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口述史料（Oral Historical Material），又称口头资料、口碑史料、口述档案或口述历史资料，主要通过有计划地访问当事人或知情人，根据人们口述亲历亲闻挖掘、整理出来的文字、图片、录音及视频等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资料。

对于研究者来说，通过查阅图书馆资料是开展各项研究的第一步，但当前可供查阅的口述史料相对缺乏，尤其是少数民族口述史料更为稀缺。研究少数民族特别是无文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更多依赖口述史料来开展，而口述史料难征、易失的特性决定了其征编的紧迫和抢救性保护的重要程度。土家族有本民族语言，但没有文字，其历史文化均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因缺乏有效的保护，部分口传文化已经失传或濒于失传。本书以土家族为研究个案，征集土家族民间濒临消失的口述史料并进行整编、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丰厚的土家族口述史料，为少数民族口传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探索出更富有成效的策略。

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和民族中，口述是人们传播历史、文化和推动文明的主要方式。无论是国外的《吉尔伽美什》还是中国的《史记》《春秋》的采风内容等，都是先经过口述、后利用文字编写而成的，口述史料的价值曾备受推崇。

但随着德国兰克学派的兴起，文字书写的资料被看作最可信的历史记录；中国清朝的乾嘉学派也因政治压力被迫转向考据学，长期钻研文字史料，讲究“口说无凭”，使口述史料一度备受冷落。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录音设备的发明与使用，文字一统天下的局面被逐渐打破，口述史料作为弥补文字和实物史料记录不足的优势重新得到了重视。

19世纪70年代，美国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开拓性地对口述史料开展了研究工作，成为现代图书馆采集、收藏与传播口述史料的先行者。1938年，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s）提出：“应该建立一个组织，系统地收集、记录口头传统和著名美国人士的回忆。”他于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创建了口述史研究室，开创了基于精英人物的口述访谈模式，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建立，也使美国口述历史研究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英国史学界掀起了“自下而上”的撰史运动，口述史界开始关注弱势和边缘群体，口述历史研究的范围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1984年，《口述史学：跨学科文集》由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出版，该书在整个口述史学界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随后，莱斯利·凯伦等在民族研究中也应用了口述史学，出版了著作《失去的故事：犹他州的少数民族口述史》（Leslie Karen，1996）。90年代后，世界各国开始将口述史料数字化作为发展互联网文化信息资源的主要策略。纽约图书馆将珍贵的犹太文化口述史料抄本数字化，并在线发布了部分抄本（Duke，2014），英国国家图书馆也建立了“口述史料资源库”。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口述历史研究非常重视，产生了大量口述史料。在亚洲，新加坡、日本等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口述历史研究起步较早，成果相当丰硕。这些都为土家族口述史料征编研究提供了启发和参考。

虽然我国很早就有使用口述史料的传统，如汉代司马迁作《史记》时就通过访谈收集口述史料，但近代以来囿于各种原因，国内口述历史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口述史学闯入国人视野，《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等口述史著作陆续出版。进入21世纪，随着图书馆对文献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强，部分学者把目光投向这一领域，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国外口述历史，代表作有《美国总统图书馆的口述历史收藏》（杨祥银，2000）、《国外口述历史资源采集流程的共性对我国图书馆的启示——以James Gleeson和唐德刚的采访实践为例》（蔡屏，2011）、《口述资料采集与收藏的先行者——美国班克罗夫特图书馆》（王子舟、尹培丽，2013）、《美国图书馆口述历史服务特点及启示》（陈方锐，2018）、《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图书馆口述历史工作研究》（吴振寰、韩玲、钟源，2019）等。

其二，图书馆口述史料研究的意义，代表作有《值得填补的空白——谈图书馆的口述史料资源》（左皓劼、张涛，2007）、《口述历史——图书馆资源建设的新探索》（李乃冰，2008）、《口述历史：地方文献工作之新视野与新拓展——以浙江图书馆为例》（刘杭，2010）、《口述资料收藏——图书馆的新领地》（尹培丽，2013）、《口述历史对图书馆史研究的意义探讨》（冯云，2015）等。

其三，口述历史理论，主要集中研究口述史料开发与收藏，如：陈俊华、乔菊英、叶锦青与李瑛等分析了当前国内图书馆开展口述历史工作面临的困难，探讨了各自图书馆开发和收藏口述史料应关注和把握的重点环节；李乃冰、郑松辉、张晓红、赵惠、冯光敏等从图书馆在口述资源建设中的意义与原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其四，口述历史实证研究，如：2012年，国家图书馆以传统文化遗产、现当代重大事件、各领域重要人物为专题，启动了“中国记忆”项目，为国家保存记忆资源；2013年，中华女子学院图书馆开始收集、整理与保存中国妇女的口述史，并定期开展以“妇女口述历史”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2014年10月，湖南图书馆主办“图书馆与口述历史及地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对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进行了记录，等等。

具体到土家族口述史料研究，目前只有部分学者零星关注，如：王文章、金萱等为推动经济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土家族西兰卡普的传人进行了调查，出版了《西兰卡普的传人 土家织锦大师和传承人口述史》（2010）；彭燕、田进婷通过对土家族民间工艺传承人的口述访谈，撰写了论文《土家族滴水牙床的传统技艺与文化蕴含——基于传承人陶代荣的研究》（彭燕、田进婷，2012）与《湘西土家族传统民居营建仪式与技艺——基于彭善尧师傅的访谈》（彭燕，2013）；刘德红、曹佳等提出土家族口述医药史料有利于土家族医药的发展，通过对巴东县土家族的调查，了解到其保存现状，提出了保护与传承的建议，并撰写论文《湖北巴东土家族口述医药文献调查分析》（2014）。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我国图书馆口述历史研究体系主要集中在重大事件、各领域重要人物与图书馆开展口述历史研究的意义与策略等方面，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土家族口述历史则涉及不多。口述历史在国际学术界受到高度重视，就是因为它在复原历史文化方面有其他史料所无法替代的价值。一些历史文化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留下记载，要了解事实真相，只有对当事人或知情人进行口述访谈，获取口述史料以供人们利用，否则将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从图书馆学、口述史学、民族学等方面，多角度地深入开展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征编工作，建立科学、系统的研究机制，以提升图书馆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的能力。

二

土家族无文字，历史、文化传承一直依靠口传心授，关于该民族各种记载形式的缘起都是经口述整理而成，与土家族口传历史文化相关的所有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均属口述史料范畴。为此，传统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征编与研究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土家族民族成分识别之时就已开始，各学者通过土家族人口传心授，以历史学、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土家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挖掘与整理，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利用口述历史研究方法对土家族口述史料进行征编起步较晚，研究力量也较为分散，其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相关研究论文

为了解国内学术界利用现代口述史对土家族口述史料进行相关研究的现状，笔者于2018年3月19日登录CNKI全文数据库，选取“篇名”为检索入口，以“土家族口述”为检索词，进行“学术期刊”模糊检索，共获相关学术论文13篇。

（1）从图书馆、文化与民族等学科角度撰写相关论文6篇：《西部口述历史文献资源的开发与永久性保存机制研究——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彭燕，2010）、《武陵山区土家族口述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抢救研究》（彭燕，2011）、《少数民族口述历史的挖掘与数字化保存模式研究——以武陵山区土家族为例》（彭燕、朱慧玲，2012）、《原生态文化视野下少数民族口述史料的保护研究——以土家族为例》（彭燕、卢云，2017）、《针尖上的技艺：土家族挑花传承人余爱群口述访谈》（彭燕，2017）、《口述历史在土家族挑花研究中的应用——以吉首大学图书馆的实践为例》（彭燕、余弦、李良嘉，2017）。

（2）从音乐舞蹈学科角度撰写论文3篇：《民族音乐“口述史”实存分析——基于土家族土司音乐研究》（熊晓辉，2014）、《“口述史”在民族音乐发展中的历史与逻辑——基于土家族土司音乐研究》（熊晓辉，2014）、《从小会计到土家族民间音乐大师——田隆信口述访谈录》（叶颢、陈廷亮、陈奥琳，2015）。

（3）从中医、文学、美术与体育学科角度各撰文1篇：《湖北巴东土家族口述医药文献调查分析》（刘德红、曹佳等，2014）、《论土家族形象的审美建构——以湘西土家族口述作品为例》（陈素娥，2009）、《鄂西土家织锦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档案建立探析》（李祎、龙则灵，2016）、《民间武术的传承与发展——基于土家余门拳传承人口述史研究》（丁永鹏，2017）。

2.相关研究著作

为了解土家族现代口述史研究著作的出版情况，笔者于2018年3月27日登录读秀中文学术网，分别以“土家族口述”、“口传”、“口承”、“口碑”等为检索词进行图书书名搜索，只检索到相关中文图书4部，《土家族口承文化哲学研究》（萧洪恩，1999）、《民间口传文学的珍贵遗产——重庆土家族民歌》（黄洁等，2004）、《西兰卡普的传人 土家织锦大师和传承人口述史》（王文章主编、金萱整理，2010）、《从土家族走出的药物化学家——彭司勋口述自传》（周雷鸣访问整理，2013）。

3.相关研究项目

2012年，湖北民族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金晖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武陵山土家族民间美术传承人口述史研究”；2012年，三峡大学民族学院陈廷亮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土家族口述史研究”；2015年，彭燕主持了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明清以来土家族口述历史的挖掘、整理与数字化保护研究”；2016年，彭燕主持了湖南省图书馆中青年人才库重点课题“原生态文化视角下土家族女红口述历史的挖掘与保护研究”。

以上相关研究与成果为本书将口述历史研究引入土家族濒危口述史料征编工作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但存在的局限也显而易见。

（1）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征集工作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处于初级的调查、访谈、记录与整理阶段，尚未进入系统整编、数字化和开发与利用的高级阶段，没有突出对土家族口述史料研究的意义与重点。

（2）目前，土家族口述史料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探讨、资源建设与口述访谈等方面，对散佚民间或亟待抢救保护的口述史料关注不够，缺乏深入系统的征集，使土家族很多濒临消失的口述史料未纳入研究视野。

（3）为实现优秀文化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各地目前都在大力倡导“共享工程”，但社会各界对土家族口述史料的保存与研究仍各自为政，没有真正以一个中心来进行资源整合，远未达到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共建共享。

（4）口述史料是承载土家族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但目前对土家族口述史料尚未进行系统的征集与整理，部分征集到的口述史料储藏分散，保管不力，流失损坏严重。因此，亟须建立一个系统的保护体系，对这些濒危史料展开有组织、有计划的征编研究，将土家族濒临失传的优秀口传文化抢救、保护与传承下来，这为本书研究留下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三

土家族濒危口述史料征编研究的对象是土家族濒临消失的口述史料，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表述还不够完全。众所周知，史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人类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研究离不开史料。土家族无文字，口述史料是该民族史料的重要组成，也是土家族史料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

因此，土家族口述史料征编研究对象是土家族整个史料系统。研究土家族整个史料系统，不只是独立地去研究单个的土家族口述史料，还要研究由土家族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等组成的有机整体，即土家族史料系统。所谓土家族史料系统，指人们有目的、有计划、有意识、有组织地挖掘、征集、整理、编辑、保存、传播、利用与开发土家族史料信息的全部过程，以及围绕这些过程所进行的一切研究的总和。这种研究并不是独立展开的，而是要从土家族的社会形态、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去挖掘土家族濒临消失的史料，阐释与土家族社会变迁的关联，从而体现口述史料在土家族社会研究中的作用与地位。

土家族口述史料征编研究不是静止地去研究土家族史料系统，而是要将其看成一个逐步消失的动态进程。这种研究不仅包括现阶段用口述历史等方法挖掘土家族口述史料，还包括征集历史上人们利用口述，用文字、铭刻或实物等承载、记录、整理而形成的各类濒临消失的土家族史料。一份完整的土家族口述史料应包括该份史料的形成过程，因为只有尊重历史事实，厘清造成土家族口述史料濒危和影响土家族口传文化传承的诸多因素，才能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更好地征编研究土家族濒危口述史料，为我国少数民族口述史料研究提供理论范式或实践经验，为其他国家少数民族口传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探索出更富成效的方法。

土家族口述史料征编研究对象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1）宏观研究，以整个土家族史料系统为研究对象，包括土家族文献史料的数量规模、传播速度、总体布局、宣传评价、组织管理、社会作用与发展规律等。（2）中观研究，以土家族不同类型史料为研究对象，如土家族的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历史资料等，它们各具特色、任务、组织架构、管理模式和发展历程等，都亟需分类归纳研究。（3）微观研究，以某一土家族口述史料为对象，包括具体口述史料的征集、整理、编辑、保存、共享与传播等。如2017年我们以土家族挑花口述史料为征集对象，对挑花传承人进行了口述访谈，获取了珍贵的第一手土家族挑花口述史料，通过整理、诠释并撰写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让更多人了解与关注土家族濒危的挑花技艺，使其口述史料得到有效利用与共享。

土家族口述史料以土家族濒于消失的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历史资料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土家族濒危口传文化的类型、特征、价值、起源、形成、变迁，土家族口述史料征编工作的基本方法、数字化保护、开发利用及口述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研究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征编对象、内容、任务、路径、方法和学科体系，探究土家族濒危口述史料征编的现实意义、时代特征以及与土家族濒危口传文化传承发展之间的关联，使土家族口述史料征编有自己的理论研究体系，以促进少数民族口述历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规划。

（2）研究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调查与解析土家族口述史料与其他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相互关系，从而了解土家族口述史料形成、发展与濒危的嬗变过程，厘清土家族口述史料的研究与收集现状，为积累征集、保存、开发与利用土家族口述史料提供指引途径与实践依据。

（3）研究土家族口述史料的性质与组成，不仅要探究土家族某一口述史料的实质与格局，还要从整体上研究土家族口述史料如何分类征集、整理、编目与数字化保护等，使人们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更好地研究和利用土家族口述史料，从而将土家族濒危的口传文化抢救、保护与传承下来。

（4）研究土家族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概况，探讨土家族口传文化的功能、变迁、保护与传承，揭示土家族口述史料与土家族濒危口传文化形成、发展和变迁的内在关联，阐述土家族口述史料的研究构想与征编措施，以期探索出系统的土家族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与方法，为其他少数民族相关工作提供理论或实践范式。

（5）研究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征集、整理、编目、保存与利用，不仅要对前人搜集和整理的土家族史料进行征集，还要对其发展历史、研究方法与学科渗透状况加以考察与解析。总结前人研究与利用土家族口述史料的成功经验，揭示土家族口述史料的收藏与各学科研究现状，力求探索出一套新的研究路径与对策，为土家族口述史料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四

我们开展土家族口述史料征编研究这项工作的目的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抢救与保护土家族濒危口传文化

通过对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征编研究，不仅能从图书馆学、口述史学、民族学等学科建设的高度对土家族濒危口传文化的产生演变、本质属性、发展规律、类别特征、价值功能等进行深入探究，还可以利用口述历史研究方法对土家族濒危优秀口传文化的知情人、传承人等进行抢救性口述访谈，获取受访人的亲历、亲闻或对特定事件的观点与经验，并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与诠释，以鲜活的口述史料还原土家族口传文化的历史原貌，进而全面揭示土家族濒危口述史料研究的重要性和利用价值，极大丰富与拓展各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以唤起社会各界对无文字少数民族口传文化的关注，从而加大各学科对少数民族口述史料的整体探索研究，以更好地抢救与传承土家族濒临消失的口传文化。

2.实现少数民族口述史料研究的系统化

少数民族口述史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因我国口述史研究起步较晚，各地少数民族史料管理与研究机构对少数民族口述史料的征集、整理与保存等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如何借鉴先进经验，制定规范的研究制度，并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来征集少数民族濒临消失的口述史料，是当前学术界在理论与实践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在研究少数民族口述史这个大框架中，本书将土家族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剥离出来进行个案研究，正是为了适应我国少数民族口述史料征集的迫切需要。土家族濒危口述史料研究将总结各少数民族口述史料收集整理的相关经验，借鉴少数民族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根据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套集民族口述史料征集整理、分类编目与永久性保存于一体的有效体系。这将极大促进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征编工作，对实现我国少数民族口述史料研究的系统化、规范化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建设与完善民族地区图书馆特色资源

口述史料不仅是史料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也是获取无文字民族信息资源的重要来源，其学术研究和利用价值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今各图书馆、机构和个人等收藏的口述史料形式各异、数量繁多，但很多未对其进行系统的分类整理，收集的口述史料以公开出版物为主，但对散佚民间的口述史料与信息资源缺乏系统征集，且部分征集到的口述史料也大多散存各处，以单位和个人各自为政收藏，没有真正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这些都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各界对民族口述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本书不仅向人们展示土家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口传文化，阐述如何利用口述历史方法抢救与保存土家族濒临消失的口述资源，还从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的视角系统探究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征集整理、分类编目、数字化保护、资源共享和开发利用等问题，并创新提出研究方法与构想，旨在为土家族口传文化研究、区域经济建设和文化旅游发展等提供独特而丰厚的信息资源，为建设与完善民族地区图书馆特色资源探索出更富有成效的策略。

五

研究土家族濒危口述史料的征编问题，必须充分了解和考虑土家族历史文化的演变与现状。本书在进行征编研究时紧密围绕土家族濒危口传文化、口述史和口述史料等关键点，将口述史料征集、整理、编辑、保护与利用作为研究的核心。首先是建立土家族口述史料征编的理论研究体系，分析探讨研究的对象与内容、目的与意义、现状与方法、难点与创新等问题；其次，梳理土家族历史、文化与口述史料的起源及变迁，总结前人相关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土家族濒危口传文化和散佚于民间的口述史料进行系统挖掘、征集、整理与编目研究；再次，对征集到的土家族口述史料进行数字化保护和研究；最后，深入探究土家族口述史料开发与利用的意义、原则与方法，旨在为土家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提供丰厚的信息资源，助力民族地区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

在对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征编研究过程中，我们主要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图书馆、档案馆、中国知网等处查阅、鉴别、梳理与本项目相关的中外文献史料，并借鉴民族学、口述史学、人类学与图书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对散佚于民间的土家族著作、研究报告、手稿、实物与口传信息资源等进行广泛征集与整编，力求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方法上有新突破。

（2）田野调查法。“欲知山中事，去问打柴人”是对田野调查形象的概述。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深入湖南、湖北、重庆等土家族聚居区尤其是土家山寨，对当地土家族口述史料收藏与研究情况和口传文化传承现状等进行田野调查，并根据研究的需要，采用采访、问卷、访谈、统计等手段，对土家族濒危口述史料与口传文化进行了抢救性征集与保护研究。

（3）口述历史研究法。采用结构式访谈和无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围绕土家族濒危口传文化的特征、溯源、演变与现状等内容，对其文化传承人、知情人等进行口述访谈。通过深入交谈、平等互动、用心倾听等方式，探究受访者的生活史与社会背景，力求对所研究的主题或内容进行全面了解、征集、诠释与再现，以弥补其他史料记载的不足，更好地保护与传承土家族濒危口传文化。

（4）因素分析法。因素分析法是现代统计学中一种定性而实用的分析方法，能使复杂的研究内容简单化，并保持其原有的信息量。用因素分析法探究土家族口述史料在社会发展中所表现的外部特征和与口传文化的内在联系，并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处理，从而针对濒临消失的口述史料进行理性与综合的思维分析，提出土家族口述史料征编研究的策略。

（5）数字化研究法。运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全面介入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征集与整编，对征编好的口述史料进行数字化转换与复原，再将形成的数字资源进行元数据标引著录与保存。利用虚拟现实与多媒体等技术，建立土家族口述史料数据库，为土家族口述史料提供便捷、智能和大容量的存储空间与共享平台，以满足研究者对其开发利用的需求。

图书馆作为文化信息资源收藏和传播的中心，对土家族濒危口述史料进行规范化征编是建设图书馆特色资源、拓宽信息服务和保护土家族濒危口传文化的重要途径，但笔者在征编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难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征集难度大。土家族世代居住在湘、鄂、渝、黔毗连的武陵山片区，其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极不平衡，属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在外来文化和现代技术的强势冲击下，土家族口传文化正遭受着严重的侵蚀与破坏，很多已经失传或濒临失传。而现存的一些濒危口传文化大多散佚于崇山峻岭、沟壑纵横、交通不便的偏远土家山寨，要征集土家族口述历史资料，必须深入实地进行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不仅工作量大、任务重，还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2）史料分布广。武陵山片区地域广阔，辖71个县（市、区），全面征集土家族口述史料的任务十分艰巨。不仅要与武陵山片区各级相关单位（机构）、土家族研究专家及学者联系、协调，争取他们的大力支持与史料捐赠，还需要深入土家族聚居区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问卷调查与口述历史等相关研究，并对散佚于民间的土家族著作、族谱、手稿和实物等口述史料进行广泛征集与整编，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3）征编无借鉴。我国少数民族口述历史研究起步较晚，对其口述史料进行征编还是一个新兴领域，不仅在技术、人才、资金、设备等方面投入严重不足，而且相关的学术成果不多，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切合实际的工作实践来指导研究。因此，在进行土家族口述史料征集、整编、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等实际工作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另外，口述史料编目比普通史料编目更为复杂，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编目规则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口述史料的检索与利用。如何通过标准化的编目向用户展示完整的口述史料、实现口述资源的共享，已成为国内外编目工作亟待解决的难题。基于此，笔者在深入研究和遵循《国际标准书目著录》《中国图书馆分类法》《非书资料著录规则》《特种类型出版物著录》等著录原则与格式的同时，根据土家族口述史料的特征，提出其编目的方法并进行统一、规范的著录。

六

本书对学术界所忽视的土家族口述史料进行规范化征编研究，并以口述史料为窗口透视土家族濒危口传文化的变迁，这对把土家族优秀的文化资源转化成发展优势和经济优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载体的创新。系统地将有关土家族历史文化的图书、期刊、手稿和实物等列为口述史料范畴进行征编；对土家族濒临失传的口传文化及信息资源进行抢救性挖掘与口述历史研究；对现存土家族濒危文化活动或表演中的图片、音视频、口述资料等进行全面征编研究，并对这些濒危口述史料进行整合、分析与共享，使本书研究体系更客观、更完整。

（2）内容的创新。以土家族口述史料征编为例，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相关口述历史特别是口述史料征编工作的理论方法与成功经验，结合吉首大学图书馆对土家族口述历史研究工作的前期探索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首次在理论上系统提出了土家族口述史料征集、整理、编目、保护、开发与利用的策略及方法，首次全面对土家族濒危口传文化展开了口述历史实践研究，并建立了首个土家族口述史料数据库，对土家族口述史料进行保存、共享与传播，使本书在民族口述史料征编与口述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3）方法的创新。运用口述史学、图书馆学、人类学、民族学与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通过口述史料征编与田野调查互证，考古与历史分析及文化生态保护相结合，采用系统的、多学科、多层次的方法，创新构建了土家族口述史料征集、编目与数字化保护体系，以及口述史料和口传文化在当代及未来开发与利用的策略和方法，为土家族口述史料征编和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与共享增添了新的亮点，为土家族濒危口传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使本书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得到提升。

土家族口述史料征编工作不仅是一项开创性研究，更是一项持续性研究，相关的研究思路、研究体系、研究流程和研究方法将在实践中逐步成熟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