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日文化的渊源与思考

中日两国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大化改新（公元645年）之前的七八百年以前，中日两国就已经有了长时间的交流历史。长期的文化交流让中国文化对日本有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关于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内藤湖南曾指出：“打个比喻来说，历来日本学者对日本文化起源的解释是，其如同树木的种子最初就业已存在，依赖中国文化的养分才成长起来。而笔者的观点是，如同制作豆腐，在豆子磨成的豆浆中已经有了变为豆腐的素质，但没有可以使其凝固的外力，而中国文化就如同盐卤可以使其凝固从而成为豆腐。”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对于日本文化的重要地位。内藤湖南还认为日本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刺激而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并产生了民族独立的自觉。

内藤湖南曾就日本如何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形成自己的文化有过这样的阐述：

日本依赖中国文化形成自己文化的时期相当漫长，其政治、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点逐步完成的。任何一个民族，即便其继承某种异文化，到了一定时期，一般都会产生一种自觉，不仅是日本，中国邻近的后进民族，如汉代的匈奴，其在中国文化的刺激下实现了民族的形成，于是相应也就产生了民族独立的这种自觉。早在汉初，匈奴就向汉代皇帝自称，“上天所置之处，日月所照之处，匈奴大单于此”。在日本，圣德太子时期，对中国自称“日出之处天子”，第一次使用了对等的词汇。如以上所述，国民的自觉常常是在政治方面最早产生，而真正的文化思想方面的通常相对要滞后得多，不过也有没有产生过这种自觉的国家。日本民族毕竟在某一时期业已产生了思想上的自觉。

内藤湖南这里说的“某一时期”是指以蒙古进犯日本的弘安四年（公元1281年）前后为契机，自日本南北朝（公元1336—1392年）开始的这段时期。从这段时期开始，日本在思想文化上的自觉就开始“极其缓慢而不断地产生”。并且在近代接触到西方文化以后，便已从思想上完全独立于中国。但他同时也指出，“即便在今日，真正的日本文化是否已经完全形成，这还是一个相当大的疑问。思想方面，日本正竭力地要从中国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但同时又不断地受到西方思想的约束。……虽然有时会将其文化当作自己的民族文化，但严格地讲，其很难说是民族的自发文化”。所以我们可以说，日本有自己独特的本国文化，但这种文化从天然上无法与中国文化或者中国以外其他国家进入日本的文化完全割裂开来。

日本作为中国的一个邻邦，同时也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亚洲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自身独特的文化特点。但一直以来有不少人对于日本仍然抱有轻视的态度，认为日本无非模仿借鉴中国、印度、朝鲜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不承认日本拥有独特的文化，对于日本是如何模仿外国文化从而形成自己文化的研究相对较少。

聂友军在《日本学研究的“异域之眼”》中指出：“与日本全面、自觉、体系化的中国研究相对照，当前中国的日本研究明显处于不对称劣势。尽管自《山海经·海内北经》与《汉书·地理志》以降，中国的历史与文学著作持续地对日本进行了记载与描述，但是最近百余年来我们的日本研究无论规模还是质量都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中国研究。”以至于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日本人的性格、民族文化特点、思想和风俗习惯等都不甚了解。所以戴季陶发出这样一种惊叹：“‘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仅仅在20世纪，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的人文学的著书就高达4 300余部。中日两民族在面向对方民族的态度上如此大的差距，直接造成了在认知对方民族文化上的巨大不对等。

由于“华夷思想”的桎梏，中国以前对于日本的了解和研究较少，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思考东西方文化差异，在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注意到日本。康有为曾向当时的统治者建议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改革。1904年至1905年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更是让中国开始认真打量身边的这个曾经的小国。戴季陶第一次在《日本论》（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4月）一书中详细分析了日本文化。在《日本论》的《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一篇中，戴季陶对于当时中国对于日本漠不关心的样子有这样的描述：

我记得从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有好些个同学，大家都不愿意研究日本文、日本话。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答我的，大约有两种意思：一种说日本文日本话没有用处，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不比得英国话回了国还是有用的。一种是说日本的本身，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他除了由中国、印度、欧洲输入的文明而外，一点什么都没有，所以不值得研究。这两种意思，我以为前者是受了“实利主义”的害，后者是受了“自大思想”的害。最近十年来，日本留学生比以前少了些，速成学生没有了，在大学文科的人，有几个稍微喜欢和日本书籍亲近些。所以偶尔还看见有介绍日本文学思想的文字。但只是限于近代的著述，而且很简单。整个批评日本的历史，足以供治国者参考的依然不多见。

不难看出，出于或功利或自大的想法，中国在近代以前对日本的研究和学习有着很大的空白。以至于当时的中国人对日本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作‘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即使中国在清朝末期曾经效仿过我们东边的这个邻国，也仅仅是寄希望于通过学习日本或者说通过日本这个渠道来学习西方国家，只是限于引进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等，而对日本民族、日本文化并未加以认真对待。

日本国内对日本与中国文化或其他国家文化的关系多有论述，这其中不得不提到三个人，即菅原道真、本居宣长和内藤湖南。平安时代，菅原道真提出了“和魂汉才”。江户时代，本居宣长提出了“清除汉意，坚固和魂”。本居宣长认为日本比许多国家都要优秀，越是了解那些国家，便会越加感受到日本的优越之处。内藤湖南则提出了“文化中心移动论”，这一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他认为文化中心会自中国转移到日本。他的这种主张有着极大的时代背景的局限性，受到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影响，包括内藤湖南在内的一批日本知识分子都因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失去了冷静的思考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