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汉侯国地理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一）清人侯国地理研究
宋元时代，一些学人的著述中会偶尔涉及汉代侯国问题，但这些内容多集中于侯国史事的稽补，或是对侯国名称用字及读音的疏证，涉及侯国地理问题的考述非常有限。[1]较为系统、完整梳理西汉侯国地理问题始于清代学者。在当时沿革地理研究全面兴盛的推动下，西汉侯国地理问题也受到许多学者的注意。总括清人的西汉侯国地理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对侯国地域分布特征的总体把握；一是对侯国地理方位的重新梳理。虽然后者并非直接的侯国地理分布研究，但在进行空间分析时，侯国地望的正确考释是必要前提，对于推进侯国地理研究具有基础作用，故本书对清人取得的成绩也进行相应评述。以下，笔者就这两方面分别进行介绍。
1.侯国地域分布特征
（1）京畿无侯国
清代学者中较早探讨汉代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是清初考据大家顾炎武，其《日知录》卷二十二“汉侯国”条曰：
《汉书·地理志》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并无侯国，以在畿内故也。然《功臣表》有阳陵侯傅宽、高陵侯王虞人，《恩泽侯国表》有高陵侯翟方进，并左冯翊县名。《功臣表》平陵侯苏建、平陵侯范明友，右扶风县名。而“高陵”下曰“琅邪”，二“平陵”下曰“武当”，则知此乡名之同于县者，而非三辅也。[2]
顾炎武在阅读《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时，发现三辅范围内无侯国分布，由此推测西汉存在“京畿无侯国”的侯国地域分布特征。但有关阳陵侯国、高陵侯国、平陵侯国的地理方位，因为《汉志》左冯翊有阳陵县、高陵县，右扶风有平陵县，因此会给人们留下京畿地区也可分封侯国的错觉。对此，顾氏依据《侯表》下注郡县名，指出这些侯国本为乡聚，只是侯国名称与三辅属县相同，并非位于京畿。
顾炎武不迷信前人的说法，从《汉表》体例入手，揭示出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的重要特征，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极大影响。如史籍记载高帝兄长刘仲受封之合阳侯国（95），[3]《水经注》、《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均以为左冯翊郃阳县，而钱坫则据顾氏之说辩驳道：“考汉制三辅地例不封列侯。平原郡亦有合阳县，字作‘合’，《表》刘仲封合阳侯，亦作‘合’，不作‘郃’，疑是平原之县。”[4]而杨守敬亦据顾氏之说，将合阳侯国地望定于平原郡。[5]
不过，也有学者对顾氏之说持否定态度。如梁玉绳便针锋相对地驳斥道：
若《日知录》卷二十二言“西汉三辅无侯国，阳陵、平陵皆乡名同于县者”，恐不尽然。阳陵、平陵应是乡名，他如卢绾之侯长安，刘仲之侯郃阳，丁义之侯宣曲，张敖之侯宣平，温疥之侯栒，吕台之侯鄜，非三辅侯国乎？而食邑者不与焉？顾氏未之考耳。[6]
梁玉绳列举许多列侯食邑京畿的例子作为顾氏看法的反证。其实，梁氏举的很多例子都经不起推敲。西汉京畿封置侯国问题比较复杂，笔者会在后文加以辨析，这里就不施赘语了。[7]
顾炎武有关“西汉京畿无侯国”的阐释，为大多数清代学者所接受。只是部分学者认为在汉初这一限制尚不严格，因此可以存在特例。[8]
（2）边郡无侯国
清代学者全祖望对秦汉沿革地理用力较深，曾作《汉书地理志稽疑》六卷阐发己见，其中两卷专为考订西汉侯国地理而作。在对《侯表》所载数百个侯国地望进行梳理后，全氏揭示出西汉侯国空间分布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其《王子侯表封国考异补正》羹颉侯条曰：
案汉人分土，西不过西河、上郡，北不过涿郡、中山，其极边之地不以封。
另《功臣外戚恩泽侯表补正》肥如侯条曰：
案汉人分土，凡边郡及巴、蜀险恶之地皆不以封。[9]
全氏发现西汉涿郡、中山国以北，西河、上郡以西以及巴蜀地区例不封侯，他将此特征概括为“凡边郡及巴、蜀险恶之地皆不以封”。其实，在西汉末年的地域观念中，巴、蜀地区同属“边郡”范畴，因此全氏的这一结论可以概括为“边郡不置侯国”。尚需说明的是，全祖望认为西汉“极边之地不置侯国”的限制并不严格，可以存在特例。如《括地志》载妫州怀戎县（今河北省怀来县）有羹颉山。《史记正义》认为羹颉侯刘信的封邑就在这里。对张守节的这一看法，全祖望予以认同，故曰“羹颉独破例者，欲就此山名也”。而对于雍齿受封于蜀地的传统说法，全氏也没有提出怀疑。
（3）“王国境内无侯国”特征的阐释
《汉志》广平国、信都国属县中列有侯国，再加上《续汉书·郡国志》（以下简称《续志》）王国属县中同样存在侯国，故长期以来，人们多认为汉代王国之中亦有侯国分布。而钱大昕在对《汉志》进行分析后发现，《汉志》郡国名目与侯国名目并非断于一年。其《侯国考》曰：
班《志》郡国之名，以元始二年户口籍为断；其侯国之名，则以成帝元延之末为断。元延之世，广平、信都皆郡也，非国也。国已除为郡，则从前之改属他郡者，复返其旧。迨哀帝建平中，复置此二国，则侯国必仍改属他郡，特史家不能一一载之耳。[10]
按照钱大昕的说法，《汉志》郡国名目得自汉平帝元始二年户口籍，而侯国名目得自汉成帝元延末年版籍，如果把郡国名目复原到元延末年，广平、信都皆为汉郡，所以当时王国境内并没有侯国存在。
钱大昕已经揭示出西汉存在“王国境内无侯国”的特征，不过西汉初年尚有相当数量的侯国分布于王国之中，显然“王国境内无侯国”格局的形成存在一个过程。钱氏对此问题亦有阐释：
彭城，楚王封地也，而张良封彭城之留；琅邪，齐王封地也，而周定封琅邪之魏其；钜鹿，赵王封地也，而任敖封钜鹿之广阿；曲逆县亦在燕、赵之间，而陈平得食之。……景、武以后，王国日益削，而王子封侯者皆割属汉郡，自是列侯食邑无有在王国者。[11]
钱氏认为，西汉“王国境内无侯国”格局的形成，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西汉初年尚无此类限制，而该格局的形成大致完成于景帝、武帝之际。
钱大昕以其敏锐的学术视角、严密的逻辑思维揭示出侯国地域分布中的“回避王国”原则，这对于研究侯国地理分布以及侯国分封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大大提升了清人对侯国问题的研究水准。但遗憾的是，钱大昕的这一发现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清末民国时代，西汉王国辖有侯国的看法依然十分流行。这一局面直到周振鹤先生《西汉政区地理》的问世才有所改观。
“京畿无侯国”、“边郡无侯国”、“王国境内无侯国”三项侯国地域分布规律的总结，可以视为清人对西汉侯国地理研究最为卓著的贡献。原本看似毫无规律可循的侯国地理分布，在清代学者的不懈钻研下，逐渐显露出其规整、系统的一面，这为后世学者继续探研西汉侯国地理问题搭建了坚实稳固的学术平台，我们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2.侯国地望考释
西汉王朝所分封的八百余个侯国，见于《汉志》者只有两百余个，对于那些无法与《汉志》记载相对应的侯国，其地理方位有待明确。而清代学者在这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主要是受当时学风注重对《史记》、《汉书》等两汉文献的校勘和疏证的影响。各家学者在对《史记》、《汉书》相关侯表进行考订时，明确各侯国方位是一项重要内容，故清代学者对西汉侯国地望的考释成果大多集中于各家考订《史记》、《汉书》相关论著的《侯表》部分。限于篇幅，本书无法对各家的考释成果逐一评述，而只能选择其中取得较大成绩的《汉书地理志稽疑》、《史记志疑》、《廿二史考异》、《汉书补注》（王荣商著）四部作品略作评述。
（1）《汉书地理志稽疑》
全祖望在阅读《汉书》相关侯表时，有感于“封国地理在本表可案者，不过十之四，而质之《地志》则多异”[12]，于是作《王子侯表封国考异补正》、《功臣侯表外戚恩泽侯表补正》，对西汉侯国地望进行全面梳理。全氏将这两篇考证文稿收入《汉书地理志稽疑》，作为其系统考订秦汉地理沿革的成果之一。对于自己的疏证方法，全氏称：“予稍为之摭拾其后，其不可考者则阙之，并采郦道元、张守节、乐史、胡三省之言相为疏证，以附《地志》之后，庶亦有补哉。”全祖望对侯国地理的考证，主要杂采前人的说法，当诸家说法出现分歧时，他再予以阐明、判别。由此可以看出，全氏对侯国地望之考证主要采取的是汇释诸说的方法。因为侯国地理信息主要保留在《汉志》、《侯表》、《水经注》和《史记索隐》中，因此全祖望的疏证工作便是以这四篇文献为基础。试举两例：
盖胥 本《表》曰“魏”，而《索隐》曰“《表》在泰山”，谬也。泰山无盖胥，乃盖耳。《地志》无。（《王子侯表封国考异补正》）
安阳 本《表》曰“荡阴”，而道元曰“弘农”，《索隐》曰“汝南”，皆谬。《地志》无。（《功臣侯表外戚恩泽侯表补正》）
全祖望在疏证侯国地理时，首先杂录《志》、《表》、《水经注》、《索隐》的相关记述，然后择取一种他认为合理的说法作为结论。其工作意义主要在于汇集了前人成说，方便学人检索，对侯国地理定位鲜有创见。不过，因为全祖望发现了“边郡无侯国”的特点，因此在对某些侯国地望的判别上，会得出较之前人更为合理的结论。如《王子侯表封国考异补正》临河侯条曰：
《索隐》曰“朔方”。案汉朔方诸郡不以封，则别是一内郡乡亭之名，且朔方以元朔二年开，而封即以三年匆匆置，必无之事也。窃疑代共王子皆封西河，则此或是西河之临水，而传抄误耳。
元朔三年，汉武帝分封代共王子刘贤为临河侯（338）。《汉志》朔方郡有临河县，《水经·河水注》、《史记索隐》均称此临河即刘贤封国所在。但朔方郡为边郡，全祖望因而认为郦道元、司马贞的说法不可信。依据同年所封代王子侯国皆在西河郡的特点，全氏推测《汉志》西河郡之临水县与临河侯国有关。笔者按，西汉之西河郡跨有黄河两岸，而郡境黄河以东皆为代王国故地，[13]故代王子侯国必在河东地区。而汉临水县地望在今山西省临县境内，全祖望的推测可以坐实。[14]类似临河侯国这样的地理考证，《汉书地理志稽疑》中还有几处，这些侯国地望的明判，显然得益于全氏对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宏观把握。
由于全祖望进行侯国地理分析的基础是《志》、《表》、《水经注》、《索隐》等史籍文献，因此当面对《志》、《表》讹误或是《水经注》、《索隐》记述存在差错时，全氏也无良策，作出的种种推测亦难以取信。综合来看，全祖望对西汉侯国的定位误判较多。其实，笔者着重介绍《汉书地理志稽疑》，并非该书在侯国地理定位上多有确见。而是因为全祖望“汇释诸说”的方法对后世影响极大，清代各家考订《史记》、《汉书》，其《侯表》疏证部分多遵循这样的路数，而各家所汇释的书籍，基本不出于全氏之搜罗，因此所获成绩非常有限。
（2）《史记志疑》
在《汉书地理志稽疑》之后出现的各种《史记》、《汉书》疏证作品中，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对侯国地望多有发微。梁玉绳为乾嘉时人，受当时学风及好友钱大昕的影响，梁氏自青年时代就留意对《史记》的考订。他耗费二十余年心力完成的《史记志疑》对“十表”的考证甚为用力。他在《三代世表》的开篇提到：
《表历篇》（《史通》篇章——笔者按）又云：“《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间，缄而不视。”（刘知几）以为烦费无用，妄加贬斥，不自知其矛盾也。《大事记》谓“《史记》十表，意义宏深”。《通志》谓：“《史记》一书，功在十表”。诚哉斯语，余故参订加详焉。[15]
梁玉绳有感于唐代以来学者对《史记》“十表”的忽视，着力阐发《史表》的史料价值。《史记志疑》对“十表”的考证，即占到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而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四篇侯表的考证文字中，侯国地望是其主要用力方向。就方法而言，梁玉绳对侯国地望的梳理与全祖望并无两异，都是采取汇释前说的方式。但有所不同的是，梁氏将汇释材料范围大大拓展，已不满足于对前人侯国地理研究成果的搜罗，而将散见于《左传》、《战国策》、《续志》等史籍中的地名资料也纳入进来。如高帝十一年封戚鳃为临辕侯（117）。临辕不载于《汉志》，其地望历来无人提及，而梁玉绳引《左传·哀公十年》“晋伐齐取辕”及杜预注“祝阿县西北有辕城”，指出临辕侯国即《汉志》平原郡之瑗县。[16]又如元朔三年所封梁王子刘仁之张梁侯国（278）、元封三年所封朝鲜降将刘参之澅清侯国（502），梁玉绳分别指出前者即《续志》梁国睢阳县之杨梁聚，后者即《孟子》所载之齐国畫邑，与《水经·淄水注》之澅水有关。现在看来，梁氏对这些侯国的定位与王子侯国、朝鲜归义侯国地理分布特征正相吻合，显然是正确的。
不过，梁玉绳亦有滥引古史地名资料的弊病，常常在史籍中看到与侯国名号相同的地名就立刻拿来作为侯国定位的依据，因此犯下张冠李戴的错误。这里举两个例子。元朔四年，汉武帝封城阳王子刘表为广陵侯（371）。《汉志》广陵国有广陵县，但此广陵县为广陵国都所在，显然不会作为列侯封邑。而《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陵）一作‘阳’。”梁玉绳据此以为刘表之封国当即《汉志》广阳国之广阳县。梁氏之辞实不足据。广阳国远离城阳国，城阳王子焉能置封国于燕地？况且武帝以后存在“王国境内无侯国”的侯国分布特征，所以广阳国境内绝不可能有侯国分布。若根据王子侯国地理分布规律，此广陵侯国当在齐地寻之。而临淄封泥见有“广陵乡印”，可证齐地确有“广陵”。[17]《晋书·琅邪王伷传》载：“（伷）临终表求葬母太妃陵次，并乞分国封四子，帝许之。”[18]同书《武帝纪》载太康十年十一月，武帝封“琅邪王觐弟澹为东武公，繇为东安公，漼为广陵公，卷为东莞公”，[19]则晋代琅邪国境内有广陵县，当即汉代城阳王子刘表之封国。又高帝六年，丁义受封为宣曲侯（54）。《汉志》无宣曲。梁玉绳引录司马相如《上林赋》“西驰宣曲”，谓宣曲侯国地处京畿。[20]《上林赋》所提到的“宣曲”乃上林苑宣曲宫，[21]以宫观分封列侯可谓闻所未闻。其实，秦代有宣曲县，《史记·货殖列传》有“宣曲任氏”，又故宫博物院藏有秦印“宣曲丧吏”（0065），[22]可证宣曲为秦代置县，汉初之宣曲侯国乃承袭宣曲县而来，而宣曲县未必地处关中。梁氏以宣曲侯为据，反驳顾炎武“京畿无侯国”的观点自然站不住脚。对于梁玉绳的这些说法我们有必要加以甄别。
（3）《廿二史考异》
与梁玉绳同时代的钱大昕，为乾嘉时期的考据大家，在对古代史籍的考订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钱大昕对汉代侯国问题也非常关注，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钱大昕对侯国地理的考证成果，主要见于《廿二史考异》。与全祖望、梁玉绳等人不同，钱大昕并未对《侯表》中的侯国逐一梳理，而是有目的性地择取侯国予以疏证。因此若将《廿二史考异》与《汉书地理志稽疑》、《史记志疑》相比，《考异》少了很多臆断之辞，而集中展现了钱大昕对汉代侯国地理研究的创见。
如钱大昕对钟武侯国（601）的考证便十分精彩：
《王子侯表》有钟武侯度，此即度所封也。《志》有两钟武县，一属零陵郡，一属江夏郡。度为长沙顷王之子，其初封必在零陵之钟武，而《志》以江夏之钟武为侯国，盖后来徙封。如舂陵侯本在泠道，后移于南阳也。[23]
《汉志》江夏郡载有钟武侯国，但依据《王子侯表》，钟武侯为长沙王子，江夏郡远离长沙国，长沙王子侯国为何会分封于江夏郡？历代治汉史者从未留意这个问题。而钱大昕注意到《汉志》零陵郡也有钟武县，其地正与长沙国毗邻。钱氏由此推测，零陵郡钟武县为钟武侯初封所在，钟武侯国后来被汉廷迁往江夏郡，因此才会出现《汉志》零陵、江夏皆有钟武的现象。在清代学者中，钱大昕是为数不多注意到侯国迁徙现象的人，他从侯国迁徙的角度来分析侯国地理变迁具有开创意义，而此研究方法也为我们分析《汉志》“异地同名”现象之产生缘由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钱大昕还充分利用“王子侯国临近本王国”的原则对王子侯国地望进行检验，对一些沿袭千年的传统说法提出怀疑。如元朔三年所封济北王子刘遂之平侯国（330），因《汉志》河南郡有平县，《水经注》、《史记索隐》均将刘遂封国定于河南郡，全祖望亦从此说。而钱大昕指出，河南郡平县远离济北国，不会是刘遂封国。与前人随意指认《汉志》地名的做法相比，钱大昕更多考虑到侯国地理分布的地域特点，研究态度更为谨慎。
在《廿二史考异》中还附有一篇《侯国考》。[24]这是清代仅见的一篇专门研究侯国问题的文章，此文主要是为辑补《汉志》侯国而作。《汉志》共标注有侯国194个，尚有许多缺漏，故钱大昕“证之诸《表》”，对《汉志》失注之侯国进行辑补，共补得侯国25个。在辑补侯国的过程中，钱大昕发现汉成帝绥和元年以后分封的侯国，都没有出现在《汉志》中。钱大昕于是对《汉志》断代于汉平帝元始二年的传统说法产生了怀疑，而提出“班《志》郡国之名，以元始二年户口籍为断；其侯国之名，则以成帝元延之末为断”的论断，这对于深入探求《汉志》断代及史料来源具有重要意义。有关这一问题，笔者在后文还将继续阐述。[25]
钱大昕对汉代侯国地理的阐释还散见于《三史拾遗》、《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集》等著述，但所论内容与《廿二史考异》多有重复，本书不再介绍。有关钱大昕对某些侯国地理的独到见解，笔者在正文论证中还会涉及。需要指出的是，钱大昕对顾炎武、全祖望有关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总结没有予以充分重视，仍将许多侯国定位于京畿和边郡。但总体而言，钱大昕对汉代侯国地理多有发微，已经达到了乾嘉时期侯国地理研究的较高水准，其有关侯国地望的相关论述成为日后学者研究侯国地望的主要依据，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4）《汉书补注》（王荣商著）
乾嘉以后，就汉代侯国地理研究而言，鲜有超越《史记志疑》和《廿二史考异》的作品。而清末学者王荣商的《汉书补注》，则有必要予以提及。与王荣商的《汉书补注》相比，另一位清末学者王先谦的同名作品更为著名。其实，王先谦《汉书补注》的主要贡献在于汇集了前人研究《汉书》的成果，可以看作是汇释《汉书》的集大成作品，而王先谦本人对《汉书》研究并无多少创见。这在对《侯表》的注疏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该书对《侯表》各条目的注解多取自前人，而他本人则少有辨别。现今学者多奉王先谦《汉书补注》为侯国地理定位之圭臬，虽然获取资料较为便利，却极易受到该书误导，直接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可靠性。
浙江镇海人王荣商（字友莱），光绪十二年进士，长年奉职于翰林院，曾任翰林院侍讲，为光绪帝及慈禧太后讲授国史。《汉书补注》的写作，应当与王荣商在翰林院奉职期间研习古史有关。该书总共七卷，虽然只是对《汉书》前二十卷的考释，但已显现出作者出众的史识，今人杨树达之《汉书窥管》便多次引述王荣商的观点。王荣商对《汉书》四篇《侯表》的考释也极见功力，多有发覆之语。如元朔四年所封长沙王子路陵侯（357），《汉表》注其地在南阳。该侯国何以地处南阳郡，前人多疑惑不解。而王荣商指出长沙王子封国多有徙封南阳郡之例，路陵侯国封后，当同样迁徙至南阳郡。又如征和元年所封揤裴侯国（517），《汉志》属魏郡，而《王子侯表》注曰“东海”。王荣商称“东海”本为澎侯条下注，其出现于揤裴侯条，乃因后人传抄错格所致。经过王氏的疏证，史籍中一些看似无法理解的记载便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王荣商在疏证《汉表》时，还留意到表注郡名体例问题，并作以深入分析，这对后人正确利用《汉表》意义尤大。《侯表》下注郡名常有与《汉志》相矛盾者，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前人多以“《表》注有误”作解。而王荣商却另有看法，其《汉书补注》卷六“南宫侯条”曰：
梁玉绳曰：“南宫属信都，《表》云‘北海’，不可晓。”……（荣商案）弓高属河间，而《表》云在营陵。辟阳属信都，而《传》云近淄川。凡此皆有徙封之故。史文缺略，不能尽知。疑南宫亦类此。[26]
王荣商从侯国迁徙的角度来解释《志》、《表》记载的分歧，可谓独具慧眼，而从本书对某些侯国地理方位变迁的考证来看，王荣商的这一看法是非常正确的，其对文献记载认真审慎的研究态度，较之其他学者简单以史籍记载有误的解释方法更为可取。
王荣商对西汉侯国地望考订多有贡献。总括而言，其贡献可列为两点。其一，王荣商充分考虑到侯国分布的地域特征，对于明显不符合侯国地域分布规律的说法，力加辨析，并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其二，王荣商注意到《侯表》下注郡县名称的书写体例问题，他对该问题的有益探索，对于我们正确解读文献和分析侯国迁徙问题具有启发意义。可以说，王荣商在乾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汉代侯国地望的研究继续推进，已经达到了清人研究这一问题的最高水准。
（二）百年来侯国地理研究
1.20世纪10年代至80年代初侯国地理研究
这一阶段，也有少数学者关注西汉侯国地理问题。1935—1936年，《禹贡》半月刊连载刊发了史念海先生的《西汉侯国考》。[27]这是学术史上第一篇以全部西汉侯国为研究对象的专论性文章。但该文在研究方法上只是利用了乾嘉学人的考证成果，将地望可考的侯国分别编排于《汉志》各郡国名目之下，实际相当于把西汉不同时期的侯国全部落实在西汉末年的行政区划平面上，使该文成为一篇以《汉志》为纲目的“西汉侯国分域编”。[28]后人很难利用这篇文章来探研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的特点，也许我们把此文定义为一篇“侯国分域索引”更为恰当。需要说明的是，史先生对清人取得的成就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他把一些侯国编排于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钱穆对西汉侯国地理问题作过一系列工作。钱穆先生在1931年于北京大学讲授秦汉史课程时，已对侯国地理问题有所留意。如在谈到汉代侯国地理分布时，他充分肯定钱大昕的发现，认为西汉侯国分布格局确实存在由“王国错在侯国”到“王国境内无侯国”的转变，并推测该转变发生在文帝初年。[29] 1939—1940年，钱穆在苏州探亲期间，撰写《史记地名考》，其中有四卷专考“汉侯邑名”，这是对《史记》所见侯国地望的系统梳理。据钱穆自叙，自己向来看重古史地理的考证，并总结出一些研究原则。[30]就钱氏的西汉侯国地望研究而言，的确不乏创见。如对东城侯国（301）地望考证便值得称道。元朔二年，武帝封赵王子刘遗为东城侯，其封邑所在历来无人提及。[31]而钱穆以《汉志》赵国邯郸县下张晏注曰“邯郸山在东城下”入手，引《水经·浊漳水注》“（牛首水）又东历邯郸阜，张晏所谓‘邯山在东城下’者也”为据，指出东城侯国地望约在今邯郸市东。钱氏这一结论与赵王子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相符，很好地解决了东城侯国地理定位问题。
分析钱穆的西汉侯国地望考证，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他充分利用了《魏书·地形志》（以下简称《地形志》）。南北朝时期，各政权的行政区划设置趋于泛滥。《北齐书·文宣帝纪》曰：“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名，空张郡目。”在行政区划滥置的背景下，一些原本不见经传的乡聚，也因此升格为县而被载入史籍。《地形志》记录的很多县邑，其前身乃是两汉时代的乡聚或废县，因此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古代地名信息。如景帝中五年所封临汝侯国（245），《汉志》无载，全祖望推测该侯国地处汝南郡，但无依据。[32]而钱穆引《地形志》豫州汝南郡之临汝县，称此临汝县即西汉临汝侯国，地望在今河南上蔡县西。[33]新近河南省平舆县出土的秦汉汝南郡官署封泥见有“临汝国丞”，[34]可证《地形志》所载可信。钱穆在探讨平州、张、平曲、弓高、尉文等侯国地望时，也多次引证《地形志》，所得结论较为可信。
钱穆编写《史记地名考》“汉侯邑名”各卷，还有另外一层深意。他在该书自序中称：
本书所以于侯邑名不惮重复别出者，为便读者可以会合而观，分类而求，或可于汉初之侯邑分布中发现其时之社会背景以及经济情况，或其他意义，亦不失为考史方法中一新途径。又或取《史》、《汉》两书之《侯邑表》合并研究，并可连类及于东汉以下。自来治史者，于历代封邑，除考其地名所在以外，尚少注意及于其他牵连之事项，或其背后蕴含之意义，此乃本书所以于侯邑名四卷中，不惮重复别出，以求保存当时侯邑分布之全貌一项微意所在也。[35]
可以看出，钱穆已经意识到对西汉侯国地理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考释地名，而应当注意侯国之地域分布，并探讨影响侯国地域分布的政治、经济因素。而他之所以对《史记》侯国地名进行系统梳理，是希望后人能在他的工作基础上，去实现上述目标。
读过此段，我们必须肯定的是，钱穆先生对西汉侯国地理问题的考虑已非常深入，他对侯国地理研究的种种设想，指明了该领域的发展方向。可以说，钱穆的侯国地理研究理念已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在此后的几十年内，再无人提出类似的设想。而本书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钱穆上述学术构想的实践。
其实，对于自己提出的侯国地理研究设想，钱穆也作过一些工作。1942年，钱穆发表《汉初侯邑分布》，[36]这是学术史上第一篇专门研究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的文章。该文以《汉志》郡国名目为纲，以汉帝为分断，通过编绘表格来统计各郡不同时代分封侯国的数量，并在表格后附有简要的备注。该文所列侯国截止于武帝，不难看出此文实际是《史记地名考》的“副产品”。此文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一定问题。因为《汉志》记录的是西汉末年的行政区划，钱穆以汉末政区来分析汉初侯国分布显然是不可行的，再加上《史记地名考》许多侯国地望定位有误，由此而得出的种种结论也存在误差。例如根据此文统计，汉初东海郡境内侯国数量十分可观，钱氏由此得出“东海盖拟于三齐，滨海之区，生聚易也”的结论。而事实上，《汉志》东海郡与汉初东海郡辖域差别极大，具体到汉初，武帝元朔年间以前东海郡并无侯国分封，[37]可见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疏失，会直接影响到结论的准确性。
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再无学者系统研究西汉侯国地理问题。[38]严耕望先生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卷）》在谈到侯国地域分布时，基本承袭钱穆之说。[39]1984年，王恢先生的《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一书正式出版。[40]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以西汉侯国地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该书对西汉侯国用力甚勤，其有关侯国的研究占到全书总篇幅的三分之二。不过王恢先生的侯国研究方法仍是延续清代学者的汇释套路。该书将西汉所有侯国分列为789条，并在每个侯国条目下汇释前人的各种说法，由于在研究方法上没有突破，故王氏用力甚多却收效甚微，在侯国地望考释上并没有获得太多的成绩。
《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在侯国地理研究上的最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书中所附《高帝侯国分布图》和《〈汉书地理志〉侯国图》两幅地图。这两幅地图的绘制，开创了利用“侯国分布图”分析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新思路。该书中篇第五节《（高帝）侯国之分布》以及下篇后记第4小节《（地理志）侯国分布图说》的撰写，便主要依据以上两图完成。但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王恢绘制的“侯国分布图”存在诸多不足，制约了其对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把握，所得出的结论也没有突破前人的认识。有关王恢先生对西汉侯国地理研究的得失，本书在随后的专题论证中还会涉及，兹不赘言。
总括清代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侯国地理研究，乃是以汇释诸说为主要方法的具体侯国地望考证，而学者们对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把握则比较零散，还无法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虽然钱穆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构想，但限于当时的学术条件和研究水平，其种种设想很难实现，对侯国地理的研究也难以深入。而王恢先生的《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则可以看作是对此前西汉侯国地理研究的总结。仔细分析该书侯国地理论述，可明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具体侯国地望的考释，以汇释诸说的传统方法将前人的考释成果一网打尽。（遗憾的是，王恢先生遗漏了王荣商的《汉书补注》）；另一部分则是对西汉侯国地域分布特征的分析，以图示形式将前人对西汉侯国地域分布特点的看法汇集起来。因此，把《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视为汇集三百年来传统侯国地理研究成果的总结性作品，并不为过。
20世纪学术发展的另一大特点是出土文献对史学研究的推动。出土文献的发现不仅为学界提供了更为原始可靠的史料，同时也为我们正确诠释传世文献带来了新的契机。而一些与西汉侯国有关的出土文字资料的发现和利用，则有助于促进侯国地理研究的发展。例如出土的汉代封泥、玺印、青铜器上往往会出现一些侯国名，可以与传世文献相印证，这些看似简单的文献校订工作，也会附带解决一些众讼不清的侯国地理问题。
光绪二十三、二十四年（1897、1898），山东临淄县附近陆续发现西汉早期齐国官署封泥一千余枚，成为各藏家争相收购的藏品。1913年，罗振玉将自己收藏的临淄封泥与郭申堂、刘鹗两家封泥藏品合拓编成《齐鲁封泥集存》。[41]在王国维为此书所作的序中，已经意识到这批封泥对于校订古史的重要价值。如《史表》、《汉表》载文帝四年封齐王子刘罢军为管侯（186），司马贞定刘罢军封国于河南郡荥阳县之管城。王国维则依据封泥“菅侯相印”指出史籍中的“管侯”皆为“菅侯”之误，刘罢军封国可明确为济南郡菅县。[42]王氏利用出土封泥，刊正了史籍记载的谬误，对于正确判定某些封国地望是有实际意义的。
陈直先生的《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也做了一些类似的工作。《汉表》载高帝八年封有歷侯程黑（81），《史表》作磨侯。《史记索隐》以为其封邑为《汉志》信都国之歷县，此说法多为后人沿袭。陈直则据临淄封泥“磿城之印”判定《汉志》济南郡“歷城”应作“磿城”，即程黑封国所在，[43]从而纠正了沿袭千年的误说。
1972年，湖南长沙发现了西汉轪侯的家族墓地，有关轪侯国地望一时为学界热议。经过学者们的考辨，大家认识到《水经注》将今湖北省浠水县的轪县故城定为西汉轪侯国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西汉轪侯国地望应在今河南省光山县境。[44]
2.周振鹤先生的西汉王子侯国地理研究
自清代以来，学者对具体侯国地望的考证主要采取汇释诸说的方式，可以说仍停留在排比史料的阶段。而在研究方法上真正实现突破的是周振鹤先生。周先生对侯国地望的考证，不拘泥于前人说法，而是以侯国地理分布特征为前提，综合运用地名学、文献学等基本原则，再结合西汉相关政治制度，对侯国地望进行分析，从而使传统的侯国地名考证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
周振鹤先生对西汉侯国地理问题的考虑始于对钱大昕研究成果的注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八曰：
《地理志》诸侯王国二十，如赵、真定、河间、广阳、城阳、广陵皆止四县；菑川、泗水止三县；高密、六安皆五县；鲁六县；东平、楚皆七县。窃疑汉初大封同姓，几据天下之半，文景以后，稍有裁制，然诸侯王始封，往往兼二三郡之地，其以罪削地者，史亦不多见，何至封域如此之小？及读《中山王胜传》，谓武帝“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始悟诸侯王国所以日削者，由王子侯国之多。以《王子侯表》征之，城阳五十四人，赵三十五人，河间二十三人，菑川二十一人，鲁二十人。王国之食邑，皆入于汉郡，无怪乎封圻日蹙矣。[45]
周先生后来在文章中回忆道：“钱氏的发现使我想到，如果我们将别属汉郡的王子侯国还给那些诸侯王国，不是可以复原实施推恩法以前的诸侯王国的面貌吗？”[46]如果要进行这样的工作，首先必须明确各王子侯国的地理方位，随后再将王子侯国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还之于诸侯王国，这样便可以推演出不同时期的诸侯王国疆域。正是在这一研究思路的指导下，周先生开始对王子侯国地望进行系统梳理，作为日后复原诸侯王国疆域的基础。
1980年，周振鹤先生先后发表《西汉齐郡北乡侯国地望考》和《西汉长沙国封域变迁考》。[47]前者是对《汉志》齐郡北乡侯国地理方位的考证。北乡侯国的地望历代史籍均无记载，如果按照传统的汇释方法，不但无法得出答案，就连可供排比的史料都没有。而周先生从推恩法入手，指出建昭四年分封的菑川王子北乡侯国（701）只能从当时菑川国仅存的剧、东安平、楼乡三县中析置。而剧县不与齐郡相连，楼乡仅为一乡之地，无由再析置侯国，北乡侯国应析自东安平县。而从北乡侯国的名称来看，该侯国显然位于东安平县以北的齐郡境内。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周先生抓住了王子侯国临近本王国分布的地理特征。他通过地名学分析，辅之以缜密的逻辑推理，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成功破解了一桩看似无从下手的疑案。
至于《西汉长沙国封域变迁考》的写作，则与当时刚发现不久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有关。马王堆汉墓发现后，许多人认为汉初长沙国的封域与《汉志》长沙国相同。周先生为了纠正这一错误的看法，将自己复原汉代诸侯王国封域的思路付诸实践，对长沙国的封域变迁作以考证。周先生在文中对西汉分封的23个长沙王子侯国的地望进行了清理，据此逆推出不同时期的长沙国封域，首次把汉代政区变迁研究的精度提高到以年为尺度的水平。
1981年发表的《〈水经·浊漳水注〉一处错简——兼论西汉魏郡邯会侯国地望》则是周先生在研究赵国封域变迁时所遇到的具体问题。[48]对于赵王子之邯会侯国（299）地望，前人多引录《水经注》将其定在河南安阳县西北。而周先生发现这一地理定位远离赵国，显然与王子侯国分布特征不符。周先生回到《浊漳水注》原文，发现有关邯会侯国的一段记述非常突兀。联系上下文，这段记载实为错简，应当重新编排于“又东北过斥章县南”之前，邯会侯国地望也可修正为今河北肥乡县附近。[49]周先生此文不但解决了邯会侯国定位问题，还附带解决了《水经注》的文本错乱问题，其研究视野之开阔，剖析问题之深入，令人叹服。
1982年，《中华文史论丛》连载刊发了《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50]此即周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该文汇集了周先生有关西汉王子侯国地望的考订成果，其中不乏精辟的论证，限于篇幅本书无法对其考证结论一一评述。概括周先生的王子侯国地望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充分解析“推恩法”，归纳出“王子侯国必在汉郡”、“王子侯国临近本王国”、“先封之王子侯国位于后封之王子侯国之外围”三大原则，[51]以此为基础对王子侯国地望进行全面清理。二是综合运用地名学、自然地理学等多种方法分析侯国地望。三是结合出土文献、石刻文献等新材料，扩大侯国地望研究的材料来源。经过周先生的清理，许多西汉王子侯国的定位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而王子侯国地域分布的规律性也愈加清晰。
1986年，周振鹤先生发表《西汉县城特殊职能探讨》。[52]该文的附录部分对《汉志》失注之侯国进行了重新辑补，可以视作对钱大昕《侯国考》的补充。1987年周先生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正式出版，该书囊括了周先生此前有关王子侯国研究的所有成果。此后，周先生还发表过《〈汉书·王子侯表〉笺证》，[53]另外其《〈汉书·地理志〉汇释》也有关于侯国地理的少量表述。[54]
毋庸置疑，周振鹤先生是迄今为止对西汉侯国地理研究贡献最大的学者，他完全改变了侯国地望研究的传统做法，实现了侯国地理研究由传统考据之术向现代学术研究的转变，其对王子侯国地理分布规律的归纳以及侯国地望考证方法成为后人遵循的研究准则。不过，由于王子侯国是在武帝执行推恩令后才大量产生的，所以我们还无法通过王子侯国来探寻西汉侯国地域分布特征形成和变化的规律。而深化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认识，则是我们所要继续完成的任务，这也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初衷之一。
还需要说明的是，周振鹤先生之所以能够实现以地域分布为视角解决西汉王子侯国地理问题，主要获益于此前谭其骧先生主持编修《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的完成。正因为《图集》解决了西汉许多县邑侯国的定位，并将各县邑的空间关系以地图的形式加以呈现，才使周先生可以从繁琐的地名考证中解放出来，而直接利用《图集》进行相关空间分析。由此可以看到一项优秀的基础研究工程对学术的推动作用。周振鹤先生称《西汉政区地理》是“导师与研究生两代人的共同创造”，[55]这样的总结是非常恰当的。
3.近二十年侯国地理研究
近二十年的侯国地望研究可以明显看到受周振鹤先生研究影响的痕迹。如郝红暖的《西汉中山“新市侯国”小考》是对景帝中二年所封新市侯国（226）地望的考证。[56]该文指出，前人多以为景帝所封新市侯国即《汉志》巨鹿郡之新市侯国，而巨鹿郡新市侯国乃元凤五年分封广川王子而新置，本为广川国乡聚，此新市景帝时并不存在。景帝时代所封新市侯国应为《汉志》中山国之新市。郝文的结论可以信从，而这一观点显然是作者研读《西汉政区地理》的收获。
郑威先生的《西汉东海郡所辖戚县、建陵、东安侯国地望考辨》则是对《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东海郡之戚县、建陵侯国、东安侯国定点的商榷。[57]该文称《图集》戚县定点紧邻鲁国，而其外围的兰旗、容丘、良成皆是鲁王子侯国，在上述侯国未分封时，东海郡何能越过鲁国管辖戚县？通过对历代地理志的分析，郑先生指出《图集》戚县其实误取了沛郡广戚侯国的定点，戚县地望应据《括地志》定于今山东省临沂市南。而《图集》鲁王子之建陵侯国（642）、东安侯国（644）定点皆远离鲁国，显然与王子侯国分布特征不符，两侯国当据《括地志》、《地形志》分别定位于今山东枣庄市峄城区西和山东枣庄市山亭区。2011年郑威先生又发表了《西汉东海郡的辖域变迁与城邑分布》，[58]该文第二部分对推恩令施行后，别属东海郡的王子侯国地望进行全面清理，其中对山乡（641）、武阳（739）、新阳（743）三侯国做出更为精确的定位，纠正了以往的错误看法。该文以汉郡为中心的侯国地望整理模式，是继《西汉政区地理》以王国为中心的侯国地望整理模式之后，一种有益的探索。从以上两文可以看出，郑威先生对王子侯国地望的考证思路与周振鹤先生十分近似，可以视为周先生王子侯国地望清理工作的延续。
此外，邢承荣先生的《西汉柳侯国（柳县）的建置沿革及其遗址考证》则是以实地调查的形式确认侯国遗址方位，这是对《图集》定点的有益补充。[59]而张玉女士的《“推恩令”与河间献王诸子侯国》一文，[60]虽然声称“考证了河间献王诸子侯国的地理位置”，但文中基本承续《大清一统志》和王先谦《汉书补注》的说法，唯一提出新见的是旁光侯国（313）地望。对于这个历代地理志都不曾提到的侯国，张女士独辟蹊径地指出“旁光”乃“东光之旁”之意，其地望在今河北省东光县境。[61]这样的考证思路及结论，实在让人不敢信从。
除了具体侯国地望的相关考证，李开元先生的《西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与陈苏镇先生的《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则是两篇值得关注的文章。[62]前者通过对轪侯国、酂侯国地望的考证，指出文帝初年曾出台“徙侯国出王国”的政策。李先生的这一看法可以看作是对钱穆观点的发扬，不过李先生在具体的地名考证中存在疏漏，得出的结论还有不足。陈苏镇先生的《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则以文帝初年的“迁淮南国三侯邑”为切入点，讨论了文景时期的侯国政策，全文涉及汉初王子侯国地域分布，文帝侯国政策，“王国境内无侯国”格局的形成等西汉侯国地理重要问题，其论证对笔者多有启发，关于陈先生的具体看法，本书在专题论证中还会指出。
这一时期，部分韩日学者的研究也涉及西汉侯国地理问题。如韩国学者崔在容对西汉的“京畿制度”进行考察，指出汉代的京畿包括京畿地区（三辅）和准京畿地区（三河及弘农郡），西汉时代除极个别的情况外，基本不在京畿和准京畿地区封置侯国。[63]崔先生的看法大体正确，但研究方法存在不足。首先，崔先生根据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来确定侯国地望，而该书对侯国地望的考证错误甚多，直接影响到崔先生研究的准确性。其次，崔先生忽视了西汉封置侯国的时代差异。如果对西汉侯国地望进行重新梳理，并分时段予以考察，可明确西汉一代从不在京畿地区封置侯国，武帝元封年间以后从不在准京畿地区封置侯国。另外，崔先生称汉代不在京畿封置侯国是他“首次论及”，显然没有对顾炎武等清人的考证成果给予足够的重视。
日本学者中，仲山茂先生对西汉侯国地理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一定成绩。他于2006年发表的《前漢侯国の分布——〈漢書〉外戚恩沢侯表を中心に》是继钱穆《汉初侯邑分布》之后，第一篇专门研究汉代侯国地理分布特征的文章。[64]该文指出，昭帝以后分封的外戚恩泽侯国，其地域分布与封户数量存在对应关系。以恩泽侯国为例，封户在千户以下的侯国分布在淮河流域，封户在一千户至两千户的侯国分布在琅邪郡，封户在两千户以上的侯国分布在南阳郡。而外戚侯国虽然封户数量相差较大、地域分布较为分散，但若将封户数量与地域生产力相配，各侯国基本处在同一水准。在考订外戚恩泽侯国地理方位的过程中，仲山氏留意到《汉书》相关侯表注记地名的体例问题，故继续写作《〈漢書〉列侯関連諸表にみられる地名注記の性格について》予以讨论。[65]在这篇文章中，仲山茂先生提出《汉表》注记郡名均为侯国废除时之属郡的新观点。仲山先生的这一看法还值得商榷，但不失为对西汉侯国地理问题的有益探索。[66]
近二十年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也为西汉侯国研究提供了新线索。《汉志》沛郡载有敬丘侯国，但《侯表》并无敬丘侯，故清代以来的许多学者怀疑《汉志》敬丘所注“侯国”为衍文。而廖伯源先生根据尹湾汉简“盐官别治郁州丞沛郡敬丘淳于赏故侯门大夫以功迁”一条的分析，指出西汉确有敬丘侯国，《汉志》记载可信。[67]廖先生的这一研究，是利用出土文献解决侯国问题的很好例证。
[1] 宋人王观国的《学林》以及元人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中，有少量条目涉及西汉侯国地理问题。
[2] 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49页。另原文标点有误，笔者已对引文标点加以修正。
[3] 此类编号即附表各侯国编号，以下同。
[4] 钱坫：《新斠注地理志集释》，《二十五史补编》本第一册，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第1056页。
[5] 《水经注疏》卷四《河水注》，第295页。
[6]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四《王子侯者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09页。
[7] 见中编第二章第三节考述。
[8] 如王先谦曰：“三辅不封列侯，此（合阳侯）或以亲亲之故，一时变例。”见《汉书补注》卷二八《地理志》左冯翊郃阳条，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667页上。
[9] 两条分见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五、卷六，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567、2605页。
[10]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2页。
[11] 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一二《诸史答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7—188页。
[12] 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五，第2567页。
[13]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4页。
[14] 参见下编第五章第一节考述。
[15]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八，第281页。
[16]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一，第591页。
[17] 刘创新：《临淄新出汉封泥集》，杭州：西泠印社，2005年，第74页。
[18] 《晋书》卷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21页。
[19] 《晋书》卷三，第79页。
[20]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一，第547页。
[21]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221页。
[22] 此类编号见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23]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汉书地理志”江夏郡钟武侯国条，第133页。
[24]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九，第172—182页。
[25] 见中编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考述。
[26] 王荣商：《汉书补注》，《二十四史订补》第二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048页。
[27] 分见《禹贡》第四卷第二期、第四卷第五期、第四卷第九期。
[28] 史念海先生的这篇文章似乎并未完成，因为他只罗列了24个郡的侯国信息，尚有许多汉郡条目付缺。
[29] 钱穆：《秦汉史》，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270—271页。据该书自序，此书本为作者在1931年于北京大学讲授秦汉史课程的讲义。
[30] 钱穆：《史记地名考》自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31] 《汉志》九江郡有东城县，《史记索隐》以为此东城即刘遗封邑，然赵王子侯国不当远至楚地，全祖望、梁玉绳均不采此说。
[32] 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六，第2603页。
[33] 钱穆：《史记地名考》，第1156页。按《地形志》豫州汝南郡之临汝县自注：“刘裕置，魏因之。”而《宋书·州郡志》南豫州汝南郡之临汝县自注“汉旧名”，史料价值较《地形志》更为重要。钱穆《史记地名考》从未引录《宋志》，据钱氏自叙，其《地名考》引录书籍主要取自无锡乡居“古史地理书二三十种”，盖其中并无《宋书》。
[34] 王玉清、傅春喜编著：《新出汝南郡秦汉封泥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35] 钱穆：《史记地名考》自序。该序文写于1966年。
[36]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学报编辑委员会编：《齐鲁学报》第一期，1942年。该文后收入氏著《古史地理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37] 参见中编第二章第三节相关考述。
[38] 据许宝蘅先生自撰《夬庐居士年谱》，他本人曾于1941年撰写《西汉侯国考》（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086页），但此文并未公开发表，笔者未曾获阅，只能暂记于此。此信息为李晓杰先生告知，谨致谢忱。
[39]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5—57页。
[40] 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年。
[41] 孙慰祖：《封泥发现与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42] 王国维：《齐鲁封泥集存序》，收入《观堂集林》卷十八，王国维遗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3年。另《水经·济水注》载“济水东迳菅县故城南。汉文帝四年，封齐悼惠王子罢军为侯国”，清儒曾因此怀疑《史表》、《汉表》之“管”乃“菅”字之误，但无确证。见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五，第2568页；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二，第627—628页。
[43] 陈直：《史记新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9页。另王国维也曾留意过“磿城之印”封泥，但未与《侯表》之歷侯联系起来。
[44] 黄盛璋、钮仲勋：《有关马王堆汉墓的历史地理问题》；马雍：《轪侯和长沙国丞相》，两文同刊于《文物》1972年第9期。
[45]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第152页。
[46] 周振鹤：《学腊一十九》自序，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47] 分别刊发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增刊；《文物集刊》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两文俱收入《学腊一十九》。关于两文写作缘起，可参见《学腊一十九》自序。
[48]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49] 1982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邯会侯国”的定点即根据周先生此文进行了修订。
[50] 连载于《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4期。
[51] 见《西汉长沙国封域变迁考》。
[52]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53]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54] 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55] 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56] 郝红暖：《西汉中山“新市侯国”小考》，《邢台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57] 郑威：《西汉东海郡所辖戚县、建陵、东安侯国地望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
[58] 郑威：《西汉东海郡的辖域变迁与城邑分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第2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59] 邢承荣：《西汉柳侯国（柳县）的建置沿革及其遗址考证》，《渤海学刊》1995年第4期。
[60] 张玉：《“推恩令”与河间献王诸子侯国》，《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
[61] 旁光侯国，《史表》作“房光”。旁、房古音相同。旁、房皆为标注音地名之音，非“”近旁之义甚明。
[62] 李开元：《西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陈苏镇：《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63] 崔在容：《西汉京畿制度的特征》，《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64] 《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第30号，2006年，第20—48页。
[65] ［日］柴田昇编著：《〈漢書〉とその周辺》，名古屋：昆仑书房，2008年，第31—67页。中文译本见郭永钦译：《〈汉书〉侯表地名注记的体例特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第2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66] 参见上编第一章第二节考述。
[67] 廖伯源：《汉书敬丘侯国与瑕丘侯国辨》，收入氏著《简牍与制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