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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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绿汀翻案集团”的“黑爪牙”

被誉为“硬骨头音乐家”的贺绿汀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关在牢中。上海各大报纸都报道贺绿汀在上海、江苏、安徽有个翻案集团。有一天造反派提我到三楼的一间小房里审问。两名陌生的年轻人坐在桌子的两边,问我是否给贺绿汀写过信,我说写过,是推荐我团潘汉明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作曲。接着他们再三问还写过什么,我答没有。再问,我说没有了。黄梅戏剧院的造反派认为我没有老实交待,让我跪下,我正站着思考跪不跪,来人说不要跪了,让我再想想。第二天剧团的造反派叫我到三楼去,我刚到三楼走廊,造反派就将一面十来斤重的筛金(一种特大的中国锣)挂在我的脖子上,锣的正面写着“反革命分子贺绿汀黑爪牙时白林”。这是我在两年来的“文革”中,被扣上的又一种新称谓。突然,两扇门由两人拉开,里面大喊:“把反革命分子贺绿汀黑爪牙时白林拉上来!”两名手执黑红棍的“文攻武卫”的造反派,将我架进三楼排练场的批斗现场,里面一片“打倒”声。我刚被推搡到会场中心,东边一个孩子飞奔地跑上来,大声喊着:“爸爸!”。这是我的二儿子时峰,演员王毓琴很快把他拉走。造反派高声叫着让我低头,我刚弯腰低头,因锣太大,我个子矮,大锣碰到水泥地上嘡嘡作响,引起笑声,造反派就把挂在我脖子上的大锣取了下来,随即我休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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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曲家何占豪

1979年11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北京举办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与上届会议相隔十九年,也是十年浩劫后举办的一次全国音乐家代表大会,好多代表见面的第一句话:“你还活着?!”于是相互握手、拥抱,眼睛湿润。

有一天,作曲家何占豪到安徽代表团住所找我,提及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要采访贺院长,贺院长请我过去,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敬爱的贺院长“文革”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长达七年之久,女儿贺小秋在“文革”中冤死家中,若见到他,一定是悲喜交加。

到了采访现场,我看到贺院长与丁善德院长神情镇定,和颜悦色地坐在屋内,我控制着情感向他们致意后,工作人员安排我与何占豪、陈钢三人坐在两位院长身旁。出乎意料的是,采访中,贺院长将我在“文革”中挂筛金、被批斗的事述说了一遍。他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呢?后来我从合肥工业大学的地质学专家岳书仓教授那里才了解到,当时他是合工大业余管弦乐团的指挥,批斗我那天,他与省歌舞团的同志一道进入会场。贺老出狱后,他与夫人贺建华(贺老的侄孙女)到上海看望贺老时告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