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文化中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

一、日本人的皇权神授思想

戴季陶在《皇权神授思想与神授思想的时代化》一文中指出，“日本到了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就近代科学文明看来，日本的学问，固然较中国进步了许多，这不过是最近五六十年的事实，除却了欧洲传来科学文明和中国、印度所输进的哲学宗教思想而外，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说是幼稚。然而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耻辱。并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进取精神和发展余地的地方，绝没有一些衰老颓唐的气象”。

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优势，那一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已经渐渐消沉下去。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起来，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这时日本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具备了一个规模，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勃兴起来。

神秘思想或者说君权神授（皇权神授）思想造成了日本人的国体观念，以至于到了明治维新时期的“王政复古”也不过是神权思想的一种体现。甚至于后来日本不仅仅在国内主张他们的神权，还把这个范围扩大到世界范围。难怪内藤湖南得出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这样一个结论了。

二、日本人的宗教信仰

来自中国的儒家思想和经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印度的佛教思想在进入日本后，经过日本的统治阶级的改造，都变成了便于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对此，戴季陶指出印度的佛教经由中国传入日本后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神佛对立的时期”，第二个是“混合信仰”时期，第三个是严密区分神佛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日本缺少一种“调和的理论”“组织的体制”，所以在中国文化传入后，日本的文化才有了“统一和组织的工具”。在第二个时期，为了适应日本当时社会的需要，要把原本信仰神道教的信徒拉进佛寺，就将神和菩萨说成是有联系的，“某神就是某菩萨的体现”，由此产生一种“混合信仰”。第三个时期，由于日本自己的发展进步，日本封建制度的完成以及武家势力的膨胀，日本人开始严密地区分神佛的不同。这三个阶段是“由对立而混合，再由混合而对立”的过程，日本人从中有了自下而上的进步。

三、日本文化的日本化

日本对他国文化进行引入、吸收，最终发展为自己的文化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亦有人过于忽视外来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而只强调日本的特殊文明。对此戴季陶有过如下论述：

日本有许多自大自尊的学者，往往喜欢把“日本化”三个字放在脑筋里，不肯放弃，动辄喜欢讲日本的特殊文明。这种观念，当然不脱“日本的迷信”。日本的文明是什么东西？日本的学者虽然有许多的附会、许多的粉饰，但是如果从日本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通通取了出来，赤裸裸的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吐蕃差不多。

王勇在《日本文化》中曾就中日古都（日本的平城京、长冈京、平安京；中国的长安）进行过比较。在论述中他援引了梁思成对于平城、平安两京的宫殿和长安城的类似之处的论述：

它们同样都有宫城环绕，城内分成若干个以围墙和回廊环绕的长方形庭院。每一庭院都沿中轴线前后配置若干座主要殿堂，左右以次要殿堂对称排列。前后院墙正中都有门，左右墙也可能有门。每一座主要殿堂两侧一般都有廊屋与左右的院回廊相连，分隔成一进进的庭院。这种庭院式的配置方法，唐长安和日本两京的宫殿是基本上一致的。

通过对比可知平安京在修建过程中缩小了比例，总面积约为唐长安城的四分之一，还在一些建造设施上做了部分修改。这些变动大致都是由于建造成本、建造技术等客观条件所限制，并没有完全按照中国的来进行。同时也体现出“在移植中国文化时，不再盲目地生搬硬套，而是立足本国实际情况，采取‘权宜之计’，体现出模仿者一定程度上的主体性和灵活性”。

公元794年至1868年，平安京一直都是日本的首都，平安时代继承了奈良时代的唐风文化又开创了国风文化。平安文化一面模仿隋唐中国文化，一面也将其本土化，对唐宋文化进行借鉴又力求使之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最终创造出了自己的国风文化。

四、日本人的武士道

日本人崇尚“道”。“道”的内涵主要是专门的学问或技法，也可解释为人应遵守的条理和法则。在日本，常见的有“武士道”“茶道”“花道”“书道”“剑道”，等等。日本人对于“道”的理解，从原本的一项技能技艺提升为一种为人处事的道理和高深的人生哲学。

“武士道”一词中含有武术之意，也含有作为武士应有的生存之道的意思，这是武士的道德典范。“武士道”在其形成过程中，在江户时代深受我国儒家学说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使其有了理论化依据。《叶隐》中有一句名言是“武士道乃死之发现”。武士会为了自己心中的“义”而慷慨赴死。在我国“舍生取义”也因取心中大义能够放弃生命被奉为难能可贵的伟大精神，但在日本这个“义”是指对主公的忠义。战国时期的名将们信仰“尚勇赴死，知耻重信，蝇营狗苟，非男子所为”。戴季陶在《武士生活与武士道》一文中对于日本人和中国人的风气之不同有如下论述：

天琼矛是男子阳具的象征，这一种创世思想，渊源于男性崇拜，是很明白的。就这思想和历史的系统看来，也可以晓得日本的尚武思想、军国主义，并不是由于中国思想、印度思想，纯是由日本宗法社会的神权迷信来的。近代德国军国主义的政治哲学，很受日本人的欢迎。自日俄战后，到欧战终结十几年当中，日本思想界最受感动的，就是普拉邱克一流的武士主义和尼采一派的超人哲学。最近一转而为马克思的斗争主义，都有同类的因缘。我们看得到，日本人的风气和中国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中国晋朝人清谈而不负责、六朝人软弱颓丧的堕落毛病。连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当中，都含着不少杀伐气。这都是最值得我们研究、最值得我们注意的。

这样一种思想影响到了日本国民的深层心理，也与忠君爱国思想、神道思想一道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