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涪陵经济地理的研究现状
一、传统经济地理学与新经济地理学
（一）传统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历程
传统经济地理学主要关注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成本对经济资源空间分布的影响。早在1662年，William Petty(4)就认为距离市场的远近导致级差地租的产生。Thünen（1826）(5)提出了农业区位杜能环模式，指出由于运输成本和产品特征的差异，中心城市周围的农业产品结构呈现同心圆结构。Marshall（1890）(6)认为地租价值部分来自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土地使用效率提高。Haig（1926）(7)认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地租，促进了经济集聚的扩张。Barton等（1987）(8)基于商贸企业的调研发现，交通运输成本是企业进行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Kilkenny（1998）(9)研究发现，企业集聚的驱动力来自运输成本下降和基础设施共享。企业选择外围地区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资源的相对廉价。
（二）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
因技术分析条件的限制，传统经济学研究长期忽视空间因素，经济地理学没有受到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安虎森，2009）(10)。Lsard（1949）(11)认为传统经济学一直没有结合具体的经济地理特点，其研究假设犹如“没有空间维度的仙境”。后来Samuelson（1952）(12)提出冰山成本理论，Dixit和Stiglitz（1975）(13)提出垄断竞争模型，构建了不完全竞争的技术分析框架。直至克鲁格曼（1991）(14)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研究假设，将空间要素纳入一般均衡分析，新经济地理学逐渐发展成熟。
新经济地理的中心思想是，由于交易成本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促使企业向市场潜力区域集聚，以靠近消费者和生产者（Krugman, 1991）(15)。经济在地理空间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规律，也会对经济的布局和演变产生重要影响。集聚效应使落后地区的生产资源大规模向发达地区集聚，将进一步扩大区域经济差距和收入差距。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规模，将产生工资成本上升、交易成本上升等效应，促使经济向落后地区扩散，产生扩散效应，进而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新古典增长理论（Solow, 1956）(16)侧重人均资本拥有量（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落后地区应该比发达地区增长更快，两者的人均收入差距应该逐渐缩小，但该理论不能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者差距越来越大的事实。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仅靠要素投入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因此，将技术进步作为可变的外生变量因素，并认为技术进步比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更有决定作用（Romer, 1990）(17)。资本边际收益保持不变或递增的源泉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与干中学（Lucas, 1988）(18)；发达地区采用先进技术能够消除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影响，对发达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作出较好的解释。林毅夫等（2004）(19)认为一个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了地区的最优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选择适合地方比较优势的技术将对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产生重大影响。Gallup（1999）(20)研究指出，内陆地区运输成本较高，热带地区疾病发病率较高，均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早期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基于静态假设，即假设长期经济增长率为零，忽略了经济内生增长与经济集聚的联系。Baldwin和Forslid（1997）(21)将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引入中心—外围模型，指出产业集聚通过知识溢出、技术溢出、马歇尔外部性等促进经济增长（Baldwin R. E., Martin P., 2001）(22)。
（三）新经济地理的核心理念
首先，将垄断竞争引入模型（D－S模型），考虑了需求的价格弹性与替代弹性。Ottaviano, Tabuchi and Thisse（2002）(23)运用二次线性方程和运输成本构建了OTT垄断竞争模型；鲍德温等（2004）(24)在垄断竞争模型中引入了异质性，解释了较大市场规模的区域更能吸引经济的集聚。其次，针对集聚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Baldwin等（2001）(25)、Martin和Ottaviano（2001）(26)指出，经济增长与经济集聚相互促进，贸易自由化、较大的市场规模和较低的交易成本，促进了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最后，针对本地市场效益进行研究。Tomoya Mori等（2008）(27)、Behrens等（2004）(28)等指出，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更容易实现经济集聚，获得规模效应和成本降低，从而增强出口竞争力。
二、中国经济地理的研究
中国经济地理的研究大致经历了4个时期(29)。
一是萌芽时期（从先秦到1909年）。前5—前3世纪，我国的《尚书·禹贡》《山海经》等著作均涉及经济地理相关知识。司马迁的《史记》中的《货殖列传》，班固《汉书》中的《地理志》和《食货志》，叙述了地方的人口、物产、漕运、城市和贸易等。以后历代正史、地方志的编撰也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地理资料。1909年，中国第一个地理学研究组织“中国地学会”的创建，标志着中国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创立。因此，从先秦至1909年为中国区域经济地理的萌芽阶段。
二是奠基时期（1910—1949年）。这一时期张其昀（1932）出版了《中国经济地理》，指出我国稻米、小麦等作物栽培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此外，高玉钟（1933）出版了《中国产业地理》；胡焕庸（1936）出版了《中国之农业区域》《中国商业地理大纲》；吴传钧（1943）出版了《中国粮食地理》，将我国粮食生产分为11个区；冯绳武（1946）出版了《中国地理区域》；等等。这些著作奠定了我国经济地理学思想的基础。
三是形成时期（1950—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对经济发展的实践探索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国外的区域地理学研究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大批中国留学生回国和外派留学深造，为我国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条件和人才，留苏博士陈才（1962）提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应包括人地关系、生产配置、经济区划等，并于1980年开设“经济地理学”相关课程，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地理学诞生的标志。
四是成熟时期（1979年至今）。这一时期，国家层面的经济与区域政策秉持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浦东开发—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一直具有显著的倾斜性特征。我国区域经济地理学者基于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秉承前人的传统，深入耕耘，砥砺前行，形成一大批研究成果。吴传钧院士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地理》一书突破了当时传统经济地理著作模式，从理论上建构了中国经济地理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中研究中国人地关系、区域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和资源环境关系等问题。李小建（2006）的《经济地理学》改变了先前中国传统的经济地理著作以部分作为论述框架的做法，以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企业作为论述的出发点。金煜、陈钊和陆铭（2006）研究表明，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在工业集聚的形成中均有显著的影响因素。林理升和王晔倩（2006）基于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制，提出制造业选址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新空间“二元”结构。陈才的《区域经济地理学》以劳动地域分工和经济地域运动理论为主线，以经济地域与经济地域系统为研究客体，系统地阐述了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基本内容和主要研究方法。胡欣（2010）(30)在《中国经济地理——经济体成因与地缘架构》一书中指出，我国面临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自然地理状况不佳，高强度的经济建设，庞大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系统，以及重化工业和高耗能重污染伴随而至的巨大生态损失，劳动力资源损伤，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隐患问题，保护与开发矛盾突出，农业的过度开采容易引发多种灾害，荒漠化、地质灾害、生态恶化等对经济发展布局带来约束条件，这些都对经济发展和布局产生重大影响。杨伟兵（2015）(31)在《中国近代经济地理：西南近代经济地理》一书中以四川（包括重庆）、云南、贵州、西藏为例，指出西南经济地理环境对经济发展有不利的制约影响，被称为边陲地区，但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市场和流通开发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由于各地区发展模式的不同，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发展存在不平衡现象。2013年，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决定成立《中国经济地理》丛书编委会，开始编撰新时期的《中国经济地理》丛书，计划于2018年全部完成。《中国经济地理》丛书共计39册：概论1册，“四大板块”共4册，34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共34册。丛书准确把握国际经济地理学科前沿发展状况，及时跟踪国外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总结国际国内经济地理学科理论进展情况。它总体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布局的经验教训，不仅囊括地理空间中的所有人文现象的时空演化过程，还包括我国行政区域生产力布局的时空演化过程。
三、涪陵经济地理的研究
据考古实地调查，涪陵城西2.54公里的石鼓溪一带，已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大石文化”遗址，距今3000～4000年，当时涪陵的祖先已经在这一带聚居和生活，有文献可考的历史也有2200多年。关于涪陵地区的经济开发活动，最早见于史籍的是夏、商、周时期。
在夏、商时期（前21—前11世纪），四川已形成蜀和巴两大部落，生活在现今岷江上游及邛崃山一带，盆地东北大巴山麓及长江、嘉陵江沿岸的山地、丘陵地带。周代初，这两个部落演变为两个奴隶制国家，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巴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畜牲、农耕、蚕桑已相当发达(32)。
春秋战国时期，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其畜牧在沮，今东突峡下畜沮是也。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其郡东枳有明月峡、广德屿（峡），故巴亦有三峡。”《太平寰宇记》记载：“涪州，州境，东西六百九十里，南北九百一十里。”由此可知，涪陵古名“枳”，含今天涪陵、丰都全境，长寿大部分及武隆、南川、忠县、垫江部分区域。
秦汉时期，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夫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说明重庆、涪陵地区盛产炼丹用的朱砂。巴寡妇，名清，其家族从事的是丹砂采矿业，因掌握了独特的丹砂开采和冶炼技术，所以垄断丹砂开采的生意历经数代，积聚了数不清的资财，僮仆千人，依附者上万人，私家保镖2000余人，凭借雄厚的财力而保一方平安，秦始皇以上宾之礼待她，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名扬天下，万乘之尊对她以礼相待。
从“鸦片战争”后长江内河口岸重庆开埠，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再到“三线建设”时期，关于四川、重庆经济发展的专题研究，涉及一些涪陵经济发展的研究内容。自“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开始侵入四川。19世纪末，重庆先后被英、日开为商埠，万县设海关，外轮进入川江地区。在帝国主义各国以重庆、万县为据点进行原料掠夺、商品倾销以及本国“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四川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手工业遭到破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商品性工业原料作物生产出现。
1937—1945年是四川经济畸形发展、短暂繁荣时期。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民政府退据四川，以重庆为陪都，资本和民族工业迁入四川，使四川的工业发生了畸形的变化：工厂的年用工成本急剧增加。当时，为军事、政治、经济的需要，修筑了川湘、川鄂、汉渝、渝绵等公路的未完成线段，并在成、渝附近修筑了一些短途公路，川江轮船吨位也增加两倍多。重庆作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市区人口新增140万人，比1937年增加1.8倍(3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是全国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特别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发展，以及后来的调整，使四川工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
关于四川、重庆经济地理的研究，也涉及涪陵的一些经济发展情况。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1981）总结了四川省（包括涪陵）的耕地资源特征：首先，田、土块面积小、坡度大。耕地主要分布在丘陵地区，耕地分布零碎、地块面积小(34)。其次，水土流失严重，土层薄。由于陡坡开荒、乱砍滥伐，植被遭到破坏，导致大面积水土流失严重。再次，低产田土比例大，全省低产田土约占耕地的45%。四川化学工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主要分布在重庆、成都、自贡、宜宾等地。其中，尤以重庆化学工业比重较大，占90%以上（包括重庆天原化工厂、四川维尼纶厂、重庆化工研究所等）。塑料主要集中在宜宾、重庆和成都3个市，可以生产聚氯乙烯、酚醛塑料和氨基塑料、有机玻璃、环氧树脂、离子交换树脂等16种塑料树脂产品。
1989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向伯殳撰写的《涪陵经济概况》一书，详细描述了涪陵解放4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10年来涪陵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1989年，涪陵粮食总产量达到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农业主要产品是青菜头、蚕桑、柑橘、烤烟、苎麻、茶叶、生猪等。电力工业水火并举，1990年装机容量达到10万千瓦以上，境内天然气生产从无到有，城市民用气化率达到35%，城市供水量在5年内增长两倍。以港口和水运为特色的水陆运输联运交通格局基本形成，涪陵乌江大桥建成通车。工业生产快速发展，在食品、机械、化工、建材、轻纺等行业中，已拥有上百个国优、部优和省优产品，如涪陵榨菜、腌腊肉制品、柴油机配件、汽车化油器、火柴、肥皂、彩釉墙地砖、金属包装桶、丝麻服装及羽绒产品、红碎茶等，在国内外均享有盛誉。重工业首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816厂，年产30万吨合成氨化肥。以水泥、陶器为主的建材工业已具规模。轻纺工业以地方经济作物为原料，年产能力1万纺锭的第二苎麻纺织厂加紧建设，织绸、织布、针织设备上千台，多家服装厂已开始承接出口服装加工业务。该书是全面、系统地阐述涪陵解放40年经济发展状况的第一部专著，是涪陵历史上少有的历史文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关于涪陵自然地理特征和经济地理特征的概括、产业结构布局及其发展的阐述都颇有见地，但其毕竟是以涪陵经济发展为主线，经济地理方面的论述极其概括和简洁。
1993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锡海、严卫东撰写的《跨世纪工程与三峡地区经济发展——理论探讨及决策建议》一书。该书依据巨大工程的增长极效应和大推进理论，阐述了三峡工程必然为该地区的发展注入大推力，三峡地区特别是涪陵、万州核心地带，更应以此为历史性契机，把着眼点放在整个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宏伟进程之中，重新审视该地区的工业发展与城镇化推进、产业结构重组和优化布局。该书无论是在理论分析还是操作建议对我们研究涪陵经济地理都很有启发，值得借鉴。但该书毕竟是立足于整个三峡库区来论述问题的，直接论述涪陵经济地理发展状况及其优化的内容并不多。
2005年2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李乾德、姚茂春主编的《建设全面小康涪陵初探》一书。该书依据小康建设指标体系，全面、深入、翔实地阐述了涪陵经济各产业、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现实状况、发展目标、途径和措施，是研究涪陵经济地理不可多得的参考书。但该书主要是总体小康涪陵建设阶段的总结和全面小康涪陵建设阶段的规划及其实施，从时间段和专业性方面都给涪陵经济地理研究留下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