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离婚，先拿号

买车要摇号、限购房要摇号、上学要摇号，现如今离婚也要限号了？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成本的变化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在这十年间，伴随着婚姻法律制度的变革，离婚成本下降的路径清晰可见。

“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是某地的一句俗语。的确，当今之世，人情世态之转换，快得令人惊讶。譬如在过去，离婚是颇为困难的，一边是一方当事人“一哭二闹三上吊”，一边是亲戚朋友邻居同事忙着做“思想工作”，想要离婚的一方没有钢铁般的革命意志，这离婚之事大抵是要半途而废的。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这一幕简直是天方夜谭。如今，离婚不仅“立等可取”，而且因为人满为患，办理离婚登记的民政部门不得不开始“限号”了。

离婚也要限号，听着似乎新鲜，但其实已不是新闻了，广州并不是唯一的“吃螃蟹者”。在国内，志同道合的还有西安、南京、青岛、大连等多个城市。从舆论来看，对于“离婚限号”，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赞成者认为近年来“冲动型离婚”攀升，“限号”的推出，给离婚申请者设置了一道门槛，留下缓冲时间，可以使一时冲动的申请人有机会重新权衡一下究竟是离还是不离，从而“挽救一些气头上冲动离婚的家庭”。反对者则以为，《婚姻法》写得明白，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限号干涉了当事人婚姻自由，是行政手段干预了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愚以为双方都是“想多了”。“离婚限号”的出现，原因其实再简单不过：那就是离婚的人太多了，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忙不过来。广州一个婚姻登记处的负责人解释得很清楚：一般办理结婚登记需15～20分钟，办理离婚和补办结、离婚证约需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办理无婚姻登记证明需5～10分钟。该登记处每天开放全部6个办理窗口，办理离、结婚约100对，办理无婚姻登记证明（俗称未婚证）约300份。“我们的婚登员都要满负荷工作，才能完成这个工作量。”正如那些名声在外的大医院和景区，之所以要限制病人和游客，只是因为接待能力有限，并无别的深意。

有趣的问题是，婚姻登记处的登记业务有二：结婚和离婚。逻辑上说，人满为患，既可以离婚限号，也可以结婚限号，为什么民政局单单离婚限号而结婚不限号？实际上，每逢结婚登记的黄道吉日，只听说婚姻登记处早开门晚关门，甚至加班加点至深夜12点的事，从未有“限号”之说，这是为什么？答案自然是传统风俗礼教使然。风俗礼教说，结婚是好事，离婚则是坏事。结婚限号，那是坏人好事，岂不被当事人和舆论骂个体无完肤？民政局即便有十个胆也不敢这么做。离婚限号则不同，离婚既然是坏事，则阻止离婚是功德。俗话说得透彻：“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民政局的做法，可不是没有权衡和考量。风俗礼教是一种局限，这种局限的交易费用决定其限号于离婚而不是结婚。

再换一个思路。限号，是因为人满为患，需求大盛——申请离婚登记的人多，而供给有限——婚姻登记处的接待能力跟不上，其解决之道，是先来后到的排队方式，谁来（预约）得早谁就先办理，竞争的准则是看谁来得早。供不应求的局面，常见的还有另一种解决之道，那就是市场，竞争的准则是价高者得，谁出得价高谁就获胜。那么，面对着蜂拥而至的离婚登记申请人，民政局为什么不采用市场的方式处理，不限号，而是标价出售，愿意出价者优先办理？回答是，与不采用结婚限号一样，民政局即便有十个胆也不敢这么做。倘若它这么做，会毫无疑问地被痛斥为“发离婚财”，会被舆论的唾沫星子淹死。换言之，采用“价高者得”的处理方式交易费用太高，令其望而却步。是的，市场的出现，不仅需要清楚的权利界定，还需要交易费用够低。

如前所述，限号的根源是申请离婚登记的人实在太多。离婚的人多，直接表明中国的离婚率上升了。国家民政部发布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4年依法办理离婚363.7万对，比上年增长3.9％。自2004年以来，中国离婚率连续10年递增；2012年全国粗离婚率为2.3‰，比2011年增加0.2个千分点，首次超过结婚率增幅；2013年更攀升至2.7‰，增幅再次跑赢结婚率。这个数据的发展趋势，其实是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和感受到的事实相符的，离婚不再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大事件了，周遭离婚的人正越来越多。

问题是自然不过的，为什么离婚率呈现不断攀升之势？回答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譬如，对于夏天时间申请离婚人数的增加，有答案说是因为夏季到了，天气炎热人心烦躁，夫妻容易吵架进而导致离婚。“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一笑可也。经济学的回答，则是需求定律：离婚率的攀升，乃是因为离婚成本的下降所致。

在这十年间，伴随着婚姻法律制度的变革，离婚成本下降的路径清晰可见。

首先是办理离婚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下降。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办理登记离婚的手续。办理离婚无须等待一个月的审查，也不再需要单位证明，离婚当事人只需出具本人有关证明材料和离婚协议书，就可以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据行内人士说，如今无论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相较于国外，中国都更为容易和简单，中国算得上是离婚最自由、手续最简便的国度之一。

对许多当事人而言，离婚的纠结之处，不在于情感的纠葛，而在于财产的分割。2011年最高法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清楚地界定了离婚涉及的财产分割原则。《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重点就是阐释夫妻财产关系，其19个条文中有关夫妻财产归属认定、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继承等的条文达12条之多。其对“父母出资购房的产权归属”“个人婚前按揭购房的产权归属”以及“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有房屋的效力”等众多在实践中纠纷频发的现实问题，均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有了清楚的法律界定，当事人在处理财产分割时自然更为容易，也即是离婚中处理财产分割的成本大幅下降了。

还有一项成本的下降不容忽视，那就是随着观念的转变，离婚者承受的社会舆论压力大幅减轻了。“离婚”，曾经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离婚者仿佛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要默默承受别人异样的目光，但随着国人婚姻观念的转变，虽然还没有达到所谓“离婚应该像结婚那样被尊重”的理想境界，但人们对离婚已经能够坦然接受，也不再认为是一件多大的事情，稀松平常。观念的转变，社会的开放和宽容，大幅降低了离婚者承受的舆论成本。

成本的变化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收益的变动同样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虽然两者是一个分币的两面，但分开看，容易将问题看得更清楚。中国近年来离婚率的攀升，其实是有很大的水分的。因为在这里面，夹杂着很多出于利益考量的“假离婚”。这种被网友们戏称为“中国式离婚”的假离婚，主要为了绕开政策的管制。为了买房而离婚、为了生二胎而离婚、为了避税而离婚、为了拆迁而离婚……每一个奇葩的离婚，无一不是出于应对政策的需要。最为著名的案例莫过于2013年3月楼市调控“国五条”的出台。为了应对这一楼市新政，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离婚潮”：买房的为规避限购与限贷而离婚，卖房的为规避那“20％个税”而离婚。这一年，全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350.0万对，比上年增长12.8％，为增幅最大的年份。北京市2013年离婚人数从上年的3万多对增长至5.4万对，增幅最大。上海市当年办理的离婚人数超过了6万对，为该市史上最高。而在广州，2013年该市离婚登记2.5万对，较之上一年增长逾4000对，超过2003年离婚数量的5倍。大规模的“离婚潮”之后，往往继之以“复婚潮”。这一幕“人间喜剧”的背后，可咀嚼和寻味的内容实在太多，尤其是对掌握着政策制定权的主事者而言。这是另一个话题，不再赘言。

“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这句大白话，是对婚姻的经典描述。婚姻当事人幸福与不幸福，旁人无从插嘴。他们都是成年人，选择离婚，是局限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旁人也无须多言。没有事实和证据表明，生活在离婚率高企的今天的人们，其婚姻质量，低于低离婚率的传统社会。因为离婚率的高企，痛心疾首于国人精神价值的沦落之人，愚以为，实在是过于多愁善感了。

婚姻从来不单纯是两情相悦，这里面有柴米油盐，有门第等级，有利害计算，复杂得很。结婚也罢、离婚也罢，只要有选择的自由，在寻寻觅觅中，人们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婚姻幸福。关键是，要有选择的自由！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婚姻法律制度其实可堪一表，不仅仅是因为其界定了人们有选择的自由，更因为在其制度安排下，人们选择的成本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