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说概念的厘清

（一）从小道之说到诸子之末

“小说”一词，据现存文献首见于《庄子·外物》，该篇云：

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成玄英疏云：

累，细绳也。鲵鲋，小鱼也。担揭细小之竿绳，趋走溉灌之沟渎，适得鲵鲋，难获大鱼也。干，求也。县，高也。夫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高名令（问）〔闻〕者，必不能大通于至道。^[67]

此处“小说”与“大达”相对，陈鼓应将其分别译为“浅识小语”和“明达大智”，^[68]甚确。鲁迅也指出《庄子》此处所云“小说”乃“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69]。可见，“小说”本义指未臻于大道的浅薄琐屑之言论，亦即小道之说。

“小说”的这一最初内涵，在《荀子·正名》篇也可找到佐证。该篇有云：“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关于“知者”，学界多认为即“智者”。关于“小家珍说”，刘师培曰：“珍，疑作‘紾’。《孟子》赵注云：‘紾，戾也。’又与‘轸’同，《方言》：‘轸，戾也。’则‘紾说’即僻违、乖戾之说。”钟泰曰：“珍者，异也。珍说，异说也。”^[70]刘氏、钟氏之说皆通。此处“小家珍说”作为“知者论道”的对立面出现，乃是荀子对宋子、墨子之类学说的蔑称，指与智者论道之言相对应的僻违、乖戾之异说。《荀子·正名》之“小家珍说”与《庄子·外物》之“小说”内涵大致相同，都是诸子论争中贬损对方为小道之说的鄙称。

《庄子·外物》和《荀子·正名》确定了“小说”乃“小道之说”的义界，两汉之际的桓谭《新论》则进一步对“小说”（“小道之说”）的特点和价值进行了阐发。该书云：“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71]这段话有至少有三个要点。第一、所谓“丛残小语”“以作短书”，既指小道之说在内容上丛杂、形式上短小，又隐含着对“小道之说”的价值评判。这可以从东汉初年王充《论衡》对“丛残”“短书”的批驳得到佐证。《论衡·书解》：“古今作书者非一，各穿凿失经之实，违传人（之）质，故谓之丛残。”《论衡·骨相》：“在经传者，较著可信。若夫短书俗记，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见，众多非一。”《论衡·谢短》又云：“二尺四寸，圣人文语，朝夕讲习，义类所及，故可务知。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籍短书，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也。”^[72]书中将失经之实、违传之质称为“丛残”，将“非儒者所见”“非儒者之贵”的小道之说称为“短书”。王充《论衡》与桓谭《新论》时代相去不远，王充对“丛残”“短书”的理解应该代表了那个时代儒者的主流观点。桓谭《新论》指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以作短书”正是儒者对儒家之外“失经之实、违传之质”的学派（“小说家”）带有贬义的陈述。第二、所谓“近取譬论”，指“小说”（小道之说）借用外物譬喻来形象说理，这点出了“小说”（小道之说）形象说理的特点。第三、所谓“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是桓谭在判定“小说”为“合丛残小语”“以作短书”的“小道之说”的前提下，对其价值的一种有限肯定。所谓“有可观之辞”，应该也是继承了《论语》“小道可观”的思想。《论语·子张》云：“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73]可谓整体贬抑（“致远恐泥”“君子不为”）的情况下肯定其局部价值（“小道”“可观”）。桓谭《新论》与《论语·子张》的论述，虽有先抑后扬与先扬后抑之别，但在大抑小扬的主旨方面是一脉相承的。

班固《汉书·艺文志》对“小说”（“小道之说”）的起源和价值做了非常经典的阐发，并将其作为一个学派附于子部之末。^[74]该书云：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75]

引文首先探讨了“小说”（“小说家”）的起源，认为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这里实际上包含着“小说”出身卑微、可信度低的价值判断。引文接着引用《论语》并加以发挥，肯定了“小说”虽然作为“小道”亦有“可观”之处，亦有“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的价值。班固明确将“小说”与“小道”相联结，继承了先贤对“小说”的性质判定（说“小道”的说理之作）；同时，班固阐发“小说”的价值，也继承了先贤对“小说”大抑小扬的价值判断。正因为这样的性质判定，所以“小说”被置于诸子略（即后来的“子部”主干）；也正因为这样的价值判断，所以“小说”被置于末尾。“小说”被归于“诸子略”，表明其与“入道见志”^[76]的诸子著作性质相似或相近，主要为论说性文字^[77]，但又因其浅薄、悠缪^[78]，故而只能殿后。“小说”被置于“诸子略”末尾，其原因还可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找到线索。该序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79]该序认为诸子十家中可观者有九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特地将小说家排除在外。后面的论述中又认定除了小说家之外的其它九家“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并肯定了九家之言的价值。该序清晰地呈现出“小说”（“小说家”）的地位，虽然“可观”，但毕竟是“小道”，不能与谈论“大道”的诸子九家分庭抗礼。

《汉书·艺文志》对“小说”明确提出的“小道可观”价值判断，以及由此而来的将“小说”（“小说家”）附于诸子之末的目录安排，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小道可观”价值判断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一词仍有“小道”之义项，如曹魏时期徐幹《中论·务本第十五》：“夫详于小事而察于近物者，谓耳听乎丝竹歌谣之和，目视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给乎辩慧切对之辞，心通乎短言小说之文，手习乎射御书数之巧，体鹜乎俯仰折旋之容。”^[80]直到隋唐时期，“小说”一词也仍然有“小道”义项之用例，如白居易《策林·黜子书》：“臣闻：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大义乖，则小说兴；微言绝，则异端起。于是乎歧分派别，而百氏之书作焉……斯所谓排小说而扶大义，斥异端而阐微言，辨惑向方，化人成俗之要也。”^[81]而“小道可观”的论断，更是被后世屡屡征引。^[82]就“小说”附于诸子之末的目录安排而言，后世正统的史志书目、官方藏书目录、私家藏书目录以及其它目录类著述莫不奉为圭臬，鲜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