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神灵的诞生，房屋和家的演化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在梅林·唐纳德看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转变是从片段式思维到模仿的转变，因为它意味着文化的发展，“神经系统的伟大超越”。直到本书结尾，我们将遇到其他许多作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单一思想”的候选——灵魂、实验、唯一真神、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说、进化论等，每一个背后都不乏热烈的支持者。有些思想是高度抽象的概念。然而，对大多数考古学家而言，人类“最伟大的思想”是非常实实在在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农业的发明）显然是最伟大的思想，因为它导致了迄今为止人类生存方式最深刻的转变。
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发生在大约1.4万到6500年前，也是史前史研究中讨论最多的领域之一。它的起源与地球的气候记录密切相关。直到大概1.2万年前，地球的平均温度比现在要寒冷得多，变化幅度要大得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气温变化大至7℃，而现在一个世纪之内的气温变化是3℃。[201]但在大约1.2万年前，随着最后一个大冰期结束，地球开始大幅度变暖，气候开始稳定。这一变暖和稳定的现象标志着地球历史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过渡，即从更新世到全新世的过渡。这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大触机”，从而形成了我们的世界。[202]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虽然我们非常清楚农业在什么地方出现，怎么开始，以及从哪些植物和动物开始，但是即使今天，关于这一划时代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两大说法，其一是环境/经济说，分好几种理论；其二是宗教说，目前只有一种理论。
植物和动物的驯化（按这种顺序）在世界的两个地区分别独立产生，这是已经确定的，也可能在七个地方。第一个地方首先是西南亚和中东，尤其是从以色列的约旦河谷到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肥沃新月地带”，包括土耳其东南部一角，绕过扎格罗斯山脉进入现在的伊拉克和伊朗（在古代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第二个确定无疑出现驯化的地方是中部美洲，在现在的巴拿马和墨西哥北部之间。世界上还有五个地方也出现了驯化，但我们不确定是独立产生的，还是源自中东和中部美洲。这些地方包括新几内亚的高地；中国（它的大米驯化似乎有自己的历史）；撒哈拉以南的一个狭长地带，它穿越了现在的科特迪万、加纳和尼日利亚，一直到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安第斯/亚马逊地区，其特殊的地理特征可能促进了独立的驯化过程；还有美国东部。[203]
至于为什么把世界划分成这些区域，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的安德鲁·谢拉特给出了一个解释。他的理论是，其中的三大地带是“热点”区：中东、美索不达米亚和东南亚岛链，它们在地质上和地理上都是运动频繁的地区，构造板块在地球表面的运动所产生的巨大压力在这三个地区形成了狭窄的地峡，产生特殊的接合，其特征是地球其他地方没有的。这些特殊的特征首先是山脉、沙漠和冲积层（流水形成的泥沙冲积）彼此毗邻；其次是狭长土地的出现，使得人口聚集，无法继续传统的狩猎/采集生活。[204]这些“热点”区因而成为“核心地区”，当时的条件迫使那些地方的早期人类发展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管这一简单又吸引人的理论有多正确，也不管农业“发明”的次数是多少，很少有人怀疑，从时间上看植物和动物的驯化首先出现在西南亚的“肥沃新月地带”。为了充分理解这点，我们需要把握驯化证据的性质，这意味着首先要了解相对较新的孢粉学，即花粉分析。植物，尤其是风媒树种，每年都产生上千颗花粉粒，它们的外皮非常坚硬，不容易腐烂。花粉的形状和大小各异，而且由于是有机物，可以用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虽然无法确定花粉的种，但是可以确定它们的年代和属，能够帮助考古植物学家（一个较新的专业）重新构建各个历史阶段的地球表面植被。
中东数百个遗址中的植物遗迹（不仅仅是花粉）已经得到了确认，并且用放射性碳素测定了年代。根据以色列基因学家丹尼尔·祖海里的研究，情况多少有些明确了。首先，有三种谷物，它们形成了新石器时代农业的主要“开创性庄稼”。这些谷物依其重要性分别为二粒小麦（学名triticum trugidum，是双粒小麦的亚种）、大麦（学名hordeum vulgare）和一粒小麦（学名triticum monococcum）。它们首次出现在1万到9000年之前。其次，这些谷物的栽培伴随着几种“混栽植物”的培育过程，尤其是豌豆（学名pisum sativum）、小扁豆（学名lens culaniris）、鹰嘴豆（学名cicer arietinum）、苦巢菜（学名vicia ervilia）和亚麻（学名linum usitatissimum）。[205]每一类的原始野生植物都得到了确认，从中可以得知培育后的庄稼比它们的野生亲戚有什么优势。以一粒小麦为例，野生和培育种类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种子传播生物学。野生一粒小麦的麦穗易裂，麦穗成熟时颗颗裂开，传播种子。相反，培育的一粒小麦的成熟麦穗不易裂，只有脱粒时才会裂开。换句话说，为了繁殖，它必须等到人工收割后才能被播种。其他庄稼也是如此：培育的品种都比野生品种不易裂开，这样种子只有在庄稼收割后才能传播，因此为人类所控制。对肥沃新月地带各类麦子所作的DNA比较表明，它们根本上是一样的，比野生麦子的DNA之间的差异小得多。这表明在每类庄稼中，驯化只出现一次。“粮食生产赖以存在的植物在西南亚‘核心地区’开始，（作为已经培育的庄稼）在这些辽阔的土地开启农业时代。”[206]
有一些遗址已经被确认为可能是首先开始培育植物的地方，其中包括距今1万年的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丘和艾斯沃德丘，土耳其的卡拉贾达，约旦河谷的内提夫哈格达、吉甲和耶利哥，以及叙利亚大马士革盆地的阿斯旺（后者距今更远，大概1.05万至1.2万年）。另一理论（也是猜想）认为，人类对火的控制使他们得以焚烧大片森林，在灰烬中生长的柔嫩的草和小芽可能就是已经培育的庄稼，它们可以吸引食草动物。[207]这需要“刀耕火种”的技术和工具，能有效地砍伐大树，留出防火带。我们无法确定早期人类是否掌握了这些工具。
在动物的驯养方面，证据的种类有点不同。首先，我们必须说明，地球的大历史多少有帮助：最后的大冰期结束之后，大多数哺乳动物比之前都变得更小。[208]有三个标准一般被作为判断驯养的依据：动物数量的变化，在一个遗址序列中某一品种所占比例突然增大；体型的变化，多数野生品种比相应的驯养品种体型大，因为人类发现控制小型动物更容易；种群结构的变化，在驯养的牲畜或禽类中，饲养者为了尽量增大产量，可以控制它们的年龄和性别结构，通常通过保留雌性和挑选亚成体雄性。运用这些标准，动物驯养的年代可能开始于9000年前，即在植物栽培的大约1000年以后。这些过程发生的遗址都在中东的肥沃新月地带，与植物栽培区域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有重叠之处。这些地带包括9400年前的阿布胡赖拉、9000至8450年前伊朗的甘吉达雷、8600至7770年前土耳其的格里蒂勒，以及艾斯沃德丘、耶利哥、拉马德、艾因—加扎勒、贝达和巴斯达，都在9000年前以后。在大多数地方，驯养的顺序是：先是山羊，然后是绵羊，紧接着是猪和牛。“从狩猎和采集经济向永久性村庄和包括全部种类植物和动物驯化的混合农业经济的转变，可能开始于野生谷物的栽培，这一转变耗时至少3000年。”没有根本性的中断，多少年来人们只是简单照料着“野生菜园”而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小农田”或农场。有一个过渡期，其时狩猎采集者也剔除小动物。猪不能适应游牧生活，因此它们的驯养意味着定居生活。[209]
动物的驯养首先出现在现代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交界的山区。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最可能发展驯养的地方，是因为大多数野生动物本性上不能被驯养，而山区（由于海拔和植被的多样）能繁育最多种类的动物，而且同一品种能产生最大的个体差异。这种环境最可能繁育出体型较小的品种，更容易控制。
在旧大陆，农业出现的地理位置和时间与其赖以为基础的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养出现的地理位置和时间相同。还有，古生物学家普遍认为，驯养和栽培只出现一次，然后传播到欧洲和印度。它是否随之传播到更远的东南亚和中非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而最近的农民的基因证据（与他们栽种的植物相比）却不像想象中那么确定。证据表明，现代希腊人与中东人（来自巴格达、安卡拉和大马士革）拥有85%至100%的相似基因，而巴黎人与中东人只拥有15%至30%的相似基因。一些考古学家指出，这说明传播的不是思想，而是把思想付诸实践的人。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一说法。[210]
然而，更有争议的是农业为什么发展？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发展？又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得到发展？这对理解人类的心智发展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当你考虑到狩猎采集生活其实是很轻松的生活方式时，那么这个问题比表面上看起来就更有趣了。对现在仍然存在的狩猎采集部落所作的民族志研究表明，他们每天只需要工作三至五个小时，就能养活自己和家人。石器时代农民的骸骨显示出他们比先前的狩猎采集祖先有更多的营养不良、感染性疾病和龋齿。因此，为什么人类要放弃这样一种舒适的生活方式，而选择更艰苦的劳作？另外，对谷物的依赖给早期人类带来的是比在狩猎采集时期单调得多的膳食结构。人类开始栽培庄稼时，它们依然只占膳食结构中的一小部分，这种情况维持了几个世纪，甚至一千多年。还是那个问题，为什么要改变？
一种说法是，向农业的转变是出自仪式或社会的需要，因为新的食物是罕见的奢侈品，然后逐渐传播，就像我们现在的时髦品一样。以小扁豆为例，每株野生植物长出两颗，对石器时代的一家人来说，几乎无法果腹。可是，小扁豆是近东的第一批庄稼。一些古生物学家觉得酒是谷物最重要的最终产品，酒在仪式宴会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但是最基本的经济学论据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正如前面提到的，大约1万至1.4万年前的某个时间，世界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部分原因是大冰期的结束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海平面上升；二是温暖的气候有利于森林的扩张。这两个因素导致开阔的陆地面积急剧减少，“把原来开阔的土地分割成小块，为不同的海拔地带提供了不同的动物和植物品种……定居和减少的开阔陆地鼓励了地域性。人们开始保护、繁殖当地畜群，这种前驯养活动可以称之为对食物来源的管理”。[211]这些变化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气候变得越来越干燥，季节越来越分明，这种情况鼓励了野生谷类植物的播迁，这也导致了人们为了寻找植物和肉类，从一个环境迁移到另一个环境。在山区、滨海平原、高地和河流等地方，气候类型更丰富。这解释了肥沃新月地带的重要性。近东地区天然富产草本植物（那里的二粒小麦和一粒小麦以及野生大麦现在还存在）。但是，不难看出发生了什么事情。“从收割后的种子中挑选出不易脱落的、完全成熟的种子。人类一旦开始播下他们收获的种子，他们就自动（即使是无心地）开始了不易脱落型基因的挑选过程。”[212]
马克·内森·科恩是以下理论最著名的支持者，这一理论认为，史前曾有过一次人口危机，正因如此才加快了农业化的过程。在他列举的证据中，有这样的事实：农业不比狩猎采集生活更容易；巨型动物（为早期人类提供丰富蛋白质的巨大哺乳动物）的同时灭绝是“全球性的巧合”，而驯养在更新世末期出现更是一个巧合，当时地球变暖，人类开始了更频繁的迁移；在正式的农业出现之前，野生品种的驯化有利于人类繁育更多的后代。例如，众所周知，游牧民族和狩猎采集部落为了控制儿童的数量，两年之内不给孩子断奶。这限制了迁移群体的规模。科恩提出，定居生活发展以后，这种限制就没有必要了，并导致了一次重大的人口激增。科恩还认为，远古人口危机的证据有：为寻找食物而开发的新地带的数量；膳食从需要加工时间较少的植物到需要加工时间较多的植物的变化；膳食从大型动物到较小动物的变化（因为大型动物灭绝了）；营养不良的人体骸骨比例的增加；为了解决越来越少的动物和植物问题而出现的加工品的专业化；为了烧煮难以生吃的食物，火的使用日益增加；水生资源的使用；许多植物虽然在更远古之前就是食物来源，但是直到1.2万年前才被收获；草本植物（谷类）作为食物不是首选，诸如此类。科恩争辩道，所有这些都被考古发掘所证实。对他来说，农业革命就其本身而言不是对早期人类的解放，而是对付人口危机而采取的权宜行为。狩猎采集民族的生活根本不是一种低级形式。相反，他们的生活如此成功以至传播到整个世界，没有了回头之路。[213]
这又是一种简单却很有吸引力的理论，但是存在一些问题。最强烈的批评来自雷·格鲁贝，他是另一理论的支持者。根据格鲁贝（他在法国生活与工作）的观点，远古世界不可能发生过人口危机，更不可能有人口过剩的危机。他的论点与科恩正好相反：较晚出现的欧洲和美洲移民证明地球上的人口稀少。对格鲁贝而言，人类走出非洲，进入一个更寒冷的环境，疾病的发生率应该更低，因为从微生物学角度看，地方越寒冷就越安全、越健康。因此，在许多千纪里，人类在欧洲和西伯利亚的患病率相比在非洲要少。但是，大约2万年前，一个重大的巧合发生了。地球开始变暖，人类到达了旧大陆的末端，也就是说，已知世界住满了人。食物还是很多，不过，当气候变暖时，人身上的寄生虫也开始走出非洲。总之，以前属于热带的疾病现在也成为温带疾病。格鲁贝提到的疾病包括疟疾、血吸虫病和钩虫，“可怕的三大疾病”。第二个巧合也发生了。巨型动物由于大量狩猎而灭绝，它们都是大型哺乳动物，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具有生物相似性。突然之间（进化论意义上的突然），微生物赖以生存的哺乳动物变得日益稀少，它们随即转向了人类。[214]
换言之，2万年前以后的某个时间，世界上出现了健康危机，疾病爆发，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根据格鲁贝稍显古怪的理论，早期人类在面临疾病的肆虐时，认识到每隔三年生一个孩子的游牧生活不能维持人口数量。因此，他们向定居生活转变，因为它允许人类更多地生育，提高人口数量，避免种族灭绝。
格鲁贝的理论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它把定居与农业分离。这一发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比较重要的洞见之一。1941年，当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创造“新石器革命”这一术语时，他认为农业的发明带来了第一批村庄的出现，这种新的定居生活方式反过来促进了制陶、冶金的发展，并且在仅仅几千年的时间内，出现了文明的第一次繁荣。[215]这一简单化的观点现在已经被推翻了，因为很显然，定居生活（从狩猎采集模式到村庄的转变）在农业革命发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改变了我们对早期人类及思想的理解。
虽然现在的“石器”部落远非古代狩猎采集部落（他们倾向于居住在边缘地带）的同类，但是很显然，“原始”民族确实对他们生活的自然世界有非常密切的了解。虽然他们没有完整的农业活动，但他们确实驯化了植物和动物。他们清理土地，种植草本植物、蔬菜或果树。他们播种、排水、灌溉，有简单的放牧和“自由放养”。他们养宠物鸟和哺乳动物，而且充分认识到某些植物的药效。这显然是在旧的狩猎采集生活和完全意义上的农业之间的居中阶段。同样，“出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在更新世结束期（尤其是纳图夫和希阿姆时期，即约公元前10500年至公元前8300年），黎凡特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带常年被‘定居的掠食者’占据，他们发展出了……植物利用技术，包括储存和小规模的栽培……而且常年居住在半公顷大小的地方”。[216]
定居生活先于农业的事实激发法国考古学家雅克·库文对中东的考古发掘形成一个广泛的认识，他将许多思想发明，特别是宗教和家庭思想的起源，与我们基本的革新和思考/哲学革新的深远意义联系起来。如果工具和对火的控制是最先的思想，那么衣服和遮蔽所随后产生。
库文曾是法国阿尔代什的雅利（在里昂与马赛之间）的东方史前研究所的荣誉研究主任，他首先详细研究了近东的前农业村庄。他说，这些村庄开始于公元前15500年和前12500年之间，位于约旦的喀兰内，“营地”占地面积两千平方米，包括露天的圆形洼地。公元前12500年和前10000年之间，所谓的纳图夫文化传播到几乎整个黎凡特，从幼发拉底河到西奈半岛（纳图夫得名于以色列瓦迪·昂—纳图夫的一个遗址）。在位于加利利海以北约旦河谷的艾南—马拉哈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储窖的存在，说明“这些村庄不仅可以被确定为黎凡特第一个定居社会，也是‘谷物的收获者’”。[217]
纳图夫文化还以房屋著称。六座房屋聚在一起形成村庄，建在半地下的浅圆坑中，“圆坑四边是干砌的挡土墙。房屋有一到两个灶台，还有同心圆柱群的迹象,这些都是真正建筑的证据”。他们的石器不仅是为了狩猎，也用于碾磨和捣碎，还有许多骨器。单人或集体坟墓就在房屋地下或安置在“真正的公墓”。[218]有些坟墓，包括狗的坟墓，可能是仪式性的，因为它们饰有贝壳和打磨过的石头。在这些村庄发掘出的主要是骨头艺术品，通常刻画的是动物。
在阿布胡赖拉，大约公元前11000年和前10000年间，纳图夫人还大量收割野生谷物，但是到这一阶段末期，野生谷物越来越稀少（世界变得越来越干燥），他们就转向了两耳草和巢菜。换言之，还没有出现特意的分工现象。对这些遗址中薄刀片的分析表明，它们既用于收割谷物，也用于切割芦苇，更加证明不存在分工。
库文接着转向所谓的希阿姆时期。它的名称得自死海最北端以西的希阿姆遗址。有三个理由显出它的重要性：第一，出现了新型的武器；第二，圆形房屋第一次开始完全建筑在地面上，表明黏土被用作建筑材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象征革命”。[219]纳图夫艺术的基本主题是动物，然而在希阿姆时期，女性雕像开始出现。它们一开始是会意性的，后来变得越来越写实。大约公元前10000年左右，发现了埋在房屋中的欧洲野牛（一种已经灭绝的野牛）的头骨和角，牛角有时嵌入墙中，这种做法表明它们具备某种象征功能。然后，大约公元前9500年左右，根据库文的观点，黎凡特出现了两个主要象征人物，女人和公牛，“当然还是在狩猎和采集这一不变的经济环境中”。他认为，女性居支配地位，经常被描绘成产下公牛的角色。
库文从中发现了宗教的真正起源。他的主要观点是，这是第一次人作为神出现。女性法则和男性法则同时得到体现，这标志着动植物驯化之前的思想变化。要解释为什么是女人而不是男人被当作神灵相对容易些。女性形态是生殖力的象征。在婴儿死亡率很高的时期，生殖力应该得到高度推崇。生殖力崇拜是为了保障部落或家庭的繁荣。
不过，除了证明可辨认的宗教起源于约公元前9500年的黎凡特，库文提出了第二个重要观点，即，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栽培和定居开始之后、真正的驯化和农业开始之前。
他接着转到穆赖拜特文化，得名于幼发拉底河附近的穆赖拜特丘，位于现在的叙利亚。这里的房子更复杂，有专门的睡觉区，有高出地面的独立的灶台和储存区，有黏土做的平顶，用相互连接的托梁支撑。在几栋房子之间，有公共的露天区，包括几个大火坑。这些火坑在近东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经常出现，呈盆状，经常装满了石子。它们可能相当于现在波利尼西亚人的炉子，石子可以储存火焰的温度，可以长时期散发热量。穆赖拜特的火坑周围一般都有一圈多多少少有点烧焦的动物骨头。“用火坑来烧煮公共肉食的可能性很合理。”[220]让库文最激动的是公元前9500年以后在穆赖拜特出现的建筑物的重要变化。“正是在这个时期，近东开始出现世界上第一批已知的长方形建筑。”房屋和储存室都变成长方形（尽管有些屋角呈圆形）。这些建筑都是用白垩“凿成雪茄形状”，然后用灰泥砌成。长方形的房屋使更小的空间容纳更多的东西。库文猜想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防御。
穆赖拜特的另一个重要发明是使用烧焙土制作女性雕像。“它还被用来制作小型容器，尽管近东普遍使用陶器还要1500年……显然，火在加固这些模型中的作用已经被公元前9500年的穆赖拜特人充分了解并且有意识地付诸实践。”[221]
库文的中心观点（其他人总体上也赞成他）是，在像穆赖拜特这样的地方，驯化的发展不是因为贫穷或其他经济威胁而突然产生的。相反，定居生活早在驯化之前就已经存在，房屋也从原始的半地下圆形结构发展成长方形的地上建筑，砖块和象征性手工制品已经产生。他认为，从这我们可以推断，早期人类在大约1万到1.2万年前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心理变化，实质上是一种宗教革命，而这发生在动植物的驯化之前。（这个观点让人想起梅林·唐纳德的观点，即语言的第一次使用是为了神话，而不是用于更加“实际”的目的。）库文说，这一宗教革命反映了从本质上属于动物或神灵的崇拜向我们今天能辨认的某种崇拜的转变。也就是说，有男性伴侣（公牛）相衬托的女神，作为一种最高存在而被崇拜。他指出这一时期的雕塑中，那些“信徒”的雕塑举起胳膊，好像在祈求或恳求。他说，第一次“在神和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屈从关系”。[222]库文认为，从此以后，有了天意，神“高高在上”，凡夫俗子“在下面”。
他认为，公牛不仅象征着男性法则，而且象征着自然的不可驯服，例如由暴风雨释放出来的宇宙之力。圆滑的石棒在穆赖拜特文化中很普遍，库文认为那是阳具的象征。库文还辨认出在中东有一种鲜明的进化。“希阿姆或穆赖拜特文化中的第一批公牛头骨被埋在厚重的墙中，这样住在屋里的人看不见。也许他们只是想借助这种新的象征性献祭（即在房子刚建的时候），保护他们的房子抵御各种毁坏性力量。那时还没有到与动物直接面对的时候。”[223]在那之后，公牛象征扩散到黎凡特和安纳托利亚的所有地方，而且在艾因—加扎勒，我们发现公元前8000年左右人们第一次明确提到了斗牛行为。其中，男人占据主导地位。[224]库文指出，在这里男性气概受到赞美，正是对男性气概的关注才把农业革命和宗教革命联系起来：它们都企图满足“人类对动物王国的支配欲”。[225]他认为这是一种心理变化，正如传统智慧一样，是“心智”变化，而不是经济变化。
如果这样理解，思想中最重要的发明与其说是动植物的驯化，不如说是对野生谷类的栽培。这种谷类在黎凡特地区非常丰富，定居生活才能在这里出现。正是定居生活缩短了生育间隔，增加了人口，并因此产生村庄，社会组织也变得更复杂，而且还可能产生了一种新的宗教观念，这在某种方式上反映出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村庄结构。这些变化一旦开始，当人们挑选适应新生活方式的野生谷物时，至少植物的驯化在无意识中就可能产生。
这些早期文化，连同动植物的驯化，一般被称为新石器文化。这些文化实践稳步传播，首先传播至肥沃新月地带，然后进入安纳托利亚，再往西传入欧洲，往东传入伊朗和高加索地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逐渐扩展到整个旧大陆。但在这一传播中，除了农业和宗教，还有第三个思想：长方形的房屋。在安纳托利亚的涅瓦利克利、伊朗和黎凡特南部都发现了不同形式的地基。不过，圆形房屋向长方形房屋的发展似乎是驯化和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在这一阶段，需要为储存、家庭规模变大和防卫需求（由于定居生活，财产数额增加，引来嫉妒和偷窃）提供更多的空间。长方形的屋子和长方形的建筑配搭更有效，更方便调整大小，能建造更多的“内”室，还能更多地共用墙壁。[226]
这里，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复兴，不如说是兴起，这是一个高度创新的时期，尽管很短暂。在这一时期，三个最基本的思想开始定型：农业、宗教和长方形建筑。早期人类不太可能认识到抽象和实际思想的结合。宗教可能充满了其他两种思想，因为每一类活动都会对另一类活动有所渗透。
20世纪30年代，当英国考古学家多萝西·加罗德发掘耶利哥的时候，她发现了三个在本章的语境下有趣的现象。第一，这个聚落包括七十座建筑，可容纳一千人，所以耶利哥是个“镇”。第二，她发现了一座塔，高八米，底部直径九米，里面有一段二十二阶的楼梯。这样的建筑是前所未有的，建造这样的塔需要一百个人工作一百天才能完成。[227]加罗德的第三个发现是在台地B出土的一个完好的纳图夫烘焙/烧煮台。“这块台地好像拥有烹调过程所需的全部器具：部分保留完好的铺砌面适合打谷和去壳，杯状盆和众多的石臼适合碾磨谷粒，稍大的盆用来搅拌碾磨后的谷粒或粗糙的‘面粉’和水。所有这些东西离真正的灶台不远了。”[228]
那里没有黏土。纳图夫人的所有工具和个人配件都是用石头在石头上打磨或在骨头上打磨制造而成的。[229]中东地区第一次使用黏土是在耶利哥（公元前9000年）、雅莫（公元前8000年）和哈西拉尔（公元前7000年）发现的，黏土和草、谷糠和谷壳的混合物（实际上是打谷的副产品）被用来砌砖。在耶利哥和雅莫都发现黏土地面上有凹陷。[230]“不管是用作日常生活的盆，还是箱子，还是作为有‘沸腾石’的炉子，主要让人感兴趣的是，这些固定的容器和庭院（作为屋里的工作区）里的炉子和灶台放在一起。我们可以下结论……由于紧挨着在固定的盆和炉子上烧煮或烘焙研磨小麦或大麦等各种活动，黏土偶然受到火的熏烧，这也是它们变成陶器的原因。”[231]约翰·古兹布鲁姆推测，早期村庄对火的保管是一种专门职司，赋予保管者一种特殊的权力。[232]
考古学家中存在一些争议，认为最古老的陶器形式从未被发现过，因为已经发现的都太完美，不能代表“最初的蹒跚学步”。[233]所以，陶器的最早发明可能还要早得多。这就符合以下事实：第一个陶器是公元前1.45万年在日本，作为绳纹文化的一部分，由完全意义上的狩猎采集者制造出来的。[234]绳纹时期的日本人对非常细致的手斧的使用非常有创造力，他们还发明了漆器。然而，没有人确切知道绳纹陶器为什么出现、用作什么目的（有人甚至提出，大量的陶器出于某种仪式被打碎）。作为“火文化”的陶器的全面发展，在中东所取得的成就中得到了更好的展示。
在土耳其的新石器早期遗址恰塔尔土丘（公元前7千纪），发现了两种并列的炉子。“一种是常见的拱形烘焙炉。第二种不同，它有一个火箱，下面被半块十五厘米高的砖头隔成两个小室。这些炉子和烧窑的前盖已经毁坏了，如果把它们取下来，可以拿出里面烤的东西，不管是罐子还是面包。下一次再烘烤时，前盖又会盖上，黏土做的盖子当然容易操作。”[235]从耶利哥、雅莫和恰塔尔土丘发现的陶器碎片来看，陶罐是由环状的黏土圈烧制，然后打磨而成。燃料是粪便和干草，而不是木头。[236]
在约旦靠近死海北边的村庄特莱拉特加苏尔，我们看见，当这一重要的转变发生时，石器和早期的陶器一起出现。弗雷德里克·马特森在伊朗西部靠近克尔曼沙阿的萨拉卜土丘（时间大致与雅莫同期）进行发掘的时候，发现那里的陶器主要分三种直径。这是否说明有三种功能？他发现，陶器一旦发明，制陶技术就迅速提高。例如，人们已经发现通过打磨或高火，有时浸入有机物质，可以降低黏土的孔隙度。孔隙度高的容器水分挥发太快；另一方面，又需要一点孔隙度，有利于挥发一些水分，让剩下的水冷却。[237]
一些早期的陶罐都是素陶，不过装饰很快就出现了。红带是第一种装饰，同时还有手指雕刻。“褐土在烧制时能够发出亮红色，这一发现大概来自篝火。”[238]最早的遗址中出土的最常见的陶器形状是圆底球形（下端埋入土中，防止啮齿动物咬破），还有浅口碗，多半用来盛用野生和栽培植物混合煮成的稀粥或浓粥。[239]继最初的陶罐之后（黑色、褐色或红色），开始出现奶白色和杂灰色（例如安纳托利亚的陶器）。[240]奶白色陶器上的装饰尤其多。最早的装饰是手工添加的，在烧制之前，把贝壳等物加入黏土中。[241]盖子、嘴和外翘的边缘也不断变化，并且从那以后，陶器的造型和装饰开始成为一种文明的决定性特征，也是帮助考古学家了解古代社会的早期知识形式。
女人和公牛被库文确定为最早的真正的神，最早的非动物精灵的抽象体，它们在其他地方也相继出现，至少在新石器时代的欧洲是如此。它们出现于非常不同的情境和文化中，伴随因地而异的象征主义。但是这一证据再次表明，定居和农业确实改变了早期人类对宗教的认识。
在大约公元前5000至前3500年间，我们发现了巨石的发展。巨石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但是最集中也是研究最多的地方是欧洲，而且似乎与欧洲大陆最西端有关：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爱尔兰、英国和丹麦，虽然地中海的马耳他岛也有一些最好的巨石建筑。这些巨石都无一例外和地下墓室（有时很大）联系在一起，它们有的高达六十英尺，重两百八十吨。它们可分成三种构造。指代巨石的最初术语有三种。第一种是竖石纪念碑（menhir，由布列塔尼语men和hir组成。men的意思是“石头”，hir的意思是“长”），通常是一块垂直插入地下的大石。第二种是石圈（cromlech，crom的意思是“圆圈”，lech的意思是“地方”），指的是一组竖石排列成圆形或半圆形的石阵（例如英国索尔兹伯里的巨石阵）。第三种是石板墓（dolmen，dol的意思是“桌子”，men的意思是“石头”），通常是一块巨大的拱顶石，下面由几根竖着的石柱支撑，形成一个圈或室。[242]现在都使用简单易懂的词，例如用“圆形阵”来指代“石圈”。
大多数坟墓最初都建在巨大的土丘下面，能容纳几百名死者。在连续的时期，它们作为集体墓地，墓葬品也不起眼。偶尔，墓室中会出现一根中央柱，上面有绘画的痕迹。正如米尔恰·伊利亚德说的，“所有这些都证明存在一种重要的死者崇拜”：同一文化中农民居住的房屋都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墓室却成为世界历史上保存最长久的建筑。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马耳他的石庙，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马耳他可能是史前的一个圣岛。根据科林·伦弗鲁的说法，最让人震惊的是马耳他群岛较北边的戈佐岛的支干提亚神庙。“在神庙的前面，有一处宽约四十米的宽敞台地，正门由一面巨大的挡土墙支撑，它或许是世界上最早具有建筑风格的正门，非常宏伟。巨大的珊瑚石石灰岩板，或两端对接，或两边对接，有八米高。这些石板第一层有四米高，上面还有六层巨石，至今完好无损。这一时期的小型神庙模型表明，神庙最初有十六米高。”[243]在马耳他岛的另一座塔尔欣神庙里发现了螺旋纹浮雕和壁缘上的动物饰带，最令人惊奇的是，还有“一个残缺的坐姿妇女的巨大雕像。坐高最初可能有两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早的巨大雕像了”。[244]还有一些较小的石刻，多数都是“肥硕的妇女”和“非常丰满的石雕人物”。[245]坐着的女神可能怀孕了，让我们联想到库文讨论的纳图夫雕像。
这些神庙中的崇拜背后隐含了什么思想？伦弗鲁对苏格兰阿伦岛的研究表明，那里的坟墓和可耕种土地的分布关系密切，因此似乎这些坟墓/神庙与一种伟大的生育女神崇拜有关。随着农业的产生，以及随之产生的对自然的密切关注，它逐渐发展成一种信仰。对这一信仰我们可以多说一点。虽然有变化，但是这些巨石遗址的位置很特殊，“乡村围绕它们形成某些模式。典型的巨石遗址建筑在一块台地上，半依着山嘴。从遗址上俯瞰，可以看见下面的盆地或山谷，而地平线周围是从山嘴后环绕的山脊”。[246]人们相信，这样的选址与古代风水信仰有关，即探地术。“福地几乎都有青山掩映，又微微突起，山下连着的是土地，大地线从中穿过。在这样的山脊连接处形成的角度中，探地占卜者会寻找‘一处山谷或土丘’，从那能看见周围的山脉呈现‘一个完整的马蹄形’，一边张开，河流从中缓缓流过，而不是急流而过。”[247]1930年以后，现代探矿者一直都在勘探巨石遗址，他们发现附近有非常强烈的反应。一位叫盖伊·安德伍德的探矿者在1969年出版了在巨石阵下面的原始探矿矿脉图，证明有二十条矿脉汇集在该处。[248]有些（当然不是所有的巨石阵）排成一条直线，当放在英国地图上显示的时候，连成直线的各地的名称结尾都有“ley”这一音节（它们被称为“ley线”）。不论它是否有道理，有一点似乎是真的，一些巨石圆形建筑群是史前的观星台。关于太阳周期的知识显然对一个农业社会至关重要，尤其是冬至那一天，太阳开始往北回归。当冬至到来的时候，从土丘上可以观察到地平线的景象，竖立石块是为了日后可以预测、庆祝这一日期。太阳观测台出现于大约公元前4000年，而月亮观测台到公元前2800年才出现。坟墓一般都面东。剑桥大学的克里斯·斯卡里认为，许多巨石都是从圣地运来，这些地方是“充满力量的地方”，例如瀑布或悬崖，能够给巨石带来特殊的颜色或纹理。巨石被运到重要的狩猎或驯化处来建造神殿。他说，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石头从遥远的地方运来，却不曾改变形态。[249]
这些巨石或许还有另一层意义。考古学家在巨石神庙和观星台上发现了一些雕刻，尤其是螺旋纹、涡纹以及所谓的“杯环印”，其实就是一系列的同心圆。[250]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稍后我们也会看到这些图案与史前人指称的大神母有关，她是生育和再生的象征（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一解释）。在德国和丹麦，和巨石在一起的陶器也饰有双圆，它们也和大神母有关。鉴于以下事实，即对早期人类而言，在男性被认识之前，女性的生育是最大的奥秘和神奇之事，又鉴于竖石几乎与男性生殖器官相似这一事实，很有可能巨石圈就是为庆祝男性的新发现而建造的观星台或神庙。竖石的性意义不能简单看成是考古学家对证据的过度解读。在《圣经》中，耶利米（2:27）提到了那些对一块石头说话的人：“你是生我的。”对竖石的生育功能的信仰在20世纪初的欧洲农民中依旧很普遍。“在法国，年轻的女性为了怀上孩子，会溜石（从石头上滑下来）和摩擦（坐在大块石头上，或用肚皮摩擦岩石）。”[251]
理解这种象征主义并不难。冬至是太阳重生的时刻。当它在那天出现的时候，圆形排列的竖立石块能让第一束阳光射入圆阵中心，那也是圣地中的世界中心，可以帮助聚集到这里瞻仰它到来的整个群体的再生。最好的一个例子是爱尔兰的纽格兰奇。
关于巨石最后还要说一点。虽然奥克尼和马耳他不能称为同一种早期文化，但是有迹象表明，在相当多的巨石社会，都存在一个特殊的不同于普通大众的阶层。“在马耳他，那些与公元前3500年后建造的神庙相关的骨架表明，他们是一些肌肉不发达的人，在新石器时期，他们的饮食特殊，没怎么磨坏牙齿。”一些动物的骨头显示出铺张浪费的宰杀方式，以及超过那个时期条件的奢侈房屋，这些表明，当时已经存在社会分层，最上面是一个特殊的阶层，由首领、祭司和科学家组成。[252]
在巨石思想兴盛的差不多同一时期，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一种新的但本质上相同的崇拜形式正在发展。欧洲的这块地方，一般被称为“旧欧洲”，包括希腊、爱琴海、巴尔干、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以及多瑙河盆地下游和乌克兰。立陶宛学者玛丽亚·金布塔斯对这里的古代神祇有具体的研究。
她发现了一套复杂的图像，共分成四类，包括大神母、鸟或蛇女神、植物女神和男神。蛇神、鸟神、蛋神和鱼神在创世神话中扮演角色，大神母代表创造法则，是所有思想中最重要的。正如金布塔斯所说：“大神母从死亡中，从作为牺牲的公牛中奇迹般出现，在她体内，新的生命诞生。她不是大地，而是一位女性，能够化身为许多生命形式：母鹿、狗、蟾蜍、蜜蜂、蝴蝶、树或石柱。”[253]她接着说：“……大神母与新月、四分图案、公牛角有关，它们都是不断创造和变化的象征……和农业的产生有关。”[254]婴儿的降生是以母亲为主神的万神殿的中心主题。两腿分开、呈现三角形私处的“孕育生命之女神”成为一种缩写记号，大写字母M成为“大神母的表意符号”。[255]
金布塔斯对许多小雕像、神龛和早期陶器的广泛研究带来了非常有趣的见解。例如，她认为植物女神在公元前6千纪前一般都是裸体，之后才穿上了衣服。还有，小雕像上的刻画是线形原始文字的一种早期形式，比真正的书写早几千年，具有宗教而不是经济意义。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她关于原始文字的观点，但是她的主要论点是关于大神母的演化。大神母具有复杂的图像，本质上是人形，却能够化身成其他动物，有时是树和石头。[256]回到刘易斯—威廉姆斯关于洞穴中的心灵思想，即从岩石表面“释放”生命形式，二者之间有关联。
那么，在大约公元前4000年，在原始宗教的背后，有一种交织在一起的思想群。我们有大神母和公牛思想。大神母从维纳斯小雕像中发展出来，象征生育的神奇、女性法则，以及每年随着太阳的回归而带来的再生。这标志着当时人们注意到了人的生物规律和自然界的天文规律，但是还没有理解。公牛和石头代表男性法则，但是，通过旧石器时代的洞窟绘饰，它们也象征着圣地思想，因为圣地是人类世界的特殊地方，重大事情在此处发生（主要是狩猎，然后是农业）。这些就是早期人类最基本的宗教思想。[257]
石头和景观成为神圣之地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和天文无关。大约公元前4000年后，早期人类发现，坚硬的岩石在高热下，会产生熔化的金属，有时呈现一种非常不同的颜色。
陶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构成“火文化”的五种新物质中的第一种，它是后来所谓文明的基础。其他四种是金属、玻璃、赤陶和水泥。这里我们将集中讨论金属，不过其他几种烟火物质突出了古代火的重要性，展示出早期人类在理解和使用热与火方面的成熟度。
虽然考古学家把人类历史分成石器、红铜、青铜和铁器时代，然而，对金属物质的第一次使用几乎可以肯定是铁。早在大约30万年前，当赭石成为人们喜爱的装饰时，赤铁矿因为其颜色（红色，血与生命的颜色）尤其受欢迎。到新石器时代（前8000—前6000），在恰塔尔土丘等地似乎出现了特别的作坊，制造出用于储存的蛋糕状的红色赭石和绿色孔雀石。[258]在前陶器时代的耶利哥文化，我们发现了三个赭染的人体大小的石膏人物，被认为描绘的是神灵。而在中东的其他遗址，房屋也被涂成红色。随着陶器的发展，赭色一直是受欢迎的颜色，尽管蓝绿色后来被认为是最能为死者带来福运的颜色。[259]
如果金属的颜色、光泽甚至重量对早期人类产生了影响，那么人类首先发现它们时（如在河床），也把它们当作自然岩石。他们可能发现有些岩石（比如燧石和黑硅石）比较容易加热；而其他物质（比如天然铜）更容易打制成有用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流逝，金属相对于石头、木头和骨器的优势逐渐变得明显。不过，当我们思考古代的冶金术时，我们主要指一种东西，即熔炼，一种把坚硬的岩石转变成熔化的金属的神奇过程。我们很容易想象这种过程对早期人类产生了极大影响。
铜矿在肥沃新月地带到处都有，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在山区。考古学家因而往往认为冶金术开始的地方是山区而不是河谷。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冶金术诞生之地是在“居民除了拥有矿石和燃料外，还形成了某种定居生活，形成一种铜石并用文化的地区”。[260]这个地方在厄尔布尔士山和里海之间，是冶金术最有可能的起源之地，当然也有人主张冶金术起源于兴都库什和其他地方。“早期人类的这一发现出自偶然，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因为他们不可能仅仅通过思考，就认识到在孔雀石（一种深蓝色的易碎石头）和红色、可锻的我们称之为铜的物质之间有什么联系。”[261]因为这种联系当时被认为是神奇的，因此早期的铜匠也被认为拥有超自然的力量。
在某一时期，人们相信“篝火是最初的熔炉”。现在没有人相信了。很简单，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灶台不够热。如果没有外加的通风装置，“篝火发出的热虽然足以烧煮食物和取暖……却不能产生高于600℃或650℃的温度。像孔雀石这种最容易加工的铜矿，在低于700至800℃的温度下也不能冶炼，而金属铜矿在低于1083℃时无法熔化”。不仅是篝火的温度不够。如果没有围挡，空气也不利于“冶炼”（分离）。[262]另一方面，在熔炼出现之前，一些陶器烧窑可能产生高温。火在下面、陶罐在上面的两层烧窑到公元前5千纪已经出现，在伊朗的苏萨和伊拉克摩苏尔附近高拉土丘的烧窑可以产生高达1200℃的温度。[263]这些窑里的温度具有很强的冶炼力，而且现代实验证明，海绵状的铜可以在这种烧窑中熔化。有可能古代陶工偶然使用孔雀石给陶器添加色彩，“然后，当发现出来的颜色和预想大大不同时，感受到了平生未有的惊奇”。[264]
我们把公元前5千纪末发明的两层烧窑和考古学家对在苏萨、欧贝德、尼尼微和乌尔出土的某些铜器的观察放在一起的话，能够得出结论，熔炼开始于公元前4300年左右。我们知道，到公元前4000年，关于熔炼的知识已经传播到西亚的一些地方；到公元前3800年，铜熔炼在古代世界已经得到“相对广泛”的实践。[265]“到公元前3千纪早期，苏美尔人已经创造了第一种金属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要文明。”（已知最古老的金属工具可追溯到公元前2900年。）从此，铜成为西亚和北非最主要的金属，直到公元前2000年以后。[266]
就早期冶金术而言，在熔炼技术发明之后，还有两个进步至关重要。首先是青铜的发现，接着是铁的发现。围绕青铜时代的到来，存在两个谜团，至少是就中东而言，因为青铜在那里首先出现。第一，与红铜组成青铜合金的锡，在自然界非常稀少。这种特殊的合金是什么时候开始制造的？第二，为什么进步如此之快，以至于到公元前3000至前2600年之间，除了铁的硬化，冶金史上最重要的进步都已经出现？[267]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把青铜时代早期称为合金时代。这是因为，在很多年里，大约公元前2000年前后，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可以称为青铜的物品有多种不同的化学组成。和红铜构成合金的，按照从1%到15%不等的比例，可以有锡、铅、铁和砷，表明早期人类虽然多少知道什么东西能使红铜更坚硬、延展性更好，使工具和武器更锋利，但是对冶炼过程的具体细节并不很了解。青铜的确切构成因地而异，例如在塞浦路斯、苏美尔和克里特就不同。从红铜到青铜的重大转变发生在公元前2千纪的前半部分。“锡和红铜与贵金属不同，因为它在自然界从不单独存在。相反，它总是一种化合物。因此，必须将它加以熔炼，尽管考古学家的发掘中几乎从未发现过任何金属锡。（这又是一个谜团，事实上，只有一块早于公元前1500年的纯锡曾经出土。）”[268]
尽管青铜的确切起源无法断定，但是一旦它的制造方法稳定下来，它对红铜的优势很明显，而且越来越受欢迎，为古代世界的经济带来了重大变化。红铜在大量地方出现，青铜却并不如此，因为，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锡矿无论在亚洲还是欧洲都没有广泛分布。这种限制意味着，锡矿开采的地方，其重要性剧增，而且因为锡矿几乎全部分布在欧洲，所以这块大陆拥有亚洲和非洲所不具备的优势。青铜比红铜可锻性更高这一事实使它更适合浇铸，而它在武器和工具上的广泛使用说明，如果锡的含量控制在9%—10%左右，打造出来的青铜器一般比红铜器要整整硬70%。青铜工具的边缘比红铜工具至少硬两倍。[269]
关于青铜的这最后一个事实非常重要。青铜的硬度意味着，短剑的两刃变得和它的剑尖一样重要，因而促进了长剑的发明。还有，这一发展与欧洲大草原国家对野马的驯化和苏美尔人的车轮发明同时发生，战争也突然发生变化，事实上比任何时候变化得都要快，直到火药在公元10世纪的中国得到使用。[270]
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是公元前1400年，那时，铁器还很稀有而且昂贵。图坦卡蒙作为埃及的法老只统治了短短几年，卒于约公元前1350年。他的墓地在1922年被卡那封勋爵和霍华德·卡特发掘出来，里面除了大量的黄金珠宝和奇妙的饰品，还包括一把短剑、一张头垫和一只手镯，全都用铁制造。[271]还有一些不到1英寸长的工具模型，全都用铁制造。所有这些都是熔炼后的铁，不是陨铁。
最早的铁器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5000年的伊拉克北部、伊朗和埃及等地。不过，只有一种是用熔炼铁制成，其他都是用陨铁制成。另一个早期铁器来自乌尔，在公元前3000年早期制造。不过，似乎在铁器制造的初期，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它是一种新的金属，甚至根本没有把它当作金属。[272]要把铁从矿石中分离出来，需要比铜（1100℃至1150℃）更高的温度，而且需要更大的熔炉，这样铁粒才能从熔炼区掉落，在底下沉积，形成坯团，通常称之为“熟铁坯”。[273]这样一种工艺可能首先在赫梯联盟境内得到发展和实践。赫梯人在今天的土耳其中部和叙利亚北部建立了国家，时间从公元前1450至前1200年，一度成功挑战过亚述人和埃及人。[274]西奥多·沃泰姆认为，第一次有目的地熔炼铁似乎是在青铜器制造达到顶峰之时，在盛产铜、铅和铁矿的地方开始出现的，也就是黑海边上的安纳托利亚北部地区。[275]换句话说，正是因为青铜器的成功制造、锡的稀少和铁矿的丰富促使赫梯人进行试验。几百年来，炼铁技术作为一种秘密被严加保护，细节要领只限于工匠家庭内部传授，而且制造出的铁器要价极高。一开始，铁被当作一种珍贵的金属，根据古代记载，它比黄金还要昂贵；只有在制造饰品的时候才能使用它，而且关于铁的秘密也只限于公元前1400年赫梯国的影响范围之内。[276]（在图坦卡蒙法老的墓地发现的铁质短剑可能是在赫梯国的监管下制造的。）然而，到公元前13世纪中期，赫梯联盟遭遇变故，到公元前1200年，秘密终于泄露，关于铁器制造的完整知识传播到亚洲其他地方。[277]真正的铁器时代正是始于铁不再被认为是珍贵金属的时候。[278]
铁还有一个优点，即炼铁没有制铜那么复杂。如果有足够强力的风箱提供气流，单层熔炉就可以，而要在坩埚中冶炼铜矿石则需要复杂的两层烧窑结构的熔炉。在炼铁的第一个千年，人们使用的是设计简单的熔炉，因此，一旦秘密泄露，几乎所有人都能制铁，当然，炼铁场所一般都在矿石容易开采而且容易获得木炭的地方。和锡一样，铁不同于铜和黄金，它从不在自然界单独出现，除了少有的坠落地球的陨铁。和铜一样，铁矿从不出现在大河流域，却在流域附近有很丰富的储量。公元前2千纪晚期，最重要的铁矿开采和熔炼中心是在托罗斯和高加索山区以及亚美尼亚建立的。
制铁过程中的关键是使铁转化成钢的渗碳技术，它大概发展于公元前1200年之后两个世纪的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为了使铁碳化，它必须在木炭上“近距离”长时间加热，这一发现很可能出自偶然（没有碳化的铁器不像青铜那么坚硬）。[279]以色列北部的艾迪尔山是早期铁碳化的一个场所，巴勒斯坦的塔纳赫和哈佐雷阿是另外的场所。[280]在《奥德赛》中，荷马也提过将碳化的铁淬火能增加它的硬度。
鉴于铁的多样性、硬度和低成本，人们可能认为这种新的金属应该会很快流行。在青铜时代晚期，碗状的铁锭可能被交易过。[281]然而，在埃及发现的最早的铁质工具只追溯到公元前700年，即在赫梯人开始使用铁工具的1500年以后。[282]在《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把他的同时代人称为“铁的种族”。[283]
冶金术在一开始就很复杂。焊接、钉子和铆钉都是早期的发明，公元前3000年就在使用。镀金技术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了，接着是制造青铜雕像的脱蜡技术。[284]就思想而言，金属的三种用途可能最深刻。它们是前面提到的短剑、镜子和硬币。镜子在中国人中尤其受欢迎，罗马人非常擅长制造镜子，他们发现用23%—28%的锡、5%—7%的铅、其余部分为铜的合金制造出来的镜子效果最好。镜子中的反射后来被认为与人的灵魂相关。[285]
历史学家杰克·韦瑟福德说，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19世纪法国作家儒勒·勒纳尔则这样说：“我终于知道使人区别于野兽的是对金钱的忧虑。”货币的最初形式是实物货币，从盐到烟草、椰子，再到大米、驯鹿和水牛。英语中的“薪水”（salary）一词来自拉丁语“salarius”，意思是“盐的”。（罗马士兵的兵饷可能以盐的形式支付，可以给他们寡淡的食物增加味道。[286]）古罗马钱币阿斯相当于百分之一头母牛的价钱。英语中的“牛”（cattle）一词和“资本”（capital）一词都来自同一拉丁语词根。早在公元前3千纪，美索不达米亚人已经开始使用稀有金属锭来交换物品。统一重量的金锭或银锭被称为“迈纳”，或“谢克尔”，或“塔兰同”。[287]
从原始货币到钱币的过渡发生于吕底亚，位于现在的土耳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40至前630年。第一种钱币是用琥珀金制成的（琥珀金是金银的自然混合物），大小同拇指指甲盖相当，和拇指一样厚，就像一个小型锭块。硬币上印有狮子头，确保其权威性，而且冲压也可以使钱币平展，看上去更像我们现在使用的硬币。[288]最初的钱币是否像我们现在一样使用仍然有待讨论。最初的钱币应该非常有价值，因此不可能用作“零钱”。向商品化的主要突破很可能开始于双金属铸币法的引入，例如金和银、金和铜。这大概开始于公元前3至前2世纪，用来支付那些通过投票而选举出来的担任政府公职的古希腊人（见第6章）。
但是货币的发明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最终变化是巨大的。在吕底亚一座名叫萨迪斯的城市，出现了第一个零售市场，任何人都可以到这里来卖东西。在考古报告中，最早用作贸易的物品是黑曜石，一种非常精美、乌黑发光的火山玻璃，只有土耳其南部一个地方可以开采，但在中东各地都有发现。在那里，由于黑曜石的透明、反光和锋利的特性，使它成为神奇之物而被广泛搜求。[289]但是，货币的发明也催生了各种新事物。例如，在萨迪斯，出现了第一批已知的妓院，赌博也开始出现。[290]更根本的是，货币的出现使人们从亲缘关系中解放出来。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创造了一种在物物交换体制下不可能存在的关系。同样，货币削弱了传统的纽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来深刻的政治影响。劳动和劳动力成为商品，可以用货币来衡量其价值。因此，时间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衡量。
希腊因为靠近吕底亚，所以很快受到这种新的发展影响，货币催生了政治的民主化。在梭伦统治时期，旧有的特权被废除，获得公职的资格开始建立在（土地）财富的基础上。[291]拥有市场经济和坚挺货币的城市出现了民主。另外，商业创造的财富产生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希腊的精英才得以在哲学、运动、艺术和政治上取得卓越的成就。在货币出现之前，计数就已经存在，但是市场的出现和货币经济的产生，刺激了理性和逻辑思维，尤其是古希腊人在数学上取得的进步，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探讨。德国经济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在他的著作《货币哲学》中这样评论：“认为生命赖以存在的本质基础是知识，知识在实际生活中被视为最有价值的精神能量，这一思想是伴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292]他补充道：“那些与具体的知识活动相关的行业，例如教师、文学家、艺术家、医生、学者和政府官员，只能在货币经济中产生。”这有点夸大其词（教师和医生在货币出现之前就存在了），不过他的观点有可取之处。
货币还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这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有力地推动了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继萨迪斯之后，世界上的大城市中心既可以是市集所在地，也可以是宗教崇拜之地，或王城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