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独立的意识

在我的幸运清单上，在旧金山湾区创办自己的公司赫然在列。湾区是一个文化中富有冒险精神的地方，“禁止发表意见”在这里行不通。好的想法和创意总是受到热烈欢迎，没有人在意它们到底源自何处。人们不在意你是谁、你来自哪里，大家更关注你能够做什么。湾区是一个有造梦传统的地方，令人叹为观止的新技术源源不断地产生。我正准备创业，需要将梦想变为现实，我不知道除了在湾区，我还能在其他什么地方创办嘉信理财。

我的家族与湾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我的祖父，罗伯特·亨利·施瓦布，1905年从长岛迁往旧金山，开始从事律师工作。他与我的祖母玛丽·格特鲁德·布雷在1906年结婚。玛丽是旧金山本地人，出生于1885年。我母亲的家族与加利福尼亚的渊源也很深厚。她的父母，奥克斯利·穆尔和伊丽莎白·利昂娜·哈蒙德，于19世纪末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奥克斯利出生于斯托克顿，伊丽莎白出生于佩特卢马——那个号称“全世界的鸡蛋篮子”的以养鸡业闻名于世的地方。

1917年，祖父母从旧金山搬到萨克拉门托，因为我的祖父加入了当地的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萨克拉门托当时是加利福尼亚的农业中心，它与金融中心纽约和旧金山截然不同，但它是一座正在快速增长的、欣欣向荣的城市。

祖父骨子里流淌的是德国人倔强的血液。他不刻薄，但是坚定、自律，也有一点点古板，只有在每星期一晚上与朋友们在德国俱乐部一起喝啤酒，一边玩纸牌游戏，一边用德语侃侃而谈的时候，他才显得不那么严肃。他们分享的笑话一定很好笑，笑声萦绕着整个俱乐部。我那时年纪太小，即便他们用英语交流，我也完全无法理解交谈的内容，但我很喜欢他们发出的声音。笑声传达出的，是与好朋友们在一起时才会有的真挚情感。

我的父亲，罗伯特·H.施瓦布，也成了一名律师。他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随后在旧金山的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继续求学，他也是一个异常勤奋的人，以当年全州排名第三的成绩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他和我的母亲贝蒂·安娜贝尔·穆尔在1936年8月29日结婚，之后他也加入了祖父的律师事务所，带着母亲搬到萨克拉门托。父亲和祖父共事的时间并没有多久。我感觉父亲和祖父很难保持良好的同事关系。父亲需要独立的、属于自己的机会，因此他在1937年前往伍德兰，接受了在萨克拉门托西北方向20英里以外的加州约洛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提供的岗位。伍德兰是一个约有5 000人口的小型农业镇，也是县城所在地。

父亲竞选约洛县地方检察官的经历成为我最早期的记忆之一。他制作了印有自己头像的名片在全县发放，上面写着“竞选地方检察官的鲍勃·施瓦布”。我现在仍然保留了一些这样的名片。他于1942年当选，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8年之久，其间他也坚持做一些自己的业务。

1937年6月29日，我出生在加州的萨克拉门托，就在我父母搬迁至伍德兰的几个月前。那是大萧条时代的末期，大萧条时代的思想印记仍遍布社会经济的每一个角落。直到20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后，人们才逐渐相信阴霾真的已经远去。对很多人来说，金钱损失的创伤永远不可能被完全治愈。

千万别误会。那对我来说是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伍德兰是个美好的地方，夏天阳光明媚，温暖舒适。我时常跟小伙伴们出去玩儿，在镇子里肆意游荡。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我拥有足够多的自由去做想做的事情。我在空旷的停车场临时组建队伍进行棒球比赛，在灌溉水渠纵横交错的农场中游泳、骑自行车，也会忙着做一些零活儿，比如给当地的英国核桃装袋以及采摘西红柿等等，总之没有无聊的时候。但那时我们的手头很紧，所以必须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属于我的第一辆自行车并不是在自行车商店买的。父亲带我去了当地的伍德兰民主党人俱乐部，在二手买卖区找到了一位要出售二手自行车的人。我记得那是一辆“施文”牌的自行车。我不知道这辆自行车花了父亲多少钱，但它对我而言非常珍贵。我反复将它拆卸并重新组装起来，保证它维持在最佳状态。我骑着它到处巡游，把足迹留在了镇子的每个角落，我熟知那里的每条街道，清楚怎样抄近路到达任何一个目的地。

在每个人都缺钱的战争年代，我的父亲允许人们用物品支付他的律师费。有一次，一个客户用一头小羊支付了账单，我们一家人在那个星期日晚上吃了羔羊肉，并把剩余的肉冻起来储存。那个春天，我们享用了很多次羔羊肉。限额配给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物资都输送到前线支援战争了。

在大萧条期间被迫形成的生活方式对父母的金钱观、风险观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贯穿了他们的整个人生。无论后来的经济状况如何宽裕，他们还总是谈论年轻时经历的困苦。他们目睹人们失去自己的房子和独立生存能力，他们绝不允许那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个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

一个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基本上形成于青年时期。我们在与嘉信理财的客户日常打交道的过程中对此深有体会。

我个人对财务安全和个人独立的态度与萧条心态相对立。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厌恶有关于缺乏和限制的一切想法，我确定自己并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永远都不想。我想摆脱金钱方面的焦虑，真正实现财务独立和自由。因此，我总是在思考如果能赚到钱、如何能攒下钱，以及之后如何投资的问题。

在我们年少时期形成的不仅仅只有金钱观。你是怎样的人，以及你在未来的人生中会有怎样的行事方式，已经在早年间通过父母、老师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被确定了。受父亲的影响，我学会了慷慨。他总是第一个在教堂周围的篮子里投放硬币的人。他经常谈论关于经济学原理和法律的话题，他在道德问题上喜欢坚持己见，对好人和坏人的判断标准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作为地方检察官和律师，他会表达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他是一个严守法纪的人。

父亲有时会跟我们分享他经手的案件，通常是小镇公职人员所能经历的那种，比如斗殴、耍酒疯，以及偶尔会有人吸食大麻等等。他是一个纪律严明而且十分严格的人，我从未想过要和他对着干。但是与其他孩子一样，我也经常犯错误，“以身试法”。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点燃的篝火失去了控制，烧毁了一部分围栏和鸡舍。没过多久，我的父母就发现了始作俑者，我为此被严厉地教训了一顿。我相信这件事一定让父亲非常难堪，毕竟他是小镇的地方检察官。为了让我记住这个教训，他点燃了一根火柴，放在了我手上。

与父亲不同，我的母亲是一个风趣的人，她非常乐于助人，她的魅力可以吸引所有人。我很小的时候就从她身上学到了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你需要冷静，拥有开放的心态，善于倾听。我曾经很害羞，但自信心和好奇心总是能让我克服羞怯。我确信自己这些年来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喜欢我，其中的秘诀关乎人类本性：我关注并重视他们。我聆听人们的故事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些故事让我的人生更丰富。形形色色的人令我着迷，他们的故事不断激励着我。我不禁会想，良好的倾听能力弥补了我的阅读障碍。对我来说，倾听是获取新知的好方法。克服羞怯和掌握人际交往技巧，成为助力我成功的重要法宝。我长大后认为，在这些特质的形成过程中，母亲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它们与父亲要求的自律相互平衡，互为补充。

我在伍德兰市场大街164号的神圣罗莎瑞学院开始读小学。那里的修女很严厉，她们真正教给我的是如何努力、如何尊重他人以及如何培养信念。然而课业是困扰我终身的难题。

我当时并不清楚自己遭遇了什么，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的问题是阅读障碍症。这个病症让阅读和学习变得异常困难。学校的修女们对我的预习要求很严格。她们想让我学习。她们对自己的事业有很强的奉献精神。阅读的过程很艰难，每个新单词对我来说都像杂乱无章的字母混合体，我要花大量时间辨认，才有可能记住它们。因此，每天放学之后，我都要在教室的黑板前停留很久，练习写字，做数学题。我仍然能想起反复在黑板上写单词和计算题目之后，粉笔灰落下来堆积在手上的感觉。我相信修女们很清楚我有某种学习障碍，但我那时却浑然不知，我只是觉得学校是一个令我痛苦的地方，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理解其中的原因。但是，她们同我一道努力，最终让我掌握了必要的技能。我相信修女们喜欢我努力学习的样子，即使我必须在放学后继续学习，她们也愿意为此付出额外的时间。我喜欢看经典漫画，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更容易的知识理解方式。通过这些努力，我掌握了学习方法，理解力得到提升，并在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总而言之，阅读障碍症是我遇到的挑战。

在我毕业很多年，创办的嘉信理财并获得一定成功后，我收到了学校的来信，信封中还有我6年学业成绩单的复印件。我的成绩可算不上亮眼。与成绩单一起寄来的，还有一份学校的募资请求书。这算是一种含蓄的威胁吗？帮助我们，否则你的成绩单将被公之于众？我不知道，但我很开心地寄回了一张支票。

我的祖父十分热衷于赛马，他有时会带我去伯克利附近的金门海峡赛马场。我没有钱赌马，但他有时会分给我2美元的下注份额。我们偶尔会赢点儿钱，但我意识到自己也可能因为某一次下注失败而一无所有。

父亲是第一个带领我接触股票市场的人。那时我13岁，他给我讲解证券行情表，上面的价格走势起起伏伏。这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我想，如果我能在低点买入并在高点卖出，这不就是一个绝佳的赚钱方法吗？与赛马不同，股票市场存在驱动市场行情波动起伏的内在逻辑。如果你能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么这当然很值得兴奋，但究竟是什么导致一种股票上涨而另一种股票下跌，同样是令人着迷且值得探究一番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对为什么有人成功而有人失败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我阅读了大量成功人士的传记，比如约翰·D.洛克菲勒、J.P.摩根以及钢铁业巨擘查尔斯·M.施瓦布（他与我本人没有亲缘关系）等人的传记。我认识到决断力、激情、为信念奋斗的决心、乐观，以及对美好事物一定可以出现的执着向往的重要性。我在这些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很关注如何成长，关注如何一步一步地把想法变成现实并进一步发展，扩大投资，使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这对我来说实在太有吸引力了，这些人的故事激发了我对商业和金融的兴趣。

1950年，我们搬到了圣巴巴拉，父亲开始自立门户做律师业务。开始的时候，他主要处理房地产交易、债权债务以及各种合同方面的法律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客户的年纪也逐渐增长，他开始专注于信托和房地产业务。我先后在拉昆布雷初中和圣巴巴拉高中读书，并于1955年高中毕业。

在圣巴巴拉，我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查克”。作为一个在伍德兰小镇长大的孩子，我的本名叫巴迪。但我觉得巴迪实在过于孩子气，太不像正式的名字。搬到圣巴巴拉后，我想换个名字。我在圣巴巴拉认识的一位好朋友名叫查克，查克·鲁道夫，他比我年长几岁，待我很好，我很尊敬他。我觉得，他真是个很棒的人……那么我也取名叫查克吧！

搬家到圣巴巴拉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从人口约5 000的小镇搬到了人口十倍于那里的城市。我有了更大的平台和更多尝试新事物的机会，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并建立自信——在学校挣扎求学的经历使我迫切需要自信。我热爱运动，参加了很多项目，可以说参加了每个可以参加的运动项目。我尤其喜欢打篮球。我跑得飞快，也打得很好，但后来我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身高可能会给团队拖后腿的现实。以我的身高，想加入大学篮球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我选择了放弃。

最终我在网球和高尔夫球两个项目上坚持下来。我做得很好，它们是我自信的源泉。运动给了我强大的力量，它让我明白，我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和努力在人群中闪耀。尤其是高尔夫球，它使我的生命充满激情。时至今日，我仍然相信高尔夫运动和投资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需要预先准备、保持耐心、付出时间，并长期投入。两者都需要策略，你必须提前考虑后面的步骤，比如场地的地形如何，怎样控制自己的情绪。两者都有高潮和低谷。

在中学阶段，我参加了高中足球教练克拉伦斯·舒特组建的一支高尔夫球队。我怀疑他是在我们几个人里发现了好苗子，尤其是我的朋友艾伦·盖伯格，他当时已经拿过两次加州青年锦标赛的冠军了。艾伦后来成为一名专业高尔夫球运动员，并且是历史上第一个在官方比赛中打出59杆的运动员。从那以后，“59先生”就成了他的代名词。艾伦是从萨克拉门托转学过来的，他跟我一样也是个乡村男孩，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经常一起玩耍并分享我们对高尔夫球的热爱。舒特教练带领队伍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场地——蒙特西托的山谷俱乐部，这里可以让我们在9点之前使用。我们在那个场地不停地练习球技，最终在加州校际联盟赛中击败全州几十支球队，斩获冠军。那是我唯一一次胜过艾伦的比赛，我在某一轮打出了72杆的成绩。高尔夫球就是我的最爱。

我认为自己一直是一个相对自信的人，至少自信的品质在我无意识中被逐渐培养了起来。很多时候，只要想达成某个目标，我就会努力尝试。我不否认有些人是天生的领袖，但大多数人的能力其实源于经历。做领导的经历越多，你就有越多机会提升领导才能。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迫使自己去那种必须大声说话的场合。比如，我加入了钥匙会（Key Club），那是一个由专注于公民教育和社会服务的国际基瓦尼组织赞助的青年社团。17岁时，我被选举为所在学校的钥匙会分会主席，接着与加州其他分会的主席们一起进行了一次穿越美国的火车旅行，目的是去费城参加钥匙会的年度会议。那是一次长达两星期的拮据旅行，你只能在座位上睡觉，或者如果你的个头像我一样矮，那么也可以爬到行李架上休息。两星期的长途旅行让我见识了之前从未看过的美国其他地区的面貌。我看到了美国南部地区种族隔离的情况，卫生间和饮用水源处挂着“有色人种专用”的标志，各处飘扬着美利坚联邦旗。我既看到了火车沿途停靠的小镇的贫穷景象，也第一次看到纽约、芝加哥和美国首都华盛顿这样的大都市。我之前在书中读到不少东西，但那次向东部进发的旅程让枯燥的文字变得鲜活起来，我对美国的幅员、地区之间的差异，以及对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加州耳朵来说完全像是外语的各地方言都有了进一步了解。体验的机会一直存在，那次机会是我通过在钥匙会中努力工作获得的。那次旅行并非我的努力目标，但它的确是我勇于突破自我，参与社团活动所带来的幸运奖赏。

当然，我也会经历困难。有一次，我在高中集会上做演讲时遇到了麻烦，那时我在竞选学校办公室的职位，号召同学们给我投票。我完全想不起来要说些什么，整个人停在那里。我非常清楚所有人都在看着我，期待我说点儿什么，但他们只能看到我在挣扎。那一刻，时间似乎停止了。我的专注力不断流失，心脏怦怦乱跳。我感觉自己被困住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时刻终究会过去，我依然有很多成功的经历，比如在钥匙会的会议上发言、作为学校的会计编制预算并进行汇报、因为在校期间出色的服务表现而受到美国革命女儿会的表彰（我至今仍保留着那枚奖章，上面的金色树叶已经褪色了，但我依然十分珍惜），等等。每种经历都让我变得更强大。我一直鼓励年轻的管理者们接受公开演讲方面的培训，无论他们本身多么优秀，在听众面前掌控局面的能力对领导他人来说都很重要。要掌握这些能力，无师自通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