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殖列传》：市场有只“无影手”

古代学者对金钱利益大都抱着警惕的态度。孟子见梁惠王，头一句话就是：“王何必曰利？”《老子》也口口声声要“绝巧弃利”；墨子则倡导“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亏人自利”。司马迁却另有看法。

《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专谈银钱财利，并为追逐财利的行为大声辩护，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

就来看看《货殖列传》吧——“货殖”即孳生物质财利以致富的意思，一切生产贸易活动全都包含在内。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引《逸周书》中的话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意思是说，农民不打粮食，大家就没饭吃；工匠不干活，则百业凋敝、民生不便；商人不贸易，人们就会缺粮少物没有钱财（“三宝”指粮食、器物、钱财）；虞人（管山林的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匮乏短缺。总之，农工商虞的活动都属于“货殖”范畴，少了他们，人们便无法生存。

《货殖列传》既是人物传记，也是经济专论，传中介绍了多位杰出的经济活动家，阐述经济对民风的影响，探讨经济学的规律。

文章以“批判”老子开篇，说老子的理想是“小国寡民”，让百姓安于现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实这很难做到，哪怕堵上百姓的耳朵，捂住他们的眼睛，也还是不行。

司马迁说：从古到今，谁不喜欢听歌看舞、品尝美味、身心安逸、夸耀荣华？世风如此，任凭你拿高妙的理论去挨家挨户地劝说，也感化不了人们。最好的办法是顺应百姓的欲求，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耳提面命，然后是法令约束——与民争利则是最下一招！

文章罗列了九州的物产，说农工商虞的活动，根本不需要官府发号施令，人们自会依照商品流通的规律各展其能、各竭其力。物价低了，人们便会把货物往物价高处运；物价高了，又会从物价低处进货来填补。这就如同水往低处流的道理一样，一切自有“道”管着呢。——司马迁说的“道”，就是“市场经济规律”这只“无影手”啊！

《货殖列传》最推崇姜太公。他被封在齐国的营丘，那里环境恶劣，百姓稀少，净是盐碱地。太公因势利导，鼓励妇女搞“女红”，也就是纺织、缝纫、刺绣等，极尽其工巧。又借着濒海之利，发展捕鱼晒盐等行业。结果齐国的衣带鞋帽成了畅销天下的名牌货，东海、泰山之间的人也纷纷到齐都来朝拜。

齐国另一位经济学巨子是管子，他在齐国国势衰落的当口重新制定政策，设置“九府”，专管经济。经过一番整顿，齐国迅速富强，齐桓公也因而称霸。

司马迁引用管子的两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还进一步发挥说：社会富足才会产生礼仪，贫困只会令礼仪荒废；君子富有才能施行仁德，小人富足也能发挥能力。——看来在经济问题上，司马迁既不尊儒也不崇道，他赞成管子的主张，又比管子更进一步。

《货殖列传》中有两句十分有名的话，概括了财利的巨大诱惑力量：“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意思是说，你看天下人拥来挤去一派忙碌，还不是为了追逐财利吗？——熙熙、壤壤（攘攘），都是形容人来人往十分拥挤的样子。

司马迁并不贬低人们的求利之举，说是君王、列侯、君子拥有千辆战车、万户食邑、百家封地，犹自嫌钱少；平头百姓争一点蝇头小利，不是很正常吗？

《货殖列传》是一篇石破天惊的经济学论文。儒、道、墨、法诸家学说，无不把道义放在头一位；法家虽然倡导富国强兵，却只论证国家、君主占有财富的正当性。司马迁却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指出世人追求财利乃是天性使然，无可厚非！这让君王、士夫以及学者们很不舒服。

《汉书》作者班固就批评司马迁，说“（《史记》）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大意是：《史记》在是非问题上违背圣人观点，讲论大道则崇尚道家而轻视儒家，列举游侠则贬低处士而赞扬奸雄，叙说经济又崇尚富贵而羞于贫贱，这都是《史记》的毛病。《汉书·司马迁传》）。汉末有个大臣王允，甚至说汉武帝没杀司马迁是个错误，留着他写出“谤书”，贻害后世。

近代学者却不这么看。梁启超高度评价《货殖列传》，说是“西人”（指欧美等国）因讲求“富国学”而富庶强大；其实我们早就有《管子·轻重篇》《史记·货殖列传》这样的经济学论著，所讲道理跟“西士所论”没啥两样。如能发挥并实践，中国“商务”转衰为盛，应不成问题。梁启超感慨道：“前哲精意，千年淹没，至可悼也！”（《〈史记·货殖列传〉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