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会遗传吗？

空间传染

巴士或空间站被宇航员赋予了人格特征和记忆，承载的情绪能够穿透他们厚厚的铠甲。在某些人看来，其实场所和物品也会让人情绪激动。一想到一些恐怖电影，人就会毛骨悚然，比如斯图尔特·罗森博格（Stuart Rosenberg）主演的电影《鬼哭神嚎》（1979）。或一些令人焦虑的报道，比如1986年在法国电视3台播出，1992年在法国电视1台播出的圣康坦^[19]“血屋”的报道。

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有些地方让人感觉好？有些地方让人感觉糟，好像充满了不好的情绪？

你是否知道美国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发明的“有机建筑”的概念？“有机建筑”认为，建筑物，无论是房屋、办公场所还是祭祀礼堂，都是活的有机体。它的建筑结构、布局和家具会深深地影响和塑造身处其中的人。

在同领域，但更复杂的一个分支，我还对一个非常古老的学说——风水感兴趣。风水是道家的居住科学，让好的振动波流动，消除不好的振动。为了对此做更多了解，我联系了玛丽-皮埃尔·多明戈（Marie-Pierre Dillenseger），20年来她努力唤醒人们于时空影响的意识，大多数西方人对此知之甚少。

针对我的问题“生活场所是否有可能对人的情绪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她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有影响。不仅人有个性，场所也有个性，例如建筑物朝向和建造日期可以衡量一个人与其时空环境的相融性，即朝向和建造日期能对人产生影响，可以促进或阻碍人施展力量。”

困扰我的问题是：具体如何驱散家里房子散发出的有毒情绪？这些情绪每天都可能传染给我们。对此，玛丽·皮埃尔·多明戈回答说：

“第一步是要尽可能地打开自我，确保你的状态、感觉、心情不是因为你凭空的想象或个人的弱点。更好地倾听自己，随后敢于将自己的状态与环境联系起来，试验并确认。避开那些让你感觉沉重的地方。如果你在某个特定的会议室中容易情绪激动，下次提前订其他的会议室，排除消极的空间影响。屋子里越是敞亮、通风、干净，能量就越不容易停滞。检查电灯的瓦数，清洁通风口，进行‘春季大扫除’。在办公室里，在身边放置和当前所做的事情确实有关系的文件、工具、家具，把其他东西收起来。在家里，清理与现阶段无关的物品或你不喜欢或不再喜欢的物品，扔到回收站。敢于清除那些消耗你精神能量的东西（放在床下的离婚协议）、消耗情绪能量的东西（前公婆、前岳父母送的花瓶）、消耗身体能量的东西（为了表示对祖父母的忠诚，留下的沉重得难以移动的椅子）。规避（少去有问题的地方）或逃离（搬家或不要久留）都是有效的方法。核心思想就是不要用自己的能量和适应力来扭转一个地方不好的风水。地方也会损害一个人，就像虐待人的伴侣。”

细胞传染：一种产前传染

我们可以把家产、债务、价值观传给孩子，他们也会继承父母的遗传病、身体特征、个性和基本的情绪。关于最后一点，我非常震惊的是，我碰到过的很多宇航员都把空间站比作“自己的母亲”（一位温柔、亲切的孕妇），或比作“大地”（扮演的角色是一位占有欲很强的母亲，整天都形影不离地贴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和他们保持着紧密的情感联系。宇航员们则扮演着另一个主要角色，一会儿是胎儿、婴儿，一会儿是儿童或青少年。这种类比很符合风水的概念。

结合以上概念，让我们试着理解我所谓的“母婴”传染是如何发生的，换句话说就是看看母亲是如何把情绪传染给自己孩子的。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产前传染。

米歇尔·托尼尼把空间站比作母亲的子宫，把失重环境比作羊水，把自己比作胎儿，把我们带回了自己诞生之时，即构建我们最初情感世界的时期。一个人体验到的情绪可能和他在出生之前的感觉是一样的，托尼尼告诉我在“和平号”空间站里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的大脑可能比较并发现了身处太空和母胎时的共同点，发现飘浮在太空中的感觉就像胎儿在羊水中游泳的感觉，二者都是在狭小的空间内。从太空中看到的地球是一个美丽的蓝色小圆球，就像一位孕妇隆起肚子的完美弧线。

美景激活了细胞记忆，让宇航员们重新有了出生前的感觉。

听起来令人震惊，但似乎也有道理。

我们在母亲腹中时，肯定也吸收了母亲的情绪。但很难把它们从记忆的抽屉中提取出来，它们被封存在海马体（大脑中央负责记忆的一个区域）的深处。

无论我们是否记得，在子宫里还是胎儿的我们都确实浸没在母亲的情绪里。一些胎儿心理学的研究者试图证明这一点。胎儿心理学是一门处于实验阶段的学科。胎儿从和自己情感共生的母亲身上获得的两种主要情绪似乎是害怕和快乐。

所以可以说，如果一个感觉良好的孕妇会分泌幸福激素，这种激素在羊水中的含量也会增加，说明母亲会把积极的情绪传染给胎儿；相反，如果母亲感觉恐慌，胎儿的心跳也会加速，被恐惧淹没。

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胎儿在胎盘中并不能受到完全的保护：11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Ⅱ型（11β-HSD2）可以将母亲的皮质醇（压力激素）“转变”为皮质素（惰性），当孕妇真的“吓坏了”时，这种酶就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研究人员对267名孕妇进行羊水穿刺（一种进入式、令人有压力的医疗检查程序），从胎儿所在的羊水腔中提取羊水，发现羊水中的皮质醇指数和孕妇血液中的一样高。孕妇处于压力之下的时间越长，羊水中的皮质醇含量就越高。个体在胎儿阶段长期浸没在母亲的压力之中，可能在随后会受到影响。

让孩子感觉到的恐惧多于快乐，把它引向情绪能量的暗面，可能在更早的阶段就会产生影响。很多研究都证明了这点，比如2018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针对包括智人在内的14个物种进行了研究，发现曾经有过创伤经历或在怀孕前不久处于慢性压力之下的孕妇，所生的孩子更容易紧张，脑部与身体的发育也受到影响。

在这方面，海法大学的3位以色列研究员让雌鼠（研究人类很好的“动物模型”）在青春期和交配前重复经历不可预测的压力（比如温度变化）。和其他生活安逸的雌鼠相比，焦虑的雌鼠Crf1基因更容易表达，明显导致额叶和卵子中一种压力激素的分泌。随后雌鼠生下的小鼠身上的Crf1基因过度表达，也会影响额叶。

该现象被称为“表观遗传”，换句话说，个体幸福或不幸的生活遭遇改变了基因的表达。“经验”在DNA上留下印迹，但一般不改变基因的结构。表观遗传痕迹传给下一代，经常是为了帮助后代更好地适应环境。不幸的是，对于处于压力之下的雌鼠后代，这种“遗传”弊大于利。因为随后生活在安逸环境下的小鼠也要承受无谓的焦虑。

从人类身上也能发现一些表观遗传现象。比如印度尼西亚的土著巴瑶族（Bajau）被称为“海上的游牧民族”，因为他们60%的时间都在水下捕鱼。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基因产生了变化并代代相传。基因的改变使得他们水下憋气的时间更长（长达13分钟）；他们的脾脏非常大，脾脏里充满了红细胞，当他们潜水憋气时可以释放出更多氧气进入血液。

就像巴瑶族的脾脏一样，我们感受某种情绪的倾向也会变化以更好地适应环境。为了证明这一点，在此讲一小段我曾祖母的故事。我的曾祖母是阿尔萨斯人，阿尔萨斯方言中曾祖母是“Grandmala”，她非常了解慢性压力和创伤性经历。出生于1907年的她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忍受过饥饿、暴力和恐惧。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也就是曾祖母怀孕前，她每天都处在压力环境中。她可能在分娩前就将这种情绪传染给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祖父让·皮埃尔，他出生于1932年。和很多同龄的阿尔萨斯孩子一样，他很早就表现出活跃的性格，总是处于警惕状态。这是一种极为有用的天赋，因为几年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当时才7岁的祖父本能地知道如何摆脱困境。祖母评价祖父时说他“聪明”“机灵”“有办法”。1943年，11岁的祖父已经可以戴着扣脚，开一辆有拖车的吉普，拉着村民们去科尔马购物，以换取一些法郎、衣服、工具或食物。要知道，他也是第一个想到在吉普车后接一个犁来耕地，代替马犁地的人。

祖父从曾祖母身上继承的不安情绪，确实给了他生存的机会和有用的财富，让他克服生活中的痛苦。1945年，他的妹妹玛尔特被流弹打中去世，3年后，其父悲伤成疾也与世长辞，“面对极其令人焦虑处境”的能力让祖父走出了悲伤。但童年时过早受到的过大压力，也为他日后的健康埋下了隐患：他的身体一直处于超速运转状态，一定会付出代价。祖父60岁时就去世了，癌症很快夺走了他的生命。他也说自己和“安逸”的生活无缘，无法享受其中的平静与幸福。

我祖父的故事也许微不足道，但他的故事说明跨代情绪传染可能是一把双刃剑，能让后代有更好的适应力，但在变化的环境中这种能力也很快就失效了——今天的真理明天并不适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社会中不好的一面似乎日益占据了上风——十分之九的恐惧都是没有根据、幻想出来的，所以毫无用处。可能你已经理解，或想到自己身上继承着父母或祖先的基因，其中至少也有一部分可能和现在的时代并不相称。作为焦虑的一代，我们更容易产生身心疾病、焦虑症、高血糖症和高血压等疾病。

但请母亲们不要自责！其一，父亲也并非一点儿责任都没有。针对雄鼠的实验表明，父亲的恐慌也同样会遗传，至少会影响两代，很可能是因为精子的基因组改变所致。其二，父母的情绪传染和遗传也可能是积极的。其三，一切都是可逆的。

产后传染

当然，我们身处的环境和感受到的情绪都会改变人体基因的表达。但这种改变会遗传，也可逆。“可修复”的可能性让人充满希望：即便出身焦虑的家庭，母亲怀孕时压力很大，或自己经历过艰难困苦，也要知道我们都可以通过自身的行动扭转局面，消除留给孩子的一些（表观）遗传痕迹。

行动越早越好。因为孩子年龄小的时候，大脑可塑性（即大脑根据与环境的互动和个体的经历重塑自身的能力）最强。

在这方面，你是否听说过拥抱新生儿能产生非凡的力量？

加拿大的前沿研究者以啮齿动物为实验对象研究了这个问题。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遗传学家迈克尔·米尼（Michael Meaney）及其团队的研究证明：不到一周大的小鼠被母鼠有意识地爱抚舔舐时会有深深的幸福感，身上会留下生物印记。更确切地说，如果与母亲的接触（舔舐、梳毛）频繁、温柔且时间相对较长，会激活幼鼠体内控制糖皮质激素受体产生的基因。该受体会防止机体对压力反应过度。被母亲爱抚时，小鼠能产生大量的糖皮质激素受体，疏解压力。实验还证明母鼠的爱抚足以改变小鼠体内和压力反应有关的基因表达。

加拿大的其他研究，更进一步证明早期（断奶前）与母鼠经常有身体互动的小鼠，大脑细胞的DNA^[20]序列会发生改变，进而导致基因组结构改变，直接影响小鼠的发育，在其成年后仍有影响。

针对人的实验结果如何？

20世纪，英国著名的儿科医生、精神分析师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是著名“依恋”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新生儿需要经常与父亲或母亲进行身体接触。父母通过爱抚婴儿、陪他睡觉、把他放在婴儿带里挂在胸前或背在背上，都能彼此建立起坚固的情感纽带，自动储存在婴儿的情感记忆中，使他的社交和情绪能力得以正常发展。

如今，得益于诸多神经科学的发现，鲍尔比革命性的理论似乎得到了证实。2017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中，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3名研究者来到温哥华地区主要的妇产医院，要求产妇们连续4天记录与自己5周大婴儿的身体接触，包括爱抚、按摩、背或抱等。她们还要记录婴儿的行为，比如哭闹、明显的沮丧表现，频次及持续时间。

在同意参加实验的1055位母亲中，155位保持着与婴儿频繁的身体互动，而另外152个极端案例中，母亲与孩子保持距离，通常抑郁或倦怠的母亲更少抚摸自己的孩子。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母子关系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他们随后在父母的同意下，跟踪观察了这两类孩子的发展。

四五年后，研究者提取了其中94人的DNA样本，比较与母亲有很多身体接触和没有身体接触的儿童DNA。他们发现：婴儿出生后，父母表示爱意时与其频繁的身体接触，留下了有益于儿童发展的表观遗传标记；相反，如果母亲很少向孩子表达爱意，孩子体内的细胞分子发育会低于同龄人，这种“生物不成熟性”使得他们更容易反复抑郁，难以茁壮成长。

听了这些，如果你作为年轻的父母，仍旧认为把孩子抱在怀里就是“缺乏独立性”“习惯不好”，那么现在是时候反思你的做法了：儿童感觉器官和认知的健康发展，免疫系统的增强和新陈代谢的发展等，都离不开人的抚摸和体温。

为了说服各位，让我给你讲一个现代版的童话故事。只是这次不再是关于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而是两个小姐妹之间的依恋产生的非凡力量。

1995年10月17日，双胞胎凯丽和布里尔勒在马萨诸塞州纪念医院早产（提前12周出生）。为了避免感染，医生将二人分开放在两个无菌暖箱中。

姐姐凯丽状态不错，而布里尔勒身体虚弱，体重不到1千克，出现呼吸困难、心跳减慢的症状，她快死了。

最后时刻，一名护士不顾上级指令，决定将两姐妹放在同一个保温箱中。当两个婴儿在保温箱中团聚时，凯丽本能地用手臂抱住妹妹的身体。令人惊讶的是，布里尔勒的心跳和呼吸逐渐稳定，血液含氧量增加。不久之后，这对双胞胎就能离开无菌暖箱中了，直到今天都活得好好的。

是什么促使凯丽把手放在妹妹身上？哈特菲尔德和她的同事做出了一个解释。他们认为：“原始的情绪传染发生在生命的早期。研究者发现无菌暖箱里的婴儿对其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一个孩子哭，其他人也都跟着哭起来。”

身体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得益于神经科学的发展，人们正在了解身体的奥秘。难怪现在“免费拥抱”或“免费爱抚”活动大获成功，人们用自发的拥抱传递积极的能量。这种看起来有点儿荒唐的友好举动其实是利于全人类的智慧之举。

积极的情绪传染

宇航员告诉我们，如果有幸像他们一样被积极的情绪传染，最有必要做的是让情绪流动并作出回应，而不是把它留在自己身上。

在此方面，哈特菲尔德及其同事向我谈起了弗雷明汉，一个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人口约70万人的城市。

“这个城市独一无二，是个真正的露天实验室。在市长的允许下，5年多来，来自哈佛和各方的很多研究者针对弗雷明汉的居民进行了调查实验。其中一项研究中，两位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喜悦、幸福、开心等情绪的传播产生了兴趣。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喜悦、幸福、开心等情绪对健康有益。研究者绘制了参与者的社交行为记录图，这是一种像蜘蛛网一样的个体社交网络图，能显示个体之间的相互情绪作用^[21]。”

“他们惊讶地发现，幸福和热情传播的速度非常快，辐射的范围非常大，而且最幸福的人常处于情绪网的中心。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社交网络的情绪中心。网围绕他们编织开来，他们身边的人（家人、朋友、同事、朋友的朋友）比一般人更幸福。”

要明白：传播积极的情绪对我们自身有好处，对被情绪感染的人也有益。

对我们有好处：快乐、平静、热情、感恩等积极的情绪就像在你我的屋檐下筑巢的燕子，它们秋去春归，固有的迁徙天性为它们指引着方向。它们在空中的迷人的舞蹈和鸣唱让人欣喜，但它们只是过客，这是需要接受的事实。想要不计代价地留住它们，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将其关进牢笼，就是将其慢慢杀死。这就和有些宇航员犯的错误一样，他们不顾一切地试图重温在太空的强烈感受，比如尝试极限运动。寻找的过程让人烦恼或成瘾，无法活在当下，对新的愉悦体验无动于衷。一切都是因为放不下过去已经消失的完美感觉。

对他人有好处：把积极的情绪传递给身边的人，形成良性循环后，情绪很快就放大。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戴斯蒙·屠图（Desmond Tutu）所说：“从小事做起，积善成流，改变世界。”传播积极的情绪对全人类都有益处，尤其是针对被媒体散播的有毒情绪感染的人们。用亲切和振奋人心的微笑、字句、表情包、姿势、态度、想法去抵消他们受到的消极影响。只需打动一个人，就足以引发大范围的情绪传染。菲尔德及其团队认为：“对这种集体现象最先产生兴趣的研究者之中，19世纪的埃米尔·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坚定地认为集体的团结会引起‘集体兴奋’，这种兴奋会加强社会联系，让人产生超验的感受和行为。简而言之，他认为集体兴奋可以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22]。”

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其中的原理和蝴蝶效应类似。蝴蝶效应的理论出发点是：一只蝴蝶在日本扇动翅膀就会在得克萨斯引起风暴。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学的认知学博士、现英国国家学术院牛顿国际学者纪尧姆·德兹卡诗（Guillaume Dezecache）对此做出了解释。他是第一个通过实验来研究两人以上范围内情绪传染的研究者。

“我进行了很多不同的小实验，多少取得了一些成功。其中的一个是研究人类之间情绪传染的‘可传递性’，也就是说A（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情绪可以通过面对着A的B，传递给C（看不到也听不到A，但看着B），B也不知道C看着自己。

“我在C脸上放置小电极，记录其面部肌肉的活动。要求A看一个视频，视频中的演员表现出恐惧或喜悦的情绪。也要看一些与社交无关，没有情绪的视频，比如北部-加来海峡的迷人风景。由此我发现：当A分别表现出恐惧和喜悦的情绪时，C面部恐惧和喜悦的表情也更活跃。

“这说明情绪信息是通过B，从A传给C。这种信息的传递不仅仅是简单地调动面部肌肉，因为当A表达情绪时，C的皮肤导电性增加（当人情绪激动时皮肤轻微出汗所致）。如果我当时记录受试者（尤其是C）的大脑活动，我可能会观察到大脑边缘系统（特别是杏仁核）和运动区被激活（让C做好准备，灵活应对A的恐惧或喜悦）。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C发现B很开心时，C自己大脑的奖赏中心也会被激活。如果A的情绪表达得更强烈，我们可能会发现B和C的情绪反应也更大：感知到其他人的恐惧时，会向后退；感知到他人的喜悦时，会做出亲近的社会行为和接近他人的行为。所有以上情况的结果都会证明，情绪可以极具传染性，而且这一过程几乎悄无声息。”

像血、粒子、橄榄球、大白鲨、自转的地球等一样，情绪必须不断流动，否则就会是一潭死水。永恒的流动让情绪得以大规模地传播。因此，向一个人传递一种强烈而有意义的情绪，可以改变世界。当我们看到一张普通的照片，比如那张溺毙男孩艾兰（Aylan）俯卧土耳其沙滩的悲惨照片，其中传递出的情绪足以引发全世界的愤怒。让我们告诉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培养积极的态度，一点点传播积极的情绪，积极的态度就会传遍全球。对此，我深信不疑。

总结

请记住，所有人都会被情绪传染，即使是那些我们眼中置身事外的人，当这种现象发生在朋友、恋人或父母与孩子之间（有时甚至在孩子出生之前），其影响就会被放大。此外，我们经常去的大多数场所、建筑，或居住的地方似乎也带有情绪，可能诱发人产生不稳定的情绪。随后，分享自己感受到的积极、强烈的情绪似乎也很重要，特别是在自己的身边营造良性的集体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