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崛起于明代嘉靖、隆庆和万历初年的文学社团“后七子”之元老[1]、著名的诗人和诗学理论家谢榛（1499—1579）[2]，字茂秦，号四溟[3]，又有人呼为脱屣老人[4]。临清（今属山东）人，嘉靖十三年（1534）移家客居安阳（今属河南）[5]，卒于安阳[6]，葬于安阳城南[7]。
谢榛出身寒微[8]，自幼右目失明[9]，加之佛禅、老庄思想的影响，因而早早地绝了科举仕宦之念，流落江湖，布衣而终身。他倾毕生精力于诗歌创作和研究，“惟诗是乐”（《诗家直说》二九九则）。15周岁师从乡丈苏东皋学诗，至80周岁辞世，驰骋诗坛60馀年，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和诗话。虽其晚年曾叹惋“诗草经年只半存”（《晓起》），仍有诗2553首、曲1阕、句7则、尺牍2通、诗话450则、自序1篇、评明诗80则流传至今。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就质量而论，虽不免“应酬”、“干谒”之嫌，但此乃古代诗人常事，无关大体。卢涞西所谓“一代诗人出吾山东矣”（朱厚煜《四溟旅人诗叙》引），虽不无溢美，但“诗之工，则有目咸识之”（胡曾《四溟诗话序》）。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录嘉靖七子之咏，仍以茂秦为首”，并非故意推崇。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其诗亦不失为作者”，“诗足以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二）。
相对于古代诸多贫困潦倒的布衣诗人，谢榛应是较为幸运的。他在世时，即有嘉靖二十五年（1546）前后曹嘉为其刻印的五言诗集（早佚，书名未详）、嘉靖二十六年赵康王朱厚煜为其刊行的《四溟旅人集》（二帙，四卷，早佚）、嘉靖三十二年前后梓行的《游燕集》（六卷，刊刻者不详，已佚）、嘉靖三十五年王世贞编选并刊刻的《谢茂秦集》（二卷，与《卢次楩集》、《俞仲蔚集》合刻，今存）、嘉靖四十二年之前陈文烛选刊的《谢山人集选》（已佚）、嘉靖四十五年冯惟讷和孔天胤批点授梓的《适晋稿》（六卷，今存）、隆庆五年（1571）俞宪选刊的《谢茂秦集》（一卷，入《盛明百家诗》，今存）、朱观
选刊的《谢榛诗》（一卷，入《海岳灵秀集》，今存）及隆庆六年之前丽泽馆梓行《诗家直说》（一卷，今存）、万历二年（1574）谢榛亲自操持梓行于汾阳的《诗家直说》（四卷，今佚）；他去世之后，则有万历二十二年郑云竹宗文书舍刊刻李廷机考正《谢榛诗注解》（一卷，入《国朝七子诗集注解》，今存）、万历二十四年赵府冰玉堂刊刻赵穆王朱常清指令苏潢和陈养才等汇总的《四溟山人全集》（二十四卷，前二十卷为诗，后四卷为《诗家直说》，今存。万历三十六年又剞劂丁子裕和程兆相重新修订本，今存。二十世纪初缪荃孙得重修赵府本之残本并据高翰生本抄补本，今存）、万历四十年临清知州盛以进编刻《四溟集》（诗十卷，卷首附《诗家直说》二卷，今存。清乾隆年间抄录其诗十卷入《四库全书》，今存。宣统元年胡思敬又翻印其诗十卷为《四溟山人诗集》，入《问影楼丛书》，今存）、清顺治九年（1652）毛氏汲古阁刊刻钱谦益编选《谢山人榛诗》（入《列朝诗集》丁集，今存）、顺治澄怀阁刻陈允衡编选《四溟山人集》（一卷，入《诗慰初集》，今存）、康熙四十三年（1704）刊赵彦复选汪元范校《谢四溟诗》（五卷，入《梁园风雅》，今存）、乾隆三十六年（1771）刊宋弼编选《谢榛诗选》（一卷，入《山左明诗抄》，今存）、清抄本胡德琳选邓汝功校《四溟诗抄》（五卷，今存）、1990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李庆立校注《谢榛诗集校注》（二十一卷，其中辑佚一卷）、2000年齐鲁书社出版朱其铠等校点《谢榛全集》、200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李庆立校笺《谢榛全集校笺》以及清代迄今《诗家直说》（又名《四溟诗话》）的8个版本和2个选本。此外，还有许多诗载于明清以来的50馀种诗选、诗话、别集、总集、方志、杂记等著述中。本书所选谢榛594首诗，即参照上述著作反复进行了筛选，其中24首不见于《四溟山人全集》者，皆于诗后注明出处。
从历时性的角度审视谢榛的诗歌创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才华初露期。指嘉靖十三年（1534）前，计20年。周复俊《谢山人诗叙》称谢榛“自少不群，天然跃秀，诗宗玄旨，独炳于心”。这期间，他生活在故乡临清，初学填词作曲，多写男女之情，格调凄怆哀怨，已广泛流传，为“少年争歌之”（《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继而随乡丈苏东皋学诗，折节读书，冥搜苦索，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志，“遂以声律有闻于时”（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谢山人榛》），“诗奕奕称于人”（王世贞《明诗评》卷一）。对此，谢榛亦自言：“予自正德甲戌（1514），年甫十六（按，应为虚岁），学作乐府商调，以写春怨。……统录若干曲，请正于乡丈苏东皋。东皋曰：‘尔童年爱作艳曲，声口似诗，殆非词家本色。初养精华而别役心机，孤此一代风雅，何邪？’因教之作诗。”嘉靖五年（1526）秋，27周岁的谢榛，年轻气盛，怀着“孤此一代风雅”的志向，赴京师拜谒了“才情敏给，汲引士类，海内争趋其门”（《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杨少师一清》）的内阁首辅杨一清。后来，谢榛在《怀杨邃庵阁老》一诗中回忆当时受到赏识的情景：“忆昔杨元老，燕都识鲁生。扶筇还再拜，下榻见高情。”仍颇为振奋、自豪。嘉靖九年前，谢榛又去安阳拜见了赵康王朱厚煜，萌生了“留赵”的念头[10]。他此时的诗作，虽隽才藻思，便妥秀发，时露锋芒，但较专注于声调高亮、属对精工、章法严密，限于生活阅历，尚乏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底蕴。大概诗人亦悔其少作，今存已寥寥无几。
第二阶段，诗名远播期。从谢榛于嘉靖十三年举家移居安阳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赵康王朱厚煜去世，计26年。谢榛移居安阳，主要是因为赵康王朱厚煜崇文尚雅，招引四方文人学士，“有淮南梁孝之遗风”（焦竑《献征录》卷二《赵康王厚煜》）；安阳是“故建安才子之地”（苏潢《谢山人全集跋》）。这有助于他冲出临清，走向全国，实现步武汉魏、盛唐诸君而“孤此一代风雅”的抱负。谢榛至安阳，即被赵康王延为上客，“馆谷山人甚殷，不啻邺下之曹、刘云”（同上）。从此，他便开始了以安阳为中心的漫游生涯：嘉靖二十一年、嘉靖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嘉靖三十三年，谢榛又接连三次赴京师，前后客居七年之久；嘉靖二十二年冬至次年暮春客游大梁（今开封）、杞县、仪封（今河南兰考东）等地；嘉靖三十七年夏第一次游历嵩山、洛阳；等等。黄河、嵩山、塞北等大好河山开阔了诗人的视野，京师、开封、洛阳等深厚的文化积淀熏陶了诗人的情怀，内乱外患接连不断的严峻现实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深化了诗人的思考，上自驸马、藩王、内阁首辅、六部尚书，下至平民百姓、僧侣道徒等高朋挚友激励了诗人的创作豪情……此时他诗歌创作成就斐然。其诗多宫商协度，格高气畅，意象衡当，神简健发；且爽朗隽逸，昂奋悲壮，勃勃然有古豪侠气；即使关注现实充满忧患意识的篇什，也都蕴含着某种期待、希望和追求。尤其是嘉靖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谢榛义心侠骨赴京师为卢楠申冤，不仅誉声勃勃，为缙绅、名流、士子所重，“河朔少年争传说矣”（王世贞《谢茂秦集序》）；更主要的是遍游河北和京津地区，深入塞北，经历了俺答掳掠京畿之难；与吴维岳、王宗沐、靳学颜、袁福征、李攀龙、李先芳、殷士儋等“结社赋诗，相推第也”（于慎行《尚宝司少卿北山李公先芳墓志铭》）；与李攀龙、王世贞、梁有誉、徐中行、宗臣、吴国伦诸青云之士结“后七子”社，迭唱互吟，扬榷风雅，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其时的诗歌结集《游燕集》，奠定了他在当时诗坛上的地位，名播天下。李攀龙《五子诗·谢山人榛》评曰：“遂令清庙音，乃在褐衣客。一出游燕篇，流俗忽复易。”宗臣《五子诗·谢山人榛》亦评曰：“兴词日百篇，一一作者则。嗟彼雕虫子，不得施颜色。”
第三阶段，诗风嬗变期。从嘉靖三十九年赵康王朱厚煜作古至万历七年（1579）谢榛仙逝，计19年。谢榛诗风的转变，早在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掳掠京畿之后已微露端倪；加以这一时期，由于李攀龙、王世贞等将其从“五子”、“七子”之列除名，赵康王去世使其失去了事业和生活的靠山而日益窘迫，内乱外患、民不聊生的现实对其心灵的冲击，使其诗显得凄怆、清苦、婉曲、工细，气格大不如以前高畅，发生了由追慕盛唐而时落中唐和晚唐乃至宋调的微妙变化。对此，李攀龙最为警觉，他一再指出：“日茂秦寄诗见怀，及伯承所贻新刻，并多出入，叛我族类！”（《又与徐子与》）“先是，得寄许殿卿者盈牍，如五台山辈，不下数十首，并与《游燕集》一语不较。” （《又与王元美》） “即论太行诸篇，吾见其胆破，无复向时倔强气为可喜。” （《又与王元美》）这种变化，本是十分正常的，钱锺书先生《谈艺录·诗分唐宋》即曰：“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心光既异，心声亦以先后不侔。”但这在固守格调者看来，却是今不如昔了。其实，谢榛这期间游道日广：嘉靖四十年秋回到了阔别的故乡临清，并借机经平阴、游灵岩寺，登泰山，会友济南；嘉靖四十二年（1563）至隆庆元年（1567）、隆庆六年两次漫游山西；隆庆二年秋冬又重游洛阳、嵩山。加之颠沛流离，阅历更多更深，其诗忧患意识较前更加深沉，而超然世外的愿望则更加强烈了。诗人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却无回天之力；向往悠然自在的平静生活，却找不到理想的安身之地；幻想寻仙得道，却无缘于升天之路……从而流露了封建社会末期穷困潦倒的下层知识分子的那种孤寂、苦闷而又矛盾重重的复杂心态。如谢榛第一次到山西，滞留四年之久，一度深入代北，经历了俺答疯狂侵掠岢岚等地，写了大量的边塞诗，感叹边防不力和战争带来的严重破坏，并对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如将其与前两个阶段留下的边塞诗相比照，这一变化就更清楚了。
就诗体而论，茅坤《七才子诗集序》谓谢榛“为七言，为古风、近体，累牍连篇，靡不崇雅”，未免笼统。从谢榛今存诗作看，他四言、歌谣、乐府、古体、近体兼营并罗，但艺术成就并不一致。具体说：其四言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点佛禅偈语的味道。其歌谣体，生动形象、明白如话，富有民歌情调。其乐府诗，多为短章，声韵流畅，得益于汉魏乐府的熏陶。汪端评曰：“谢茂秦小乐府最为擅场，闺情、边塞不减王少伯、李君虞之作……自当为乐府正宗。”（《明三十家诗选·凡例》）其古体诗，多局守规格，非其所长。五言古，师法汉魏及杜甫，词格求古健，章法多平正舒徐。七言古中长篇歌行学乐府者，如《哀哉行四首》、《拟裁衣行》、《痴儿叹》等，叙事中多真情，托兴甚远，自然流畅，不失乐府本色；而立志比肩李杜者，除《客居篇呈孔丈》、《秋风歌呈孔方伯汝锡》等面对挚友，披怀纵情，凄婉悲壮者外，多为应酬答谢之辞，加之他气质又不属于豪放型，大都有丽词硬语而乏李白飘逸旷达之气和杜甫沉郁顿挫之情，难出风卷江河、浑灏流转、变幻莫测之妙。七言古中短章，则托寓寄兴，多情意深婉、含蓄味永。谢榛倾注全力的则是近体，其现存诗篇中百分之九十二以上是近体诗。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评谢榛诗：“其七言不如五言，绝句不如律，古体不如绝句。”是较为冷静、客观、不离大谱的。详察细品，其近体各种样式，排律之七言多“应酬牵率排比支缀者”（《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谢山人榛》），不如五言思畅语工、精严整栗。限于气质，对于长律，谢榛并不那么得心应手，常有运气不齐、敷演露骨之处。而绝句，尤其五绝，有真情，擅长从眼前景、身边事、常人情中发掘诗美，声调流畅，略胜一筹。最叫绝的是律诗，所谓“茂秦今体，工力深厚，句响而字稳”（同上）、“茂秦沉雄，法度森然，真节制之师也”（曹溶《明人小传》引陈子龙语），即就律诗而言。而赞誉又多集中于五言律，普遍认为谢榛“律诗尤工五言”（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专长五律”（陈田《明诗纪事·己签序》），“有明五律推谢茂秦、徐迪功”（延君寿《老生常谈》）。可以说，五言律诗是谢榛的看家之作。
囿于历史的成见，很久以来，论者大都把谢榛视为纯粹着眼于声律调格的形式主义者，这不符合谢榛诗歌创作的实际。为拂去蒙在谢榛身上的迷尘，本书筛选谢榛诗歌，在坚持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完美统一和风格、艺术多样化的同时，特别注意以下两点：1.真情实感。江进之曰：“求真诗于七子中，则谢茂秦者。”（曹溶《明人小传》引）与各种文体样式相比，诗是最具抒情性的。谢榛诗之“真”，就在于其“天性豪旷，自能发其真情”（陈允衡《诗慰初集·四溟山人集》），较好地实践了他在《诗家直说》中反复强调的“诗贵乎真”（一○九则）、“出己意”（六四则）、“直写性情”（一则）、出“性情之真”（一八八则）的主张。无论兄弟之情、亲子之情、夫妻之情、友情、乡情、旅情，还是忧国忧民、愤世嫉俗、吊古伤今、感念身世、寄情山水、比物连类，等等，皆能应感而发，“吐出心肺”（《诗家直说》三七则）、“发自然之妙”（《诗家直说》一七五则）。2.意境融彻。稍早于谢榛的朱承爵于《存馀堂诗话》中强调：“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谢榛虽未明确拈出“意境”二字，但其创作，却是始终追求意境的。陈允衡说有人“诵法”谢榛的诗，“止知其声格之高，而不知其意境之细”（《〈列朝诗集〉载谢山人榛诗跋》）。对意境的诠释莫衷一是，笔者以为，说到底意境就是诗人充分发挥主体性所创造的一种具体可感、启发人想象和联想的艺术境界。谢榛为创造这种境界，进行了多方探索，尤其是坚持情景交融，情为胚景为媒；处理虚实相生，以兴为主，在似与不似间寻找美的至味；运用蒙太奇式手法，展示富有流动性和立体感的艺术境界；强调不隔、自然，审美指向明晰，等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想，侧重于录选有真情实感和意境融彻之作，或许会有裨于读者了解谢榛诗歌的真实面貌。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选注和出版，得到了聊城大学领导的关注和聊城大学出版基金的资助，人民文学出版社周绚隆副总编辑给予了多方指教和帮助，责任编辑胡文骏先生对拙书稿多所匡补、指正，在此谨致谢忱。
[1] 流行的谢榛是“后七子”前期的领袖说，根本不符合事实。据考：隆庆四年（1570）秋李攀龙去世前，“后七子”的核心和领袖是李攀龙；李攀龙去世后，谢榛早已被除名于“七子”、“五子”之列，王世贞则独操文柄二十馀年。谢榛嘉靖二十六年（1547）与先后加入吴维岳诗社的李攀龙、王世贞取得共识，成为“后七子”的中坚和元老，但从来都不是领袖。所谓诸人作《五子诗》皆以谢榛为首，是因为《五子诗》以年龄由大而小依次排列。谢榛曾一度受到“后七子”诸成员的尊重，也只是由于他年龄最长、义心侠胆拯救卢楠、诗名早著，等等。
[2] 谢榛生于1495年、卒于1575 年之说，肇端于潘之恒《亘史》，因被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谢山人榛》和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谢榛传》征引并确认，几成定论。实际上，谢榛生于弘治十二年三月九日（1499.4.18），卒于万历七年（1579）。其主要内证是谢榛《诗家直说》第二九九则：“予自正德甲戌（1514），年甫十六（按，应为虚岁），学作乐府商调，以写春怨……”及谢榛《老怀咏》：“梁园相士果如神，道我狂吟超八旬。” 其主要外证是谢榛的挚友孔天胤写于“戊辰”（1568）的《寿四溟行年七十》和写于“乙丑”（1565）的《三月初九日寿四溟赋》二诗。
[3] 取漫游四海、“论交天地间”（李攀龙《初春元美席上赠茂秦得关字》）之意。这体现了谢榛的志趣和抱负。
[4] 王世贞有《谢生歌，七夕送脱屣老人谢榛》一诗。谢榛生性豪爽不羁，傲睨千古，在公卿面前亦放达自若，诗友常以“脱屣”一词赞扬他。如王世贞《赠谢茂秦》：“脱屣平原客，振衣燕昭台。” 李攀龙《谢山人榛》：“脱屣公卿前，捋须坐前席。”
[5] 主要由谢榛作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的《送盛明府启元赴安阳二首》之一：“漳南二十秋，淳俗故相留。”写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的《宿山店值雨二首》之二：“邺中三十秋，未识太行路。”等推知。
[6] 潘之恒《亘史》谓谢榛卒于大名（今属河北）说似成定论。但潘之恒治学“大抵以多为胜，而考证之学与著述之体则非所讲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六《黄海》提要）。其《亘史》则“体例杂糅，编次错乱”（《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八《亘史钞》提要），不足为凭。笔者所据为王世贞《闻谢茂秦客死魏郡（按，指安阳），寄诗挽之》、徐中行《哭于鳞墓甫三载，闻谢茂秦死于赵（按，指赵王府所在地安阳），而诸子生计甚微，乃出橐中装遗之》等。
[7] 马国桢修、唐凤翱撰《安阳县志》卷七引《卢府志·流寓》：“明谢榛……卒葬城南。”查为仁《莲坡诗话》：“吴江计甫草孝廉（东）……后客邺城（按，指安阳），遍询茂秦葬地，得之南门外二十里。见小冢颓堕荒草中，求其子孙不得，固请邺中当事，为封土三尺馀，禁里人樵牧。立碣志之曰：‘明诗人谢榛墓。’”赵希璜主修、贵泰总修《安阳县志》卷十五：“谢山人榛墓，在县南尤侗艮斋。”
[8] 谢榛诗《勉嫡孙堪并述旅怀》：“双亲早逝重凄怆。”《过故居有感二首》题下自注：“予故宅久属王氏（按，指王南村）。”《过故居留别王南村先生》：“尔居吾旧业，吾弟久相依。”
[9] 王世贞《明诗评》卷一：“山人名榛……貌丑，一目。” 王世贞致“李于鳞”书：“老谢此来何名……遇虬髯生，当更剜去左目耳。”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谢榛……右目眇。”
[10] 谢榛《赵王枕易殿下寿歌四首》其二：“老臣随拜殿庭间，三十年前睹睿颜。自信虞卿愿留赵，著书长许一身闲。”赵康王朱厚煜（号枕易）于嘉靖三十九年十月自缢而死，上推三十年，谢榛则应在嘉靖九年前首次拜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