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还是叛徒？
路德生于Eiskeben，时为1483年11月10日，他父亲是Mansfeld的铁匠。风箱熔炉旁勤劳耐苦的生活，陶铸了路德素朴坚拔的性情。Mansfeld是德意志的一个农村，简陋、率直是普遍的风气。和当时罪恶、黑暗的都市，隔离得很远。金迷纸醉的生活，在路德的梦中，亦无半点痕迹。
但是，到了15世纪的末年，中古的黄金时代业已过去，新兴的势力已侵入了农村，旧有的封建制度开始动摇。东方铁蹄的威胁，持续的加厉。勤苦的农夫，经济社会，各种生活都感到不能维持的痛苦。
农村衰落，人心不安定的情形，可以在当时的宗教生活中看出来。因为中古一切活动都系连于宗教生活的。当时人们朝拜圣地的狂热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数。在传统的教义中，人是生而有罪的。人生的痛苦是上帝给人类的警告。所以人生愈苦，求神的心愈强。而且当时的人民既相信魂灵不灭之说，现世已没有享乐的希望，对于生后的得救更觉急切。这二种心理状态下，朝拜圣地成了一时的风尚。荒业废工，扶老携幼，群诣圣地。十字军之后，传衍不息，在15世纪朝拜最盛的地方是西班牙之Compostela。据说是救主的兄弟St. James的遗骨所葬之地。当时人心之不安，没有出路的状态，这些迷信中充分的表现了出来。
知识阶级，当时的僧侣，眼见社会的日趋紊乱。教会非但不能作一世风日下的中流砥柱，反而成为一切黑暗、罪恶的中心。真所谓，愈近罗马，愈难干净！稍有眼光的人对于这种状态，谁也不能默然无所动。于是有各种小组织产生，欲抛弃腐败的教会自谋魂灵得救之道。这种小组织愈发达，教会的腐败表现得更清楚。
路德就生在这农村衰落，教会腐败的环境中。易言之，他正生在时代的黑暗方面。在他眼前只有痛苦、悲哀、腐败、卑鄙、罪恶、欺骗，没有出路，没有希望的情境。
他从小是一个苦学生，靠了教会里唱诗来维持自己的膳宿。他传着他父母刻苦持重的性格。在学校的时代，即不好作玄想。但亦不肯放松人生，宽容自弃的。时代的矛盾，在他的心上冲荡着，身岁增加，学识渐深，而冲突的力亦愈久愈大，在他毕业于Erfurt大学的时候，他出于他父母意料之外的投入了修道院。
社会的矛盾，会在个人的心中产生磨难，烦闷的冲突。Luther不是一个宽容自弃的人，他重视实际生活，在生活中渗滤出来的问题，正是煎熬当时社会一般人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很简单，是很基本的。他想：在这世界上做人，能像教会所指示的那种得救的道路而生活么？若不能的话，眼看着自己的魂灵投入烈火焚烧的地狱中不是？
他投了寺院，寺院中的生活他以为一定比较容易接近得救的道路。但是事实又给他失望了。他觉得心上的矛盾，依旧没有解决。自己的前途依旧没有把握。人总是人，人生下来就有罪恶，活在世上哪一天能不增加一点罪恶？上帝又是那般伟大全能，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人们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逃不出上帝的监督。如何能希望得救呢？
路德是真真中古教会的嫡系。因为中古的教会启示于人民的理想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人格，和无暇无疵神圣的虔敬。上帝和基督是严厉的裁判官。以完全的尺度来量取及格的人类送入天国。所有不完全的魂灵，都赶在地狱里蒸烧。
人是人，永远是不会成为神的。以神的标准来量人的行为，谁有希望及格呢？于是路德发生恐慌了，他不愿入地狱，但自问又不配入天国。如何呢？烦闷、痛苦和恐惧。
他老师Staupitz看见他这般不安，就劝他读圣经和历代经院学派的著作。但是他愈看，自己愈觉没有希望，更加痛苦。直到他老师发现了他的痛苦的结核所在。就指点他说：“这无限完美的理想和无限卑恶的生活中是有一项爱的桥可以架渡。因为上帝是慈悲的，他已允许人从基督牺牲的爱心上渡入天国。只要相信上帝，便自己能和上帝契合，魂灵就得救了。”从长久的烦闷中路德解放了出来。他得到了进入上帝之国的内径——信仰，和上帝契合。
根据这种理论，教会在宗教生活中有什么地位了呢？路德是自动受到父母率直信仰的陶铸，对于上帝，对于传说，对于教会，对于地主，对于一切现存的制度，都是无条件的接受。绝不加以疑怀。所以他虽以信仰的得救之门解决了长久在内心磨难他的矛盾，但是又产生了一个矛盾，就是教会在他新的宗教系统中没有了地位。而疑怀教会的存在又是他所不愿干的。这矛盾在那时候并不十分重要，所以搁置了。
1511年因事赴罗马。他抱了朝拜圣地的愿望，但反而发现言行相反的教会是当时罪恶的中心。于是舍弃教会以个人信心为得救之门的矛盾亦解决了。他回来后讲神学于Wittenberg大学，就发挥他的学说，神秘主义的色彩自是日厚。人类的得救与否并不是从其行为上决定。因为上帝有他自由的意志，人类不能和他作算账式的交易。一切制度一切仪式，只是信心的表现，没有信心，遵守戒律和仪礼就是没有用的。得救与否的最后判决是系于上帝的意志，反对中古的“功德证信”论——以功德为超生的证券。所以路德渐渐流入于宿命论。只是他并非一个思想家，他好重事实，在理论上没有详细的挥发，所以新教理论的成立要留给加尔文了。
二年后，有建造圣彼得教堂出卖赎罪券的事情发生。人民纷纷责疑于路德。路德是一个重事实的人，他看见赎罪券已完全失去了它原有的宗教意义，成了腐败了的教会谋利的方法。赎罪观念在中古教义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人民要在现世的生活中力行功德，以谋与生俱来的罪恶得以赦免。要求赦免须先承认自己的罪过，然后加以忏悔。发愿积功德，朝拜圣地就是认罪忏悔发愿的表现。教主常代上帝为这辈人洗除罪过。后来，朝拜跋涉可以供给路费，托人代求，最后，连托人的手续亦免了。只要付一笔钱，就可买得教皇的赎罪证书了。到这时候，赎罪券除了表示迷信和剥削之外尚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路德在1517年11月1日高张十五款反对赎罪券的条文在Wittenberg教堂的门上，以表明他自己的态度。我们可择要以示其思想的纲要：他以为赎罪券只能赦免犯了教会法律应得的刑罚，教会只能赦免自己定的刑罚，不能赦免上帝所定的刑罚。赎罪券不能赦免罪恶，只有上帝才能赦免人的罪恶。赎罪券不能影响人的魂灵，因为教会的法律和刑罚只及于人的生时，教皇对于人的灵魂的事至多只能祈祷上帝而已。因为魂灵的事只有上帝能管辖，凡是真正忏悔了的人，已经从上帝直接得到了赦免了。赎罪券是没有用的。基督所指示人的就在真正内心的忏悔和信仰罢了。
在这种理论里，路德已充分的发挥了他无须教会也可靠自己信心来得救的教义了。他把教会看作一种世上的和魂灵没有关系的制度。但是他尚没有直接攻击教会的存在，直到了和Eck在Leipzig做了一次辩论之后，在Eck严谨的质难之下，才自承是和Wycliffe及Hus的理论相一通，公开反对教会。他连续的发表了三篇文字，“The Liberty of a Christian man”(6)，“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On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攻击教会。他说教会是一种后起的制度，神父的教训都是附会之论。真真的基督徒，只有依从圣经和自己的良心，他就能依从上帝的意志而行为了。
他说：“和人交接的时候记着‘以己所欲于人者待人’及‘待人如己’。他们是比任何教训都好。若都能依着这样做，一切事情都会自得其道。用不着法律和讼诉了。因为人的良心能指导自己的。”(7)
路德的学说若止于以上所论的几点，他实是新潮流的说教者了。他承认上帝是断决超度或沦灭的最后主权者，和加尔文的上帝绝对威权论及宿命论实相吻合。只是没有后者那般彻底和详细罢了。他的信仰自由论中所谓凭个人良心做事，一切事均能各得其道，实是古典派经济学者的理论基础。
但路德是永远不愿意听见恭维他是新时代的先导的话，他思想的态度是很一贯的要维持中古农村经济中心的社会组织。他恐惧新时代的到来，正如Tawney所说他对于当时复杂的经济组织好像是野蛮人站在机器前面，连好奇心都给恐吓和忿怒所遮住了。(8)他怨恨教会正因为它太腐败不能负起它的责任。他起初只攻击教会中的人，而不及教会制度，后来给Eck一激才根本的连教会也反对了。但是他终始没有向着时代的前程望一眼，永远的对着过去。他要人民回到教会成立以前的自由信仰，基督教没有给教会腐化时的情形。一方面他采用天职的观念来维持中古的封建社会，万不想到他攻击教会维持封建的言论一一成了拥护他敌人资本主义的理论。他是封建制度的忠臣，但终于给人认为叛徒了。天职观念实是继承中古社会的机体观来的，所谓社会机体观就是说社会组织和有机体一般，各部有各部的功用，互相从属，以达到社会生存的目的。中古的封建制度的特性就是上下相从属，各安其分的结构。天职观念进一步非但要各人安分守己，而且认为自己的地位是根据上帝的意志而指定的，所以在什么地位，当什么责任，不作非分之想，是有宗教价值的。反之，若一个人在世界上不作工，不尽上帝指定他所尽的责任，或是想破坏根据上帝意志而组成的社会结构，都是罪恶。前一半句他是用来反对教会中僧侣的生活，后半句是用来压制农民的暴动和都市商人阶级的好得非分之财。
路德不知不觉间把隔离圣凡的鸿沟轻轻填实了。靠了天职的观念，非但给现世的凡俗事务得到了宗教的意义，而且进而认为凡俗事务是一种责任，完成这种责任是个人能力所能达的最高德行。这样现世的俗务和宗教的原则，发生了极密切的关系。路德应用这概念最强烈的时候就是用来对付农民暴动。(9)他甚至说：“在这种时候，为人君的，所行不如以腥血更能有功于上帝的。”(10)但是天职观念并不如路德所希望的能挽回中古的衰落，反而使现世的俗务和宗教的精神相沟通，替资本主义的社会敷下了一条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