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非正式雇佣冲击的背后

21世纪以来，20—30岁、30—40岁的青年中，每3人中就有1人以上处于非正式雇佣状态。青年群体的雇佣状况恶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困化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媒体叫他们“自由人”“尼特族”“网咖难民”“穷忙族”“流浪青年”等，但其中多数为男性。

作为中坚劳动力，将来供养家庭的一家之主却没有一份正经工作，这一冲击令人难以想象，逐渐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可是，雇佣的非正式化与随之而来的贫困化同样发生在青年女性身上。20世纪90年代初，青年女性的非正式雇佣率为10%左右，其后开始急遽上升，现在已经达到40%。

再看以性别分类的数据。2012年，青年女性（20—29岁）的非正式雇佣率为42%，男性为28%，前者是后者的1.5倍。此外，在非正式雇佣方面男女工资差距尤为突出，男性平均工资为222万日元，女性为147.5万日元，只达到了男性收入的六成左右（国税厅《2014年民间薪金统计调查结果》）。

①短大、高专和专门学校为日本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的机构。短大即短期大学，入学者须接受过12年的学校教育，学制2—3年，毕业后授予准学士学位；高专即高等专门学校，招生对象为初中毕业生，五年制，设高中课程，毕业后授予高中毕业资格；专门学校的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属高等教育，毕业后授予短期大学毕业生同等资格。

注：非正式雇佣者是指小时工、兼职、临时工、派遣工等以非正式员工的雇佣形态工作的人。图中显示了除董事以外的雇佣者所占比例。2011年的数据中不包含岩手、宫城、福岛。

数据来源：小杉礼子《青年女性中扩大的学历格差》，小杉礼子、宫本道子编著：《底层化的女性》（劲草书房，2015年）

图序-2　25—34岁男女按最终学历分类的非正式雇佣者比例

尽管这些情况一直存在，女性的贫困和雇佣问题却始终不如青年男性的问题引人瞩目。

她们为什么被忽视了？

关于被忽视的青年女性贫困问题，笔者本人也难辞其咎。我曾经与帮助流浪者通过销售杂志完成自立的NPO[1]法人（Big Issue）基金会合作，针对处于流浪状态的50名青年展开了问卷调查，并在2011年1月出版了《青年流浪者》（筑摩新书）。

调查开始时，恰好是发生了雷曼冲击的2008年夏天。那年年末，东京日比谷公园开设了“过年派遣村”，无家可归的人们顿时涌了进来。其中有很多人本来以派遣劳工的身份在制造业现场工作，后来因为派遣合同中断，不得不从此前居住的员工宿舍搬走。

我也去了派遣村的现场，发现那里的居民大部分是男性，女性只有寥寥几名，而且还躲藏在女性专用的帐篷中。那年元旦前后，“派遣村”的消息被媒体大肆报道，非正式雇佣问题和贫困问题开始受到关注。

之后我又继续采访了一些参加市内施粥活动的流浪青年，结果所有人都是男性。跟派遣村一样，施粥现场即便能碰到女性，人数也非常少，更没有青年女性的身影。可能和许多女性选择遮挡面孔保持低调，难以分辨年龄和性别有关系。

由于采访对象都是男性，书籍出版后，我收到了许多提问，比如“没有流浪女性吗？”“女性是否不像男性那样容易陷入贫困？”“是因为有性产业保底吗？”

对容易遭到性侵害的女性来说，流落街头意味着巨大的危险。大部分人认为，相比庇护所较少、难以摆脱流浪生活的男性，女性只要愿意，就很容易得到妇女保护设施和母子宿舍等机构的收容。

2014年，大阪市公务人员对前来进行生活保障咨询的30岁女性给出“去性服务业工作就好”的答复，瞬间引起轩然大波。这一回答虽然极为缺乏职业道德，但同时也可以证明，很多人认为青年女性拥有性风俗产业这张“安全网”。

相比男性，女性绝非待遇更佳，只不过是女性贫困更难以发现而已。事实是，女性贫困率更高，处境更为艰难——在做出如此说明的同时，我为自己只能给出这样的模糊答案羞愧不已。

注释：

[1]NPO，是独立于政府或民间之外，从事各种非营利性活动的社会组织的总称。狭义上的NPO指获得法人资格的特定非盈利法人，以及各种市民活动团体、志愿者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