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语言的出现及战胜寒冷

语言的获得或许是早期人类智力生活最具争议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方面。据我们所知，语言和模拟认知（如果梅林·唐纳德的观点正确）是区分智人和其他动物的最主要特征。由于本书后文讨论的绝大部分思想是用文字（而不是用绘画、音乐或建筑）表现出来的，所以了解语言的发明和演化是最基本的任务。

不过，在我们研究语言本身之前，我们要先考虑它为什么产生。在这里我们要重提食肉的意义。正如第1章所概述的，能人的脑容量较之先前有显著增长，这与石器技术的发展有关联。对本章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有些石器被发现的地点距它们的原材料来源地达十公里，这说明，从能人开始，早期人类可能就具备在行动之前在大脑中形成“路线图”的能力，事先计划，预测捕猎点并将工具运送到那些地方。这是远远超过其他灵长类的智力行为。但是考古发掘遗址也告诉我们，早期人类食用过羚羊、斑马和河马。对大型猎物的搜寻可能会令人类在觅食残肉时与鬣狗产生竞争，在捕猎时与猎物本身发生对抗。一些古生物学家认为，这是独立个体甚至小型群体都无法胜任的。一些动物学家注意到灵长类动物脑容量的大小与它们的社会群体平均规模有关联。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脑容量的大小与斯蒂文·米森所称的“社会智慧”有关。根据一项估测，南方古猿生活在平均规模为60至70只的群体中，而能人的平均群体人数为80人左右。^[138]这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基本的认知群体，一个其必须每天打交道的群体。古生物学家认为，这个不断扩充的认知群体刺激了人类社会智力的增长。语言一旦产生，从不断扩大的群体中区分不同的成员及亲属会容易得多；而珠子或吊坠等其他身体装饰物一旦被发明，区分就会更容易，因为人们可以靠它们凸显个性。对此持不同意见的是第1章开始时提到的乔治·夏勒，他指出狮子不靠语言也可以非常成功地进行群体捕猎。

我们的确看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及捕猎技巧的显著改变，若没有语言的存在，这两种改变都是难以想象的。至少在欧洲，出现了一整套的工具，包括带柄工具、鱼叉，以及由加工过的鹿角和骨头制成的投掷矛（这是最早的“塑性制品”）；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刀片的发展，作为“标准坯料”，它们可以根据需要被做成雕刻刀、刮削器、锥子或针。^[139]

在非洲南部，将科拉西斯河口（6万至12万年前）的发掘物与年代更近的纳尔逊湾洞穴（2万年前）做对比，我们得到了非常不同的结论。后者包括更多像水牛和野猪这样的大型危险猎物的遗骨，而大羚羊遗骨则少得多。也是在这个时期，人们已经发明了像弓箭这样的抛掷器具，从而得以远距离攻击猎物。科拉西斯河口和纳尔逊湾的海豹遗骸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差别。科拉西斯河口海豹遗骸的年代表明，这里的古人类全年居住在河岸，“包括内陆的［食物］资源可能更充足的时期”。^[140]然而，在纳尔逊湾，人类会在深冬或早春能够在海滩上捕到海豹幼崽时来到岸边，然后再迁回食物更充裕的内陆。^[141]在捕鱼方面，两地还有最后一个不同点。科拉西斯河口发现的遗骸中没有鱼骨，而纳尔逊湾的遗骸中鱼骨占了大多数。正如我们前面所了解的，那时人们已经发明了鱼叉。这样的合作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可以完成吗？鱼叉上倒钩的概念没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就能够传达吗？

通过对恶劣环境中（尤其以西伯利亚为代表的寒冷地区）突然出现的早期人类的观察，对语言的起源可以有更多的推测。西伯利亚的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克服寒冷是农业出现之前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并且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自然实验（在美洲繁衍生息）的起点。所以，我们要问，如果没有语言，这些可能发生吗？在大西伯利亚，许多遗址可追溯到至少20万年之前，它们的存在再次引出了火和衣服的问题。许多古生物学家认为，如此恶劣的环境里，如果人类不穿“缝制的”衣服就无法占据这片土地。无论缝制手法多么粗糙，这都意味着针的发明非常早，虽然从未发现过任何证据。2004年，德国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生物学家的报告认为体虱与发虱有差别。马克·斯通金和他的同事推断，“当一个新的生态位置（衣服）出现时，发虱可能进化成体虱”。他们根据基因突变率计算出这个时间为7.5万年前。^[142]

为了征服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早期人类需要的不只是用来缝制衣物的针，在征服澳大利亚时他们还需要漂流筏，而且在两处生存都需要一个复杂的包括亲属和非亲属（以及对差异的认可）的社会结构。所有这些都需要个体之间的复杂交流，也就是说，需要语言。^[143]实验表明群体决策在多于六人的集会中效力会减弱。因此，更大的群体只能以等级制度的形式存在，这也意味着需要语言。我们所说的“交流”，是指用原始语言，它很可能没有表示行动和思考与此时此地不同步的时态和从句。^[144]

在1万至2.5万年前之间的某个时期，今天分隔西伯利亚和美洲的海域白令海峡仍然是陆地，古人类能够从欧亚大陆步行到阿拉斯加。事实上，在最后的大冰期，世界的这部分地貌与今天非常不同。不仅现在被淹没的陆地当时在海面以上，而且阿拉斯加和现在加拿大的育空地区和西北地区被两片巨大的冰盖与美洲的其他部分隔开。被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称作白令陆桥的这片地区从西伯利亚最深处横跨海峡三百至四百英里，进入北美大陆。之后，约在1万年前（当然这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全球气温上升，冰盖融化，致使海平面再次上升，并将我们现在所称的旧大陆与新大陆和澳大利亚分开。地球被成功地分成两片巨大的陆地，一边是欧亚大陆和非洲，另一边是美洲。早期人类于是开始在这两片陆地上繁衍，多数情况下互不知晓对方的存在。双方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相似和不同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人类基本特质的信息。

西伯利亚的最东端是杰夫尼奥夫角（或称乌厄连），与奥杜威峡谷的直线距离是8250英里。然而，早期人类的迁徙路线却非常曲折，或许更接近1.2万英里。这是一次漫长的跋涉。根据一些古生物和考古遗迹，直立人在70万至80万年前开始在亚洲出现并使用属于奥杜威文化的原始工具，在35万至40万年前开始使用火。直立人的洞穴遗址内许多烧焦的动物遗骨（鹿、羊、马、猪、犀牛）表明洞穴主人不仅用火取暖，也用它烧烤食物。尚未明了的是直立人是懂得怎样生火，还是仅仅保存天然火种，虽然有些洞穴内厚厚的炭灰确实表明火曾持续燃烧过。

最新证据表明，现代人类两次迁离非洲，第一次是约9万年前经西奈半岛进入黎凡特地区，这次迁徙后来逐渐停止。第二次在约4.5万年之后，路线经过地处埃塞俄比亚“悲怆之门”（曼德海峡）的红海海口。人类经过美索不达米亚河谷到达中东和欧洲，沿着海滨流浪一直到达东南亚。（最新证据表明早期人类在约5万至6万年前到达澳大利亚，与上面的推论并不完全吻合。^[145]）

研究发现，中国发现的直立人头骨与蒙古人种和美洲土著人的头骨有一系列引人注意且极具争议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包括头骨顶端的中线突起、在爱斯基摩人中尤其普遍的拉长下颌，以及相似的铲形门齿。综合来看，这些特点表明中国直立人为后来的亚洲和美洲土著智人提供了一些基因，尽管这些证据很受争议。^[146]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在美洲或北纬53°以北，没有发现直立人或尼安德特人的踪迹。这表明只有智人成功地适应了极寒的环境。蒙古人种靠双层上眼睑、更小的鼻子、更短的四肢和更多的脸部脂肪来适应寒冷。查尔斯·达尔文在他的旅行中遇到过不需要太多御寒衣物的火地岛人。^[147]

俄罗斯（苏联）考古学家的发掘成果告诉我们一些智人在当时的行为表现。一些亚洲学者称亚洲的智人最早可以追溯到6万至7万年前，并且亚洲的现代人类是独立和分别完成进化的。然而，能够为这两种说法提供证据的化石却非常少。^[148]最有可能的是，现代人类在非洲完成进化之后，在3万至4万年前来到西伯利亚。当然，西伯利亚东北部直到约3.5万年前才有了人类的居住痕迹，因为这个时期记录他们存在的遗址数量“剧增”。这可能与气候变化有关。^[149]

自约3.5万年前开始，不只在西伯利亚，全世界范围内都开始出现更加复杂的手工制品：新型石器、鱼叉、矛尖，最重要的可能是用来缝制衣服的针。^[150]在欧洲、北美和西亚，尼安德特人制作和使用了大约六十种石器。^[151]它们总称为莫斯特文化工艺（以法国西南部的勒莫斯特遗址命名）。勒瓦卢瓦—莫斯特工具发现于西伯利亚，但是很少出现在北纬50°以北，北纬54°以北便完全不存在了。这可能意味着尼安德特人时期的气候比后来更加恶劣或他们没有成功地克服寒冷（当然也有可能他们的遗址是存在的，只是还未被发现）。如果说现代人克服了尼安德特人没有克服的寒冷，那么这可能得益于针的发明带来了缝制的衣服，很可能与现代爱斯基摩人的毛皮大衣类似。（西伯利亚艺术品描绘的三位女性的衣服使人想起这种大衣。）骨针在欧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万年前，在莫斯科附近的桑基尔遗址发现的骨针可以追溯到2.2万至2.7万年前。在桑基尔遗址发现的衣服上的装饰没有像遗骸的皮肤那样破碎，因此考古学家得以复原他们曾经穿过什么样的内衫、外套、裤子和鞋子。

智人迁往西伯利亚可能与气候变化有关。如前文提到的，最后一个大冰期，气候干燥得多，北方出现了大片苔原（长有北极植被的无树平原），南方出现了大范围的泰加群落，又叫针叶林带。这次向北和向东的迁移似乎与东欧和俄罗斯平原三条大河（德涅斯特河、顿河和第聂伯河）沿岸一带突然大量出现的遗址分布相一致，并与大型狩猎活动的增加有关。迁徙反映了可携带刀片石坯的发展，这些工具轻便到可以长距离运输，并且能够根据情况打造成所需的各种工具：刀、钻孔器、矛尖。起初这些人类掘地而居，但是约在1.4万至1.8万年前，他们开始建造更复杂的建筑，用猛犸骨做地基，顶部覆盖兽皮和小树苗。他们用赭石装饰猛犸骨，并刻上程式化的人物和几何图形。这些大部分建在避风之地的营地，是相对长久的居住地。一些古生物学家称，这表明这些原始社会能够解决纠纷，并且正在产生社会阶层。^[152]这些居住点虽然简陋，却能维持三十至一百人的生活，而且显而易见的是，这里一定产生了语言。

西伯利亚针叶林可能非常浓密，人类无法深入，这意味着智人是经由一条或非常靠北或非常靠南的路线跋涉到白令海峡的。^[153]在更靠北的路线上发现了占地六百平方米、由半地下式房屋组成的遗址，例如马尔他和阿丰多沃山。马尔他可能是冬季大本营，这里的房屋由大型动物骨头和驯鹿角穿插搭建而成，象牙雕刻描画了猛犸象、野禽和女人的图案。大量的剥去皮毛后的北极狐被埋葬在此，可能暗示了一种仪式。^[154]

然而，这里的主导文化似乎是现代所知的久克台文化，它于1967年首次在阿尔丹河（今天的雅库茨克城周围，莫斯科以东三千公里）泛滥平原附近的一处遗址被发现。这里发现了大型哺乳动物的遗骸，一同出土的还有独特的双面打磨的矛尖、由特有楔形石芯做成的刻刀和刀片。其他非常类似的遗址最先在阿尔丹河谷被发现，距今1.2万至3.5万年，虽然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久克台文化的起源定在1.8万年之前。最令人兴奋的是，后来在白令海峡对岸的阿拉斯加及向南远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都发现了久克台文化遗址。许多学者因此认为，早期人类跟随猛犸象和其他哺乳动物从久克台横跨（无水的）海峡进入新大陆。东西伯利亚海的因迪吉尔卡河口附近、北纬71°的贝里列赫是最北端的久克台遗址，它以猛犸象“墓地”而闻名，有一百四十多头被春洪淹没的保存完好的猛犸象骸骨。早期人类可能沿因迪吉尔卡河从贝里列赫来到东西伯利亚海，然后沿着海岸向东迁移。^[155]

我们可以断定的是，现在的俄罗斯和阿拉斯加之间的大陆桥在1.2万至2万年前之间是露出海面的，之后海水再次上涨将它淹没。^[156]然而未被淹没前，它是一片干燥的苔原，长满了牧草、莎草和艾草，散布着浅浅的池塘。这里几乎没有树，但是，尤其在夏天，却可能是食草动物以及猛犸象和野牛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的乐土，因为在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发现的昆虫化石出现在有蹄类动物身上。^[157]池塘可能连接着鱼、贝丰富的大河。流传于加拿大育空地区布鲁克斯岭的奈齐库奇里印第安人中的传说讲到，“原始的土地”上“没有大树”，只有低矮的柳树。

当然，早期人类可能划船横跨过海峡。从水下的陆地尚未发现手工制品，但打捞到了猛犸象骨。我们知道，人类在5.5万至6万年之前发现澳大利亚，必定需要航行或漂流约五十英里以上的距离，这大体相当于白令海峡的宽度。然而，普遍的共识是，在遥远北方的这块危险海域，航行是非常不可能的。人类为了追踪猎物沿着海岸航行至海峡，然后走过大陆桥，则更有可能。海峡两侧相同的动物群证明了动物也曾横跨海峡。当然，早期人类并未意识到白令地峡最终会被淹没。就像前文提到的，那时两片巨大的冰盖，劳伦冰盖和科迪勒拉冰盖，覆盖了北美洲大部分，向西一直延伸到现在育空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交界处。对早期人类而言，冰盖西侧的陆地是一块连续的土地。的确，一些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认为白令地峡是一个“文化自主区”，表现出生物一致性，而且认为那时的人口比现在更多。^[158]

有关人类横跨海峡迁徙的证据分为地质证据、动物学证据、生物或医学证据、考古学证据及语言学证据。如今海峡两侧相同的地质特点，比如向内陆延伸数英里的较高的海滩，表明这两片大陆有相似的地质史。动物学上，长期的观察认为旧大陆和新大陆的热带动植物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但是越靠近海峡，动物的相似性就越强。生物学上，美洲原住民与亚洲蒙古人种最接近。粗而直的黑头发、毛发相对较少的脸部和身体、褐色眼睛和相似的偏褐色皮肤、高颧骨和出现概率较高的铲形门齿，这些明显的身体特征都表明了这一点。生物学家将这些人称为中国齿型人，意思是他们的牙齿有中国人的特征，而其他齿型人则没有这种特征，这将两者区分开。在西亚和欧洲发现的古人类头骨中的牙齿没有显示出中国齿型的特征（主要是为适应北亚对牙齿要求更高的植物性食物而在门齿上进化而来的凹槽^[159]），而所有美洲土著都表现出中国齿型的特征。最后，从生物学上，体质人类学家发现美洲土著和亚洲人的血蛋白非常接近。事实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美洲土著的血蛋白在与亚洲人相似的同时，分属于三种主要群体，分别与美洲北部、中部和南部的古印第安人，爱斯基摩—阿留申种群，以及阿萨巴斯卡种群（位于新墨西哥的阿帕切和纳瓦霍印第安人）相对应。一些学者认为，根据语言学和DNA研究，这表明早期人类不是一次而是三次甚至四次迁往新大陆。一些学者认为其中包括美洲印第安人的“早期登陆”（可能早至2.6万至3.4万年前）、美洲印第安人的“晚期登陆”（1万至1.2万年前），以及爱斯基摩人和纳—德内语族人的迁徙（7000至1万年前）。但是尴尬的事实仍然是，没有直接的考古学证据支持这些更早的年代。到公元2000年在美洲仅仅发现了三十七具1.1万年前的遗骸。^[160]

令美洲早期人类的考古学证据处境更加尴尬的是，在阿拉斯加没有比1.2万至1.5万年前育空地区东部蓝鱼洞穴更早的年代确切的遗址。^[161]然而，白令地峡两侧有许多共同特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其中一点是“西北薄刀片”传统，那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楔形薄刀片，用白令地峡常见的特有石芯制成。^[162]这些石芯与一处叫作德纳里的遗址联系尤为紧密，F.哈德雷·韦斯特认为它是久克台文化最东边的基地，在阿拉斯加至少分布有二十处。（德纳里峰位于阿拉斯加腾戈湖及其周边地区。）久克台文化不早于1.8万年以前，而德纳里在8000年前消失。^[163]来自宾夕法尼亚西部梅多克罗夫特岩棚的证据也证明，早期人类在1.2万至1.8万年前横跨白令陆桥。通过对这里八处不同地方的骸骨进行测算，可推算至公元前1.1万至前1.7万年之间。南美洲最南端、“迁徙之路的终点”火地岛约公元前9000年存在早期人类这一事实也为它提供了证据。然而梅多克罗夫特的年代测定仍然存在疑问，因为骸骨由于煤的存在而腐化，使它看上去比实际更久远。

表面上看，早期人类发现新大陆似乎不该归入“思想”的范畴，但是有三条理由证明它应该被包括在内。第一，克服寒冷是早期人类能力的重大进步。第二，新大陆与旧大陆的隔绝历时漫长，并且从相当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假定为1.5万年前至公元1492年，历时1.45万年，古斯堪的纳维亚人与美洲接触的可能性可以忽略，因为它以失败告终），两地的平行发展为比较不同思想的发展方式和顺序提供了一次绝佳的自然实验。第三，正如我们即将解释的，这种隔离为语言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线索。

如前所述，乔治·夏勒指出，狮子在没有语言帮助的情况下可以相当成功地以群体形式捕猎。因此，我们不能断定当人类开始从事大型捕猎活动时必定已经掌握了超乎雏形的语言形式。而另一方面，早期人类没有语言就能够制造标准的工具、洞窟画或珠子，看起来非常不可能。但这些都是推测。是否有更直接的证据呢？

我们必须考虑到，作为研究基础的许多古代人类的头骨承受着岩石和黏土的压力在地下埋藏了200万年之久。所以，它们现在的形状不仅是由原始的形态决定，而且受几百万年压力的影响。然而，即使考虑到这些（非常重要的）附加条件，我们也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对今天人类的现代研究表明，大脑中主要有两片区域负责语言：布洛卡氏区和韦尼克氏区。布洛卡氏区位于左半脑靠前且中间偏上的位置。这片区域受到损伤的人一般会失去部分词汇能力。韦尼克氏区比布洛卡氏区稍大，也位于左半脑，但在其后方，也是中间偏上的位置。韦尼克氏区的损伤会影响理解力。^[164]当然，大脑中与语言相关的部分不只包括这些。然而，对能人的研究表明最早的人科动物大脑中有布洛卡氏区，但南方古猿则没有。没有布洛卡氏区的猩猩科类人猿无法发出任何人类的声音，研究进一步发现它们无法有意自发地控制语音信号：例如，它们无法抑制见到食物时发出叫声，即使知道不发出声音对它们有利。^[165]而另一方面，20世纪晚期的几次实验表明，黑猩猩具有初期的语言能力，因为虽然无法讲话，但是它们能够学会美国手语。有些人认为，这表明语言能力非常古老。^[166]

与这种推理相一致，在以色列斯胡尔和卡夫泽发掘出的年代为9万至9.5万年前的头骨中，每一块都有完整的现代喉前声道：“这些人科动物可能会讲话和使用语言。”^[167]古生物解剖学家也找不出理由证明早期人类不能掌握现代语法。^[168]这说明能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比黑猩猩和大猩猩发出的约六七种相互区分的叫声更复杂的语言，但仍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完整的语言。

古生物学遗址中找到的唯一的舌骨（通过肌肉与下颌相连，在说话中起重要作用）是1983年夏天在以色列海法的迦密山的凯巴拉洞穴中发现的。这里发现的骨骼年代为6万年前，被称为莫斯特人，即尼安德特人。特拉维夫大学的B.阿伦斯堡称，这种人类的舌骨“与现代人类舌骨的构造和大小类似”，“为尼安德特人的说话能力提供了全新的解释……从解剖学的角度看，凯巴拉的莫斯特人似乎与现代人一样具备说话的能力”。^[169]2004年发掘于西班牙的尼安德特人耳骨显示，“他们的听觉能够捕捉到与人类的说话频率相同的声音”。

通过对工具及早期人类、灵长类和其他哺乳动物行为的观察，我们可以做出其他一些关于早期思想的推断。其中一项与石器工具的标准化有关。石器工具的标准化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可能发生吗？一些古生物学家提出疑问。他们认为，老师在将新工具的准确形状教授给学生时是需要语言的。同样，复杂的亲属系统的发展也需要完善的语言来描述不同亲属之间的关系。一些像黑猩猩和大猩猩一样的灵长类是有基本亲属系统的，兄弟之间及母子之间偶尔能够辨认出彼此，但并没有得到高度发展，而且前后不一致、不可靠。例如，大猩猩的“家庭单位”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亲属群体。

2002年，一项与众不同的证据被公之于世（这在前面不同的情境下提到过）。德国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由斯万特·帕博带领的队伍在这年8月宣布，他们在一种与语言相关的基因中发现了两次大约发生在20万年前的重要突变，然后这两种突变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向外迁徙并开始大范围在地球居住的同时扩散到了整个人口。这种改变可能对现代人类说话能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70]莱比锡的研究者称，突变的基因赋予早期人类更好地控制脸部、嘴部和喉部肌肉的能力，“因此可能给他们提供作为语言基础的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新声音”。研究者并不十分清楚这种被称为FOXP2的基因在人体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但是所有的哺乳动物可能在胎儿发育期就有了这种基因的不同版本，表明它发挥了一种或多种重要功能。^[171]在《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研究者称，使人类与黑猩猩分化的基因突变出现在相当近期的进化中，然后迅速扩散，在五百至一千代的人类遗传中完全代替了更为原始的基因，历时一万至两万年。如此迅速的扩散速度表明这种新型基因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比语言何时出现更具争议性的是对早期语言进行重构的尝试。乍一看，这是一个离奇的想法（书写产生之前的语言如何能留存在考古记录中？），许多语言学家也这样认为。然而，这并未阻止其他同行继续研究的步伐。无论其科学价值如何，他们都留下了生动而可读的成果。

一种观点认为，语言从非洲南部某些部落（例如桑族或哈德扎族）的咂嘴音中产生，在开放的大草原上，捕猎者使用咂嘴音能够在交流信息的同时不把猎物吓跑。另一种观点是语言产生于30万至40万年前，甚至175万年前早期人类有节奏的哼唱中。最初，这些声音是一个部落中的男性用来吸引另一部落中女性的“远距离的呼喊”（就像某些种类的黑猩猩所做的那样），但是之后这种有节奏的吟唱成为联结一个社会的纽带，将一个部落与其他部落区分开。

从现有的其他人类学证据和现代的狩猎采集部落中，我们发现每一千人或两千人大约有一种语言（欧洲人发现澳大利亚时，那里约有两百七十种土著语言）。^[172]这意味着，人类从西伯利亚横跨海峡到达阿拉斯加，世界人口达到一千万时，^[173]语言种类跟今天一样多。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威廉·萨瑟兰认为，当时共有6809种语言。^[174]虽然看上去有困难，一些语言学家仍然认为根据现今语言之间的相似之处，结合史前史加以推断，以至重构原始语言是可能的。最引人注目的尝试是美国的约瑟夫·格林伯格所做的工作，他在众多的美国土著语言中识别出三种基本群体，即爱斯基摩—阿留申人、纳—德内语族和美洲印第安人。结合先前提到的有三批移民从亚洲迁往美洲的事实，他的调查尤其值得重视。^[175]（注：别的证据表明，早期美洲人的艺术也分成三种不同的风格。^[176]）然而，最新的DNA证据显示，从西伯利亚到美洲的迁徙潮不是三次而是五次，其中一次的路线可能是沿着海岸前进。^[177]这项证据表明第一批移民可能最早于2.5万年前进入美洲，即大冰期之前。这意味着开拓者是靠船横渡白令海峡的。

丹麦语言学家霍尔格·彼得森和俄罗斯语言学家弗拉季斯拉夫·伊里奇—斯维特奇、亚伦·多尔戈波利斯基的研究引起了更大的争议，他们认为欧洲、亚洲甚至北非的所有语言（印欧语系、闪族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甚至白令海峡对岸加拿大的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都来自同一个叫作“诺斯特拉语系”的遥远“祖先”。“诺斯特拉”源自拉丁语形容词nostras，意思是“我们国家的、本土的”。^[178]（这意味着，现今世界上的六十亿人口中，有四十亿说诺斯特拉语。^[179]）他们称，这次“语言古生物学”行动将人类的历史提前了1.2万至1.5万年。它与同样受争议的德内—汉—高加索语系之间的关系更扑朔迷离。德内—汉—高加索语系包括巴斯克语、汉语、苏美尔语、海达语（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阿拉斯加地区的一种语言）等差别极大的语言。汉语和纳—德内语的关系自20世纪20年代就被承认了，但这除了进一步证明新大陆民族和东亚民族之间存在联系外，还为更多的争议埋下了伏笔。这就是，欧亚大陆的土著和迁往美洲的移民说原始德内—汉—高加索语言，但是后来说原始诺斯特拉语的最早的农民征服了他们，并取代了他们及他们的语言。^[180]最新证据发现印度、巴基斯坦、中亚与欧洲人之间都有一种特殊的线粒体DNA变异，恰好支持了这个理论。^[181]

这具有很强的推测性（最乐观的说法），正如以梅里特·鲁伦为首的一些语言学家声称，他们可以分辨出一种原始全球语或原始世界语。多尔戈波利斯基发布了115个原始诺斯特拉语词的词源，鲁伦和他的同事发布了45个单词的“全球词源”，他们认为这表明了世界上所有语言之间的联系。以下是词源中的三种，读者可以自行判断它们的可信度。^[182]

MANO，意思是人类。它是这样被推导的：古埃及语，Min，一个生殖神的名字；索马里语，mun=男性；塔马语，苏丹东部的一种语言，ma=男性；泰米尔语，mantar=人、男人；冈德语，manja=男人；原始南方语，讲话者称自己为man或mun；斯夸米什语（一种加拿大土著语言），man=丈夫；瓦纳纳语（南美洲的一种语言），meno=男人；卡利亚纳语，mino=男人、人；瓜希沃语，amona=丈夫；印欧语，包括英语，man。

TIK，意思是手指或一。古尔语（非洲的一种语言），dike=一；丁卡语（非洲的一种语言），tok=一；豪萨语（非洲），（daya）tak=唯一；韩语，teke=一；日语，te=手；土耳其语，tek=仅仅；格棱兰—爱斯基摩语，tik=食指；阿留申语，tik=中指；特林吉特语，tek=一；美洲印第安语（卡罗克语，tik=手指、手；曼盖语，tike=一；卡坦布里语，tika=脚趾)；博温莫比安语（新几内亚），tek=指甲；拉丁语，dig（-itus）=手，decem=10。

AQ’WA，意思是水。尼芒语（非洲），kwe=水；卡玛语（非洲），uuku=水；亚涅罗语（非洲），ak（k）a=水；日语，aka=船底污水；阿伊努语，wakka=水；美洲印第安语（Allentaic，aka=水；库里诺语，yaku=水，waka=河；科拉维卡语，ako=喝；弗尔尼奥语，waka=湖）；印欧语（拉丁语，aqua；意大利语，aqua=水)。

多尔戈波利斯基对原始诺斯特拉语的实际词汇的重构表明，说这种语言的人“对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不熟悉”，但是他认为他们使用“弓箭和渔网”的观点却受到了语言学界同行的攻击。^[183]多尔戈波利斯基还重构了表示可食用的食物（蛋、鱼、蜂蜜）、各种工具（燧石刀、钩、杆）、皮质鞋类、身体部分（脾、颈）、亲属关系（父亲、母亲、姻亲、氏族成员）和超自然实体（施展法术、魔法）的词汇。^[184]没有发现有关大型水体的词汇，所以部分因为这个原因，他认为讲诺斯特拉语人的原始家园位于亚洲西南内陆。^[185]

研究者也尝试重构语言形成的方式和顺序。2003年公布的一项实验报告称，亚特兰大的一只黑猩猩突然开始“讲话”，因为它创造了四个“单词”或固定的声音，分别表示“葡萄”“香蕉”“果汁”和“是”。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的久洛·德奇认为，人类语言的各种特点是按照如下顺序发展的：

H和e，最早的声音，由尼安德特人发明，约10万年前；

鼻音u、i、a、j、w发明于2.5万年前；

W、m、p、b发明于1.5万年前；

t/d、k/g发明于1.2万年前；

我/你、这里/那里、留/走、好/坏发明于1万年前；

第三人称发明于9000年前。^[186]

一些人认为这种推测走得太远，尤其在其他学者最近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升级时更是如此。例如，哈佛大学语言学心理学家斯蒂文·平克认为，语言在“200万至400万年前”产生，罗宾·邓巴提出的语言由黑猩猩之间互相梳理毛发发展而来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事实上，声音使早期人类能够一次为多个同伴梳理毛发。^[187]

与语言的出现同样具有趣味和引发争议的是意识的产生。两者之间具有假定性的关系，但是密歇根大学动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认为，意识产生的关键因素是早期人类社会智力的发展。我们知道，后两足行走的一个结果是男女之间劳动分工的增加及核心家庭的形成。一些古生物学家称，这本身就足够激发对男性与女性之间、自我与他人之间差异的意识，至少可以激发意识的雏形。当人类开始在更大规模的群体中生活、互相合作并与其他群体竞争时，对人类差异的识别对促进自我意识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对未来的预测（即猜想其他群体在某些环境中可能做什么）使人们更加注重现在以及如何安排现在。辨认亲属的能力和为自身谋求利益而不断发展的欺骗技巧在自我意识的演变中也非常重要。^[188]亚历山大认为这两种因素（自我/非自我、现在/未来）不仅是意识，而且是道德（我们赖以生存的规则）的基础。他认为，情景构建（根据他的提法）有利于幽默、艺术、音乐、神话、宗教、戏剧和文学这类社交/智力活动的发展。^[189]他还认为，这也可能是原始政治的基础。^[190]这是另外一个推测先于证据的领域。

前一章提到的梅林·唐纳德对此持不同意见。对他来说，思维的前两种模式是“片段式的”（在猿中）和“模仿”（在直立人中）。他认为到第三种模式的第二个过渡是“神话”思维。首先，他称（基于对今天的“石器时代”部落的分析），随着个人和群体的自我意识与语言一起产生，语言首先被用于创造宇宙的概念性模型和宏大的统一综合体。他认为语言可能最终被用于许多其他用途，但这是语言最初的用途与目的。^[191]

对唐纳德来说，最后的过渡是向理论思维或文化的过渡。这体现在诸多表现出明显的分析思维技巧的发明与人工制品中，这些技巧包含了“通向后来的理论发展”的萌芽要素。^[192]他举出的例子包括2.5万年前的陶瓷制造，1.5万年前的飞去来器，约1.2万年前的针、缝制的衣服、弓箭、月球运行记录、绳子、砖块，当然还有动植物的驯化。^[193]思想的去神话化的最后阶段始于希腊古典时期自然哲学或科学的发展。

上文提到的发现许多都是零碎的片段。但是，将它们放在一起就显现出了思想雏形逐渐发展的脉络，显现它们是在何时，（在一些情况下）还有何地首次付诸实践的。这是一幅到处都是断点的图画，但是最近几年，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已经开始进行综合。这也不可避免地涉及推测。

这种综合的一个方面是，传统认为“文明”发展于约五千年前的西亚，但现在可以将之提前到更久以前。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不同地区之间的石器已经存在差异，似乎地方“文化”正在发展。^[194]他们认为，洞窟艺术、维纳斯雕像、4.7万年前研磨工具的存在和2万年前纺织物的存在，加上各种各样的记事符号，实际上已经可算作文明了。

早期记事符号中最重要的一例最近以非常重要的方式得到了重估，即1938年在法国西部维埃纳省的拉马什洞穴发现的拉马什鹿角，上面刻了两匹马，马的上方是几行标记。1972年，亚历山大·马沙克对该鹿角进行了分析，认为那是对七个半月的月亮运动的记录，该鹿角由此而闻名。^[195]20世纪90年代，弗朗切斯科·德·埃里科对它重新进行了检测，之前我们在讨论贝列卡特蓝雕像和所谓的斯洛文尼亚长笛时提到过它。德·埃里科用高清显微镜对拉马什鹿角上的刻痕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所有标记都是在同一时间刻上的，并非累积而成，与月亮运转周期没有关系。他并不确定这些刻痕代表什么，或意在测量什么，但他注意到它们与楔形文字中的刻痕有相似之处。如我们将在第4章看到的，楔形文字最初是记录商业交易（对干草捆数、酒的罐数进行计数等）的一种方式，德·埃里科提出拉马什鹿角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理解为原始文字。^[196]

保罗·巴恩更进一步。他提出，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和东坎塔布里亚的洞窟装饰与这些遗址附近的温泉和矿泉存在联系。他认为，也许这些中心在旧石器时代的神话中发挥了作用。几乎都与水有关的蛇形和之字形线条的广泛出现不是偶然，他推测这可能与母神崇拜有关联。之字形是一个很常见的主题，通常与鱼联系在一起，法国莱塞济的一个三万年前的人身塑像躯干上就刻有之字形图案。^[197]1970年在保加利亚巴克奇洛发现的一个骨头碎片显示的之字形图案也许可追溯至尼安德特人时期。M形和V形雕刻也是如此，这些图案令人联想起诸如子宫和女阴等女性符号。这些符号直到青铜时代还可以在盛水器皿上见到。

许多专家称，刻过的骨头是猎人的计数签，其他专家认为标记可以分为男性（线条和点）和女性（椭圆和三角），大冰期的人类离发明字母表已经不远了。这可能言过其实，但已经很清楚的是，通过在骨头上刻图案和排列组合的点，早期人类正在建立人类学家所说的人工记忆系统。那其实就是书写。萌芽中的书写可能是最恰当的描述。这些标记之间的根本相似性尤其有趣，以至于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法国—坎塔布里亚地区的洞窟艺术和流动艺术中众多的人为标记与从地中海到中国的古代书面语言中的许多文字非常相似”（见图2）。^[198]可能有人会反驳说，人类能够发明的标记数量有限。但即便如此，这种相似性还是能说明点什么，它意味着也许在这一领域我们的想象力受到基因的限制。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但是2005年一项针对115种不同字母系统的研究表明，大多数语言的一个字平均有三个笔画。这并不是一个巧合，有关的研究员马克·尚伊兹称，“三恰好是我们的大脑不需要数就能识别的最大数目”。^[199]

（Source:Richard Rudgley,The Lost Civilisations of the Stone Ag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9,p.78）

对考古学家来说，“文明”这个词通常意味着四个特征：书写、拥有纪念性建筑的城市、有组织宗教、专门化的职业。我们不能说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完全达到这些条件，例如城市在之后才会出现。而且对文明中语言和书写的研究，现在虽然已经很发达，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梅林·唐纳德强调了语言发展的某些重要阶段，尤其是修辞、逻辑（辩证）和语法。^[200]正如他另外指出的，这些组成了基督教世界的中世纪三艺，这三艺将这些基本技能和思维规律同专门科目的四术（数学、天文、几何、音乐）区分开来。

表意、象形和字母书写系统在修辞、逻辑和语法方面各不相同，这种不同是否导致了世界上不同文明的不同发展轨迹呢？书写的物理形态对思维产生过根本影响吗？三艺所基于的理念是：争论/辩论是可以训练的技能。这是否就是本书第三、四、五部要讨论的西方与其他地方的本质区别呢？这是否鼓励了对宗教权威的攻击以及至关重要的从神话思维的脱离呢？这是我们在讨论中需要记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