地感受到因饥饿而产生的眼冒金星的幻觉。押赌的心理在这幻觉里疯长，奶奶终于说：“他爸，不行咱就去陈二家借二斗米。”爷爷半晌没有说话，陈二是什么东西他心里一清二楚。陈二不仅是赌徒，且又是个老光棍，见到女人口水都能流出一碗。前两天在一次赌博中，爷爷曾输给过陈二两斗米。陈二曾厚颜无耻地说：“不给米也行呀，让弟妹陪我一宿。”爷爷当时就翻脸了，挥起一只空碗砸在陈二的脑门上。陈二的脑门立时青紫一块。爷爷心里同时也清楚，为赌博去借米，好人家是不会借的，也只能去找陈二了。爷爷咬了咬牙，终于点了点头。
于是夫妻俩便齐心协力地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父亲。他们知道，父亲一大早就外出讨饭去了。他们不敢奢求儿子能讨回一座金山银山来，他们盼望的是儿子讨回一碗半碗的米来，到那时他们要做半锅热热的粥喝下去，好有力气去支撑他们走上漫漫的赌博之路。
父亲在寒冷的天气里并没有讨到什么，他拿着一只空碗，趿拉着一双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棉鞋，艰难地走在这寒冷的雪季里。那时父亲早已是饥肠辘辘，父亲就想：谁要是给一口吃的，就喊他一声爹，不，叫他祖宗也行。父亲吸溜着鼻子，手托空碗，蹒跚地走在雪地里，当时他在心里绝望地想：我要饿死了。
就在这时，父亲碰到了一支过路的队伍。队伍在村外的一片林地里休息，一群人围了一口大锅。锅里冒着热气，随着热气锅里蒸腾出一阵又一阵米香。父亲闻到米香，便在心里喊了一声：天哪，我的祖宗。
父亲不敢靠近，他便手托了空碗站在一棵落满积雪的树下，遥望着那口飘着米香的大锅。
锅里的米终于熟了，于是围坐在大锅周围的兵们一个个走近那口大锅，由一个脸上长满胡子的老兵把他们的空碗盛满热气腾腾的米粥。接着那些兵们手托粥碗，有声有色地吸溜着碗里的粥。那声音在父亲的耳朵里不啻于山呼海啸，那口粥锅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深深地吸引着父亲。父亲在心里喊了一声：天哪！他便梦游似的向那口粥锅走去。那时，父亲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喝粥，我要吃饭。他终于来到了锅旁，他的腿一弯便给满脸长满胡子的兵跪下了。跪下之后他喊了一声：“爹，祖宗！”
父亲终于如愿以偿地吃到了一碗粥。不多会儿，吃饭的部队就出发了。他们背起那口大锅，踩着没膝的积雪“吱吱嘎嘎”地向远方走去。父亲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要喝粥，我要喝粥……远去的队伍无疑是有粥喝的。父亲慌慌张张地舔净了碗里最后一粒米，歪扭着身子，踩着那队人马留下的脚印，向前追去。
那一年冬天，父亲还差三个月零两天满十三岁。
父亲从此便和部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此以后，父亲参加了著名的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连连告捷，这是在以后的和平日子里，父亲所津津乐道的。
十三岁参军的父亲，从此过上了能吃饱饭的日子。其实在战争岁月中，父亲也曾有吃不上饭或吃不饱饭的时候，但那是少数。因此，父亲已经心满意足了。于是父亲就很踏实地一口气当了四十多年的兵，将大半辈子都献给了戎马生涯。父亲对自己选择的道路从没有过半点的悔意，如果说当初父亲是为吃饱饭而走进部队，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父亲的觉悟和使命感已远远超过了这种范围。
父亲曾参加过无数次战斗，除著名的三大战役之外，父亲还参加过抗美援朝，甚至包括并不十分著名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在众多的战役中，父亲大难不死，这就注定了必有后福这句话。在战斗中，排、连、营、团……父亲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他每晋升一级都付出了血的代价，他身上三十八处的伤疤可以做证。最后在和平生活中，他的职务达到了他一生的顶峰：守备区司令。在中国部队的建制里，能叫上司令的也不是一般人物了。
父亲终于是个官了。父亲是个官的优越感，在母亲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母亲是父亲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认识的，确切地说，父亲是在淮海战役认识的母亲。那个年代战火纷飞，兵荒马乱，首先遭受劫难的自然是老百姓。那时淮海战役已接近尾声，蒋家王朝眼见着江河日下，蒋家的军队穷途末路，见鸡抢鸡，见狗杀狗。一时间闹得鸡犬不宁，百姓不见宁日，逃难的人群遍地皆是。那一年母亲十七岁，裹挟在逃难的人群中仓皇北撤。母亲不是一个人逃出来的，刚逃离家乡时，一大家子人，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在这期间，逃难的队伍曾遭到蒋军的空军部队热烈而又疯狂的轰炸。蒋介石的空军错把逃难的百姓当成了共军。因此，在那场劫难中母亲便和家人逃散了。父亲见到母亲的时候，母亲和家人逃散已有些日月了。母亲仍在盲目地寻找着她失散的亲人，当时母亲也已经三天没有吃到东西了，就在这时候，父亲发现了母亲。母亲正躲在一个破败的小村外的一片小树林里，那时的母亲早已是饥寒交迫无力行走了。时间已近傍晚，母亲原打算在这片小树林里躲过这个难挨的夜晚，如果明天还活着的话，她将继续去寻找失散的亲人。正在这时，父亲的部队来到了这片树林旁，结果父亲就发现了母亲。父亲发现母亲的那一刻，吃惊不小，母亲的眉眼使父亲想到了他的妹妹。父亲是有过妹妹的，妹妹在七岁那一年的冬天，冻死在雪壳子里。妹妹是为了寻找赌博的爷爷和奶奶走进雪地里的，当时天黑雪厚，父亲的妹妹掉进了雪壳子里。她死前是挣扎过的，周围的雪地被她那双小手抓挠得面目全非，结果她没能挣扎出来，就那么伸着一双小手一直被冻死。
于是妹妹的形象永远定格在父亲的记忆深处，不论是在夜深人静的夜晚，还是在闲暇时明媚的阳光中，父亲总要想起妹妹。母亲命运的改变完全是因为她长得很像父亲的妹妹。父亲发现这一点以后，便长驱直入地向母亲走去。母亲在她十七岁的生涯中没见过多大世面，她本能地对挂枪的人有一种恐惧。她盯着走过来的父亲本能地哆嗦着身子，脸色因而变得苍白，毫无血色。母亲这种神色愈加像父亲死去的妹妹，父亲妹妹死时脸色也是这样的苍白。在那一瞬，父亲恍似觉得自己走在梦中。他差一点喊出妹妹的小名——小丫。当他回了一次头，看到本连的战士们正目光复杂地注意他的时候，他才从似梦似幻的感觉中走了出来。于是他张开的嘴里喊出一句：“老乡，别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母亲一直居住在敌占区，以前听说过解放军，但对解放军并没有本质上的认识。她听了父亲的话，仍浑身打着哆嗦。
当父亲站在母亲面前时，母亲突然就给父亲跪下了，母亲哆嗦着说：“长官，你可怜可怜俺吧。俺都三天没吃东西了。”
在母亲的潜意识中，父亲是要对她非礼的。在敌占区和逃难的路上，她曾亲眼见过许多年轻的姐妹被蒋军轮奸、杀戮。她跪在地上想求父亲放过她。
那一刻，父亲的心疼了一下，又疼了一下。他觉得不是母亲在求他，而是妹妹在求他。他恍如听到妹妹在他身旁说：“哥，我饿。”父亲几乎不假思索地把身上的干粮一股脑地放在了母亲面前。母亲在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惊得不知所措，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竟会是真的。母亲太饿了，她来不及多想，便抓起了地上的食物。那时她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死也要做一个饱死鬼，她想：身遭不测是在所难免了。
父亲一直看着母亲狼吞虎咽，他深知饥饿的滋味，在那一瞬父亲下了决心——我要救她。在母亲狼吞虎咽完父亲所有的食物后，父亲把母亲带到了残破的小村里。在小村里，父亲为母亲找到了一间同样残破的小屋，小屋的主人不知是逃荒去了，还是死了。父亲一直看着母亲走进小屋，那一刻，他的心里充满了柔情。父亲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妹妹，如果妹妹仍活着的话，大概也这么大了。
于是父亲问母亲：“老乡，你多大了？”
母亲又一次给父亲跪下了，她颤抖着声答：“长官，俺刚十六岁，你就饶了俺吧。”母亲又一次误会了，她有意把自己说小一岁，表情也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想要以此来唤醒父亲的同情心。
“要是小丫活着，今年刚好十七。”父亲似在自言自语。
母亲忙说：“不，长官，俺十六。”
父亲叹了口长气，他弯下腰伸手把母亲从地上扶了起来，然后问：“你叫什么？”
母亲说：“俺叫桔梗。你饶了俺吧，长官。”
父亲从兜里掏出几块银元，那是他一年的军饷。父亲一直没舍得花，他把这几块银元放到母亲的手里。父亲望着母亲那双惊魂未定的眼睛说：“听着桔梗，这钱你拿着，以后就待在这里，哪儿也不要去，等打完仗我就来接你。”
说完这些父亲就走了，走在母亲疑惑重重的目光中。
父亲一直牢记着自己的话，母亲也同样牢记着父亲的话。
母亲惊讶于自己碰到了天底下的大好人了，不仅给自己吃的，而且还给了自己这么多钱，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而且还口口声声让自己等着的话。母亲以为自己是在梦里了。待她清醒之后，走出残破的小屋望着父亲远去的身影时，她又一次跪下了。这一次她跪得心甘情愿，地久天长，直到父亲的部队消失在村外的夜色中。
在之后母亲等待父亲的岁月中，她等得坚贞不渝，海枯石烂。她坚信父亲是个好人，她没有理由不等待父亲。
几年以后母亲终于等来了父亲，那时父亲已经是营长了。淮海战役结束不久，共和国便诞生了，蒋介石逃到了台湾，父亲的部队驻扎在北方的一座城市里。当时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爆发，边远地区的剿匪工作仍在继续，总之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在这大好形势里，父亲刻骨铭心地想起了母亲。他没有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他一想起母亲，便联想到了七岁的妹妹，举着一双冻得红肿的小手在雪地里挣扎的情景。当了营长的父亲仍然是光棍一条。许多将士在战争年代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找对象，现在全国解放了，在一片国泰民安的气氛中掀起了搞对象的热潮。父亲离开了部队，离开了北方那座城市，千里迢迢地找到了母亲。
母亲嫁给父亲以后一直没有工作，母亲从农村进城以后是很想工作的，但阴差阳错，母亲的想法一直没能实现。母亲嫁给父亲不久，著名的抗美援朝战争便爆发了。父亲成了志愿军，在一个有风的夜晚跨过了鸭绿江，走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那一年母亲刚刚二十出头。已怀孕在身的她和参战的家属一样，被安排在部队的留守处。母亲一边孕育腹中的孩子，一边牵肠挂肚地思念朝鲜战场上的父亲。她相信父亲会活着回来的。她自从见过父亲第一面之后，便鬼使神差地等待父亲，一等就等了几年，直到她又一次看见父亲出现在她面前。那一瞬间，她大叫了一声，差点晕倒过去。事后她想起等待父亲这事有些荒诞，她第一次见到父亲，甚至都不知道父亲的姓名。父亲又一次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坚信父亲就是她的救世主。父亲的形象便像灯塔一样地燃在了她的心里，她更相信父亲是个好人。好人会一生平安的，父亲不论走到哪里，最终都会平安地回到她的身边。
母亲在等待父亲平安归来的日月中，生下了敏。母亲本想为父亲生个儿子的，她知道父亲喜欢男孩，父亲的意愿便是她的意愿。没想到第一个孩子却是个女孩，这使得母亲的情绪有些低落，低落的情绪又很快在母亲的心中烟消云散了。她想，只要能生女孩，男孩也一定会有的。只要父亲愿意，她甘愿为父亲生一个排一个连。那时她生活中最大的目的便是一边抚养敏，一边期待父亲平安地从战场上回来。
又是个几年以后，父亲又一次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母亲的面前。父亲平安回来，这在母亲的意料之中。当时父亲已经是团长了，母亲见到父亲的第一句话便是：“下一次俺一准给你生个儿子！”父亲望望母亲，又看一眼躲在母亲身后偷眼打量着自己的敏，他笑了。
母亲很快便又一次怀孕了，没多久权便出生了。权果然是个儿子。产房里的母亲虚弱地冲父亲苍白地笑笑说：“俺说过一准给你生个儿子。”母亲从父亲的表情里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失落，母亲便又说：“俺还会生的。下一次一准还是个儿子。”
父亲看着权，看着母亲，然后闷头吸烟。他考虑的不是男孩、女孩，他考虑着以后的生活。那时父亲已从部队节约开支中察觉到将来会有紧日子过了。
果然，在权不满两岁的那一年，中国当代史中著名的三年自然灾害向多灾多难的人们走来。父亲、母亲、敏、权一家四口人和全国人民一样过起了忍饥挨饿的日子。
起初部队比地方好一些，能定量地向军人及家属发放一些粮油及副食，到最后这些定量的东西也被取消了。定量的补助只对基层官兵，像家属及子女，户口在地方上的只能和普通百姓一样了。母亲没有工作，敏和权正长身体，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围绕着母亲叫苦连天。父亲的日子要比母亲及家里的孩子好过一些，他每日三餐吃食堂。后来三餐也改成两餐了。父亲每天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饭菜偷偷地带回来，他舍不得吃，母亲也舍不得吃，他们看着敏和权如狼似虎地分吃着父亲的那份饭菜。母亲这时会背过身去擦眼泪，父亲勾着头吸烟，他极力地控制着不去看敏和权。阵阵袭来的饥饿感，使父亲又一次想起了十三岁以前的生活。敏因吃得太急，一口饭噎在了嗓子眼，她的喉咙呕呕作响，一张小脸憋得通红。父亲伸出手在敏的背上轻捶了两下。敏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妹妹，三两滴泪水落在敏的头上。
那时父亲有许多大事需要操心。全团一千多号人马，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并不能放松训练。美帝苏修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蒋介石在台湾也趁火打劫，时时刻刻想颠覆大陆。父亲这边忧国忧民，而全团人马因忍饥挨饿军心开始涣散。前几日，竟有两个新兵因无法忍受饥饿开了小差，准备跑回老家。还没有到火车站便被抓了回来，气得父亲扇了两个逃兵每人一个耳光。那两个兵就给父亲跪下，他们一边哭一边说：“求求您了团长，我们饿得实在受不了。让我们走吧。”
父亲拍着桌子大吼：“混账，放你们回家就不饿了么？”
两个兵又说：“要死就让我们一家人死在一块吧。”那时，饿死人的例子已不足为奇了。
父亲气得团团乱转，两个兵被带走后，父亲找来了后勤处长。他命令后勤处长一定想办法让战士们吃饱。后勤处长神情为难，不是他不想努力，而是实在没有办法。后勤处长还是搓着手走了。
秋天的时候，后勤处长终于弄来了半卡车白菜，却搭上了一条战士的命。后勤处长带着几个战士几乎跑了一天的路，通过正当着生产队长的昔日战友，在一个山沟里买来了白菜。其实山沟里的人们也正在忍受着饥饿，但战友念及战友的情分，以及军民鱼水情，还是动员每户社员都匀出几棵白菜，支援亲人解放军。后勤处长带着卡车拉着白菜连夜往回赶，结果在路上就发生了车祸，车翻到了沟里，车上的一个战士便牺牲了。
白菜拉回那天，全团官兵的心情都极为沉重，他们列队站在半卡车白菜旁向战友告别。后勤处长哭肿了眼睛。后来那半卡车白菜就晾晒在食堂门前的空地上，由炊事班长日夜看护。那些日子，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老兵坐在马扎上守望着那些白菜。经日守护使炊事班长困顿异常，他的头一点一点地向前垂落着。这时事情就发生了。母亲已经无数次光顾过晾着白菜的空地了，她被那些白菜诱惑得已经神不守舍了。她心里异常清楚这白菜不能拿，但敏和权因饥饿而发出的哭号声又使她下定决心非拿一棵白菜不可。于是她数次徘徊在晾着白菜的空地上，心里经过反复斗争后，她终于趁炊事班长的头又一次垂荡在胸前时，向白菜伸出了双手。
炊事班长还是看见了母亲怀抱白菜匆匆而去的背影。起初那一瞬他是惊愕和气愤的，但当他发现那是母亲而不是别人时，善良的老班长又把一双眼睛死死闭上了，他在心里重重叹了一声，不知为谁。
那棵白菜还是被晚上下班回来的父亲发现了。那已经不是一棵完整的白菜了，确切地说是半棵，另外一半被母亲迫不及待地做成了汤，又被敏和权狼吞虎咽地吃到肚子里。父亲发现那棵白菜后脸就白了，他声色俱厉地问了几遍母亲。母亲被逼无奈，终于从实招来。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脸上便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母亲，也是最后一次打母亲。父亲打完母亲，拿起那半棵白菜便走出了家门，他的身后传来敏和权尖厉的哭声。
父亲把半棵白菜和十元钱交给后勤处长。待后勤处长明白过来之后，孩子似的“哇”地哭出了声。他边哭边说：“团长哇，我这个后勤处长没有当好呀——”
父亲摘下帽子说：“是我这个团长没有当好！”
当天晚上全团点名时，父亲宣布给炊事班长警告一次，原因是没有恪尽职守看守好白菜。父亲又在全团官兵面前做了深刻检查，理由是自己没有教育好家属。
白菜事件给母亲带来了极深刻的教训，同时她的自尊心也受到了刻骨铭心的伤害。那次之后，她好长一段时间不再理父亲，她已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她是这么想的，果然也是这么做的。一大早，她便把敏和权叫起床了，父亲前脚刚走出家门，她便后脚带着两个孩子上路了。她背着权，领着敏，向郊区走去。
秋收已过，田野里空旷无边。母亲拉着敏背着权一直走向空旷的田野。秋收后的田野，早已被无数人翻找过几遍了，一个豆荚、一粒苞谷都已很难发现了，但母亲坚信会有收获的。于是她勤奋仔细地在田野里寻找着，落叶下、脚印中，母亲总能寻找到一星半点的颗粒，点点滴滴地把这些颗粒聚在一起，终于有一些收获了。回到家后，这些颗粒成了三个人的口粮。母亲总能把这些粗糙的颗粒加工成很细致的食物，敏和权吃上这些食物便不再哭闹了。父亲端回的饭菜，母亲不再让敏和权动一口。父亲一次次规劝推让都不能得逞，最后无滋无味地还是自己吃了。
父亲这一点被母亲在以后的生活中抓到了把柄，她对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别看你当个官，俺娘仨可没借着你的光。”
母亲这么说，父亲总是默默地听着。
当然也发生了变化。变化最大的当数母亲。
那时的母亲已过了中年，敏和权都大了，日子虽不富裕，但吃喝是不愁了。于是母亲就很有心情地照料父亲，照料这个家。
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她没工作过一天，这就给她成为一个合格的家庭妇女提供了充足的条件。那时，还不时兴家里请保姆，家里一切细枝末节的事，便都由母亲一人操持了。母亲吃完早饭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擦地抹桌子。等家里的陈设都明亮起来后，她便开始梳头换衣服，然后气度不凡地走出家门。看她的样子像是上街买菜，但她又不急于走出营院。从走出家门到走出营院大门，她从容不迫尽量使这个过程延长。原因是，在这过程中，她总能碰到许多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大都是一些军官及没有工作的家属们，不熟悉的大都是一些战士。不管熟悉或不熟悉的，他们一律热情又谦恭地和母亲打着招呼，年龄大一些的称母亲为嫂子，年轻的则称阿姨。这时的母亲，表情是晴朗的，神态是慈祥的。她一边应答着一声声问候，一边款款地向前走去。母亲每天出门，买不买菜都无关紧要，但走出家门享受一声声问候是少不了的。她走出大门时，门卫总要向她敬礼，进门的时候自然也一样。在守备区里，母亲和父亲一样著名。母亲往往从外面回来时，手里提几棵葱，或一捆小白菜。其实这些东西可买可不买，但这些东西是母亲每天出一次门的由头。
接下来的时间里，母亲开始做饭。母亲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做了一辈子饭。做饭这个差事早就对她失去了吸引力，况且在做饭菜的手艺上她又不思进取。于是一年四季的饭菜大都是一个味道。敏和权就经常反抗，言辞委婉地提一些意见。这时，母亲的态度是明朗的，她说：“不满意就自己做，不爱吃就下馆子去。”
敏和权不可能不吃饭，又不可能每日去下馆子，听了母亲的话，表情讪讪的。
父亲就说：“你妈做的菜很好，我爱吃！”
父亲这句话等于给母亲画圈了，定论了，任何人也无法翻案了。父亲说的不是假话，他吃母亲做的饭菜总是食欲极好，吃罢饭总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随着时代的变化，父亲的社交活动明显多了起来，有时是其他单位请守备区的领导，有时是守备区请别人。因此，父亲在外面吃饭的机会便多了起来。父亲每次酒宴之后，都要回来再吃一次，他总是说酒宴的饭菜不如母亲做的好吃。时间长了，父亲再去吃酒宴不能在吃饭时间准时回来时，母亲就给父亲留一份饭。父亲这一做法，极大地鼓舞了母亲不思进取的想法。她不仅不思进取，还多了些沾沾自喜的味道。每当看到父亲酒宴回来之后，重温她的饭菜时，她的眼角眉梢都透着发自肺腑的喜气。于是她老调重弹的饭菜一如既往地做下去。敏和权看到大局已定也懒得多嘴。直到敏和权自己单独成家另过日月，才结束了这一段无法忘却的历史。
父亲不识几个大字，母亲也几乎不识什么字。这是父母那个年代共同的悲剧。父亲在十三岁参军前一个字也不认得，到部队后曾参加过部队组织的文化学习班。有时刚认得几个字，就又打仗了。等打完仗下来，刚认得的几个字又忘了。就这样断断续续地，父亲总算认识了几个字。母亲也没上过一天学，小时候家里穷，又是女人，认字的机会自然是没有了。母亲认识的几个字大都是父亲教的，所以说，母亲认得的字的数字绝超不过父亲。字识得太少，这给父亲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父亲最认得的几个字是自己的名字。当然父亲的名字也是参军后领导给起的，叫石光荣。在以后的岁月中，父亲会经常遇到诸如签字这样的麻烦事。父亲是会写自己的名字的，但经常会把这三个字的秩序弄乱了，比如石荣光或者光荣石等，看见父亲签错字的下级，想笑又不好笑，于是就忍着。父亲端详着自己乱了秩序的名字认真地琢磨着，半晌之后，把签完字的文件或者收据之类的东西递给下级道：“他个娘，写个名字也怪累人的。以后我就画圈吧。”
于是以后父亲就开始画圈了。父亲的圈也总是画不圆，歪七扭八的，有时像只梨，有时像只桃。父亲看着自己的圈安慰似的说：“好赖就是它了。”
下级就笑，隐忍的那一种。
父亲也笑，很开心的样子。
父母虽识字不多，但报纸总是要看的。父亲的办公室里订着几种报纸。白天工作忙，父亲没有时间看报纸，便晚上带回家来看。早些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机，只有收音机。父亲看报纸时，总要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大，他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报纸。这时父亲的耳朵和眼睛都异常地专注，眼睛落在报纸他认得的一个字上便凝神不动了，耳朵却十二分认真地听着收音机播报的新闻。他相信，报纸印出来的事就是收音机里说的。父亲虽认字不多，记忆力却惊人，只要收音机里播报过的新闻，他总能过耳不忘。于是在会上，父亲总能一套套地讲出一些国内外的大事来。因为父亲认字不多，他每次讲话时自然不会有什么讲稿，但每次讲话父亲总能说出个一二三四来。父亲极有演讲的才能。
母亲在一般情况下是不看报纸的，母亲看报纸的时间是来客人的时候。客人大都是父亲的一些下级或者其他部队的老战友出差路过此地，来家里坐一坐。母亲在为客人泡完茶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可干了，但她也并不想离开，于是便看报纸。她看报纸先看图片，把一二三四版的图片看过之后，她的目光便定在报纸的第一版上不动了。她在认真地听父亲和客人或者下级讲话，因此，母亲就了解了许多父亲单位上的事。父亲在工作中，母亲以妇人之见影响着父亲，使父亲的水平打了些折扣。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敏和权在流逝的岁月中渐渐就长大成人了，那时中学毕业后还不时兴考大学，参军却是部队干部子女中最时髦的出路。当兵也不会在父亲本单位当，而是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父亲有许多老战友，都在本城驻军中担任着重要角色，于是父亲便把敏和权纷纷送到战友的门下去当兵。战友的子女自然也会被很放心地送到父亲的门下，这种战友之间相互帮忙的例子在当时极为普通，也最为常见。
先当兵的自然是敏。敏先是在本城某集团军里当卫生兵，后来敏就提干了。敏提干是很自然的事情，提干后的敏仍然是在医院里工作。在部队医院工作的敏自然认识了许多前来住院的干部战士。部队医院里前来住院的病号都没什么大病，单调的连队生活使人乏味了，便纷纷流动着到医院里“泡”上一段时间。这些青年男人们来医院最大的愿望就是看一看同样青春的女兵们。年轻女兵们在他们眼里个个都是那么漂亮，于是有事没事总爱和这些女兵们瞎“贫”。“贫”来“贫”去，青年男女就会贫出点事端。敏和一个排长就“贫”出了事端的苗头。
敏很漂亮，敏的身上集中了父母所有的优点。父亲是北方人，母亲是南方人；父亲耿直豪放，母亲细腻柔弱，这就结合出了敏的长相和特点。和敏犯“贫”的人多得数不清，但敏一个也没看上，单单看上了姓王的排长。王排长和敏同岁，个头足有一米八，是团部球队的中锋。敏和王排长“贫”上之后，相互都有舍不得的苗头了。每当机关组织篮球赛事时，敏不管是否值班，她总要想办法去看王比赛的。场地旁最热情的观众可能就是敏了，一场比赛完事之后，敏总会红了手掌，哑了嗓子。这是敏痴情的结果。王也会不失时机地频频来到医院里和敏约会，能遮挡住人的晾衣场上，小树林里都留下了敏和王出双入对的身影。无疑在那时刻，敏和王走火入魔地恋爱了。
首先发现这一苗头的当属母亲。
以前敏没恋爱时，在不值班的时间里总要回家。她和母亲的关系也亲密无间。自从敏走火入魔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敏十天半月的不回家一次，就是回来了也待不多长时间又匆匆地走了。那时的敏浑身上下笼罩着爱情的光芒。敏为爱情而变得消瘦了，但脸颊上却红晕出升，始终处在神情亢奋发烧发热的状态。这一切都使母亲疑窦丛生。母亲便计上心来。
那一日是个星期天，敏照例打电话说，今天加班就不回来了。敏放下电话不久，母亲就又给敏的科室打了一个电话说有事找敏，接电话的人说：“敏今天不值班。”
母亲说：“噢——”
原来如此。母亲并不声张，她开始包饺子，这是母亲一生中做饭水平一次质的飞跃。母亲终于包好了饺子，她打发权去给敏送饺子去。起初权不太情愿，后来母亲偷偷地把父亲的一盒烟塞到权的兜里，权才高兴离去。那时权快高中毕业了，已经开始偷偷学着抽烟了，这事母亲知道，父亲并不知道。母亲对权学抽烟的事一直睁只眼闭只眼地佯装不知，在她的观念中，男人吸烟、喝酒那是很自然的事。
权受到了母亲的奖励，情绪高涨地来到敏的宿舍。敏的宿舍平时住了几个人，今天是星期天，不值班的回家了，值班的便都到科里去了。因此，敏在这大好的时光中，正如火如荼地和王谈情说爱。权费了好大的劲才敲开敏的门。权就看到了王，王也面色潮红，头发蓬乱。权也快算是大人了，一看就什么都明了，把装着饺子的饭盒递到敏的手上，便逃也似的离开了。
刚开始权并不想对母亲说出真相，母亲就说：“权你说实话，以后俺还帮你偷你爸的烟。”权经不住母亲的诱惑便把看到的一切都说了。母亲就笑了笑，意味深长。
晚上，敏终于回来了。母亲召集了父亲、权一起讨伐敏。敏觉得躲是躲不过了，招不招那是早晚的事，于是便把什么都招了。
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说什么。第二日上班的时候，父亲就给老战友的下级打了一个电话，说是要调查一下王。调查结果很快就有了，王出身贫农，根红苗正，只是家境贫寒。
晚上睡觉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通了个气。父母一致认为这门亲事不合适。父亲、母亲在晚上睡觉时经常商量家里家外的大事，有许多著名和不著名的大事都是在床上研究决定的。父母否定了王，很快就肯定了何。何是父亲一位老战友的儿子，老战友在另一个守备区当着司令。父母认为司令的儿子娶另一位司令的女儿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父亲又一个电话打到当司令的老战友那里。两人先是扯了一通陈芝麻烂谷子的陈年往事，但话题很快便转到何和敏的身上。两个司令心有灵犀，很快就达成了意向，让何娶敏。这是最合适的一对了，还费那么多口舌干吗！娶就是了，嫁就是了。
这是敏的末日，也是敏的开始。
敏和何在父母的精心安排下，谈起了“恋爱”。起初敏死也不同意，父母便把敏和何反锁在屋子里。敏哭泣，何吸烟，两人不说一句话。何找话和敏搭讪，敏不理，一心一意地哭。
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效果并不理想。敏仍抽空和王见面。
父亲母亲又在床上商议了一次，后来母亲就说：“把王调走，看她谈不谈。”
父亲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便又定下了一个事。次日，父亲就又打了个电话。没两天，王便被调走了，调到离城市有几百里的一个哨所当排长去了。
敏在现实面前不得不低下自信的头颅，于是她只能和何成双入对了。
不久敏和何便结婚了。
何在父亲的手下先是当参谋，后来当科长。何对敏百依百顺，何对父母更是唯命是从，何是个聪明人。就在父母认定敏和何是最适合的一对恩爱夫妻时，敏和何离婚了。当然这都是父亲离休以后的事了。
权的婚姻几乎遭到了和敏同样的下场。
权中学毕业后自然也是当兵，自然也在父亲老战友的门下，父亲这位老战友在省军区。权当的是文艺兵，权很有些文艺天赋，这一点，一点也不像父母。在学校的时候，权就在文艺宣传队干过，演过洪常青，也演过杨子荣。权上学时还看过许多书，权看的书都是一些在当时被认为是有毒的爱情小说。因此，权感情细腻，多愁善感，又有些早熟，这一点很像母亲。
权一直在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当兵。宣传队里有男兵也有女兵，一天到晚唱唱跳跳，男男女女在一起嘻嘻哈哈，很快乐的样子。有男女的地方就会产生爱情，这一点也不奇怪，权就有了爱情。和权产生爱情的是一位拉小提琴的女兵，叫斐。斐很不一般，父母都是搞音乐的教授，因此她在父母的影响下很小就拉琴，斐在琴声中长大，显得苍白而又端庄。斐文静而又忧郁，这和她拉琴不无关系。斐爱拉古典音乐，也拉外国名曲，那些名曲大都和爱情有关，于是斐就显得与众不同，非同凡响。按理说斐是不会来当兵的，原因是父母搞音乐搞出了问题，被人说成是封资修，于是斐的父母被发配到偏远的农村去改造了。正巧，斐的一个什么亲戚和部队某位领导沾亲带故，这么着斐便来到了部队。
斐除拉琴外并没有其他特长，既不会唱也不会跳。文艺宣传队演出的大都是样板戏，或者是自编自演的有关干部、战士的小节目，斐的小提琴就很少派上用场。斐就显得比较孤独，这和她有些忧郁的性格完全相符。斐的孤独显得与众不同又出类拔萃，很快便博得了权的喜爱。权在到宣传队一年三个月后，便顺利地提干了，提干后的权职务是正排级宣传队创作员。权除编排一些小节目外，也客串着演洪常青和杨子荣，权干的都是一些很光荣的事情，引起女孩子们的注目这很合情理。唯一对权不冷不热的女孩便是斐，斐便深深吸引了权。权很快就爱上了斐，斐这种女孩子是外冷里热那一种，最好征服也最不好征服。权在文艺宣传队里多才多艺，又这么快就提干成人，博得斐心动也不是件太难的事情。
两人的爱情之花便奇异地开放了。权不是敏，敏的教训权时刻深深牢记，权多愁善感，但又很有心计。权在爱情问题上显得老到而又沉稳，那些外国爱情小说无疑对权帮助巨大。权不像敏那样张牙舞爪，权自认为自己是干大事的人，连一个小小的爱情都搞不成功，还能成就什么大事！权在不显山不露水之间，跟斐那个了。有了初一就有十五，这在爱情男女中几乎成了规律。那一年权二十一，斐十九。权在爱情问题上是要先斩后奏的。
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也没什么，权是父母的宝贝儿子，权在父母的心目中要比敏重得多。在权偷偷吸烟、喝酒的问题上，父母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他们找一个儿媳，又是斐这样的儿媳，他们理应不会难为权。
结果事情却发生了。事情的起因是父亲的一个老战友荣升到军区当上了参谋长，这对父亲和老战友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在老战友荣升参谋长后不久，给父亲来了一个电话，说了许多关于友谊的话题，这令父亲大为感动。参谋长话锋一转就提到了自己的女儿，参谋长的女儿叫静。静正在父亲手下当一名机要秘书，刚二十就转干了。这在那个年代，或当今这个年代，将门虎子（女）一点也不奇怪。参谋长在说到静时是轻描淡写的，他在着重说权，权他是见过的，于是在电话里他把权表扬得无以复加。最后军区参谋长就总结地说：“要不就让两个孩子那啥吧，老石你看呢？”
父亲就什么都明白了，当即在电话里向老战友表态：“就让两个孩子那啥，参谋长你放心吧，哈哈哈哈……”
又是在晚上睡觉时，父亲把这一重大喜讯传达给了母亲。母亲就说：“这事好哇，其实俺早就琢磨过这事，还怕人家不愿意呢？”
接下来父母又分析了一通眼下的局势，老战友如今当上了参谋长，他的年龄比父亲还要小两岁，今天能当上参谋长，谁敢说以后不能当上军区的司令？要是和老战友能攀上亲家，这就是亲上加亲了，以后诸多问题还有啥说的？
那一晚，父母盘算着将来，激动得几乎一夜没睡觉。
第二日，由母亲打电话把权召了回来，语重心长地把人生大事说了。权当时想，终于来了，但权没乱了方寸，他也一五一十地把和斐的关系说了。母亲的脸色就有些发白，母亲毕竟是母亲，母亲很快镇定下来说：“只要你和斐断绝关系，斐的事怎么都好说，以后入党、提干就包在咱家身上了。”
权说：“那是不可能的！”
敏的那一幕又出现了。权毕竟不是敏，权要显得坚强而又果敢。被反锁在家里时，他一边吹笛子一边思念斐。这样权和母亲坚持了足有半个月，仍分不出胜负。权觉得自己迟早会胜利的，他认为主动权在自己手里。他已快刀斩乱麻让斐怀上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说生米早已做成了熟饭，别说母亲，就是老石也没辙。权在被母亲“囚禁”了半个月后，扬扬得意地把最后王牌亮了出来。他原以为亮出这张王牌父母就没招了，没想到一连两天没见动静。
在这两天中，母亲采取了行动。她把斐带到了医院，先是做了检查，随后就把斐肚里的孩子做掉了。斐的工作异常好做，三言两语之后，斐只剩下了无助的哭泣。权不在她的身边，斐的主意和勇气便都烟消云散了。母亲轻而易举地处理了斐肚里的孩子，同时也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权。权确信之后，疯狂了。他开始哭闹，几乎失去了理智，要死要活。他一边痛哭一边发誓：非斐不娶，宁死不屈。
母亲在几乎失望的情况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她开始绝食，用生命与权的一意孤行进行最后的较量。那几日，不论是白天和夜晚，她把自己和权锁在一间屋子里。权起初不理，躺在床上蒙上被子。母亲不仅绝食，而且还给权下跪，长跪不起。她用她的隐忍和脆弱的权抗争着。权起初不理，后来权就哭。母亲闭着眼睛几乎匍匐在了地上。母亲开始呼吸短促，三天以后母亲真真假假地躺在了地上，面如死灰。权真的害怕了，他跳下床抱住了母亲大哭不止地说：“妈，我答应你了。妈——”
母亲也哭了，为了自己的胜利。权哭得伤心无比，为了自己的失败。权提出了最后的条件：让斐入党，提干，然后调她回自己的老家去。
父亲答应了，用最快的速度给斐办理完所有的手续。
又过了不久，权便和静举行了婚礼。
权和静结婚后，权调出了文艺宣传队，告别了那个令他伤心落泪的地方。后来权开始写小说了。
他和静不吵不闹，一副恩恩爱爱的样子，后来二人也生了一个孩子。权经常独自一人吹笛子，笛声缠缠绵绵，在母亲听来像南方的雨季。
80年代末，权和静终于离婚了。离婚之后的权去了南方，不久他就和斐结婚了。斐一直在等权，斐已成了音乐学院的一名老师。权却成了自由撰稿人，一心一意地写爱情小说，小说红遍了南方也红遍了北方。
权写小说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自己的真实姓名，父亲母亲也不会知道权会写小说，因为他们从来不看小说。最主要的是，他们认不全那些字。
在父亲离休之后，敏和权双双离婚。这给父母的心灵带来很重的创伤，他们到死也不会明白，他们为两个孩子精心编织的生活，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他们一直在苦苦思索着这一个问题，这成了他们晚年一个主要的话题，他们明白了么？理解了么？
父亲的婚姻观是：男人在女人的帮助下过日子。
母亲的婚姻观是：女人一旦嫁给男人，就应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死与共。
父亲所在的守备区解散前，他是听到了一些消息的。父亲的消息当然来自老战友们的关怀和叮咛。那些日子父亲的心里很苦闷也很彷徨。父亲在得到守备区撤销的同时，也得到了另外一个消息，部队将士要恢复军衔制。军衔对父亲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父亲还记得抗美援朝回国后，部队也授过一次衔。那时他是少校团长。父亲雄心勃勃，今天是少校，以后就会是中校、上校……这样一路晋升下去，成为将军那是迟早的事。没想到，几年之后军衔又一次被取消了。父亲和所有的干部战士一样，换上了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了。父亲很失望，做将军的梦幻成了泡影。父亲在成为守备区司令之后，对成为少将仍耿耿于怀。他做梦都梦见自己此时已是少将军人了，少将已是真正的将军了。
就在这时，父亲得到了守备区即将撤销的消息，守备区在裁军百万之列。父亲不仅知道这些，他同时还清醒地意识到，他这个守备区司令将成为光杆司令，没有部队的将军还会是将军么？换句话说，父亲的守备区司令做到头了。
那些日子，父亲在得到这些消息之后，心情似被霜打过一般，枯萎到了极点。但父亲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和挣扎，他想起了那些老战友，至今父亲的老战友大部分仍在各条战线上战斗着。
父亲给这些老战友打电话时都在家里，时间也选在晚上。通话时，灯是黑着的。黑暗中父亲和老战友讲话有一种亲近感，同时也有一份实实在在的安全感。父亲一次次和老战友接通电话，简单的寒暄过后，很快便进入正题。父亲讲话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据可靠消息，我们守备区要撤销了。我老石也要完蛋了，快拉兄弟一把吧……父亲可怜兮兮地讲完这些话之后，他在老战友那里得到的消息是：弟兄们都处在水深火热、风雨飘摇之中，都已自顾不暇了……父亲一次次地把电话打出去，得到的大多是同样的消息。放下电话，父亲便长时间地沉默。他在黑暗中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烟头在他脸前一明一灭。母亲这时会很小心地在暗处陪坐着，父亲在打电话时，母亲大气也不出。她在屏声静气地等待着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消息，结果她和父亲一样地失望。
父亲在打完又一个电话之后，他诉了苦，也听了老战友诉完苦之后，愤然地把电话挂断了。他站起身，悲愤地长叹一声。他望着很酣的黑暗，感叹地道：“怎么会这样，现在不打仗了，用不着我们这些老家伙了是不是，想把我们一脚踢开是不是？”
父亲冲着黑暗质问着，他每说一句，母亲就在暗处哆嗦一次，仿佛父亲是在质问她。
于是母亲就很没有底气地安慰父亲道：“老石，咱们再想一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父亲就突然打开了灯。突然而至的光明把父亲、母亲都吓得一哆嗦。父亲在光明中干干地说：“我要给军委写信，我不服！”
父亲真的就要写信了。他坐在桌前，纸和笔都是现成的。于是父亲提笔写信，父亲直到这时才发现自己原来眼前竟是一片黑暗。以前费劲巴力认识的那些字，此时都烟消云散地落在了他的脑后。父亲写出一两个字之后，便把那张纸撕烂了，他始终找不到一种流畅的表述方式。
母亲这时是极殷勤的，她小心地为父亲倒满茶水，立在父亲一侧，又紧张又兴奋地注视着父亲握笔的手。她多么希望父亲的笔落在纸上就那么源源不断地写下去呀，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以引起军委领导人的重视和同情。守备区是重要的，比守备区还要重要的是像父亲这些老战士，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可惜，在写出几个鸡爪子似的字之后，父亲就停住了，茫然地望着前方。母亲就鼓励着：“老石你写吧，一会儿俺给你下面去。”
父亲就说：“日他娘哟！”
三把两把又把刚写出的几个字撕掉了。父亲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要说，可不知该怎么说，冲谁说。
那些日子，父亲在梦中仍长吁短叹。和父亲同样悲哀的自然是母亲，她在父亲的叹息声中久久不能入眠，在大部分夜晚里她睁眼迎来了天明。这么多年了，她一直把父亲当成一棵大树，大树倒下了，她这棵小草能不难过么？母亲凭着一颗女人心，觉察到眼前即将发生的变化。
守备区上上下下自然也都知道即将被撤销的消息。昔日宁静的军营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各种传说和消息像乌云一样笼罩了军营。
母亲发现自己的家里冷清了许多，以前在那些宁静的日子里，客人总是盈门的。这些天来家里的客人选择的时机大都是父亲不在的时间，因为在这种时候，客人们是自由的。这是客人们在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
在守备区父亲是司令，是这方水土的衣食父母，下级有些困难都希望能找到父亲倾诉一番。在办公室的父亲很忙，历来也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因此有困难的下级总愿意找到家里来向父亲倾诉。为了表示亲近和诚意，客人们总要带些东西，例如老家的一些土特产，或者两瓶酒两条烟什么的，这些东西当然随客人的困难大小、职务高低而定。父亲从不拒绝这些客人上门，也很有耐心地倾听下级们诉苦，但想把带来的东西留在家里是万万不能的。
客人走的时候，会故意地把带来的东西像遗忘了似的放在某个角落里，父亲总是说：“同志，请你把东西带走！”
同志就一脸尴尬，努力笑着，说一些不成敬意的话。父亲不听，仍说：“同志，请把东西带走！”
父亲说这些话时是一脸严肃的，毫无商量的余地，同志便只好沮丧地把这些东西带走了。父亲不收这些人的礼品，但该办的事还是要为下级办的，结果弄得下级就很感动。在父亲不在家时，又偷偷把东西带过来了，和母亲寒暄一阵便把东西留下走了。这时，母亲也会像父亲似的说：“同志，请把东西带走！”母亲说这话，神情和语气全没了父亲的威严和决绝。同志便真诚地笑一笑，说了热忱又感激的话，然后就走了。母亲觉得没有理由不收下这些东西了，就收下了。母亲收下这些东西后，从不向父亲言说，而是把这些东西先放起来，放在父亲看不到的地方。家里柴米油盐的这些事父亲从来不过问的。父亲要喝酒也要抽烟，这些东西都是母亲张罗！过一段时间，父亲烟酒断顿时，母亲便把客人的东西拿出来，父亲也不问是从哪里来的，就抽就喝。
时间长了，客人们便都在父亲不在家时来拜访母亲。有事的客人自然都不是空手的，他们向母亲倾诉自己的难处和不公，希望得到父亲正义的指示。来人说得很动真情，声声血、句句泪的，母亲听得也很投入，不时也陪来人叹气或流泪。来人倾诉完了，便告辞了，母亲仍会说：“同志，请把东西拿走吧！”母亲自然说得并不果决，甚至语调里充满了柔情，来人的东西自然也是不会拿走的。
母亲收了来人的东西，心里自然对来人的困难充满了同情，在晚上和父亲躺在床上时，总是要向父亲传达一番的。母亲在传达父亲下级的困难时，总要增加一些发挥和创造，发挥创造的程度要依据来人礼物的轻重而定。礼物重些的，发挥的余地自然要大一些，而且要反复强调，直到引起父亲的重视，答应母亲在这件事情上过问一下，母亲才住口。于是安然地和父亲一起走进梦乡。
渐渐地，在守备区干部、战士的眼里，母亲变得和父亲同等重要起来，私下里在守备区干部战士中流传起一句民谚来：有困难找老邱。老邱就是母亲。母亲的威望在守备区直线上升，母亲走在守备区营院里，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要向母亲恭敬地问候，她迎接一个又一个虔诚的军礼。母亲只是父亲的家属，享受如此的待遇是守备区非军人中独一无二的。于是，母亲有十二分的理由在营区里昂首走路，面带自信地微笑，这种心态使母亲愈发地显得年轻而慈祥。
父亲对母亲私收下级礼品的事是有些察觉的，证据也是有的。于是父亲就在床上批评母亲道：“老邱你不要这样，这样下去是要犯错误的。”父亲也一直称母亲为老邱，虽然他比母亲要大上几岁。
父亲这么批评母亲，母亲总是口服心不服地说：“下次注意就是了。”父亲不再说什么，停了停母亲又说：“现在社会就是这个样子，谁不送礼？又有谁不收礼？礼又不是你收的，俺一个家庭妇女又有啥错误可犯！”
父亲心平气和地说：“别人是别人，咱们是咱们。”
母亲说：“不送礼你就不给下级办事了？”
父亲想想也是，下级有困难，只要合情合理的，他总是帮忙解决。当然这种合情合理每次都少不了母亲发挥创造的成分。但父亲还是说：“办事归办事，收礼归收礼，这是两回事。”
母亲说：“知道了，俺不会犯错误的！”
母亲虽这么说，礼照旧收，错误照旧犯。
父亲对待这件事，也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母亲便觉得自己的做法已经合法化了，因此，母亲收礼更加如鱼得水起来。
在守备区即将被撤销，人心惶惶之际，父亲的家一下子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了。母亲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不安。
她多么希望有人再一次敲响家门呀！
父亲在绝望的时候就想到了他的亲家，原军区参谋长。正如当年父母预料的那样，他们的亲家早已是军区的副司令了。这证明了，父母同样具有远见卓识，他们在关键时刻想起了自己的亲家。其实他们早就想到了，只是父亲都在有意回避着亲家，因为权正在和静闹着分居。早在几年前，权和静就双双离开了部队，他们一离开部队，原本貌似平静的小家便爆发了种种矛盾。权和静的矛盾引起了父母的高度重视，他们几次召见权，仔细询问矛盾的过程。权是什么也不说，在沉默中听着父母用高高低低的声音批评自己。父母在婚姻问题上都没有什么理论可以依据，有的是做父母的那份责任和威严。很快父母的批评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最后终于偃旗息鼓。权从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待父母平息下来，他摁灭手中一直燃着的烟说：“那我就走了。”
权就走了。权和静的矛盾依旧存在，隔三岔五地爆发。每次爆发，静便投奔自己父母的家，扔下权和孩子，权便把孩子送到父母这里。每到这时，父母便知道权和静又爆发矛盾了，于是又引起父母更加严厉的批评。权很乖顺地听，听完就走了，并不见吸取教训的样子，这就使得父母异常气愤。
到后来，权和静终于分居了。分居的局面一直持续着。权和静从闹矛盾那天起，父亲就觉得很对不住自己的亲家、已当上了军区副司令的老上级。父亲总想找个机会把权和静的事向亲家汇报一下，但又想到权如今闹成这样，自己是有责任的，很难启齿，于是便一直拖着。
在这关键时刻，父亲知道躲是躲不过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父亲在床上和母亲反复商量研究决定，向亲家求救。
父亲终于打通了亲家的电话，亲家一如既往地热络。亲家甚至在电话中怪罪父母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给自己打电话，还说要找个时间老哥俩要小酌一次，畅叙一下心曲。父亲被亲家的真诚感动了，同时也为自己的小肚鸡肠而感到脸红。在这种真诚的气氛之中，父亲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的曙光，在不远的地方闪烁着。父亲和亲家绕了一个大弯子之后，终于说到了守备区和自己的命运，亲家果然直言不讳地说：“裁军这是军委定下的事，咱们都一把年纪了，听从党的安排吧……”
父亲听到这儿心里就凉了半截，刚开始那点热乎劲儿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还是委婉地把自己的心愿说给亲家听。这引起了亲家强烈的共鸣，其实亲家的心愿和父亲是一样的，他们何尝不想就这么一路风光地干下去呢？就这样，父亲和亲家在电话里沟通了两个小时，才放下电话。放下电话的父亲冷静了下来，然后他就明白了，原来亲家也在被“裁”之列，也就是说身为军区副司令的亲家也已是自身难保了。他又想到了，亲家在电话里说过的话：“咱们都找一找吧，分别跟领导谈谈，也许有希望，但估计用处不大……”
父亲想起亲家这前后矛盾的话，彻底失去了信心和斗志。那一刻，父亲似乎老了十几岁。但他不想就这样失败，他要努力，他还要争取。那些日子，父亲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便是频繁地向军区各位领导家打电话，父亲动用了这么多年所有的关系，他想起了战友，想起了同乡，想起了对自己不错的领导……父亲给这些人打电话时是低声下气的、可怜巴巴的。父亲说：“首长，我小石还小呢，身体也没什么毛病。我是还可以干一干的……”
那一年，父亲五十六岁。五十六岁的父亲在说自己还小时，心里充满了一种悲壮感。母亲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听着，听得她也眼泪汪汪。
父亲又说：“老张，看在咱们十几年交情的分上关照一下吧。我并不大，才五十六岁，还小呢……”
父亲还说：“老首长，您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我还小呢……”
那些日子，父亲绝望得要死要活。他时常在办公的时间里偷偷地溜到办公楼的最顶层，凝望着营区。看着那里熟悉的一草一木，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悲凉，在那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父亲在想什么呢？没有人能说得清。
母亲独自守在家里，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空空落落的房间，心里充盈着前所未有的荒凉和忧伤。她已经没有心情更没有良好的状态出入家门了，即便出门，她还能找到昔日良好的感觉么？茶几旁那沓报纸已落满了灰尘。家里已很久没有客人来了，报纸是自然不需要看了。一个人在家，看那些报纸给谁看？寂寞忧伤的母亲回想起这个家昔日的辉煌。
大约从父亲当上团长那一年开始，老家的人已经把父亲看成是很大的一个“官”了。这在老家频频来人的次数中可见端倪。来人初始于母亲的老家，其实母亲老家没有什么亲人了，自从母亲在逃难的路上和家人走散以后，便再没有下落了。父亲把母亲从小村接走后，曾专门为寻找亲人，两人双双回过一次“家”，仍然没有找到母亲亲人的下落。可以想象，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人不是饿死了就是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死了。母亲对寻找自己的亲人失去了信心。起初的日子，她还曾为亲人的下场伤心地哭泣，随着时间的流逝，便渐渐地淡忘了。
父亲十三岁离家参军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对父亲的父母——那两个赌徒，他没有什么眷恋的，父亲已料定了他们的结局，不是死在赌桌上，就是饿死在千疮百孔的小屋里。令父亲伤心落泪的仍然是妹妹，他一想起老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妹妹被冻死时的样子。妹妹在雪地里举着一双小手，眼睛望着远方。父亲一想起这个场面，恍惚间觉得妹妹在呼唤他，等着他去救她，父亲想起这些，心就被刀戳了似的痛。父亲恨自己的父母，由父母扩展到恨自己的家乡。他离开家乡后，便铁了心再也没有回去过一次。好长时间，父亲和家乡断了往来。
母亲却和自己的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母亲一个人等待父亲的日子里，她得到过无数小村人的接济照料，这一点她没有忘，父亲也没忘。因此，母亲有理由和家乡人来往。终于，村人们千里迢迢从南方来到北方，找到了母亲的门下。因时间久远，母亲对那些乡亲的面容已经淡忘了，但熟悉的乡音，使母亲很快便和乡亲们亲热起来。乡亲来的不是一人，而是一伙，他们在家里住下来。他们来到这里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他们知道母亲嫁给了一个“官”，作为接济过母亲的村人便有理由来这里看一看，走一走。他们久居乡下，对城市早就有了一种仰慕和神秘感，他们起初把母亲当成了沟通城市的桥。
那时，困难时期刚刚过去，父亲只是个团长，家里的条件并不好，住房也紧张。来的人之中，有男乡人也有女乡人，他们是搭帮结伴来的。因此，住宿便成了问题。最后，父亲带着权和男乡人们住在一间房里，母亲带着敏和女乡人们住在一起。那些日子，家里热闹而又混乱。乡人们大声地讲话，大声地吐痰，大声地在厕所里大小便，家中一副鸡犬不宁的样子。白天的时候，父亲去上班，母亲打发走敏和权去上学之后，便带领男乡人女乡人们去逛街。城市永远都对农村人有着一种深深的吸引力。他们在母亲的引领下如饥似渴地在城市里漫游着。采购是谈不上的，他们的腰包里没有那么多的闲钱，他们来到这里是来看望城市的。出发前，母亲已把干粮备下了，一行人带着馒头和咸鸡蛋，馒头是母亲自己做的，咸蛋是母亲腌的。一直到傍晚时分，乡人们在母亲的引领下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回来。一进门，村人们便一屁股坐在地下了（凳子不够用），母亲还要为一家人和乡人们准备晚饭。母亲在做饭的过程中，乡人们抽了支烟，又喝完了一壶茶之后，精神慢慢地回转过来。然后他们兴奋地议论城里的一切，像坐在田间地头议论收成似的。
就这样，母亲老家的乡人们在家里住了几日之后，城市也逛得差不多了，城里的饭也吃了（他们一直称母亲做的饭为城里饭），但并没有人提出要走。乡人们的介入，已使父母的正常家庭秩序受到了影响。母亲虽心存对乡人们的感激，但也不能这么无限期地随乡人们住下去。在母亲和父亲简短地商量后，吃饭的时候，由母亲提出。母亲说：“地里的庄稼收了吧？”乡人答：“收过了。”母亲说：“二遍麦该种了吧？”乡人们：“就这几天。”母亲说：“各位表婶表叔，俺小邱不是不想留你们，你们都太忙还要种二茬麦，俺就不留你们了。等明年庄稼收了，再来住。”于是表婶表叔们便异口同声地说：“该回了，该回了。”并一致决定，明日就回。父亲、母亲便吁口气，看着即将要走的乡人，觉得这几日也没啥。晚饭后，父亲陪着乡人说了许多话。
第二日，吃过早饭后并不见乡人们走，他们也不提议去逛街，而是照旧坐在地上床下说一些关于种二茬麦的话题。母亲也不好说什么，一旁陪着。直到父亲晚上回来，看到这些乡人们仍没走，便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也正疑惑，两人琢磨了一下，才明白车票还没有给人家买。母亲吸取了教训，第二日，一吃过早饭，母亲便带着乡人直奔火车站。买过火车票，一直把家乡人送到车上，母亲才真正吁口长气。
接下来的连续两三个月里，一家人过起了紧张日子。家里的米面吃空了。那时部队吃的也都是定量，家里也只有父亲一个人挣工资，买完车票后自然也要紧张一阵子。
在连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一家人连续地喝粥。父亲、母亲能忍受紧张的日子。敏和权一坐到桌前，端起粥便往碗里掉眼泪。父亲就说：“没啥，这比我小时候强多了。你们的爸爸小时候是靠要饭长大的。”
敏和权这时就哭出了声，原因是他们刚被老师批评过。批评两人的理由是：两人在上课的时间里不停地请假上厕所。敏和权都感到委屈，他们不能在老师面前哭，便在父母面前哭，把泪水流进稀薄的粥碗里。
父亲当团长时，老家来人其实只是一个开始。随着父亲职务的升迁，来人的次数便愈来愈频繁了。当然首先仍是母亲老家来人，他们不再单纯地亲近城市和向往城市了，再来家里时，便而有事求父亲。在当时的年代，当兵很时髦，当兵不仅可以暂时离开农村，在部队里还有希望入党、提干，那就意味着光宗耀祖了。最不济的，找个对象，也比平时好找了许多。
聪明起来的乡人也不再单纯地和母亲攀同乡关系了，他们绕来拐去的总能和母亲套上一层亲戚关系。于是在那些日子里，家里经常出现一群喊母亲姑、姨或奶的适龄青年男女。他们在父亲或者其他长辈的带领下，前仆后继地来到家里。他们的目的简单而又明朗，那就是当兵。
他们住了下来，吵吵嚷嚷，不住地呼唤父亲，亲切地叫着母亲，然后阐述着自己当兵的理想。
那时家里仍不富裕，敏和权仍在上学。三五人一伙来到家里，一副不把自己当外人的样子，弄得父亲有些心烦意乱。
母亲在这种大呼小叫中，似乎寻找到了某种尊严。那些日子，她虽累虽苦，但心情是快乐的，她喜欢听这些乡人们说着那些肉麻的恭维话，更喜欢当救世主那份感觉。她真心希望，把家乡那片土地连同乡人一起搬到部队，搬到城市里来。
让几个青年男女当兵对父亲来说不是太困难。他们很快被父亲接收了下来，并打发他们的父母或长辈离开，这些乡人终于满意地离开了。车票自然又是父母给买的。
父亲便在夜晚的床上叹气，母亲仍沉浸在乡人们的喜悦里。母亲不知不觉已经和那些乡人又一次融合在了一起，乡人们的快乐，就是母亲的快乐。母亲就在床上冲父亲说：“这些当兵的孩子不容易哩。”父亲又叹口气。
随着这些青年男女当兵，更艰巨的任务又落到了父亲的肩上。这些青年男女不再简单地满足于当兵，他们还要在部队发展。于是便接二连三地在星期日或某一天的晚上，一次又一次出入家门。他们在家里不称父亲为首长而是称姑父或姨父，这样显得亲切，和一家人似的。他们在亲切地称呼完之后，便一个个提出了自己远大的理想。有的想当汽车兵，有的想入党，有的想提干。父亲毕竟是首长，他们的出现父亲还能应付，有的三言两语地打发走了。更多的时候是对他们提出些希望，诸如艰苦奋斗、学习雷锋什么的，他们还是走了。
父亲应付不了的是那些乡人。他们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部队，并不放心自己的孩娃单枪匹马在部队会闯出什么名堂来。于是他们又三三两两地结伴来到家里，来看望自己的孩娃，还要和父母深入地商量自己孩娃将来在部队的前程。父亲很忙，一天到晚很少有时间回家。乡人们并不急于见父亲，他们和母亲商量。母亲的语言在乡人们面前总是轻描淡写，把一些紧要的事情说得轻飘飘的。母亲说：“小宝在部队干得不错，俺看入个党当个干部啥的没问题。”
乡人就很感动，谦卑地笑着说：“他姑，孩子可交给你了。日后孩娃有个出息，俺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德哩！”
母亲说：“小三干得不错。现在开车的技术学得不赖，等日后给他姨夫开车、给首长开车，日后还会有啥说的。”
乡人的笑在脸上灿烂着说：“他姨，小三可就仰仗你了。”
母亲和乡人们在勾画着美好的蓝图，他们等待着父亲来填写这张美丽的蓝图。
父亲有不尽的蓝图需要填写，他刚解决一批便又来了一茬。母亲家乡的孩娃们在一茬一茬地成长起来，他们像一群蜜蜂似的向家里飞来。渐渐地，父亲的态度变得冷淡下来，他有许多事情要忙。而母亲却乐此不疲的样子，她热情而又频繁地接待着老家来人，她在老家乡人面前极有成就感。
老家一来人，她照例是要看报的。这就使乡人不住地咂舌，说着一些表扬母亲的话，目光里写满了神圣和尊敬。母亲不仅看报纸，时不时地还要给这些乡人们上一课，讲国际、国内的一些大事，什么尼克松访华、柬埔寨问题……母亲在乡人们的眼里，俨然成了一个政治家。
母亲老家的事情，越来越使父亲感到麻烦。这些一批一茬的青年男女，父亲没理由也不可能都安排在自己的守备区，在母亲的鼓动下还是要办。按母亲的话说，不给他们办，对不住这些亲戚哩！在母亲的情感里，她已接纳这些乡人为亲戚了。父亲无法回避母亲，母亲和父亲说这些事时，地点仍选择在床上。父亲无法回避床上的母亲。
好在父亲有许多战友，父亲在四面楚歌中向战友们求救。
父亲在电话中说：“老张，帮帮忙吧。老区的后代找上门来了，你给安排几个吧。多谢了！”
父亲在电话里还说：“老李，老区的后代找上门来了。安排几个吧。求求你了，拜托了……”
父亲一提起母亲的老家总称老区，他知道这些战友们，对老区人是有感情的。
就这样，在母亲的策划下，由父亲亲手安置的青年男女们，一茬一批地在部队茁壮成长。每逢年节时，这些青年男女们结着伴，三三两两地来到家里，给父亲拜年或问好。母亲这时便极有成就感。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休。虽然，仍有一些成长起来的孩娃们仍战斗在部队，有的已经是营团一级干部了。随着父亲的离休，他们对父母的热情也随即冷淡了。有几次碰到这些已成长起来的孩娃们，在自己身边走过，却没人再称她姑或姨了，而是称她为老邱。他们说：“老邱还好吧！”问候一声老邱的还算是好的，有的干脆点点头，有的甚至连头都不点了。
这种结局，使母亲感慨万分，伤心不已。在那一刻，母亲真希望时光能倒转。晚年的母亲，似乎才理解了人情冷暖。父亲在十三岁那年离开老家，离开那间四面漏风的小屋，便再也没有回去过。这很符合父亲的性格。父亲的亲人和家乡，令他伤心、难过，往事不堪回首。
即使这样，父亲老家的乡亲还是来过几次。父亲的老家在北方，父亲的部队也在北方，父亲的老家距离部队并没有太远的路，坐火车再坐汽车，也就是不足十个小时的路程。
那一年夏天，父亲的老家发了一起罕见的洪水。这一消息父亲是在收音机里听到的。因为老家太平常了，于是老家的名字很少出现在报纸或收音机里。父亲还是第一次在收音机里听到这阔别已久的老家的名字，第一次听到，便伴着这样的不幸。
那些日子，父亲的心情很不好。没人知道为什么不好。在家里他很少说话，收音机的声音开得大大的，他一边听收音机，一边闷头吸烟。母亲几次想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小一点，都被他阻止了。父亲的心情不好，还体现在他骂人上。父亲身为一方首领，以前是很少骂人的。在那一阵子里，父亲骂了一回后勤部长，骂了一回军需部长。父亲骂后勤部长的理由是：后勤部一间粮食仓库闹了鼠灾。只一个月工夫，存在库里的粮食被老鼠糟蹋了几百斤。父亲知道后，劈头盖脸地大骂后勤部长：“龟孙子，我日你娘！那粮食不是你家的是不是？！”
这个后勤部长就是父亲当团长时，他当后勤处长那位。为了买半卡车白菜而死了一名战士，那一次后果严重，父亲都没有骂他。现在生活好了，为了几百斤粮食父亲骂了他。这使他内心无法承受。在父亲早就忘了这事时，他却向父亲打了一纸转业报告。后来那纸转业报告被父亲撕得粉碎扔在他的脸上。
父亲骂军需部长的理由是：军需仓库不慎失了一次火，烧坏了不少军用服装。父亲不仅骂了军需部长还差点要扇军需部长的耳光，这一点也使军需部长无法承受。原因是，前一阵营区盖礼堂，礼堂马上就要盖好了，因一个民工吸烟，而引起一场大火，把价值近几十万元的礼堂烧毁了。那一次，父亲也没有骂人，更没有要扇人的耳光。
这一切，自然和家乡的大水灾有关系。当然没有人知道这些，他们都感到父亲有些不可理喻。
父亲老家来人是在家乡受灾的那一年深秋时节。营院里的树叶已经落光了，北风刮得正紧，看样子第一场雪说来就要来了。就在这时，父亲的老家来人了。父亲老家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队长，另一个是会计。
他们来家时并没有急于进家门，因为是白天，父亲还没有回来。他们便一直在门口徘徊。这使母亲很疑惑，她探出头向外张望了几次。队长和会计便很小心地冲母亲微笑，这使母亲觉得这两个人不正常，于是关紧房门。
傍晚的时候，父亲回来了。他们看见了父亲，父亲同时也看见了他们。父亲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站着的两个人是老家的人，他们的装束和举止使父亲很快确认了这一点。虽然父亲有几十年没回过老家了，但老家人的一切包括气味仍在他的心头徘徊不散。父亲看到两个老家人，心里就一颤，他的步子便慢了下来。队长就冲父亲喊了一声：“老石？是老石吧！”
父亲就立住了，他借着朦胧的亮光打量着来人，队长就先说：“我是二蛋哪，刘二蛋。”
父亲想起来了。刘二蛋，童年时和父亲一起要饭的那个刘二蛋。父亲急切地向前走了两步又停住了。队长刘二蛋以为父亲上前要和他握手，手伸出去了，就那么双手迎着，结果父亲却没有向他伸出手，父亲立住了。刘二蛋手回收在胸前搓着，刘二蛋干干地说：“老石，我们来看看你，别的也没啥事！”
父亲立了一会儿，很冷地说：“那就屋里坐吧。”
队长和会计就很小心地随父亲进了家门。母亲正在做饭，看了父亲身后的来人，一时什么都明白了。母亲历来对父亲的家乡不感兴趣，父亲十三岁前的一些事，母亲是知道一些的，她比父亲还要恨父亲的老家。在父亲老家人面前自然没有什么好脸色，队长自然看出来了，会计也看出来了，于是他们坐下的屁股便不自然了。父亲的声音也是冷的，父亲说：“你们找我有事么？”
队长和会计就对视一眼，最后刘二蛋说：“老石，咱们老家遭灾了。”
父亲说：“知道啦。”
队长和会计就没话可说了，他们低着头，搓着手，一副难为情的样子。
父亲又说：“现在是新社会了，有政府，有党！”
队长和会计说：“那是，那是！”
父亲还说：“就这样吧，我晚上还有个会，要不你们在家吃顿饭？”
队长和会计忙看母亲，母亲冷着脸在翻看报纸，只要家里一来人母亲自然是要看报纸的。队长和会计看完母亲之后便说：“不啦，不啦，我们吃过了。”
两人便站起身，队长冲父亲说：“老石你忙吧，那我们就走了。”
队长和会计就走了。
那一次，父亲一夜也没有睡踏实，他又想起和刘二蛋一起讨饭的童年。刘二蛋走在前面，他随在后面，他们顶风冒雪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讨下去。后来他们就遇见了狗。狗追着两个人，父亲屁滚尿流地向前跑，刘二蛋在后面喊：“石头，别怕，有我呐。”父亲的小名叫石头。狗终于被二蛋打跑了。
父亲想起往事，无法入眠。
第二天一早，父亲去上班。路过楼下自行车棚时，又在里面看见了队长和会计。看样子他们昨夜是躲在车棚里过的夜。此时，他们正在啃着自己带来的干馒头。
父亲生气了，立在他们面前气愤地说：“你们这是干啥？是在丢我的人！”
队长刘二蛋就哭了，一边哭一边说：“老石，我们遭灾哩。村子里的乡亲，没吃没穿的。眼看就冬至了，要冻死人哩。”
父亲半晌没说话，他想起了妹妹在雪里伸出的两只小手。他站了一会儿，又站了一会儿，长长地叹了口气，最后带上队长刘二蛋向办公楼走去。
那一次，父亲批给老家一百件旧军用棉衣，还有五百斤粮食。他吩咐后勤部长一直把这些东西送到火车站，并帮助托运到老家车站。
刘二蛋和会计眼泪哗哗地走了。
在父亲的记忆里，老家的乡亲们还求他办过一件事。那是家乡发水灾几年后的事，队长刘二蛋又一次出现在他的面前。父亲第一次见到刘二蛋时，便发现他已经有白头发了，几年不见，刘二蛋此时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不到五十岁的人腰也弯了，但刘二蛋的气色要比几年前受灾时好了。
父亲在心里同情着家乡，同时也在拒绝着家乡，家乡留给他太多有关童年酸楚的记忆。刘二蛋虽说是父亲童年的伙伴，又有了上一次的接触，父亲仍对他很冷淡。刘二蛋这次开门见山，向父亲说起了村里要建一个小型水库，一来可以防洪水，二来可以种稻米。只因修水库要开山放炮，缺少些炸药。炸药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出来的，刘二蛋到公社、县里都跑过了，都没弄到炸药。后来乡亲们便想起了父亲，便又一致推荐他来找父亲。
父亲想起家乡后山沟里流淌着一条小河，父亲还知道家乡一年四季只能吃粗粮。这次刘二蛋来，便给父亲背了大半口袋高粱米，说这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等水库修好了，种上稻米一定给父亲送点尝尝。在父亲的记忆里，家乡的高粱米异常地好吃。新米碾过了，焖着晶亮晶亮的米饭，别说吃，光闻着都让人流口水。父亲在离开家乡以后，也吃过无数次高粱米饭，但他从没吃过像家乡那么香的高粱米饭。父亲很感谢刘二蛋为他带来的高粱米，于是他便对刘二蛋说：“你在这里等一下，炸药的事我去联系。”
父亲走时又对母亲说：“晚上做两个菜，喝杯酒吧！”
刘二蛋坐在家忐忐忑忑地等父亲，母亲不和他搭讪，看报纸。母亲看报纸时把报纸翻得很响，刘二蛋便如坐针毡，他试图打破和母亲的这种僵局，巴巴地笑着想和母亲说几句家长里短，母亲都用一副冷面孔回绝了。刘二蛋度时如年。
好不容易挨到了晚上，父亲终于回来了。父亲告诉刘二蛋炸药的事为他联系好了，是守备区一个施工点的炸药，那个施工点就在距老家不到百里的一个山沟里。
父亲把这消息告诉刘二蛋时，刘二蛋高兴地摇着父亲的手一遍遍地说：“谢谢你了老石噢！”
父亲又问：“介绍信带来了么？”
刘二蛋忙从怀里掏出了介绍信。父亲便在介绍信上先是画了个圈，想了想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次父亲写的是石荣光。看了看觉得不对，又画掉重写，这次写对了。父亲做这些时，刘二蛋一直虔诚地望着父亲。在他的眼里，父亲俨然是一位大得了不得的官。
父亲把介绍信交给刘二蛋说：“你拿着信去吧。”
刘二蛋仔细地把签有父亲名字的介绍信揣了，便要走。
父亲说：“上次来没让你们吃上一口饭，这次一定要吃了饭再走。今晚咱俩喝一杯。”
刘二蛋便不好再走了，然而酒是没能喝上。原因是，母亲并没有做菜，而是做了一锅面条，面条和菜是一起煮的，很稠的样子。
吃饭的时候，父亲不知为什么情绪不高，不想说一句话。刘二蛋低着头，完成任务似的把一碗面吃下去了，放下碗便告辞了。他说要连夜去车站，坐最早一班车回去。村民们正等着炸药开工呢。
父亲没有送刘二蛋，刘二蛋冲父亲摆了摆手便推门走了。父亲望着门，久久，一动不动。
刘二蛋带来的那半口袋高粱米父亲也没能吃上，让母亲偷偷地卖了。那时家里的生活比以前好了许多，大米、白面基本够吃。母亲的理由是：有细粮谁还吃粗粮。结果就让母亲给卖了。父亲没说什么，却有一股说不清的感觉一直在心里梗着。
这么多年，父亲一直对母亲很宽容，能将就就将就。父亲很忙，很少着家，他自然不会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放在心上。
母亲对老家人和父亲老家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敏和权身为局外人印象深刻。有一度，母亲对自己老家人，那些所谓的侄、孙等人过分地热络，而忽视敏和权。这令敏和权在感情上有意地疏远了母亲，后来又因为两人各自的婚姻。因此，敏和权对这个家的感情一直很淡，也就是说，他们对待父母的情感也很一般。
许多年以后，敏和权关于父母有一段对话。
敏说：“父亲太宽容母亲了。”
权说：“父亲是个没出息的男人。”
敏说：“母亲没文化，活得太浅。”
权说：“父亲也一样。”
父亲对母亲宽容，能和母亲相濡以沫一直到老，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敏和权都忽略了，那就是，父亲一直把母亲当成了自己的妹妹。那位夭折在风雪之夜的妹妹，对父亲影响太深了。因为母亲使父亲想起了妹妹，而最后才娶了母亲。因此，母亲所有的缺点父亲都能忍受，包括母亲那些所谓的亲人。
父亲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泡影，政策就是政策，父亲终于被宣布离休了。那些老战友没能保住他，包括自己的亲家，他们也同时被宣布离休了。父亲离休那一年，刚好五十有六。父亲觉得五十六岁正是干事业的大好季节，可就这么让他离了，离得他心不甘情不愿。他最不愿意的就是住进干休所，但他还是别无选择地住进了干休所。
以前他曾无数次地来过干休所，那时他还是守备区的司令，他来干休所是来慰问的。这个干休所里住着一些老资格，他们有的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最差的也和日本人拼过刺刀。父亲来到他们中间，自然属于小一辈。他们不称父亲司令，而称父亲为小石，父亲并不在乎这些。父亲每次来干休所都把这些老前辈集中起来慰问，父亲照例是要讲话的，父亲一讲话便找到了优越感。他冲这些老前辈说着一些很司令的话，父亲讲话时是站在高处的，于是父亲的优越感便水落石出了。
终于父亲也和这些老前辈为伍了，他别无选择。父亲一出现在干休所里，那些老前辈们便围了过来。他们为自己又来了新伙伴而显得神情亢奋，每当干休所来了新成员时他们都要这么亢奋一阵子。这种心理很复杂，无法言说，外人又是无法体会的。
他们七七八八地把父亲围了，然后又乱糟糟地冲父亲说：“小石，离了？”
“离了，离了。”父亲说。
“你咋没整个少将就离了？”
“离了，离了。”父亲一味地这么说。
“离了也好，早离晚离都是要离的。”老前辈似乎在安慰着。
“离了，我老石离了！”父亲更大声地宣布着，他似乎在发泄着心中的怒气。
“咋就是老石了，是小石。”一个人纠正着。
“老石！”父亲说。
“是小石！”
“就是老石！老石！老石……”父亲一迭声地说。
众人就幸灾乐祸地冲父亲笑。父亲不笑，冲众人一本正经地说：“我是老石！”
其中一个人就说：“小石都离了，老石就老石吧。”
众人觉得有理，便一起点头。从此，众人便又都一律称父亲为老石了。
从此，父亲真正的离休生活开始了。
起初的日子，父亲和干休所的生活总是格格不入。一大早，干休所的一些老头老太太们便起床了，他们总是要比父亲早起一些。年龄越大觉越少，这一点说明，父亲与他们相比还算比较年轻。父亲起床的时候，那些老头老太太活动已有些时候了。他们仍在活动着，做气功，打太极拳或练练剑。父亲是不做这些的，他也不会，他只会跑步。战争年代他跑步冲锋抢山头，和平年代他跑步出操。于是他就跑步。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绕着干休所的院子似磨道上的驴一样，跑了一圈又一圈。老前辈们看着就很新鲜，目光随着父亲的身影一圈又一圈地转。他们有人就说：“老石别跑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跑坏了胳臂腿。”
父亲不理，仍跑。
又有人说：“老石，来打拳吧。”
父亲仍不理，跑得呼吸粗一声短一声的。
还有人说：“老石，来练剑吧。”
父亲继续跑，跑得气喘如牛。
终于有人忍不住道：“操！这老石，让他跑去。看他能跑到啥时辰。”
父亲没跑到什么时辰，毕竟是五十有六的人了。以前出操也就是做做样子，真跑起来也跑不上多远。父亲便不跑了。其他人仍没有收招的意思，仍在甩臂踢腿的。父亲自然不与这些人为伍，便匆匆回家了。
母亲已准时地把饭做好了，早饭依然是稀饭馒头。父亲就吃饭，匆匆忙忙的样子。以前父亲吃饭总是很匆忙，吃完饭他还要去上班，部队上下有许多事等待他去做指示。
父亲匆忙地吃完饭，习惯地站起身，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并不非得要去上班了。一时间他很茫然，手脚一时没处放的样子。母亲瞪大眼睛望着他，于是父亲冲窗外说：“这天还真不赖呢！”
父亲不上班也无法在屋里待下去，最后他还是走了出去。这时，外面的阳光的确很好，父亲站在很好的阳光下一时竟不知自己在哪儿。他望着其他的人，有的去送孙子上幼儿园，有的提着网兜不紧不慢，呼朋引伴地去买菜，一切都显得那么悠闲而又有条理。
路过父亲身边的人就说：“老石站着干啥，还不买菜去？”
又有人说：“过来老石，咱们去打门球吧。”
还有人说：“走老石，咱们去杀两盘。”
父亲恍恍惚惚，仿佛是在梦里。他觉得自己正迈步向前走去，他不知自己为什么要迈步向前，也不知其中什么声音在召唤着他。鬼使神差地，他又来到了昔日的军营。此时这里已变成了施工现场，推土机、砸夯机、吊车轰鸣着、忙碌着，昔日庄严宁静的军营一下子热闹起来。随着守备区的撤销，父亲的离休，这里便再也不是军营了，而变成了施工现场。在不远的将来，这里将矗立起无数座写字楼、商场和花园。父亲仍恍如梦中，直到他被施工安全员吆喝出去，他才清醒地意识到，他的军旅生涯已经结束了。施工的人群中有人认出了父亲，他们指指戳戳地说：“以前他是这儿的司令！”众人便朝父亲张望。
父亲转身往回走时，眼角潮湿了，三两滴泪水砸在他的脚面上。
干休所里很宁静，一伙人在玩着门球，还有一伙人围在花坛旁的凉亭下观战一盘棋的局势。
有人说：“老朱，跳马呀，跳马呀。”
另一个说：“老王支士，支士，你支士看他能咋样。”
阅报室的门是开着的，有几个老头老太太戴着老花镜正在费力地读报。父亲向那里走过去。以前他也是要看一看报的。那时看报是为了休息，很多事忙完之后，喝口茶、吸支烟，顺手翻一翻报纸。其实报纸上写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也认不全那上面的字，他看报纸都是选择标题和图片看一看，反正上面写的事他都知道了。收音机、电视他是雷打不动地要听、要看的，那里播放的新闻都是一些要紧或不要紧的事，报纸上写的也是一些要紧不或要紧的事。既然这样，父亲觉得这些报纸是可有可无的。他看报纸是为了休息，另外，坐在办公室里翻翻报纸，也是一位司令身份的体现。
此时，父亲坐在老头老太太中翻看报纸的心情是别样的。父亲没翻几张便不翻了，他无处可去，孤独地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又站了一会儿，最后他别无选择地向家走去。
母亲坐在屋子里也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她竟不知自己该干点什么好。屋子收拾过了，菜也买过了，接下来还应该干点什么呢？她的心里空落得无依无傍。以前她喜欢出去买菜，或者随便在营区里走一走，迎接她的是尊敬的目光，或一声又一声亲切的问候，出入营门，卫兵总要给她敬礼，因为她是司令的夫人。回到家里仍显得很忙乱，电话几乎不停歇地响起，有找父亲的，也有找她的。不管是找父亲的，还是找她的，对方总要和她说上几句，甚至讨论一些部队上的大事。她总要对这些事情进行品评，打电话的人一律恭敬地听着。
那时，每到晚上或者星期天，家里的客人总是络绎不绝，有老家的那些侄儿、外甥，有父亲的下级，也有友邻其他单位的人……那时的母亲显得忙乱而又充实。有客人在的时候，报纸是要看的。现在她不必看报纸了，就是看也没有了，以前她看的都是父亲带回的报纸。电话沉默着，电话曾经响起过两次，有一次是打错号的，有一次是干休所通知去领苍蝇药的。
父亲敲门的时候，母亲很快把门打开了。母亲看见是父亲，显出很失望的样子，随口说了声：“是你呀！”
父亲也反唇相讥道：“不是我是谁？！”
父亲一下子显得老了十岁。
离休后的父亲开始找碴儿和母亲吵架了，起因是吃饭。这么多年了，都是母亲做饭父亲吃，母亲做啥，父亲吃啥。父亲从没在吃上说过一句不满意的话，现在父亲觉得吃啥都不对胃口、都没有滋味。父亲终于把碗重重地放在桌子上，冲母亲大声地说：“这哪里是饭，是猪食！”
父亲这是第一次对母亲做饭的水平挑三拣四。母亲被这突然而来的打击弄得不知所措，她张口结舌了半晌才说：“这饭怎么了，不是好好的吗，以前不也是这样做吗？”
父亲咆哮了一声：“猪食，呸，猪都不吃！”
说完重重地躺在了床上，不再理母亲。
母亲望着桌上被父亲称为猪食的饭菜流下了眼泪。这是有史以来，父亲第二次这样粗暴地对待她。第一次是因为母亲在饥饿的年代偷拿了食堂的一棵白菜，而遭到了父亲一记耳光。这是第二次，母亲无法忍受，于是她就哭。
从此，父母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每次吵架他们就相互揭短，以此来击中对方的要害。
父亲指责母亲：“你好，你看你老家那些亲戚！你那些侄子咋都不来看你了，连个电话也没有。”
早在父亲的守备区风雨飘摇前，母亲那些侄子纷纷找上门来，要求把他们调离守备区，因为他们年轻，在部队还都有前程。于是父亲在母亲的劝说下，也秉着对下一代负责的态度，纷纷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有的被父亲推荐到了上级机关，有的被推荐到了友邻部队。守备区撤销了，父亲离休了，母亲的那些侄子便没了消息、没了踪影。
母亲被揭了短，心里自然难过，但她也不甘示弱，于是开始揭父亲的短：“你也不比俺好哪去，以前围前围后的那些部长、处长都哪儿去了？他们咋都当缩头乌龟了！”
父亲、母亲用最致命的招数打击着对方。他们吵累了，吵够了，便望着对方咻咻地喘气。
父亲说：“不是我说你，你瞧瞧你们老家那些人。”
母亲说：“俺老家人是不行，你老家人也不咋的，给他们办完事了，连个影也没有。”
父亲突然感到了一层深深的悲哀，他不再和母亲吵了，面窗而立，泪流满面。
母亲也在哭，嘤嘤的。他们一时都显得很脆弱。
父亲不仅和母亲吵，和干休所的工作人员也吵。
干休所在外地买来一车西瓜。干休所一发东西总像过年一样热闹，车刚回来，一群老头老太太便把车围了。李所长便亲自为每家每户分西瓜。
唯有父亲和母亲没有去。母亲想去，她说：“你不去俺去，去晚了怕没好的了！”
父亲说：“不准你去，我不吃西瓜。”
父亲不让母亲去，母亲就不好去了。
西瓜终于热热闹闹地分完了，这时李所长才想起父亲。这时的大瓜已经被挑走了，李所长感到很为难，但还是让两个战士抱了几个瓜，自己也亲自抱了两个瓜向楼上走来。
李所长敲门，一边敲一边说：“首长，给您送瓜来了。”
父亲不开门，也不让母亲开门。父亲冲门外说：“我不吃瓜。”
李所长听见父亲的语气是生气的，便检讨地说：“这次对不起，首长。瓜是小了点，下次一定给你补上。”
李所长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母亲过意不去，便把门打开了。李所长带两个战士趁机把瓜送了进来。李所长一边赔着不是，一边说：“首长，都怪我糊涂，一忙就把您忘了，下次一定补上。”
父亲大声训斥道：“告诉你小李子，我不吃瓜！”
李所长以前给父亲当过勤务员。
李所长检讨再三，父亲不理。李所长最后讪讪地走了。
李所长前脚一走，父亲便抱起西瓜一个又一个地从窗子扔了出去，像当年扔手榴弹一样，母亲拦也拦不住。
这就惊动了干休所里所有的人，他们聚在父亲窗下，仰头向上望着。李所长惶惑无助地望着大家。大家就仰着头，冲父亲的窗口说：“这老石，脾气还不小！”
参加过长征的一个人就说：“小石，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瓜是小点，可都是好瓜。你看看这瓤有多红，熟透了。”
这人一边指着地下摔碎的西瓜一边说。
另一个参加过抗战的人说：“我说老石呀，你也太小心眼了！几个瓜算啥，不给你也不算啥。”
另一个也说：“操，我说老石，你现在不是司令了，和我们一样了，你这样做让李所长以后还咋工作？”
父亲听了这些话想骂人，走到窗前又忍住了。他明白，这些人都是老资格了，骂是不能骂的，于是父亲站在窗前大声地说：“我操，我告诉你们，我老石不吃瓜！”
说完“砰砰”地把所有窗子都关上了。
底下的人便摇着头劝慰李所长道：“这老石还不习惯哩。没啥，没啥。”
说说劝劝，众人便都散了。
李所长便指挥战士清理地下摔碎的西瓜。
父亲觉得处处憋气，他想吵架，他想骂人。母亲无可奈何，她只能叹气抹眼泪。
一晃，半年就过去了。父亲在干休所里仍显得很孤独，他与那些买菜的、打门球的、下棋的人们，仍显得格格不入。
母亲似乎已经习惯了，适应了。她先是熟悉了干休所里那些老太太，接下来，她和那帮老太太学着练气功，然后又跳舞、扭秧歌。适应了这里的母亲反倒劝父亲：“老石哇，咱走啥路穿啥鞋吧。这样也没啥不好。”
父亲不理母亲，更不与母亲同流合污。
每天吃过早饭，母亲都要动员父亲和自己一道去买菜。父亲便说：“荒唐！让我去买菜，休想！”
母亲不计较父亲买菜不买菜，她拿起兜子随那些干休所的老头老太太集体去买菜了。
父亲孤独地站在干休所的院子里，远望着昔日军营的方向。那里的施工仍在继续，一座又一座大楼已显出了轮廓，工地上热闹非凡，于是父亲就抑郁寡欢，他在费劲地想着什么。
事情的转机是父亲老家又一次来人。
那一天，父亲的老家突然就来人了，来人就是刘二蛋。刘二蛋父亲是认识的，不认识的是刘二蛋身后那些年轻后生。
父亲开门看见了眼前的刘二蛋便愣住了。刘二蛋一如以前的谦恭，他叫了声老石哇，便说不出话了。他在仔细打量着父亲，父亲老了，白头发多黑头发少。父亲一脸孤独的神情吓了刘二蛋一跳。在刘二蛋的记忆里，父亲满头黑发，满面红光，一双眼睛虎虎有威。
半晌，刘二蛋说：“老石哇，我们给你送大米来了。水库早就修好了，咱家乡人也吃上大米了。”
刘二蛋说完，便有几个年轻后生把一整袋大米抬了进来。父亲不知是感激还是惶惑，他从口袋里抓出一把家乡的大米，久久地摸着、看着。最后他拿起几粒大米放在嘴里嚼着，他竟咽了。
父亲这才从恍怔中回过神来，冲仍站在他面前的刘二蛋和几个青年后生说：“这次来有啥事？我老石可离休了！”
刘二蛋忙说：“没事，没事，现在家乡可不比从前了。”
父亲就点头，然后吩咐母亲去炒菜。母亲就热情地去了厨房。
刘二蛋忙说：“不打扰了，不打扰了。我们该走了。”
父亲动了感情说：“吃了饭再走，饭是一定要吃的。”
于是，两个童年一同讨过饭的朋友终于有机会坐在了一起。喝了两杯酒之后，父亲才知道，刘二蛋他们这次是来城里观光的。老家富了，不再为吃穿发愁了，于是他们便集体出来旅游。父亲这才察觉到，刘二蛋的精神比前些年可有了很大的改观。在父亲面前，刘二蛋仍然谦恭，精神却极好。
刘二蛋就说：“老石哇，村子里都念着你的好哇。那年发大水，要不是你支援衣服和粮食，是要冻死、饿死人的哩。你要不批炸药给我们，村人咋能吃上大米……”
说到这，刘二蛋的眼睛潮湿了。
父亲不语，只是一杯又一杯地喝酒。
半晌，刘二蛋又说：“村人们没忘下你，在后山上还给你修了碑哪！”
“修碑？”父亲迷惑地望着刘二蛋。
“咋能不修个碑哩？你是咱们村里出去的将军，又给村里办了那么大件好事，村人们修个碑算啥！”刘二蛋说到这已是眼泪哗哗的了。
父亲终于放下酒杯，呆愣愣地望着眼前的乡亲们。
刘二蛋又说：“村人们都想来看看你，我说你工作忙，才只来我们几个。”
停了停刘二蛋又说：“老石哇，这么多年你没回一趟老家，以前你工作忙，乡亲们理解。这次你退了，就回老家瞅瞅吧。”
年轻后生们也一齐说：“回老家看看吧，看看吧！”
“回家？”父亲喃喃着。
一座三面环山的小村，村后有一条淙淙而流的小河，小村贫穷而又破败。这就是留在父亲记忆里的家乡。
母亲也在一旁说：“回去一趟吧，开开心，别整日愁眉苦脸的。”
刘二蛋和众后生们也一起说：“回吧，回吧。”
刘二蛋向后生们使了个眼色，那几个人便齐齐地给父亲跪下了。父亲又一口喝干了一杯酒，下定决心似的说：“回家！”
结果父亲就回了一趟老家。
老家的一切在父亲的眼里自然是陌生的了。最后他来到了后山，山下就是村里人们修好的水库，水库清澈见底，鱼儿们欢畅地在水底游着。后山上他看见了村人们为自己修的那座将军碑，父亲执意要把碑扒了。
刘二蛋和众乡亲不依，刘二蛋说：“咋能扒了呢，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碑，是全村人的光荣哩。”
父亲就在那座石碑前跪下了。山下就是家乡的村落，那里早已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了。父亲冲那碑和村落磕了三个响头，父亲抬起头时，早已是泪流满面了。
刘二蛋冲乡亲大声地说：“老石哇，看看今天咱们的老家吧！”
父亲悲泣地冲乡亲们说：“老乡们，我老石不是人哪，没给家乡帮上啥忙啊。”
刘二蛋说：“老石，你这是咋说的哩！你老石是咱们村的光荣哩。”
说完，刘二蛋和父亲便抱在了一起，失声痛哭。
半个月后，父亲回到了干休所。半个月不见，父亲好似换了一个人。他一进院门，便大声地冲每一位他碰到的人说：“我老石回家了，我老石回家了……”
然后父亲便向花坛旁那围了一圈的人群走去。他一边走一边说：“来，来，来，谁跟我老石杀一盘？”众人抬起头，疑惑地望着父亲。
接下来，他们一起冲父亲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