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吕思勉先生，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芸、芸等。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清光緒十年二月初一日）誕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農曆八月十六日）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吕先生童年受的是舊式教育，六歲起就跟隨私塾教師讀書，三年以後，因家道中落而無力延師教授，改由父母及姐姐指導教學。此後，在父母、師友的幫助下，他開始系統地閲讀經學、史學、小學、文學等各種文史典籍。自二十三歲以後，即專意治史。吕先生夙抱大同思想，畢生關注國計民生，學習新文化，吸取新思想，與時俱進，至老彌篤。

吕先生長期從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一九〇五年起開始任教，先後在蘇州東吴大學（一九〇七年）、常州府中學堂（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南通國文專修科（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等學校任教。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先後在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其後，又在沈陽高等師範學校（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蘇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上海滬江大學（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上海光華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任教。其中，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最久，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一直在該校任教授兼歷史系系主任，并一度擔任該校代校長。一九五一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光華大學并入華東師範大學，吕先生遂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被評爲歷史學一級教授。吕先生是教學與研究相互推動的模範，終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吕先生是二十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在中國通史、斷代史、社會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學術史、史學史、歷史研究法、史籍讀法、文學史、文字學等方面寫下大量的論著，計有通史兩部：《白話本國史》（一九二三年）、《吕著中國通史》（上册一九四〇年、下册一九四四年），斷代史四部：《先秦史》（一九四一年）、《秦漢史》（一九四七年）、《兩晋南北朝史》（一九四八年）、《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年），近代史一部：《吕著中國近代史》（一九九七年），專著若干種：《經子解題》（一九二六年）、《理學綱要》（一九三一年）、《宋代文學》（一九三一年）、《先秦學術概論》（一九三三年）、《中國民族史》（一九三四年）、《中國制度史》（一九八五年）、《文字學四種》（一九八五年）、《吕著史學與史籍》（二〇〇二年），史學論文、札記及講稿的彙編三部：《吕思勉讀史札記》（包括《燕石札記》、《燕石續札》，一九八二年）、《論學集林》（一九八七年）、《吕思勉遺文集》（一九九七年），以及教材和文史通俗讀物十多種，著述總量超過一千萬字。他的這些著作，聲名廣播，影響深遠，時至今日，在港臺、國外仍有多種翻印本和重印本。吕先生晚年體衰多病，計劃中的六部斷代史的最後兩部《宋遼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做了史料的摘録，可惜未能完稿，是爲史學界的一大遺憾。

《秦漢史》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國斷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二部，寫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之際，一九四七年三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發行。作者自謂：《秦漢史》在“叙西漢人主張改革，直到新莽；及漢武帝之尊崇儒術，爲不改革社會制度而轉入觀念論之開端；儒術之興之真相；秦漢時物價及其時富人及工資之數；選舉、刑法、宗教各章節，均有特色”。書出版以後，吕先生曾作過仔細的校訂；五十年代初，他整理自己的舊作，特將“有獨見”、可成“精湛之作”的地方摘出，寫有札録一册。一九八三年二月，《秦漢史》經楊寬、吕翼仁諸先生的校訂，作爲“吕思勉史學論著”之一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次《秦漢史》的新版，以開明書店的初版本爲底本，吸取了作者和楊、吕諸先生的校訂成果，并將原書的繁體直排、雙行夾注，改爲繁體横排、單行夾注。除訂正了原書的一些訛誤之外，其他如習慣用詞、行文遣句、概念術語等，均未予改動。《秦漢史》的札録，原是作者爲自己的研究工作所做的摘録，文字非常簡略，有些只是提示性的輯要，但都標有相應的頁碼，現以頁下注的方式，附在正文之中，以便讀者參考。

李永圻 張耕華

二〇〇五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