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

我们把外部事件记入“父母”，同时还记录下“内部事件”，即儿童对所见所闻的反应（见图3）。为便于理解，我们还要重温一下潘菲尔德的观察：个体再度体验到最初情境所引发的感受，也能意识到当时对该体验的解释，不管这种解释是对还是错。因此，被唤起的回忆不是像照相机或留声机一样简单地再现过去的场景和事件，而是患者对所见、所听、所感和所知的再现。[1]

图3　“儿童”

我们把这种所见、所听、所感和所知的信息定义为“儿童”。由于孩子最关键的早年经验中没有语言的参与，因此绝大多数的反应是“感受”。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孩子早年的处境，他弱小、依赖、无能、笨拙，无法用语言进行表达。爱默生说我们“必须懂得如何评价阴沉的表情”，但孩子却不懂得，对他们来说，阴沉的表情只能产生一种消极看待自己的情感，这些情感随之记录到自己的信息库中：这是我的错，又是我的错，总是我的错，永远是我的错，永远永远。

在这个无助的阶段，无数不协调的要求全部强加到孩子的身上。一方面，他具有强烈的要随时撒尿、探索、理解、破坏、撞击和表达情感的愿望和需要，体验到所有与运动和发现相关联的快乐情感；另一方面，周围环境，尤其是父母又给予他无时无刻的要求，以至于他要放弃这些基本需要以获得父母的赞许。这些来得快、去得也快的赞许，对那些还不懂因果关系的孩子来讲，简直就是一个极其深奥的谜。

不断受挫的社会化过程会导致消极的情感，根据这些情感，孩子最初会认为“我不好”，我们把这种综合的自我评价称为“不好”或“不好的儿童”。这个结论以及其所导致的持续性的不快经历，会深深地记录在孩子的头脑中，永远无法抹掉。这是儿童时代烙下的痕迹，任何一个孩子，即使是在和睦、充满爱和幸福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也是如此。因为这个问题源于童年的境况，而不是父母的意图（这个问题我们会在下一章，即在讲授心理地位时再详细论述）。例如，我7岁的女儿海迪谈到了童年所面临的两难处境，一天吃早餐时，她说：“爸爸，我有一个好爸爸，也有一个好妈妈，为什么我就不好呢？”

如果“好”父母的孩子都背负着“自己不好”的负担，那么我们就更能理解那些被父母忽视、虐待和粗暴对待的孩子所承受的心理负担了。

与“父母”类似，“儿童”也是一种随时可以转移到现实生活中的状态。今天发生的很多事情，导致童年时期的情境再度出现，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当时的情感。通常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中，只能蜷缩在角落里，或许这是真的，或许只是我们的感觉。正如人们所说，这些经验“勾出了儿童”，导致我们最初的挫折感、被拒绝和被遗弃的感觉得以再现，并重新体验童年早期的原始抑郁感。因此，当一个人被情绪支配时，我们说他的“儿童”出现了，当他的愤怒压倒理智时，他的“儿童”掌握了控制权。

“儿童”也有光明的一面。“儿童”中存储了大量积极的信息，比如创造力，好奇心，探索和求知欲，触摸、感受和体验的渴望，以及第一次发现新事物时自豪而质朴的情感。“儿童”中还记录了无数个重要的惊喜体验，无数生命中的第一次：第一次喝花园中水管里流出的水、第一次抚摸听话的小猫、第一次握住妈妈的奶头、第一次按电灯开关感受发出的光亮、第一次捞水中的肥皂。在一遍遍重复地做这些重要事情的过程中，快乐的情感也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的内容与所有的“我不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如妈妈轻轻摇动时令人舒爽的韵律、躺在柔软毯子里的舒适感等，儿童对这些令人愉悦的外部事件的持续性良好感觉（如果儿童确实从中受益），在今天的人际交往中也时常能再度感觉到。这是记录的一面，快乐而无忧无虑的儿童、追逐蝴蝶的小男孩、脸上粘着巧克力的小女孩，这些都可以在今天的互动关系中表现出来。但观察告诉我们，无论是孩子还是长大成人的我们，身上的“不好”感觉总要超过“好”的感觉。因此，我们说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一个“不好的儿童”是非常合理的推断。

经常有人问我：“父母”和“儿童”在什么时候停止记录？“父母”和“儿童”中是否仅包含人生前5年的经历？我相信，在孩子第一次离开家独立地体验社会，也就是上学之前，他所接受的告诫和感受到的各种态度均源于他的父母，之后与父母的沟通和交往进一步强化了原来已记录的内容。事实是，他开始“运用他的父母”与他人互动，并因此强化了“父母”信息，这一过程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表达会加深印象”的观点相一致。至于“儿童”中更深一层的记录，我们很难想象，当孩子长大到5岁时，还有哪些最强烈的情绪是他不曾体验过的。这与大多数精神分析理论相符，我的观察亦如此。

如果童年的许多经验都深深地记录在不可磨灭的“父母”和“儿童”中，那么，我们改变的希望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过去的束缚？

[1] W.Penfield，“Memory Mechanisms，”A.M.A.Archives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67（1952）:178-198，with discussion by L.S.Kubie et 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