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我做过很多份工作

从小到大，我做过很多份工作。每份工作都让我有所成长。在很小的时候，我做的是给核桃装袋或采摘西红柿那样的工作，有时我也会帮父亲拔掉他打回来的飞禽身上的毛。他会外出打猎，然后带回来一些野鸭，10只或20只。每拔掉一只野鸭的毛，我就可以从父亲那儿得到50美分。有一阵子，我还做养鸡生意，我喂养母鸡，靠出售鸡蛋和鸡粪肥料赚钱。（这可是我的第一个垂直整合产业链！）我还在伍德兰的大街小巷推着冰激凌车叫卖，还为人们提供除草服务。我会去高中足球比赛的赛场，在观众台的座位下翻找收集大家丢弃的可乐瓶。那时候，每个瓶子可以换回1美分，它们会被回收，重新消毒后再次投入使用。每场比赛后，我都能收获几美元，如果天气很热，我甚至可以赚到10美元。

基本上，如果想花钱，我就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先赚到钱。我读过很多漫画书，非常喜欢书后面的广告。在13岁那年，我订购了好多箱护肤乳液，那种产品据说能让人看起来更年轻。我准备将它们卖给我家附近的所有孩子妈妈。父亲知道后非常不高兴，勒令我将乳液全部退回去。当年纪达标后，我开始去高尔夫球场做球童，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后来成为终身爱好的高尔夫球，那段经历也让我对成人世界有了一些认识。在很多成功人士身边，倾听他们的谈话，观察他们互动的方式，这些对我影响颇深。他们成为我的榜样，与我心目中的高尔夫球英雄本·霍根和山姆·斯尼德一样重要。

从17岁开始，直到在大学和商学院读书结束，我一直在坚持做暑期工作。每当春季学期结束，我都会找到需要人手的地方。有一年夏天，我在油田谋得一个工人的岗位，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石油工人们准备从油井中抽油时为他们运送管道。我还在游乐场工作过，也在高尔夫球俱乐部洗过碗。

我从一些工作中收获到的是，我了解了自己不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甜菜农场开拖拉机，农场的主人是我祖父的客户，他来自印度，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农场主。他交给我的工作是种植甜菜。每星期我需要工作6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时薪是1美元。他为我提供住宿和每天2美元的餐费。在使用卡特彼勒手扶拖拉机时，我必须保证方向杆的角度与地垄一致，否则机器有可能突然转向，我会被摔到地上啃一嘴甜菜，还会被扣工钱。顺风的时候，我会吸入柴油的烟雾，顶风的时候，灰尘就会落在脸上。每星期日我回到祖父母在萨克拉门托郊外的家中，都不得不清洗堆积在身上的煤烟和灰尘。

我是唯一一个在甜菜农场工作，却没有西班牙姓氏的人，我不会讲西班牙语，其他雇工不懂英语，所以我们几乎没有交流。但我喜欢赚零用钱，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我见识到了农场主和雇工的生活有多么艰辛。

我在斯坦福大学就读本科的第一个暑假，找了一份人寿保险销售员的工作。我从未卖出过一份保单，这对我来说也许是件好事。我销售的是附有强制储蓄计划的昂贵的终身寿险，那简直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保险产品。公司试图给销售员洗脑，控制我们的思想。我们被要求向所有的家人和朋友兜售。我对这种保险的研究越深入，我就越清楚自己到底在卖什么东西，销售过程中的感觉就越糟糕。直到今天，我仍然对保险持保留态度。的确，有一部分特定的险种是有必要的，但说实话，我能看穿我当时要卖的那种保险产品里藏着什么把戏。我做不到心安理得地卖它。

不久之后，我就辞掉了这份工作。

但摆在面前的困难是，我没有工作了。离学校再次开学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我还没赚到一分钱。后来，我成了一个生产家用绝缘材料的小型厂家的推销员。公司要求我参加了一个培训项目。我必须挨家挨户拜访住在圣何塞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那些新住宅里的人。我在11点左右出门，挨家挨户敲门，与遇见的每个太太交谈，并尽量争取与她们的丈夫在当天晚上见面的机会，为了告诉他们，我能提供的是一套多么完美的绝缘材料。我会以一个必须用“是的”来回答的问题作为开始，比如“您家的电费是不是太高了？”或者“您担心孩子们的安全吗？”以获得进门继续交谈的机会。所谓绝缘材料，其实是一种经过化学处理的报纸，这种化学物质可以使报纸变得不可燃。我会随身携带一个工具箱，进门后在客厅中打开工具箱，拿出煤气灯，现场做实验，证明这种报纸不会被点燃。但这种绝缘材料实在不是一个好产品。大多数时候，它都会被点燃。我做这份工作有三四星期的时间，却没有成交一次，所以我被解雇了。我的收入完全依靠销售提成，所以那个夏天，我完全没有赚到钱。

还有一个暑假，我在芝加哥的铁路系统做扳道工。那份工作使我产生了尽快完成学业的想法。那是1958年的夏天，美国经济正在经历衰退。我和斯坦福大学的3个好朋友集资购买了一艘船，为此我们每人每月需要支付10美元的分期付款。我们在周末去校园附近的湖泊划船。但是那年暑假，我们3个人要分别去往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抽签决定在秋季学期开始前，由谁保管这艘船。我的朋友杰伊中签，他当时已经确定要去芝加哥，而我尚未决定去哪里，所以我想，干脆跟着他走吧。

父亲给了我100美元作为暑假的开销，但在我刚抵达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时，钱就已经被花光了。我车的各个零部件一路不停地出状况——散热器、燃油泵，还有其他天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等我们到达奥马哈时，我的车一档坏了，离合器也烧坏了，杰伊车上的启动马达失灵了，我们必须推着他的车才能启动。我们尽可能少停车，一路缓慢地穿过奥马哈，接着穿过艾奥瓦城，那里的河流因为姗姗来迟的雨季，水涨得很高。当我们终于抵达芝加哥时，我不得不向杰伊的父亲借钱救急。我迫切地需要一份工作。我申请的第一份工作是开出租车，不过幸好出租车公司没有雇用我。

我又试图在钢铁厂谋一份工作，但是在经济衰退期，申请工作的人已经排起了很长的队伍。最后，我尝试了铁路系统。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和圣菲铁路都在招工，但是工作并不稳定。因为我尚未成年，而且是个新来的，我成了一名随叫随到的机动人员，只能在其他人不想工作的时间段当班，比如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夜间时段。我不喜欢这份工作，并非因为它很难做。实际上，那个夏天我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超额雇工。我们准时出现在工作岗位上，但实际工作量并不需要这么多人，我们通常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工作，工作内容就是将火车拆卸下来，根据目的地重新进行组装。工作结束后，我们会找一节有休息长椅的乘务员专用车厢，在接下来的6个小时里，好好休息，睡上一觉。

我确实也遇见了几个非常好的人，他们都是由于经济衰退而失去工作的，于是像我一样在铁路上工作。其中有一位曾经是学校的音乐老师，大概35岁，已婚，有三四个孩子。他跟我拿着同样的薪水。他其实很能干，但他的处境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每天能拿到19.95美元的薪水。我知道那绝不是我想要的35岁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