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长久以来，基于美国文化的西方式MBA商业教育模式早已席卷中国。但是，盲目迷信西方模式真的可取么？实际上，我们更应该看到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成功的经济模式，即以日本为代表的产、商、融相结合的东亚财团商业模式，它真正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

近些年，我先后参与了一些大型集团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咨询工作。除了做些咨询工作，实际上我更多的时间在思考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整个国家经济的走向，以及在全球竞争中如何形成一种相对成熟的中国模式。

我们可以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些财团身上借鉴，从它们身上找到一种东亚发展模式。这些财团企业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它们在很多方面都蕴含着具有中国传统商业文明的基因。

未来，我相信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精髓的东方商业模式和教育会在中国的企业和学校中确立其应有的地位。只是，由于我们过去二三十年基本上是采用的西方经济模式，企业管理教科书以及MBA教程都是按照美国经济以及它们在企业管理等方面的运营及哲学来进行构架的，因此，东方商道任重而道远。

2008年9月，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部著作《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书刚上架后不久，我便收到了一封来自浙江物产集团战略部的邮件，邀请我到浙江物产去讲课。彼时，新书的推广工作还未正式开始，因此浙江物产的邀请颇令我意外。经过沟通交流后我才注意到，原来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了浙江物产这样一家以三井物产为学习榜样的企业。

早在2003年，浙江物产就选定了一个新商业模式的标杆——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计划向三井物产学习战略管理职能和综合商社模式。2004年，浙江物产集团董事长胡江潮还曾率领考察团到日本的三井物产总部拜访取经。在浙江物产的讲课经历给我带来了新的启发：与其像一些西方咨询公司那样指点企业应该怎样做，不如提供给中国企业一个成熟的样本。

《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出版之际，正值国际金融危机在美国愈演愈烈，大有席卷全球之势，众多华尔街巨头也无法独善其身。日本财团资本再次掀起了“买买买”的热潮，只是这一次似乎不再那么高调了。2008年9月23日，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三菱财团+三和财团）以90亿美元入股摩根士丹利21%的股权，同时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三井财团+住友财团）也计划出资28亿美元投资美国高盛集团。

2008年11月，就在日本财团“抄底”美国金融机构的同时，中国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给国内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这一计划被媒体和经济界人士称为“四万亿计划”。“四万亿计划”不仅对中国提振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刚好“帮助”了陷入危机的美国经济。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失去了一次与日本共同“围剿”美国的机会。

2009年2月，环球财经研究院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环球财经》杂志社创建成立，由宋鸿兵任院长，并邀请了向松祚、乔良、王向穗、梅新育、彭晓光、张明及笔者等几位独立经济学家一起形成了专家智库团队，并担当《环球财经》的编委。《环球财经》杂志创办于2001年4月，致力于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智库平台，注重财经事件的专业化、课题化研究。

同年7月4日，为迎接“全球智库峰会”的举行，《环球财经》编委会成员和环球财经研究院的专家齐聚一堂，在自己专长的领域，提出了确立中国模式的建议。我在活动上以“怎样学日本、怎样防日本”为主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提出：日本的经济体系，是一个财团的模式，是金融和商业、制造业的一种结合体。经济体制的背后则是文化，是可以与中国传统的晋商、徽商联系在一起的。

2009年初夏，时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先生（后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找到了我，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读书会，分享我提炼的三井商道。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我的《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一书主要是一些产业界的人士在关注，没有想到居然还引起了主管金融的领导的重视。慢慢地，我也意识到，其实三井的这套模式并不停留在微观层面，而是中观层面甚至国家经济管理模式。

当时，中国一批学者在大谈特谈“中美国”（G2）这个概念。其实在这之前已经存在一个“日美国”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美国通过金融、通过宏观经济统治世界；日本通过微观经济、通过产业统治世界。二者之间形成一个日美经济的统一体，构成一种互补，或者是一个共同的需要，也就是说，二者实际上是在宏观和微观领域里以一种合作的方式来统治世界的经济。

2009年9月18日，《中国航空报》记者刘文波采访了中航工业集团投资公司党组书记魏晓龙，发表了一篇名为《三井模式带给中航工业什么启示》的文章。中航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专门作出批示，要求“集团领导和全集团领导干部都看一看”。2010年元旦刚过，刘文波采访了我，并发表了《中国企业应该向日本财团学习什么？》一文。

其实早在2006年我的处女作《三井帝国启示录——探寻微观经济的王者》出版的时候，一位中金公司的高管就曾和我说过，有一家具备军工背景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在研究日本三井的发展模式，现在想来应该就是中航工业集团。其实日本财团商社“寓军于民”的发展模式十分值得当今中国军民融合战略借鉴与学习，而中航工业集团一直是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先行者和排头兵。

2009年11月，我受邀参加经济学家郎咸平的节目《郎咸平说》，畅谈日本财团隐藏的秘密和商业故事，希望能够为中国企业带来某种思考和启示。节目的最后，郎咸平表示，当“九·一八”事变、排日情绪高涨的时候，鲁迅说：“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地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70年过去了，言犹在耳！

之后不久，我又接受了和讯网的采访，并将对话内容整理后，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经济体制应该好好向日本学习》的文章，文中这样写道：现在中国有很多经济学家，但没有一个经济工程师。我们所有的企业是一个个机器零部件，没有拼装成巨大的机器运转，都像一个个小的零部件散落在地。如何找到经济工程师把企业从金融、产业、商业公司变成一个巨大的航空母舰与外国资本博弈，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

2010年1月16日，在《环球财经》以“中国模式3.0之国进民进”年会主题下，政、经、商、学界的百名精英汇聚一堂，就“国进民进”展开探讨与辨析。在年会上，我再次提出了我的观点：日本的经济体制叫有秩序的市场经济，其每家企业之间都是有关联的，在这样一个体制下，整个形成的是一套民有国营的体制；日本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型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

将这次年会的发言整理后，我撰写了一篇文章——《集体经济才是强国之选》，强烈表达了如下观点：30年的改革过后，中国的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唯一受到打压的却是本应发挥重要作用的集体经济。因此，要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国应该认真研究国情，发展集体经济，而非对美国模式一味推崇，以致经济发展有失偏颇。

2010年前后，通过《第一财经日报》《现代物流报》《时代周报》《华夏时报》《经济观察报》等数百家媒体的媒体宣传采访，我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研究，也提出了一些与中国经济发展、企业模式建设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后来将这些文章及观点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编辑，分别围绕财团体制、产业强国、能源暗战、商社模式四个主题重新以“财团商道系列文集”的形式出版发行。

这段时间，我还与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合作，录制了《铁矿石暗战》；由中国经济网根据我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文章《日本“藏起来”的经济实力不容小看》，录制了对话节目；参与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节目录制，主题是《日本财团的中国谋略》。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王鲁湘在节目结束时的一段话：

“商场如战场，中日两个经济体的竞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当我们急切地向欧美寻求经济良方的时候，白益民先生的适时提醒告诉我们邻居日本就是一本很好的教材，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始终不愿意向日本学习，也不愿意深入研究这个可怕的邻国，麻痹、松懈、自大、自矜是我们面对日本时最容易犯的毛病，我们也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向对手学习并不丢脸，被对手打败，还不知道是怎么被打败的，那才叫作丢大脸。”

2010年11月，朋友介绍说，有一位福建的年轻企业家看了我的书，表示非常钦佩，希望可以和我聊一聊他目前正在创建的事业。在和他进一步沟通中我了解到，这位年轻的福建商人2009年刚刚在上海成立了一家资源开发公司，2010年初设立了北京办事处。他希望我对日本经济模式的研究可以帮助财团模式在中国落地发展，我也非常认同他的理想与抱负。

随后，我帮助这位企业家起草了一份《经济共同体基本法》。这份企业基本法在设计过程中，将日本三井财团四百年的“产商融”实践和成熟模型与当时国情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与此同时，我还帮助这家企业组建了战略信息中心，形成了以信息情报部、综合研究部和对外商务部为主的组织、研究、运营框架，并设有专门人员负责向集团董事局高层领导直接汇报的情报机制。

企业集团的战略信息中心正是目前中国所缺失的。其实正是依托于三井财团、三星财团等遍布全球的商业、情报据点，凭借其在物流领域、信息资源、统和能力等方面的独特经验，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和三星秘书室才能够对全球汇集来的大量情报进行分析研究，并在财团内企业群间共享，积极为财团谋划发展及布局战略。可以说，完善的战略信息中心体系才是未来集团企业战略发展布局的参谋官和设计师。

2011年，我成立了“白益民产业经济研究所”，希望能够将多年来我对财团商社模式的研究成果贡献给社会，为中国经济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参考。随后，在我的学生杨履明和乔梓效的协助下，陆续整理出版了四部财团商道系列文集，并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财团就是力量——“一带一路”与混合所有制启示录》

《商社就是天网——互联互通与产业整合启示录》

《能源就是命脉——地缘政治与大国博弈启示录》

《产业就是脊梁——寓军于民与产业突围启示录》

2012年，我受大庆市主管经济的副市长杨彦彬的邀请，成为大庆市政府的经济顾问，通过提出建立产业基金和产业投行以及物流产业园区的方式，解决大庆市当地土地招商引资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同年7月，受《现代物流报》主编杨达卿的约请，我发表了《中国应建东北亚能源物流中心》《大庆的东北亚物流之路》等文章，公开提出了大庆的全球化、国际化能源战略的新定位和新思路。

曾经依靠石油的资源型城市大庆，要积极向着国际化综合性经济城市转变。通过产业投行参与到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中去，打通供应链的各个环节，确定以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的接续产业才是大庆市的转型发展关键。而从国家能源安全层面考虑，如果能让大庆担当起东北亚能源贸易物流中心的重任，将会大大削弱俄日两国在远东能源贸易中的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我对日本财团商社的研究，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的高度重视及肯定，我受到国资委研究中心支东升处长的邀请，参与了“央企境外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专题研讨。2015年，在支东升处长的主持下，又成立了“‘一带一路’国别风险和安保体系”课题研究组，我应邀成为课题组专家顾问，同诸多央企的领导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入交流。

2016年5月，我发起成立了三井政经塾，旨在提升中国工商业者的素养，并为中国未来输送具有远见及行动力的政经人才。对于“三井”这个名字，很多人有所疑问，认为是否用到了日本三井财团的品牌。但其实三井政经塾的名称“三井”来自位于中国浙江天台山万年寺附近的三井潭，而日本的三井家族文化则同样是起源于三井潭。日本是我们的老师，而我们是日本的祖师。

天台山历称仙家佛地，素有“千佛万道”“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三井潭则正处于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结点处。而距离天台山不远处的余姚正是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的故乡，阳明学说在日本备受推崇，日本人正是采用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这一原则，融合了东西方文化，才有了明治维新，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将三井政经塾定位为：国家级的民间智库，企业家的修行道场，东方经济学的圣地，中华文化的践行所，正能量的媒体家园。由三井政经塾推出的三井商道，实际上就是要从日本追寻回曾经流失的属于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思想，那就是共生共存、三位一体的“三井理念”，这种商道思想不仅对大企业集团的建设有所帮助，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有积极的意义。

2019年6月，我受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EMBA校友会秘书长李明先生的邀请，前往深圳参加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活动，同时也完成了一次三井政经塾的课程活动。深圳一直都是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华为、大疆、腾讯等科技创新企业都集聚于此，特别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国家发展战略的推进，未来深圳必将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科技中心。

其实除了关注高科技企业集团本身，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产业生态，这些科技巨头企业以及围绕在大企业周围的供应链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财团体系的雏形。如何帮助这些供应链上的企业打造综合商社职能、实现与科技巨头之间的共荣共生模式才是目前的重中之重。因此，以东方商业文明为基因的三井商道模式在深圳这个高速发展的城市就一定有其用武之地。

2019年8月，我的新书《三井帝国在布局》终于结稿，这是十年前《三井帝国在行动》的续集。事实上，40年来，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日本一直在采用类似“一带一路”的策略，只不过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隐蔽性很强。

《三井帝国在布局》这本新著讲述了日本三井财团在中国及其他亚非拉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和布局的众多产业和企业案例，三井财团的成员不仅有三井物产、三越百货和三井住友银行等核心企业，还包括丰田、东芝、松下、索尼、石川岛播磨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日本公司，同时，其产业布局也涉及中国许多的著名企业，如华为、长虹、一汽、奇瑞、中船工业、中芯国际、二商集团……

感谢我的优秀学生和写作助理乔梓效为本书出版所做的辛苦努力和重要贡献。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社长毛增余先生和经管分社社长李煜萍女士对我十年来的一贯支持和帮助。

2019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