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人间地狱
他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认为他很成熟——在17岁时，他大部分的个性便已经形成。
——吉恩·沃德·史密斯，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高中的同学
1964年夏天，在加州北部念完高中三年级后，斯皮尔伯格便开始了他在环球影业的非正式好莱坞学徒生涯。据他的导师查克·西尔福斯回忆，这个雄心勃勃的少年在片场逐渐“制定出自己的专属课程表”——参观片场、与剪辑师和混音师闲聊。西尔福斯给史蒂文在电视剪辑大楼里提供了一个场所，只要他每天来办公室帮忙几小时，就允许他待在片场。“我跟他说：‘有很多跟环球影业无关的粗活可以给你做。’在片场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他甚至没资格做初级学徒。他只能算作访客，一个自诩的参观者，允许私下接触那些愿意给予他回应的人”。
西尔福斯当时和一位名叫朱莉·雷蒙德的中年妇女共用一间办公室，朱莉是环球电视剪辑部的采购员，负责实验室和其他分包商的订单填写。“我第一次见斯皮尔伯格时，他才16岁，”她回忆说，“他还在上高中时就来片场工作。查克告诉他可以在我们办公室里帮忙打电话。查克把他带进办公室，告诉我这孩子总在片场游荡。斯皮尔伯格常常过来帮忙打电话和写自己的剧本。我当时忙得要死，还要去西尔玛的退伍军人医院看望（患癌症的）丈夫。我简直分身乏术，就给斯皮尔伯格安排了一些工作。”
1964和1965年夏天，斯皮尔伯格都在帮朱莉打杂，负责“撕下”一些订单——把彩色的纸和复写纸分开——把副本送去不同部门。他还要跑腿去与片场相连的特艺色彩实验室，以及在那栋楼里的其他供应商。
对自己在环球影业早期经历的描述中，斯皮尔伯格从未提到过与朱莉·雷蒙德一起的办公室工作。相反，他绞尽脑汁地为这段平淡故事赋予浪漫色彩。斯皮尔伯格自称，在虚张声势地骗过保安后，他找到一间闲置的办公室，并征用了它，用塑料字母拼出自己的名字挂在楼层索引上的23C房间旁边。
“我从来没进过那个办公室。”查克·西尔福斯圆滑地说。朱莉·雷蒙德的回应就没那么老练：“找到空的剪辑室然后搬进去，这些故事都是他编的。全是胡说八道。”
斯皮尔伯格无偿的办公室工作是他最卑微、最平凡的开始，却让这位少年能够有目的地在片场四处参观，同时了解制片厂内部的工作体制。当时，旧好莱坞体系已经日薄西山，20世纪60年代末的创意、金融和政治革新使其彻底分崩离析。但在那个电影公司全面衰落的时代，环球影业是个主要例外。斯皮尔伯格初去那里工作时，环球影业仍然欣欣向荣，到了他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电视和电影领域崭露头角时，环球影业仍屹立不倒。那时正值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环球拍摄最后一部故事片，环球影业的电视部门开创了电视电影模式，当时有24部电视剧同时开拍。如果是在30年代的好莱坞“黄金时代”，斯皮尔伯格即便在米高梅或华纳兄弟一样能实现从B级片导演爬升到A级片导演的职业路径。当他那一代的大多数电影人只能从历史书或老电影片段里了解经典的电影制片厂制度时，斯皮尔伯格对电影工业体系的提早接触，让他获取了关于这一体系运作的宝贵一手经验。
“我参观了我所能参观的每一个片场，结识了很多人，学习了各种技巧，并基本融入了那里的氛围，”斯皮尔伯格在1969年的一次采访中说，“至少当洽谈合同时，我知道该怎么做。”他还得到了更多切实的好处。跑腿去特艺色彩实验室“让他接触到很多冲印胶片的人”，西尔福斯回忆，“史蒂文搬去洛杉矶后，他的电影从8毫米胶片升级到16毫米胶片，他的样片（业余电影的底片）也（用特艺彩色印片法）冲印出来了。他靠办公室的工作结交了音效人员，因此能借到声音设备”。
在好莱坞排斥新人、几乎没有正式学徒的年代，允许一个年轻人进入片场是非同寻常的。斯皮尔伯格只能“看着其他导演工作，却没有人来看自己的电影，甚至不愿意站着和我谈上五分钟，这让我非常沮丧。我抱着电话守在办公室里，没有人打来，无事可做。我决定不再看那些导演了——这样会让我心理失衡。他们会向你展示自己的自信，告诉你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但对于漫不经心的旁观者来说，拍电影是一个漫长、乏味、有时甚至是杂乱无章的过程。这让我逃离片场，一头扎进剪辑室。我喜欢跟剪辑师们混在一起”。
他花在片场的时间比他暗示的要多不少。朱莉·雷蒙德表示，在与斯皮尔伯格共事的那两个夏天，她经常接到找他的电话，“是片场的人打来的——‘我们正拍着呢，快下来看。’几乎片场的每个人都会打电话来。他那时是个乖孩子，大家都愿意帮助他。他很讨人喜欢，而且很有才华。他真的很懂摄影机，而且似乎已经知道该如何剪辑片子了。他过去常常为学校的朋友们写剧本，但他的拼写十分糟糕。他上高中时，我常常读他的剧本，帮他纠正拼写错误。他总是独出心裁，没有钱做特效，就用向镜头吹香烟的烟雾来做出渐隐效果。他没有变焦镜头——我读了剧本后问他：‘这个镜头你准备怎么拍？’他告诉我：‘我把摄影机放在滑板上。’他真是太聪明了”。
如果被排斥在环球内部圈子之外使斯皮尔伯格感到懊恼，那么试想一下，在好莱坞的梦幻工厂度过了第一个诱人的夏天后，不得不回到北加州的高中时，他又该多么沮丧。“他在萨拉托加的时候显得情绪低落，那里离环球影业很远，”同学麦克·奥古斯汀说，“对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500英里是一段很远的距离。他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对自己很有信心。但与此同时，他不得不回归当下的高中生活。”
“我们一起上打字课，”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最好的朋友兼邻居唐·舒尔回忆，“他练习打字时会滔滔不绝地谈论环球影业和电影，以及要去见的人。他太喜欢自己的电影之旅了。我一直认为这段时期对他来说是灰暗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已经为明后两年做好打算了，早已整装待发。”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在IBM的新工作是担任圣何塞工厂控制系统经理的技术顾问，他的职业生涯自此又进一步。阿诺德来到了北加州的硅谷，新兴计算机产业的前沿地区。他的工作包括为IBM设计新的过程控制计算机。“我造出了那台机器，那是我个人设计的最后一台机器，”他说，“从那以后，我不再做设计这种基础工作了。”
斯皮尔伯格一家曾经短暂居住于洛斯加托斯圣何塞的高档郊区，史蒂文3月31日到6月12日在那里的高中上过学。他们后来搬去了萨拉托加附近的山区乡间别墅，一片位于圣克鲁兹山脚下更富裕的郊区，距离圣何塞10英里，距离旧金山50英里，拥有约2.5万居民。史蒂文进入了当地仅有5年历史的萨拉托加高中。那是一片占地面积庞大的建筑群，由煤渣砖砌成，如同迷宫一般，设计风格粗犷而冷峻，与周围优美的环境格格不入。
斯皮尔伯格经常错误地声称自己只在萨拉托加高中念过高三下学期，但学校记录显示他于1964年9月14日入学，读完整个学年后，于1965年6月18日从该校毕业。斯皮尔伯格的错误记忆，可能由于长期以来对萨拉托加高中痛苦回忆的试图压抑，直到1993年他才公开地深入谈及了那段往事。
萨拉托加是一个富裕的度假小镇，是旧金山许多富人的第二个家，也是圣何塞和硅谷其他地区上班族的住宅区。20世纪50—60年代，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和郊区化的蔓延，导致小镇上大部分剩余的果园和葡萄园迅速被分割出售，成为住宅用地，但萨拉托加仍保留了其传统、质朴的乡村风格。“说起20世纪60年代，萨拉托加似乎仍处于时间隧道之中。”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高中时的社会学老师休伯特·E.（休）罗伯茨回忆说，“它现在看起来是个小镇，当时也是个小镇，一直保有乡村风貌。那里有着同质且均匀分布甚至与世隔绝的乡村元素。就政治角度而言，你仿佛置身于一块被匈奴王阿提拉[64]控制的土地上。”
斯皮尔伯格一家所居住的萨拉希尔大道21143号乡间别墅可以看到圣克拉拉谷的迷人景色。他们隔壁的邻居唐·舒尔一家，常能听到那间陈设简陋的客厅里飘出莉亚优美的琴声。史蒂文和唐·舒尔常一起步行去离家约两英里外的学校，有时莉亚开着她的吉普车送他们上学。蜿蜒曲折的街道和山坡、幽静舒适的住宅，以及观众所熟悉的温和又守旧的郊区氛围，都可以在斯皮尔伯格的《E.T.外星人》和《鬼驱人》等影片中找到。比起这位电影人年轻时生活过的其他任何地方，影片中的场景更像在萨拉托加。正如他的同学吉姆·弗莱彻所言：“萨拉托加是非犹太人的聚集区，那里的非犹太化达到了极致。”
萨拉托加高中的一些孩子因为斯皮尔伯格是犹太人而欺凌他。由于那些痛苦经历，他将记忆中萨拉托加高中的最后一年形容为“我的人间地狱”。
直到《辛德勒的名单》公映后，斯皮尔伯格在学校里的痛苦遭遇才引起了公众的全面注意。斯皮尔伯格向采访者袒露了自己作为犹太人的成长经历，并十分激动地披露了他在萨拉托加遇到的困扰，这在小镇上掀起了争议和自我反省的风暴。“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如同晴天霹雳——我们的奇迹男孩，我们引以为傲的孩子，原来对我们心怀恨意。”跟斯皮尔伯格同届毕业的290个孩子里为数不多的另一个犹太人朱蒂斯·克雷斯伯格·汉密尔顿说。
回忆起“个人最恐惧”的时光，斯皮尔伯格对记者说，“直到今天，我还没有从恐惧中走出来，也不会原谅他们中的任何一人”。他说，那些虐待“包括被羞辱……被打、被撞，在自习室里被扔硬币和谩骂。当他们经过我身边时，会用手捂住嘴发出咳嗽声叫我‘犹太佬’……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觉得自己是个异类，这带给我极大的恐惧和极度的羞耻”。
斯皮尔伯格还记得每天受到的骚扰和身体虐待。他说自己“体育课上在更衣室和淋浴室里被别人掌掴，还被踢到了地上……像大多数孩子一样，我以前也挨过揍。但我从来没有被打过脸，被打脸真是太耻辱了。我的世界崩塌了。尽管出于想要被大家接纳，我曾想成为一名非犹太人，但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被打，实在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突然之间，在这个平均每户拥有3辆轿车的富裕郊区，这些体格强壮的大男孩们格外在意我的犹太身份。放学后他们经常打我。最后，我的父母只好开车来接我，这本身就是一件丢脸的事，因为我家离学校近到只需要步行……有些老师知道这些事情，但对我毫无怜悯之心。”
1993年12月，据《圣何塞信使报》报道，斯皮尔伯格过去在萨拉托加高中的同学，因其对那段经历的描述而感到“深受其扰和不知所措”，并且认为“他公开这些事，完全是为了炒作以大屠杀为题材的新电影”。班长菲利普·H.彭尼帕克告诉记者：“他是个不合群的人，非常、极度孤僻，很明显，那时他正在度过人生中的一段艰难时期。他告诉其他孩子自己的家庭生活正陷入困境，因为他的父母即将离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是他自己将防线高筑，也是为什么其他孩子会对他做出那些事情，而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朱蒂斯·汉密尔顿“也曾不太相信”斯皮尔伯格的描述：“我也是犹太人，却没碰见这种事发生。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我一定会很难过，并且第一个站出来保护他。我并不是说反犹主义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只是孩子们不会因为犹太人或非犹太人而形成小集团。我不认为孩子们有能力分辨出犹太人并对其采取反犹行为。”
“他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都是事实，”斯皮尔伯格的新闻发言人马文·利维回应说，“……他后悔曾经提起这些事，但当记者问他这些事发生在哪里时，他无法敷衍了事。”
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结识的第一个朋友就是他的隔壁邻居唐·舒尔。唐也是萨拉托加高中的新生，刚从圣何塞搬过来。“大块头唐”，正如他给自己取的绰号那样，是个友善温和的大个子，6英尺8英寸的身高足足比史蒂文高了1英尺。“史蒂文和我是对奇怪的组合——就像萨拉托加高中的马特和杰夫[65]，”现在已成为景观设计师的舒尔说，“我从没把他当成书呆子，他只是有些与众不同、不守常规。我觉得我俩都像是离了水的鱼。在萨拉托加，我们很难被别人接纳。因为有他，我才能熬过那段日子。”
在斯皮尔伯格的高中时代，几乎所有在萨拉托加高中就读或在那儿教书的人都用同一个词来形容学生群体：“小集团”。大部分学生都来自中产阶级或中上层阶级家庭，少数族裔学生的数量并不多。“这是一所很难接纳新生的学校，”同为犹太人的坎德拉·罗森·汉森说，“如果你脱颖而出，如果你与众不同，你就很难融入其中。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更有理由感到被区别对待。不管怎么说，斯皮尔伯格并不适合这里。在学校里当一个书呆子可并不时髦，何况他还在拍电影。他并不适合高中生活，他比同龄人成熟得多。”
“斯皮尔伯格发现自己陷入了这种奇怪的校园风气，”同班同学吉姆·弗莱彻说，“那不是一个好地方。我记得小伙子们会向他们认为下贱的女人身上扔硬币——这是多么低劣的行为啊。就很多方面而言，这都是一所非常残酷的高中，很白人主义，更像一所预科学校——一个弥漫着青春荷尔蒙却满是富家子弟的奢靡之地。”
抛开这些负面元素，萨拉托加高中还是以其高教学水平闻名。几乎所有学生都能升入大学，许多还进了旁边的名校斯坦福。尽管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比在凤凰城时更加用功读书，但成绩也乏善可陈，大多数课只拿到B或C。“我对史蒂文最深刻的记忆是，”他在萨拉托加的邻居苏珊·迪丁格·海宁斯说，“每当他父亲督促他学习数学时，他就会说：‘哦，爸爸，别管我。日后我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导演，我才不需要学习学校里那些东西呢。’”休·罗伯茨老师将史蒂文描述为一个“不太会表现自己的聪明孩子”，他指出“一个有创造力的孩子往往都是如此”。他的新闻学老师伯特·菲斯特记得斯皮尔伯格“非常能干，是个好学生，但是也很内向。有一点很不寻常——他偶尔戴一顶软呢帽，很像印第安纳·琼斯戴的那顶。这种帽子是上一辈流行的东西。他跟整个高中氛围格格不入。他冷漠而疏远，我并不是有意诽谤或批评，只是他的心不在学校里。我也为此感到挫败，在我班上居然藏着这样一个有创造力的天才，我却对此毫无察觉”。
斯皮尔伯格常常和唐·舒尔一起去萨拉托加剧院、圆顶的世纪25号剧院和圣何塞市中心的剧院看电影。“看完电影后他总会评论一番，”舒尔回忆道，“比起电影明星，他更喜欢谈论导演，而我根本搞不清导演是谁，也不知道谁是制片人。他总能想出改进那些糟糕电影的办法。和他一起看电影真是太累了。”
“他的奇思妙想真是层出不穷。当我们上山回家时，他会在脑海中构思一部电影的整体场景——电影还没拍出来，但所有场景他已了然于心——在我们爬山时，他尽挑其中古怪的跟我说。我记得有一个场景与外星人和军队有关。这与《第三类接触》非常相似。”
“他告诉我他能看到顺着山丘延伸的大吊杆轨道、乘坐飞碟的人，甚至所有的画面。我会说：‘你开什么玩笑！’他说那是一座陡峭的山，所以需要做些工程准备——摄影机要被装在液压吊杆上，直升机在周围盘旋待命，工作人员都戴着头盔。我甚至可以看到彩色的画面！那个飞碟就跟《火光》里的一样，就像两个粘在一起的馅饼盘，在空中颠簸——但在《第三类接触》中，这个景象看起来更像是某个完整的城市。我在很多年前就看到过这个场景（在萨拉托加的山坡上）——飞碟没有播放音乐，而是进入了毁灭模式，就像在《火光》里一样。在《火光》中，他让演员穿上银色制服扮演外星人。太有趣了，这家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舒尔的祖辈是瑞典人和德国人，他从小就是路德教及公理会教徒。当有关斯皮尔伯格曾遭受反犹主义霸凌的争议爆发时，他给《圣何塞信使报》写了一封信，并坚称：“史蒂文被殴打、被打到流鼻血、遭受反犹主义辱骂等事，我从未亲眼见过，也从未从史蒂文嘴里听到与此相关的只言片语。此外，我不认为有人知晓史蒂文的犹太身份，即便有人知道，他们也不会在意。史蒂文一直在掩盖真相。”
“如果有人确实打过史蒂文，我肯定早就知道了，我一定会找那些欺负他的人算账。我向你保证：这种事从未发生……”
“那么，为什么史蒂文在萨拉托加这么不开心呢？这可能与他家庭的破裂和从亚利桑那州搬来有关。”
“整件事对史蒂文来说就是一场噩梦……不再拍电影，也不再得到电影奖项，在萨拉托加没有未来。一切厄运由那场糟糕的离婚开启。疯狂的母亲和两个妹妹都不想待在萨拉托加，难过的父亲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和家人逃离自己的掌控。”
“听起来的确是一段‘个人的黑暗时期’，但这与身为犹太人无关。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舒尔的这封信，以及其他一些质疑斯皮尔伯格经历霸凌的声音，引起了另一位同学，即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高中的好友吉恩·沃德·史密斯对《圣何塞信使报》的回应。史密斯回忆起自己和斯皮尔伯格常常在自习室里谈论电影、科幻小说和其他话题，他写道：“我们讨论的其中一个话题就是他的犹太背景。他并没有对自己的犹太身份闭口不谈，不然大家也不会知道……显然，犹太身份是他自我定义的一个重要部分。”
“于是，有些人知道了这件事，并以此来嘲弄他。我想有些男孩这么做并不是出于对犹太人的深恶痛绝，他们只是想作弄史蒂文。无论如何，这的确是反犹主义。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
“为什么舒尔没有看到这些？我想，无论他是否知晓，他实际上就是史蒂文的保镖。”
1994年1月11日，《圣何塞信使报》刊出了一封斯皮尔伯格对此事的回信：“我读了这篇出自我的老朋友唐·舒尔之手的文章，他住在萨拉托加的山坡上，我家所在那条路的另一头。我很有兴趣听到唐对我生活的看法，因为我觉得我年少时的那些朋友，都爱夸大他们实际了解我的程度。”
“当无数记者问起我过去遭遇的反犹主义时，我本该隐瞒这个所谓的‘弥天大谎’（就像我对唐·舒尔、其他朋友，甚至我的家人所做的那样），那个学期我在萨拉托加高中的遭遇，在周末、在假日，甚至在圣何塞，只要我不幸碰到那些毕业班的高年级学生……”
“我对唐·舒尔有着美好的记忆，但他肯定对我所经历的一切知之甚少——他也不可能知道。”
“实际上我还记得有一次，唐和一个因为我是犹太人而欺负我的恶霸在篮球场上发生了争执。我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唐用眼神吓跑了那个男孩。唐接住了对方挥过来的一拳，纹丝不动站在原地，继续死死盯着对方。那男孩赶紧转身溜了。”
“这是我年轻时见过的最英勇的事迹之一，但此事让我更感羞愧——我也希望自己能如此面对那样的事情。”
当被问及那次英勇行为时，舒尔说：“我隐约记得这可能与史蒂文是犹太人有关，但我当时的反应是史蒂文因为个头小而遭到了欺负。我可不能容忍。我记得妈妈告诉我不要打任何人，因为我一出手就会把他们的头给打掉。我只是跟那家伙说：‘快滚！’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至于史蒂文回忆说，他曾向家人隐瞒自己在萨拉托加高中的遭遇，阿诺德·斯皮尔伯格承认：“我从来不知道他遇到过那种情况。当时我在IBM太忙了，对这些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另外，那时我的婚姻濒临破裂，所以那段时间我真的压力很大。我和家人关系紧张，以至于忽略了这些细节。我常常从早上七点半工作到晚上七八点，我以为这些事都是莉亚在管。”
现在已是数学教授的吉恩·沃德·史密斯承认自己比他的朋友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更像一个“书呆子”。胖嘟嘟的史密斯戴着眼镜，是个常常受排挤、被捉弄的孩子，“欺负史蒂文的人也常常欺负我”。史密斯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很优秀，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在学校图书馆里，按自己的进度研究微积分和广义相对论。图书馆也是他与斯皮尔伯格接触最多的地方。
斯皮尔伯格给史密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如此与众不同：“他很有主意，能提出明确的观点，还富有创造力。他极大地影响了我看待电影的方式。我觉得跟他谈话能学到很多东西，这让我惊讶不已。我觉得他是一颗未经打磨的钻石。我想把他变成学霸，让他成为和我关系亲密的人，我专属的最好朋友。不过，他不会轻易受影响。他是个坚持主见的聪明人，这也是他那么有趣的部分原因所在。因此我有点讨厌和嫉妒唐·舒尔，后来我和史蒂文的关系也不像一开始那么亲密了。”
史密斯对电影，尤其是对好莱坞电影，持一种精英态度。当斯皮尔伯格谈到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这一尚未在美国普及的概念时——史密斯吓了一跳。更让他惊讶的是，虽然斯皮尔伯格很欣赏英格玛·伯格曼、费德里科·费里尼和奥森·威尔斯的电影，但他“绝对尊敬”的导演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谈论希区柯克的电影——对于《西北偏北》和《迷魂记》他总是滔滔不绝。我没看过《西北偏北》。他还会谈到《精神病患者》和《后窗》。他总是一下子往我脑袋里灌输太多东西。他读了所有关于希区柯克的书，他还会谈论摄影机运动之类的事儿，但我搞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他说：‘我称希区柯克为大师。’我想，‘哇，这可太离谱了！’我从《纽约客》和《周六评论》上看过一些别人的观点，那些评论家们会屈尊俯就地赞扬希区柯克对电影艺术的精通，但嘲笑其电影主题。我对希区柯克的看法就像今天人们对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看法一样——一个拍了许多精彩又具有娱乐性电影的导演，但作品缺乏深度。我不认为斯皮尔伯格会被他人的观点左右。如果他喜欢希区柯克，就是因为真的喜欢。这使他成为一个有独创性的思考者。”
当斯皮尔伯格谈到他对希区柯克高超技术能力的钦佩时，史密斯意识到其中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也暗示了这位年轻导演未来职业生涯将遵循的方向和理念：
“斯皮尔伯格说电影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因为它感动了大多数人。他认为电影能在普通人、平凡人身上产生强烈反应，他对希区柯克将平凡人置于超凡情境下的艺术手法很感兴趣。斯皮尔伯格想激起所有观众的回应。他希望他的电影不只拍给精英阶层看，更能对社会大众产生影响。他说：‘电影能伸出手来牢牢抓住你的心。’这就是他认为希区柯克的伟大之处。斯皮尔伯格一直坚称电影媒介可以与普通人产生共鸣，与大众产生广泛联系，而无需依靠某种知识分子式的过程。当时，这个想法实际上是激进的。电影正是由于这种广泛的吸引力而招致人们的诟病，而斯皮尔伯格认为这才是电影的魅力所在。”
“斯皮尔伯格教会我应该欣赏电影本身，以及电影所想要传达的东西，而不仅是将电影看作书籍的低劣版本。关于斯皮尔伯格，我一直听到的一种批评是他总想靠电影赚大钱。但他其实并不打算伸手去触碰观众的钱包，而是想要触及他们的内心。”
史密斯意识到，斯皮尔伯格与观众建立联系的冲动，源于其内心深处有一部分，渴望被一个让他觉得自己是局外人的社会所接受。在萨拉托加高中的那段艰难时期，这种感觉变得尤为强烈。
“在我印象中，他希望被人们接纳并得到大家的喜爱，”史密斯说，“他想要被人喜欢，但他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大家跟他不是一类人。他不喜欢以某种势利的方式凸显自己，这是令我恼火的事情之一。我认为他很聪明，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不是个知识分子，也不符合我对人的两类划分——‘他们’和‘我们’——‘我们’很聪明，‘他们’并不聪明。对我来说，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但他想把自己变成‘他们’中的一个。”
而史密斯和斯皮尔伯格最大的共同点是对科幻小说的热爱。史密斯记得斯皮尔伯格“是科幻小说的狂热爱好者。我读过了萨拉托加图书馆书架上所有标着科幻小说的书籍，他在凤凰城也是这么干的。我们会谈论那些大家——罗伯特·海因莱茵、艾萨克·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66]——甚至那些不太有名的作家”。
斯皮尔伯格从小就特别喜欢克拉克和雷·布雷德伯里[67]。在他1968年的电影《安培林》中，斯皮尔伯格让男主角在吉他盒里放了一本克拉克1953年的小说《城市与群星》[68]，以此向克拉克致敬。斯皮尔伯格认为布雷德伯里作品的诗性在于用魔幻的手法改造现实。《第三类接触》上映后，斯皮尔伯格问布雷德伯里：“你觉得这部‘你的’电影怎么样？如果我小时候没有看6遍《宇宙访客》（〈IO〉It Came from Outer Space〈/IO〉， 1953），今天这部电影就不会诞生。”斯皮尔伯格同样欣赏J.J.R.托尔金的《双塔奇兵》（《魔戒》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以及科幻小说作家J.G.巴拉德的作品，后者1984年的自传体小说《太阳帝国》后来被斯皮尔伯格改编为电影。
史密斯发现，少年时代的斯皮尔伯格怪就怪在“既博览群书，又孤陋寡闻。在科幻、幻想和冒险领域里，他几乎遍览群书，但在这一领域之外，他涉猎寥寥。我会试着改变他阅读的挑剔——在谈论H.G.威尔斯[69]时我会提到拉尔夫·艾里森[70]的《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我也会跟他聊到詹姆斯·鲍德温[71]的散文《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Nobody Knows My Name）和《土生子的札记》（Notes of a Native Son）……应该没有提过《乔万尼的房间》（Giovanni's Room），虽然我特别喜欢这本书。我只要提起《卡拉马佐夫兄弟》之类的作品时，他会表现出知道我在说什么的样子，但是很快又岔到别的话题上去了。他还是会喋喋不休地谈论科幻小说。我不断试着改变他，但毫无希望。例如，我试着让他读乔伊斯的作品，把《尤利西斯》强行说成是一种没有奇幻色彩的奇幻小说，并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可能会让他觉得这类书艰涩难懂的暗示，但我无法说动他。通常情况下，我从未把他和犹太人联系起来”。
“你知道我是犹太人，是吗？”一天，斯皮尔伯格在学校图书馆向吉恩·史密斯发问。
史密斯说他不知道。
“你没注意到我的名字是犹太人的名字吗？”斯皮尔伯格奇怪地问。
史密斯压根儿没想到这一点。
“斯皮尔伯格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具有教育意义，”史密斯回忆道，“我总算想通了，这就好比‘你父母周六去犹太教堂，我父母周日去长老会教堂。不如换个话题，聊聊更有趣的事吧’（史密斯，瑞典血统，当时是一位‘虔诚的不可知论者’）。但我意识到他对这个话题真的很感兴趣。我猜想他在做高中里每个孩子都会做的事——质疑自己的信仰。他不知道如何理解宗教。在我印象中，他不知道如何严肃对待犹太教信仰。他说自己的父母不再是虔诚的教徒，但他们不得不假装虔诚。在我看来，他当时也不算那么虔诚，但他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非常认真。”
史密斯对斯皮尔伯格种族背景的新认识，以及他个人对斯皮尔伯格在学校里作为“局外人”身份的同情，使他对这位朋友初入萨拉托加高中不久后就碰到的问题更加敏感，这些问题别人都没有注意到。史密斯记得，某个周一的早晨，斯皮尔伯格走进学校图书馆，看上去“非常沮丧”，图书馆里的另一个人问他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
“你看起来就像刚参加完你母亲的葬礼。”那个人说。
“周六我经历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斯皮尔伯格回答。
当被问及发生了什么事时，他只是说，“我碰到了学校的一些人”。
这可能就是斯皮尔伯格写给《圣何塞信使报》的信中提到的“和几个毕业班高年级学生的不幸相遇”。信中说这件事就发生在圣何塞附近，但没有透露细节。史密斯想起斯皮尔伯格提到碰见“学校里那些家伙”的地方是一个购物中心。也许这是斯皮尔伯格第一次经历被掌掴的屈辱，那一刻，正如他所形容的，“我的世界崩塌了”。
史密斯记得在其他一些场合，斯皮尔伯格会说出“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我过得很艰难”等诸如此类的话。“他在校外遇到了问题，总有人找他麻烦。这不是（我们谈话的）主要话题——我们只是会偶尔感叹一句‘哦，这些浑蛋’，然后继续我们的话题。”史密斯还记得斯皮尔伯格告诉他那些学生“在更衣室里虐待他”，斯皮尔伯格的朋友迈克·奥古斯汀说：“大家在体育课上对他很恶毒。他骨瘦如柴，举止笨拙，不是那种运动型的人，他们把这种体格特征和他的犹太身份联系在一起，有些人就是喜欢这么做。”
有件事史密斯曾亲眼所见，当时他和斯皮尔伯格一起在学校走廊里漫步。“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朝地上扔了几枚硬币，并用一种粗鄙的、恃强凌弱的腔调（对斯皮尔伯格）说：‘去，把它们捡起来！你不是想要这些钱吗？你都拿去。我不要了，这些都是你的。’”
“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之间是否有私人恩怨或以前结下过梁子。他说：‘因为我是犹太人。’我对这类事情有点反应迟钝，还问他这和你是犹太人有什么关系。他说：‘好吧，犹太人总被看作守财奴。’苏格兰人不也是吗？我是这么想的，但没人对苏格兰人做过这种事。我问他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他说是最近才开始的，这是欺负他的新方法……如果当时这件事发生在一位黑人朋友身上，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归咎于恶毒的种族歧视。但我真的很难相信，20世纪60年代的萨拉托加会存在真正的反犹主义。我不记得在成长过程中接触过任何反犹主义思想，所以我认为其他人也没有这种想法。我觉得这不过是打着反犹主义的幌子，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折磨史蒂文。但现在回想起来，事实并非如此。”
当人们对斯皮尔伯格用咳嗽声说出“犹太人”这个词时，史密斯也在场。斯皮尔伯格经过走廊去上课时，一些人会假装打喷嚏发出“啊……啾（发音类似英文中的犹太人Jew）”的声音，或者会说：“哦，我想我看到了……（用咳嗽的声音叫到）犹太人。”
史密斯回忆说：“在斯皮尔伯格遭受这种侵扰时，给我留下可怕印象的是这个男孩身上炽热的怒火和强烈的情感。他流露出的那种沮丧之外，真实但似乎不可言说的愤慨和厌恶，令人不寒而栗。事实上，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比当时更感毛骨悚然，因为那时我以为这不过是私人恩怨，但现在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反犹主义。”
对斯皮尔伯格来说，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他几乎在看待萨拉托加的所有人所有事时，都戴上了有色眼镜，这侵蚀了他的自尊。“并不是大多数人都讨厌史蒂文，”迈克·奥古斯汀争论道，“但史蒂文总觉得自己被他们讨厌。他其实挺招人喜欢——他的性格真的很好，爱开玩笑，很开朗。当他的性格显露出来时，女孩们会喜欢上他，她们不会说‘啊（表示厌恶或恐怖）’，但他不觉得她们喜欢他。他总是很烦躁，很忸怩，很在意自己的外貌。史蒂文很局促，但他认为自己比实际更为局促。”
史密斯很失望，斯皮尔伯格“不接受我让他勇敢面对他人，并做出一点反抗的建议。我发现实际上这样做似乎能减少自己遇到的麻烦，在萨拉托加高中的最后一年，我高兴地注意到我看起来已经真正掌控了局面。但史蒂文似乎总是想用蜂蜜来诱捕苍蝇，而不是用醋来对付它们”。史密斯还觉得，斯皮尔伯格可能认为，把身材魁梧的唐·舒尔当作自己的“保镖”要比亲自上阵更为谨慎。
斯皮尔伯格后来承认，在萨拉托加高中时，他把大部分愤怒都压抑在内心，“这是我最羞愧的事情之一——我没有反抗”。
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发展出的应对策略之一就是幽默。
自远古时代起，被害者就把这种诙谐的回击当作自卫的武器。这一点在犹太丰富幽默的传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幽默主要针对偏见和歧视发展而来，它是赋予无能为力者力量的一种手段。“当受压迫者无法反抗时就会大笑。”阿尔伯特·麦米在《犹太人的解放》中写道。利奥·罗斯腾在《意第绪语的欢乐》中也发现：“幽默也是对痛苦的补偿，是大脑战胜恐惧的象征性胜利。犹太人有句格言：‘当你饥饿，就放声歌唱；当你受伤，便开怀大笑。’这句针对强势的、富有的、无情的当权者的讽刺玩笑，是人类尊严得以存续的最后堡垒。”这一传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喜剧，成为20世纪美国喜剧的主导模式，并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人格和艺术发展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尽管很大程度上没有被意识到）。
唐·舒尔认为，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时表现出的“尖刻”言辞，和他的“机智与伶牙俐齿”可能加剧了他所遭受的欺凌。被霸凌者的高智商和智慧容易招致嫉妒和敌意，本身就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原因之一。被霸凌者往往面临着两难抉择，究竟是默默忍受，希望霸凌行为因缺乏回应而停止；还是站起来反击，让霸凌者意识到自身的懦弱而退缩。斯皮尔伯格选择了一种介于沉默和身体反抗之间的折中方式，也就是言语抵抗，以维护他的骄傲和尊严。
与斯皮尔伯格一同在校报工作时，同他走得很近的迈克·奥古斯汀回忆，“他的讽刺式幽默正是我喜欢他的地方，这种‘黑色’幽默显露出兰尼·布鲁斯[72]那样的锋芒。他喜欢给人惊喜，也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总是嘲笑那些奚落他的人，就好像他不得不这么做。当人们用粗暴的言语评论他时，他的自然反应便是用幽默言语小心翼翼地回击。每个人都被他逗笑了，接着他便会走开”。
虽然奥古斯汀觉得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的生活比在好莱坞更加“低迷”，而且那段时间他还为父母濒临崩溃的婚姻而苦恼，但奥古斯汀并没有觉得斯皮尔伯格在那一年过得特别不开心：“就算他真的不开心，还是会以幽默为盾牌来保护自己。”他似乎没有被那些负面情绪所压垮，还是那么喜欢捣蛋。
斯皮尔伯格和奥古斯汀在伯特·菲斯特的新闻课上成了好朋友。他们每天见面，并一起筹办校报《猎鹰》（The Falcon）。奥古斯汀曾是该校的一名橄榄球运动员和体育版编辑，而斯皮尔伯格，并不符合自身性格地成了他的非正式助手。他们一起报道了大学橄榄球队比赛，斯皮尔伯格还自己为大学低年级篮球、棒球校队的比赛，甚至一些以前在校报上没有得到太多报道的运动，如游泳和越野赛跑撰写报道。
虽然在高中毕业那年，全班都预言斯皮尔伯格会进入《纽约时报》，但很明显，他对新闻的兴趣更多在于社交而不是专业。奥古斯汀指出，斯皮尔伯格9月入学时，“学校里的小集团都已经形成了，只有新闻班还对他开放。并不是说我们很喜欢体育，而是我们很喜欢报道。史蒂文能以此填补生活中的时间和空缺，他以这种方式参加这些体育活动，尽管他不擅长体育。他对自己作为一名记者感到很满足。与其他课程相比，他对新闻学的兴趣更加浓厚，因为新闻学能让他更多地与人打交道”。
在学校里，斯皮尔伯格唯一的课外活动就是在高年级的戏剧《十二个愤怒的陪审员》剧组中工作。这出男女合演版本的舞台剧，由谢尔曼·L.赛杰尔根据雷金纳德·罗斯的电视剧《十二怒汉》改编。1965年3月，在参与英语老师奥尔登·彼得森在学校食堂组织的演员选拔落选后，斯皮尔伯格便加入了灯光组，并帮助演员丹·胡博伊和奥古斯汀对台词。
斯皮尔伯格“在和女生交往方面还是有点畏缩”，就像舒尔说的，但他在萨拉托加已经足够勇敢了，参加校园舞会并开始约会[73]。他约会过的女孩中有一个是舒尔的妹妹凯西，她当时是高一新生，后来被授予“萨拉托加小姐”的称号。她回忆起史蒂文是“班上的活跃分子”，她说：“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罗曼史。我们在车里亲热过几次，这就是为什么我记得那是冬天——我们用水汽糊住窗户。那时我才14岁，这段恋爱对我来说是一次尝试，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聊聊天。他喜欢给我们讲故事。他很有趣，是个忠诚的好朋友，但我们并不适合彼此。他个子不高，而我身高5英尺11英寸（一米八左右），所以我们俩出去就像马特和杰夫一样。我想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很有男子气概。如果给他打分，满分10分的话，他可以打4分。”
萨拉托加高中的大多数女生可能都同意《猎鹰》编辑邦妮·帕克的观点，她认为史蒂文“真的很书呆子气。打字部的姑娘们会说他每次进来时总是蓬头垢面，她们会给他一把梳子叫他梳头发。在我的圈子里（邦妮也是高年级橄榄球队的万人迷），甚至任何人都没想过要和他约会。那时候，女孩们都想和最可爱、最受欢迎的男孩约会。橄榄球运动员更有吸引力。有时候你就是这样错过了一些最好的人。”
为《猎鹰》写体育报道不仅是斯皮尔伯格在学校里找到立足之地的一种方式，对于一个总被运动员欺负的男孩来说，这似乎也是一种聪明的自保方法。“他们会喜欢他的，”吉恩·史密斯想，“他们不敢惹恼他，因为史蒂文会在报道里写到他们。”但是，斯皮尔伯格选择将运动员们的优异成绩载入史册的功利性做法让史密斯感到困扰和受伤：“正是这些运动员中的一些人因为他是犹太人而骚扰他。我想，‘你为什么要拍他们的马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他是我们班的叛徒，他背叛了我们这个聪明人小组。但那时我也明白他这么做是不想被孤立或被隔绝，那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过了一段时间后，运动员们就接纳他了。他以前和这些家伙相处得并不好，突然就跟他们混在了一起。”
斯皮尔伯格用自己独创的方式来报道校队的橄榄球新闻。“我必须把那些画面拍下来”，他对奥古斯汀说。奥古斯汀回忆：“我会记录下运动员们正在做什么，而他会一直跟踪拍摄，拿着摄影机在场边来回跑动。他会给球员们和教练看他记录下来的影像，稍后我们会坐下来一起将整个故事拼凑出来。他对此很兴奋[74]。”
斯皮尔伯格在《猎鹰》体育版上的散文写作风格，混合了充满活力的体育报道的套话、对学校啦啦队式的热心拥护，以及对表现不佳的运动员毫不留情的批评。那年10月，斯皮尔伯格在一篇关于低年级橄榄球校队的文章开头写道：“随着宝贵时间一分一秒地飞逝，空气仿佛凝滞，大家濒临崩溃。希望无处不在，只是缺乏决胜的信念和精神。”斯皮尔伯格指责了球队“不应该的失败”，指出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必胜的信念”。次年3月，在报道一场校队的棒球比赛时，球队在第9局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翻盘。斯皮尔伯格尖刻地讽刺萨拉托加的球员们被“讨厌的阴云”笼罩着。
尽管作为一名记者的经历十分短暂，却帮助斯皮尔伯格日后与媒体打交道做好了准备。他学到一些关于记者如何组织故事的基本知识，也许最重要的是，他学到了怎么做好引用。他也可能从负面新闻报道的潜在危险中吸取了一些教训。斯皮尔伯格试图讨好萨拉托加高中的体育队员，结果却事与愿违，因为这不仅与他的新闻道德感相悖，还可能与他对运动员潜在的痛恨相冲突。一天，他对吉恩·史密斯说：“他们揍我了，因为他们不喜欢我在校报上写的东西。”
当斯皮尔伯格被困在萨拉托加的时空隧道中时，外部世界正面临一场重大变革。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社会动荡中，他一直表现得“冷漠”：“我成长于60年代，但从来没有像我的其他朋友那样，对‘花的力量’[75]或者越战的抗议活动感兴趣。我只关心电影。”他在1978年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表示：“毒品文化从来与我无关，我从来没有嗑过LSD[76]、麦斯卡林[77]、可卡因之类的东西。我这辈子大概抽过3根大麻烟。我就这么度过了整个毒品文化时期。我的几个朋友瘾可大了。当人们坐立不安时，我就坐在房间里看电视。我一直害怕吸毒，我害怕失去自我控制……我从来不沾毒品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自己被它完全控制。”
20世纪60年代，斯皮尔伯格更喜欢以大卫·里恩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电影风格[78]，而非让-吕克·戈达尔[79]和丹尼斯·霍珀[80]的偶像破坏主义，他“不反抗”的本性使他未能在年轻时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即便如此，他显然比自己所描述的更具社会意识。
斯皮尔伯格和迈克·奥古斯汀都对民权运动产生了强烈共情，甚至到了奥古斯汀所形容的“我们都想成为黑人”的程度。“我们想把自己和人们不喜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老一代的想法已经过时了，史蒂文也有同感。”奥古斯汀意识到史蒂文的犹太教信仰和他在学校的少数族裔身份使他对歧视特别敏感。因而斯皮尔伯格在1985年拍摄关于美国黑人的电影《紫色》时，奥古斯汀是少数几个没有感到惊讶的人之一。因为正如他们的文化英雄兰尼·布鲁斯所断言：“黑人都是犹太人。”斯皮尔伯格和奥古斯汀总是听兰尼·布鲁斯的专辑，尤其是他的《团结》（Togetherness），并效仿他嬉皮、打破旧习的态度。他们印象最深的新电影是斯坦利·库布里克1964年具有开创性的黑色喜剧《奇爱博士》，影片主要讲述战争与核毁灭的疯狂。
奥古斯汀在谈到斯皮尔伯格时表示：“他吸引我，让我想和他做朋友的原因在于，我总是对那些似乎被什么困扰的人怀有同理心或爱。他似乎需要有人帮助他，支持他。我记得有人对他说了些什么，我问：‘你是谁？受害者吗？’我用幽默让他摆脱了困境。”
斯皮尔伯格回忆说：“在萨拉托加的那段时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和其他人如此不同，为什么独独我会被孤立。我开始质疑自己的犹太教信仰。”奥古斯汀记得与史蒂文关于犹太人为什么被迫害的对话。他曾问：“我们为什么会受迫害？没有人告诉我。我问过父母，我问过所有人。我们一定是做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不然为什么不只我被迫害，我们都会被迫害？史蒂文非常了解犹太人的历史。他给我讲了马察达的故事，关于马察达的犹太人如何跳崖自杀（发生于公元73年，以逃避罗马人的迫害）。他说：‘这是真的，犹太人就是这么干的，我也是犹太人。’我安慰他：‘好了，史蒂文，放轻松。’我们都在说：‘好了，史蒂文，这都是老掉牙的事了。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呢？’他总是追溯几千年前的事来纠结于自己的犹太身份。”
“我曾问他作为犹太人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从来没见过犹太人。他邀请我光明节时去他家里参加庆祝活动。晚饭后，他的妈妈和爸爸就吵起来了，我夹在中间。史蒂文指着他们说：‘这就是犹太人的生活——你有天多喝了一杯酒，就可以对别人大喊大叫。’我们逃离了他家，我离开是怕史蒂文太尴尬。”
奥古斯汀觉得斯皮尔伯格深受父母婚姻的困扰，因为虽然他们已经处于离婚边缘，对彼此都很愤怒，却还是勉强忠于对方。据奥古斯汀回忆：“斯皮尔伯格认为他父母的宗教信仰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虚伪的，因此怀疑犹太教是不是一种错误的宗教——也许它能够在谈话和仪式中表达出来，但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实践。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不把犹太教当作一种宗教。史蒂文和我一样，对其他宗教很好奇。他曾和我还有其他同学一起去参加天主教弥撒。”
在兰尼·布鲁斯、迪克·格雷戈里、斯坦·弗雷贝格以及戏谑的《疯狂》杂志的影响下，奥古斯汀和斯皮尔伯格开始相信，嘲笑是消除偏见的最好良药。奥古斯汀有奥地利和德国血统，他说当自己和斯皮尔伯格一起开玩笑时，“有时候斯皮尔伯格会扮演犹太人，而我扮演纳粹。有时他来演纳粹，我来演犹太人。他非常擅长扮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先生（德语）’。他说话带着德国口音，就像个演员一样：‘你们这些猪！’我们会用幽默的方式做这些事”。唐·舒尔说，斯皮尔伯格对纳粹主义这个主题很“着迷”，在他卧室的杂物中还有一顶看起来挺逼真的纳粹头盔。
斯皮尔伯格在高中时对纳粹的“黑色”幽默情有独钟，这似乎是发泄自己身为犹太受害者的痛苦和愤怒的渠道。藐视禁忌，把大屠杀当作黑色喜剧，或许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尼采说：“笑话是情绪的墓志铭。”在犹太人和纳粹的角色之间快速切换，斯皮尔伯格可能使自己在心理上远离了在这个混乱、痛苦和自我憎恨的可怕时刻所处的困境。这个男孩承认自己“身为犹太人而感到羞愧”，他“想要成为一个非犹太人的迫切感，就像想成为一名电影人那样强烈”。他也许有种强迫的想法，想要将自己代入敌人的角色里。
斯皮尔伯格离开凤凰城后回忆说：“我的生活有了变化，我两年没拍电影了，当时我正努力从高中毕业，想取得不错的成绩，然后申请一所大学。我开始认真学习。”尽管他在一个新城市和新学校度过高中最后一年的压力，让他不可能完成任何像《火光》这样雄心勃勃的事情[81]，但在萨拉托加的那一年里，斯皮尔伯格并没有完全放弃一名电影人的工作。他通过拍摄高中橄榄球比赛和另外两部电影来保持练习，虽然成本不高，但依旧充满了想象力。
斯皮尔伯格在凤凰城念高二时，肯尼迪总统遇刺。这是婴儿潮一代的分水岭事件，标志着他们政治无知的终结和对美国政府不信任的开始。斯皮尔伯格和奥古斯汀都是已故肯尼迪总统的狂热崇拜者，他们想找到某种方式来宣泄对肯尼迪之死的痛苦和愤怒之情。“我有一把木制的肯尼迪摇椅，”奥古斯汀回忆，“这把摇椅是为1964年的总统大选制作的，在肯尼迪遇刺后不久就进入市场。你给摇椅上好发条，它就会播放《快乐的日子又回来了》（Happy Days Are Here Again）这首歌。我把摇椅拿给史蒂文看，他觉得这很讽刺，因为这个东西刚好在肯尼迪遇刺后才推出。他觉得人们应该看到这种讽刺[82]。”
在奥古斯汀的帮助下，斯皮尔伯格为这把音乐摇椅拍摄了一部三分钟短片，把一个看似病态的笑话变成了肯尼迪总统的挽歌。奥古斯汀说：“他在自家屋外落日余晖下的麦田里拍摄。我拿着纸板盒上的一块硬纸板或纤维板在麦地里上下扇动，制造波浪效果。摇椅随着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的、撕心裂肺的声音慢慢地往下倒去，镜头戛然而止。”
斯皮尔伯格还拍过一部滑稽纪录片，关于萨拉托加一年一度的毕业班活动，学生们去附近圣克鲁兹海滩游玩的情景。这是一组精心编排的马克·森内特[83]式的笑料，展示了学生们于5月某个凉爽的日子里，在沙滩上嬉戏、堆砌金字塔、举行吃馅饼比赛等活动，在结尾处还拼凑了几个在校园里拍摄的镜头。
斯皮尔伯格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还拍了几个同学在沙滩上抬头仰望天空的镜头，他们都畏畏缩缩，捂着眼睛。他剪辑这部影片时，恶作剧般地戏仿了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群鸟》，把“俯冲轰炸”的海鸥和同学们在沙滩上做出畏缩反应的镜头剪接在一起。在这次被捉弄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曾经欺负过斯皮尔伯格的孩子。1965年6月18—19日，在森尼维尔市英勇骑士餐厅举行的通宵毕业派对上，这部电影被放映了好几次。斯皮尔伯格以为那个人看完对自己的恶搞后会很生气。但那个孩子在看完电影后“好似变了一个人”，斯皮尔伯格回忆说，“他说这部电影让他笑死了，他希望能更好地了解我。”
1965年3月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岘港后，越南问题横空出世。征兵问题就像乌云一般，笼罩在斯皮尔伯格班上孩子们的头上。那年的高中毕业生不得不面对征兵、是否上大学和在哪里上大学这一更为传统的问题。
征兵法案要求年满18岁的年轻人必须登记入伍。1964年12月，斯皮尔伯格18岁那年，正在萨拉托加高中读高三，不得不报名入伍。他喜欢把自己的故事编得很好听，并令人难以置信地声称，他与义务兵役制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发生在几个月前，当时他正在排队等着看《奇爱博士》在圣何塞第一周周末的放映：“我妹妹拉上爸爸，拿着装有兵役登记表的信封跑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被划为1-A，得到应征入伍的资格。我太担心自己会被派去越南，于是不得不好好欣赏了两遍《奇爱博士》。那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部多么经典、多么奇异的电影[84]。”
斯皮尔伯格在高中毕业那年似乎对政治不感兴趣，除了涉及种族和民族歧视的问题，参军他更是不想。他没有陪奥古斯汀和其他朋友参加1965年春天在旧金山针对林登·约翰逊的反战抗议。但据奥古斯汀说，斯皮尔伯格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反战情绪，这使他在质疑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问题上，站在他那一代许多人的前列。谈到决定去加州大学长滩分校上大学，而不是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环球影业时，史蒂文说道：“实际上我去那里上学，只是为了不去越南服役。如果不是征兵的缘故，我可能根本就不会上大学。”
斯皮尔伯格的第一志愿是南加州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两所学校著名的电影学院，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两所学校都因为其平庸的学业成绩而拒绝了他（他错过了其中一场入学考试，因为他的朋友丹·胡博伊的德索托老爷车在他们赶往圣何塞州立大学参加考试的路上坏掉了）。舒尔回忆说，“史蒂文的成绩并不好，他很沮丧，因为他没能去成这两所大学（南加大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著名的电影学院”。甚至查克·西尔福斯向这两所大学的说情也无济于事。
西尔福斯和业内其他人士一样，有时会去南加州大学开讲座，他回忆说：“我曾致电南加大的赫伯·法默。他在电影学院做了多年的协调员，也是我的朋友。我向他解释了具体情况，说我这儿有一个如此不可思议的孩子，我问他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孩子弄进南加大的电影学院，但没起到什么作用。招生名额已经满了，未来好几年内的名额都满了。”
1965年春天，据舒尔说，斯皮尔伯格“已经开始着手B计划”，这就意味着，当他专注于通过自己独立的方式挤进电影行业时，可以只把大学作为一个挂名的地方。“当每个人都争相讨论说他们要去哪所大学时，”吉恩·史密斯回忆，“斯皮尔伯格说：‘我要去长滩州立大学。’我吃了一惊。我觉得他那么聪明，怎么可能去一个州立大学呢？他说他的成绩考不上南加大，长滩州立大学也有一个很棒的电影艺术系。”事实上，长滩州立大学当时根本没有电影系，只是在广播和电视系开设了电影课程。但是长滩州立大学对斯皮尔伯格有着至关重要的吸引力：它位于南加州，距环球影业不到一个小时车程。斯皮尔伯格可以一面应付学校的事务以避免服兵役和安抚父亲，一面跟环球影业制片厂的人保持联系，继续拍摄自己的电影。
显然斯皮尔伯格想要得到免服兵役的额外保护，以免他无法进入大学或失去学生延期服役的机会。克里斯·霍登菲尔德在为1978年的《滚石》杂志专访斯皮尔伯格后写道：“心理医生让他避免了去越南服役。”
“18岁的时候，我去看了心理医生，主要是为了免服兵役，”斯皮尔伯格告诉霍登菲尔德，“我真的一个问题也谈不清楚，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要找心理医生帮我解决的核心难题，所以我只想找他谈谈。有时我觉得心理医生对谈话过程中长时间的停顿感到很不耐烦，因为他会坐在那里抽烟，而我坐在那里无话可说。我记得当时的感觉，尽管如此我还是支付了每小时50美元的费用，我也应该让他开心点。所以我每周会去一次，在那55分钟里编故事。有时候，坐在他办公室椅子上产生的想法，给了我很棒的电影创意。我会在他身上测试所有这些场景……我有一种感觉，在我所有的电影中，都有一些东西来自那些即兴的胡扯。”
想要延期服兵役可能不是他看心理医生的唯一原因。在萨拉托加史蒂文刚满18岁的那一年里，他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从那些事情中学到的是“我绝对不能失去控制，不然我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尽管关于斯皮尔伯格家庭问题的话题是“某种私密的事”，但舒尔在他们高中最后一年里可以看出，这些事情让斯皮尔伯格“受到了精神上的创伤。离婚已经不可挽回，你可以看出这件事已经迫在眉睫。阿诺德和莉亚的关系已经变得相当紧张。”
这种紧张情绪也表现在史蒂文对待妹妹的态度上。曾与安妮·斯皮尔伯格一起玩的凯西·舒尔说，史蒂文让他的妹妹们度过了一段“可怕的时光。他不停追着她们跑，总是吓唬她们。他想加入女生们的聊天，但没有被邀请。安妮总在某些场合让他滚远点。”
史蒂文内心迷茫的另一个迹象是他对待母亲吉普车的态度。“史蒂文非常讨厌那辆吉普车，”唐·舒尔说，“她以前总开车载我们（去上学），因为那辆吉普车，我们很喜欢她。这辆车变成了未来的预兆。我认为史蒂文把离婚和家庭的破裂都归咎于他的母亲。”
1965年6月18日，史蒂文成绩平平地从高中毕业时，阿诺德·斯皮尔伯格从萨拉希尔大道的房子里搬了出来，去了洛杉矶。“孩子们一离开学校，整件事就完蛋了，”舒尔记得，“史蒂文迫不及待地想去环球影城开始自己的事业。尽管史蒂文的职业抱负比一般的18岁男孩更坚定，但他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极度焦虑，而父母的离婚加剧了这种焦虑：‘我的父母离婚了，再没有什么常规可循。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离开家去了洛杉矶。’”
舒尔认为，在父母办理离婚期间和离婚后的那段时间里，史蒂文和父亲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他看来，阿诺德“是个可靠的好人，总是支持史蒂文”。那年夏天，史蒂文决定搬进父亲在洛杉矶布伦特伍德区的公寓。大学一年级时，他一直住在那里，开着父亲送给他的毕业礼物——一辆1962年产的庞蒂克敞篷车往返于长滩市和环球影城。舒尔回忆说，“那是一辆漂亮的车，但是破破烂烂的，刹车和启动时摇摇晃晃，有一个最时髦的引擎。”在看望史蒂文和其父亲时，舒尔发现“他们之间关系很好，特别是在洛杉矶的第一年，他们互相支持。这家人分道扬镳了，史蒂文选择跟随父亲，而他的父亲也选择了史蒂文。”
莉亚于1966年4月11日提出离婚，当时她还住在萨拉托加。在10天前签署的一份调解协议中，她和阿诺德同意将史蒂文交由父亲监护。而16岁的安妮、12岁的苏和9岁的南希则由莉亚监护。阿诺德承诺在史蒂文1967年12月满21岁之前一直供养他，并答应每月为莉亚和他们的女儿们支付650美元的生活费。财产被要求平均分配，包括出售位于萨拉希尔大道的房子以及家庭的其他金融资产的收益。这些资产包括IBM的3股股票、通用电气的20股股票以及亚利桑那州溪洞一块未经开发的土地。虽然大多数家具都划给了莉亚，阿诺德也被允许保留一些带有私人情感的物品，例如他母亲的俄式茶壶、父亲的银酒杯、他的二战纪念品、莎士比亚的戏剧集、古典唱片、俄式三弦琴、祈祷书、工具书、电子设备，以及这个家中“除了安妮的布朗尼电影摄影机之外的电影设备”。他儿子的所有物品都和阿诺德一起搬去了洛杉矶，包括史蒂文的“移动式摄影小车”。
1966年4月20日，圣克拉拉郡高级法院以“虐待”为由批准了他们的离婚。莉亚带着三个女儿回到凤凰城。1967年，离婚案了结之后，莉亚嫁给了斯皮尔伯格家的老朋友伯尼·阿德勒。
回顾他在萨拉托加度过的“人间地狱”般的日子，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1994年说，这段经历“让我真正成长为一个人，使我对我的同伴更加宽容。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让我在那年年底，第一次准备好离开家人，独自去一个未知世界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