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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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在中国,“文”与“化”古已有之。战国末年的《易·贲卦·彖传》中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样一段记载,意思是说,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带有“文治教化”的思想。西汉以后,“文化”一词开始出现,如“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之诗》)等。这里的“文化”一词是相对于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或“野蛮”“质朴”而言的(张2005:2)。在古代中国衍生出来的“文化”一词更倾向于指向人的“精神领域”,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狭义文化”。在西方,也有类似于中国的“文化(culture)”,不过其内涵相比中国的“文化”更为宽泛,不光指代精神层面,还包括物质层面,与现代汉语中的“文明”一词相近。“文明”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双重意义,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广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