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东亚崛起的“芯”路历程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作为三井财团核心企业的东芝一直以来都是“日本制造”的最佳典范，特别是在技术创新方面，东芝长期保持着日本首创乃至世界首创的地位。其实东芝不仅创造了“日本制造”的神话，还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另外一家芯片领域的“巨无霸”企业——韩国三星电子。
日本索尼在发展初期得到了三井财团的大力帮助，当时索尼内部设有一个顾问委员会。1953年至1959年，万代顺四郎出任顾问委员会主席，他曾是三井银行的前任董事长。正是在万代顺四郎的帮助下，三井银行积极地购买索尼的股份，使索尼公司获得了日后腾飞所必需的充足资金。
韩国三星财团的核心是三星物产，尽管“三星物产”与“三井物产”的名称虽有一字之差，但二者的经营理念、组织模式和行为方式几乎一字都不差。三星正是凭借这种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组织模式，帮助韩国成为当时亚洲“四小龙”中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国家。
——作者题注
【阅读提示】
“三井”告诉了我们什么（1）
芯片作为影响社会、经济和国防安全保障与综合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一直以来都备受重视。早在2008年10月，中国就将“核高基”（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产品）和“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并开始实施。2014年，我国又开始调动大规模产业资本，成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大基金）。但高投入却并未带来高产出。
海关总署公开信息显示，从2015年开始，中国集成电路（芯片）进口额正式超越了原油和大宗商品，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商品。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量高达3770亿块，进口额为2601亿美元，而同期中国的原油进口总额仅约为1500亿美元，中国在半导体芯片进口上的花费已经接近原油的两倍。中国芯片行业长期被国外控制，严重影响了国家安全战略布局。
为什么越追赶反而差距越大？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究竟难在哪里呢？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习惯将这一问题归结于产业基础薄弱、关键技术落后等因素上。实际上，芯片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其他重大科技专项项目有所不同，它是一个高技术密集、涉及学科众多、高度全球化、商业化的产业领域。如果说产业的技术创新都是靠市场需求在驱动，那么成功的商业模式就必不可少。
日本三井财团旗下的东芝和索尼一直都是日本的“工匠精神”的标杆性企业，有着无可匹敌的技术实力，在技术创新领域，长期保持着日本首创乃至世界首创的地位。然而，仅仅依靠东芝、索尼的力量是无法成就日本在世界芯片行业的霸主地位的。由日本通产省牵头，联合日本五大财团组成的芯片“超级联盟”，才是日本半导体芯片产业迅速崛起并走向巅峰的秘诀。
芯片“超级联盟”可以说是日本“官产学研一体化”的重要实践。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产”指的是以三井、三菱为代表的财团产业界，具有对科技创新风险负责、承担发展主体的功能；“学研”就是传统意义上大学和研究机构，扮演提供和创造学术价值的角色；“官”则是指政府机构，起到为创新研究开发和产学合作成果进行支援服务的作用。
这种“财团+政府”的政商组合其实就是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模式”，基本上是由政府机关直接面对大型财团企业，并为其提供相应政策及资金保障。实践证明，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芯片崛起之路离不开“东亚模式”。例如，日本的通产省直接对接东芝（三井财团）、日立（富士财团），韩国企划财政部直接对接三星电子，我国台湾地区的“经建会”（辖属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直接对接台积电。
本章导言
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以中兴通讯对涉及历史出口管制违规行为的某些员工未及时扣减奖金和发出惩戒信为由，做出了激活对中兴通讯和中兴通讯公司拒绝令的决定。当天美国商务部也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4月20日，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表示，美国的禁令可能导致中兴通讯进入休克状态。
同年7月14日，中兴通讯总部的LED广告牌上挂出了“解禁了！痛定思痛！再踏征程！”的标语，轰动一时的美国制裁中兴事件宣告结束。为了达成所谓的和解协议，中兴通讯公司需要支付14亿美元的罚款，完全更换公司董事会和高管团队，并允许美国选择的合规团队进驻中兴。中兴通讯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也给其他中国企业狠狠地上了一课。
自中兴事件之后，中国的芯片产业似乎也开始痛定思痛，上至国家高层下至平民百姓都对芯片持有高度的关注。对于未来国产芯片该如何发展，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小白”都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以至于令人产生一种错觉，即国产芯片产业的崛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实现。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掀起了芯片热，越来越多的公司宣布进入半导体领域。
2018年7月，李彦宏在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上正式发布了百度自研的中国第一款云端全功能AI芯片“昆仑”，百度方面称，“昆仑”是迄今为止业内设计算力最高的AI芯片。除BAT外，其他企业也想跨界芯片领域，格力电器的董事长董明珠就表示，哪怕格力需要投资500亿元入局芯片产业，也是在所不惜的。芯片产业似乎成为新的“风口”。
诚然，国内大中小企业纷纷涉足芯片领域，对于中国芯片产业整体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芯片产业多年来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再多的资本投入、再大的社会关注度都无法实现“中国芯”的真正崛起。如果将2000年中芯国际的成立看作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元年，那么在近20年的发展探索过程中既有成功又遭遇了坎坷。
截至2018年，中国芯片产业的销售额达到了653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7%，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但自给率却仅为15%左右。事实上，全球高端芯片仍主要以日本、美国、欧洲企业产品为主，市场几乎被这三大主力地区垄断。在高端芯片领域，由于中国国内厂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所以其生产仍以代工模式为主。
没有一个强大的产业组织者出现，就无法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各地方政府习惯性地以GDP的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和相互竞争的筹码，争相下发各种政策支持提供优惠条件，不顾市场导向，动辄投建百亿元资金需求的半导体工厂，最终导致乱象丛生。仅以中芯国际为例，在相隔千里的上海、北京就各有两座12寸工厂，深圳和天津又各有两座8寸工厂。
“中央出政策，地方来执行”的各自为政现象让中芯国际的发展难上加难，企业内部管理变得错综复杂，导致各种势力、各种背景的股东，各有各的意见、人马，从而演变成中芯国际内部几大派系斗争频繁的最坏结果。长期的内斗不但无法保障公司效益，更直接的后果就是核心技术的落后。因为根据摩尔定律，每隔18个月芯片的性能就会提高一倍。
落后的产业模式也导致了严重的资源错配。一方面，国家和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回国创新的技术人员，但这些技术人员不懂商业，无法妥善经营；另一方面，一些获得了资金支持的创业者，并没有足够优质的技术和知识产权。许多资金都因过度炒作被投放到了不能产生真正效用的地方，甚至被用到了存在恶性问题的地方。
同时，中国在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方面也一直都处于非常基础的水平，台湾地区芯片制造企业台积电给研发人员的薪酬就是中芯国际的6倍。像华为那样每年投巨资进行芯片研发，以及将股权向研发人员倾斜的企业，中国并没有几家。而日本则拥有着以五大财团为背景的VLSI技术研究所，在韩国，三星财团体系下的成均馆大学也会源源不断地为企业输送人才。
许多行业研究人士表示，中国的集成电路芯片产业是系统性的落后，整体提升就需要从基础性研究和人才培养做起，需要比较久的时间。这其实是典型的工程师思维，芯片作为高技术密集领域，产业的发展与进步当然离不开工程师思维，但是如果可以让技术工程师拥有商人思维，中国的芯片产业就一定可以实现后来居上，弯道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