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

“父母”是记录在头脑中的早期经验，即在一个人的生命早期，通常指最初的5年，所发生的所有无可置疑或强迫性的外在事件。在这段期间，个体还未社会化，尚未按照社会的要求离家上学。孩子将自己的亲生父母或代父母的榜样示范和言谈举止录在“父母”这一意义重大的“磁带”上，把所见、所闻的父母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父母”中（见图2）。在最初的5年里，由于每个人都体验到了外界刺激，因此每个人都有一个“父母”。但每个人对早期经验的记录各有不同，因此每个人的“父母”也具有特定性。

图2　“父母”

记录在“父母”中的信息是未经编辑直接记录下来的，孩子总处于依赖的状态中，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因此无力改变、纠正或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如此一来，如果父母相互敌视并经常争吵不休，一个恐怖的场面就记录在孩子的脑海中——两个自己赖以生存的人互相诋毁对方。事实上，孩子不明白争吵的理由是父亲因为事业失败而借酒浇愁，或母亲因为发现又怀孕而不知所措。

“父母”里记录着孩子从双亲处听来的或从生活中看到的所有的忠告、规则和规范。包括最初父母与孩子的感情交流，孩子通过父母的声调、表情以及拥抱与否进行的非言语的解释，也包括当孩子开始说话后父母告诫的语言上的规则和规定。这套记录包含上千个“不”字和重复的连珠炮式的“不准这样，不准那样”，还记录着当孩子笨拙地打破埃塞尔姑妈的古董花瓶时，妈妈脸上痛苦又可怕的表情。

同样地，“父母”中还记录着幸福的妈妈的柔情细语和自豪的父亲的快乐面容。当我们知道这部录音机时刻都开着时，我们开始明白“父母”中记录的信息量有多么巨大。之后，录音机中记录的是更复杂的说教：孩子，记住，永远不要说谎；要自食其力；别人会根据你所交的朋友来评价你；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干净，你就是个好孩子；浪费是罪恶；不管你做还是不做，别人都会指责你；勤劳使人幸福；不要从楼梯底下穿过；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要如何对待他；先下手为强等。

重要的是，不管这些规则从道德意义上讲是对还是错，它们都被当做有可靠来源的“真理”记录下来，取悦并遵从“六英尺[1]高”的大人对两英尺高的儿童来说尤为重要。这些是永久性的记录，任何人都无法擦拭掉，这些记录终生都在重播。

这种重播对一个人的一生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的说教，被深深地内化到个体的内心深处，成为个体在家庭乃至社会的各个团体中生存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没有父母，孩子会日趋死亡。内在的“父母”同样也是生命的保护者，它凭经验使我们避开很多足以致死的危险。“父母”中记录着这样的信息：“不要碰那把刀”，这是震耳欲聋的命令。对孩子而言，他所看到的威胁是母亲会打他或指责他，而更大的危险则是他可能会弄伤自己并流血至死。但孩子意识不到这些，他还不具备这些知识。因此，无论从身体还是社会意义来看，对父母告诫的记录是孩子生存不可缺少的。

“父母”的另一个特点是言行不一，这一特点被忠实地记录下来。父母会说一套，做一套。父母教育孩子不要说谎，但他们自己却经常说谎。他们对孩子说吸烟有害健康，但他们自己照样吸烟。他们要求孩子遵守宗教道德，实际生活中自己却不遵守。对孩子而言，询问这些自相矛盾是不安全的，因此他产生了困惑和恐惧，为保护自己，孩子通常“关掉录音”。

我们认为，“父母”是孩子与双亲间交互作用的真实记录。如果把“父母”中的信息比作立体声录音，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它有两种声道，和谐的声道通常产生优美的效果，但不和谐的声道则令人心烦意乱，最终这些录音会被扔在一边，不再有人关注。“父母”中所包含的自相矛盾的信息与此类似，此时，“父母”受到压抑，甚至完全被阻断。例如，妈妈可能是“好”妈妈，而爸爸是“坏”爸爸，或者反过来，父母中有一方会将有益的信息传递给孩子，从而使许多有用的信息保存下来。但“父母”中还包含着来自另一方的自相矛盾和引起焦虑的信息，导致整个“父母”的力量被削弱，甚至变得支离破碎。不和谐的“父母”信息无法被孩子“听到”并对他的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们还可以将这种现象与代数方程进行比较，正数乘以负数，无论正数有多大，负数有多小，结果永远是负数——也就是一个被削弱、支离破碎的“父母”。对一个不能自由地考察“父母”的人来讲，这种效应将使他们的未来生活充满矛盾、冲突与绝望。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的“父母”信息总是表现为“如何做”。例如，如何敲钉子、如何整理床铺、如何喝汤、如何擤鼻涕、如何向女主人道谢、如何握手、如何假装家里没人、如何叠浴巾以及如何装饰圣诞树等。通过观察父母，孩子积累了大量的“如何做”信息，这些信息对孩子以后独立生活帮助很大。以后（当他的“成人”变得更成熟并能考察“父母”信息时），这些早期的做事方式会不断被更新，并被更好的方式所代替，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环境。如果一个人早年接受的指令非常严厉，那么他很难改变旧方式，会固执地坚持无用的老法子，并形成这样的强迫性观念：只有这样一条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母亲谈到自己父母的一个指令，长久以来她一直按照该指令料理家务。她的母亲告诉她：“永远不要把帽子放在桌子上，或把衣服放在床上”。于是，在她这一生中，她从不把帽子放在桌上，或把衣服放在床上。如果她偶尔忘记该指令，或孩子破坏了这个规矩，她的反应就会非常激烈，似乎并不仅仅只是违背了这个简单的整洁规则。最终，在遵守该指令几十年后，这个母亲问她的妈妈（妈妈那时已八十多岁）：“妈妈，你为什么从不把帽子放在桌子上，把衣服放在床上？”

妈妈回答说，在她小时候，当邻居家的孩子在她们家打闹时，她的妈妈警告她不要把邻居家孩子的帽子放在桌上，把衣服放在床上。听起来蛮有道理，妈妈这样的忠告也合情合理。根据潘菲尔德的发现，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记录在她身上重现时会表现得如此激烈和紧迫。生活中很多规则都是这样来的。

生活中有些影响更加微妙。一个很现代的家庭主妇，家里拥有各种时髦的家具，却惟独没有兴趣购买一部垃圾处理器。丈夫一再催促她去买，列举各种理由说明垃圾处理器可以简化厨房劳动。她同意丈夫的观点，却找出种种借口推迟购买。最后，丈夫认为她故意不想买，坚持要她说出理由。

反省片刻后，她想起早年对垃圾的印象。那时正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家里的垃圾都被仔细地收集起来喂猪，圣诞节时大人才杀猪，好让全家人好好地改善一下伙食。甚至家里人也不用肥皂洗盘子，因为营养不多的洗碗水也可以成为猪的饲料。小时候的她认为垃圾很重要，长大后她很难痛快地跑到商店买一部新式的垃圾处理器把垃圾处理掉（她最后买了垃圾处理器，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当认识到每个人的头脑中都记录着成千上万的这些简单规则后，我们开始欣赏“父母”中包含着如此大量的信息。许多父母的指令都带有强制性的语句，如“决不”“永远”和“不许忘记”等。我们可以假设，这些首先占据神经通道的信息为今天的人际互动提供了基础，也是日后引起某些强迫性行为或怪癖的根源。“父母”信息到底给今天带来的是负担还是幸福，取决于它们是否合乎现实，以及是否被“成人”所更新，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在本章中加以讨论。

除了父母外，“父母”中的信息还有其他来源。一个三岁的孩子每天看几个小时的电视，他会把电视内容记录到自己的头脑中，成为生活中的指导性概念。如果他看的是暴力节目，我相信他会把暴力记录在“父母”中。这就是暴力的发生，这就是生活。如果父母不更换频道并提出反对意见，孩子的信息记录中就保存着暴力的印象。如果父母自己欣赏暴力节目，孩子就会从电视和大人那里获得双重认可，当他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时，他的心里就会产生允许使用暴力的想法。电视里的警长可以随意开枪，孩子也为自己开枪杀人寻找借口；连续三个晚上作案的偷牛贼、现场的劫匪以及调戏科蒂小姐的陌生人等，孩子会将这些节目中的人物与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另外，哥哥姐姐和其他权威人物的经验也被记录在“父母”中。当儿童感觉自己身处必须依赖他人的外部环境中时，他就不敢自由地提问和探索，所有这些都被储存在“父母”中（另一种儿童的外部经验没有记录在“父母”中，我们在讨论“成人”时再来考察）。

[1] 1英尺≈0.3048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