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书的主旨及结构

通过以上学术史回顾可以看出，近四百年来侯国地理研究主要是具体侯国地望的考释，其研究方法则以排比史料、汇释诸说为主，这样的地望考证无论从研究旨趣还是从研究方法上来讲，都可以视为传统地名考证的一部分。而在研究方法上实现突破的则是周振鹤先生，由于充分注意侯国自身的地域分布特点，周先生将空间分析的理念引入侯国地望考释，从而大大提升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准。

随着前人侯国地望考释工作的发展，一个侯国地理研究的新方向孕育产生，那就是对侯国空间分布规律的探索。少数清代学者已经隐约感觉到西汉侯国地理分布存在特征，并提出一些零散的看法。20世纪60年代，钱穆先生明确提出，对侯国分布及影响侯国分布的政治、经济因素的探索为治史之“新途径”。但受当时学术研究水准的限制，钱氏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构想并不能实现。首要原因是，当时缺乏一部相对准确的历史地图，因此很难将侯国地望的考释成果转化为地理定位信息来进行空间分析。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当时还不具备复原不同时期西汉郡国疆域的手段，因此对侯国地理分布的研究只能局限在《汉志》所反映的西汉末年政区断面，而无法追寻侯国地理分布格局发展、变化的趋势。可以说，正是由于以上两个基础性工作尚未完成，才使得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研究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仅钱穆本人的侯邑分布研究不尽如人意，而且几十年后作为侯国地理研究集大成的《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其对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表述，也不过寥寥数语。

时至今日，学界的研究环境已大为改观。首先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研发的CHGIS系统的发布。该系统充分吸收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历代地名考订成果，同时利用最新的测绘数据对《图集》的地名定位、政区边界划分进行了修订，为学界利用这一系统绘制相对精确的历史地图提供了便利。其次是周振鹤先生《西汉政区地理》的出版。该书将西汉两百余年郡国级政区的演变过程，系统而完整地揭示出来，从而使以年为标尺复原西汉任意时段的郡国政区成为可能。这两项基础性工作的完成，为深入分析西汉侯国分布特征搭建了坚实的技术平台。可以说，实现钱穆侯国地理研究构想的时机已经成熟。

鉴于学界在各领域取得的进展，笔者将把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特征及变化作为本书的主要研究方向，同时对具体侯国地望逐一考证，将定位精确至今天行政区划乡镇一级。而笔者对前人侯国地望考释成果的修订，请参考本书相关章节及附表的备注和附考部分。

下面，笔者对本书的篇章结构作简要介绍：除序章外，正文共分为三编，由以下三方面内容构成。

第一，在进行西汉侯国地望考证时，《汉书·地理志》、《汉表》下注郡县名、《水经注》和《史记索隐》所记侯国方位是主要依据。但对于四篇文献的史料价值，还存在许多不明之处，这直接关系到侯国地望考释结论的可信程度。在上编“基本史料的考订”中，笔者将对其中三种文献的史料价值进行分析，试图阐明两个问题：“《汉表》下注郡县名之体例”、“《水经注》、《史记索隐》所记侯国方位的文献依据”。另外，关于对《汉志》所载行政区划建制时代断限及材料来源的考察，因为与汉末侯国建置紧密相关，故放在中编第一章与汉末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分析一并讨论。在回答上述问题后，我们可以明确四种文献在侯国地理研究中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由此可以对前人侯国地望考释结论进行检验和批判。

第二，借鉴英国历史地理学者达比（H.C.Darby）提出的“水平横剖面”方法论。截取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高帝十年（前197年）、惠帝七年（前188年）、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景帝中五年（前145年）、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七个标准年份为断代剖面，复原各年份的侯国地理分布格局，分别阐释各年份侯国地理分布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将七个标准年份的侯国地理分布格局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把握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特征形成、发展的总体趋势。此即中编“西汉侯国地理格局变迁”的主要内容。

第三，在明确不同时期西汉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特点后，笔者以专题形式探讨相关问题。此即下编“西汉侯国地理研究专题”，包括“王国境内无侯国”格局的形成、王子侯国地域分布特征、文帝初年“迁淮南国三侯邑”、武帝元鼎三年河东地区侯国集体迁徙、武帝元鼎五年“酎金失国”侯国地域分布、“郡国更置”与侯国迁徙、异族归义侯国地域分布特征七个专题。

在正文之后，全书还附有“西汉侯国建制沿革综表”。记录高帝六年至成帝绥和二年所置787个侯国的置废年代、地理方位、所属郡目（或所在郡国），并汇释前人侯国地望考订成果及考古发现。该附表为本书进行西汉侯国地理定位的基础。

本书最后为侯国名称笔画索引，可以方便读者查找西汉侯国的建制沿革及某些侯国在正文考述中的相应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