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土家族口述史料

一 土家族口述史料刍议

（一）土家族文字、实物口述史料的研究概况

史料是过去人类社会在物质、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所遗留的记载和遗迹[54]，包括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口述史料是根据人们口述的亲历亲闻而整理出来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史料，其载体可以是录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等形式。现代口述史料最典型的标志是“有录音或录像”，是“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资料”[55]，但传统口述史料不一定以声音、视频为依据，而是根据人们口述，用文字记录或实物展现的资料。

土家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但这并不代表土家先民不会保存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没有文字，他们就用口传，如土家族语言、歌舞与民间文学等；难登官方正史的大雅之堂，就用心抒写在西兰卡普、挑花、服饰或转脚楼上。事实证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土家人不仅用口传心授传承着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而且通过实物、图形等将民族记忆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以土家人口传心授方式创造，并通过口述、文字与实物等所有史料形式相承的史实，都是土家族口述史料。

土家族口述史料浩如烟海、包罗万象，土家族的历史渊源、语言、宗教信仰、风俗、工艺美术、歌舞、民间文学与传统体育等口传文化组成了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完整体系。对土家族而言，这些口述体系保存了该民族的族系源流、生活习俗、伦理道德、民俗民风、生产方式等诸多方面，有着深刻文化内涵和研究价值，充分反映了土家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在古代，土家人用口传心授的方式创造和传承本民族的史实。到了近代，随着汉族文化的不断融入，人们除了土家语还采用汉语、汉字等形式进行土家文化的传承与记载。但囿于历史与地域原因，新中国成立前，土家族的历史文化仍以口传心授为主，只有极少史书上略有提及。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土家族从过去被压迫、强迫同化和长期埋没的状态中走了出来，一些学者开始了本民族的研究工作。土家族的研究历程大致分为5个时期：①民族识别时期（1950年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②曲折发展时期（1957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③重创停滞时期（1966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至1978年），④复兴发展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1987年），⑤开放推进时期（1987年土家族实现区域自治至现在）。［3］

土家族研究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后土家族民族成分识别之时正式开始。多年来，土家族研究如火如荼，各学者通过土家人口传心授，以历史学、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土家族历史文化进行了挖掘与整理，将他们口传心授的内容通过文字记录在纸上或实物上，创造了很多具有文学、艺术等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土家族史料。1957年1月土家族被国务院正式确定为单一的少数民族，随后，土家族历史文化的表述逐渐以汉字记载为主。笔者认为，土家族无文字，历史文化传承一直依靠口传心授，关于该民族各种记载形式的缘起都是经口传心授整理而成，因此，与土家族口传历史文化相关的所有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均属口述史料范畴。

为了解国内土家族学术研究期刊的发文现状，笔者于2018年1月31日登录CNKI全文数据库，选取“篇名”为检索入口，以“土家族”为检索词进行学术期刊精确检索，共获土家族研究学术论文4526篇。通过“分组浏览”可以看出：①1958～1963年，国内学术期刊发表土家族研究论文8篇，最早为王忠的《驳向达、潘光旦关于土家族历史的谬说》[56]。②1964～1979年，土家族学术研究处于停滞状态，1980年后开始复苏，相关论文陆续发表。③研究机构排名前五位的依次为湖北民族学院（413篇）、吉首大学（404篇）、中南民族大学（163篇）、三峡大学（144篇）、长江师范学院（115篇）。④研究学科以音乐舞蹈（654篇）、旅游（517篇）、民族学（515篇）等为主。笔者再以“土家族”为检索词进行“博硕士”精确检索，共获相关学位论文530篇，其中博士论文31篇，硕士论文499篇。

为了解国内出版发行与土家族相关的图书现状，笔者于2018年1月31日登录读秀中文学术网，以“土家族”为检索词进行图书书名搜索，找到土家族相关中文图书632种。土家族图书出版发行所经历的过程与期刊发文、土家族研究历程大致一样，但也具有自身的特征：①土家族相关图书出版从1959年开始，当时出版的图书有《土家族文学艺术史》（修订稿上、下）（1959）、《土家族歌谣选》（1959）、《土家族彩织图案集》（1959）、《哭嫁歌 土家族抒情长诗》（1959）、《土家传说故事选》（1959）与《婆婆树 土家族民间故事》（1959）6种。②1965～1973年无任何相关图书出版，土家族研究处于停滞状态，1979年后开始复苏。③研究学科以历史、地理（255种）、文学（70种）、艺术（54种）为主。④出版图书较多的作者为张子为（10种）、俆开芳（8种）、林继宽（6种）、彭继宽（5种）、萧洪恩（5种）与黄柏权（5种）等。

铭刻是刻在石头、金属或木头等器物上的文字与图画，是将历史记录、工艺美术与民族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实物史料。土家族目前发现的铭刻类史料以石刻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也是土家族口述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家族无文字，明清后通用汉文，土家人为表述情感与记载历史，也常借用汉字铭刻，因此土家族石刻上的文字均为汉字。土家族石刻的种类主要有石碑、墓志、牌坊、摩崖和塔铭等，其形制主要是记事称颂、表彰功德、哀诔纪念与记述文学等，内容涉及土家族口传文化的方方面面。

以张公谨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土家族卷》（以下简称《总目提要》）[57]中铭刻古籍为例，该书土家族铭刻古籍的收录时间原则上与汉文古籍一样，下限时间止于1911年，但基于土家族的历史特征与古籍存世等方面的差异，下限时间延至1949年。《总目提要》中收录的土家族古石碑共278通，墓碑、墓志145合，摩崖石刻22件[58]，如位于湖南省沅陵县明溪口村的《明溪新寨题名记》（又名《红字碑》，1058）、位于湖南张家界永定区双溪桥的《文昌塔记》（1341）、位于湖北利川鱼木寨的《南阳柴夫子训子格言碑》（1920）与湖南省永顺县松柏乡的《重修玉皇阁碑叙》（1919）等。这些石刻史料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历史、政治、经济与文化，对了解土家族先民的生存样态与民俗事像等有着重要价值，与文字史料不分伯仲。土家族铭刻史料除《总目提要》已收录的，还有大量藏匿于民间，亟待人们去挖掘研究。

从以上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土家族口述史料包罗万象。土家族民间文学表达了土家人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习俗、艺术与情感等方面的内容，一直是学术界搜集与土家人传承的热点。目前，已搜集、整理出来的土家族口述文学史料主要有民间歌谣、故事、史诗、戏剧、谚语与谜语等，仅以土家族民间歌谣而言，就由古歌、劳动歌、诉苦歌、仪式歌、情歌等多种形式。这些歌谣千百年来在土家人中世代传唱，真实地再现了土家人的生产、生活与土家族聚居地区的自然景象与风土民情等，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是土家族口述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把依靠口传心授整理与记录下来的有关土家族历史渊源、习俗、工艺美术与民间文学等书写史料只视为文字或实物史料，而不承认是口述史料范畴的话，那么土家族与其他无文字民族的历史文化就成了空白，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也将改写。实际上，很多有文字记录的民族，口述也是他们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有文字民族的史料中很多事物的记载都不是书写者所创造，而是他们根据当时口头传承的内容，通过文字书写在纸面或用铭刻保存下来。[59]如汉族的《史记》、《论语》，藏族的《格萨尔王》等，最初都是作者到民间搜集口头流传的史料，然后通过对知情人“口述”的考证，最后用文字记录成书。图书馆作为文化信息资源收藏的重要载体，保存人类文化记忆是其永恒的历史使命。将口述史料纳入图书馆文化信息资源收藏的范畴，及时征集、整理各民族没有文字记载、濒于消失的口述史料，是图书馆员义不容辞的职责。

（二）图书馆研究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必要性

少数民族口述史料反映了各民族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是中华民族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研究少数民族口述史这个大框架中将土家族口述史料作为重要个案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1.口述史料是土家族文化记忆的重要来源

我国很多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本民族文字，大部分民族的历史文化没有文字书写或缺少史料记载，很多流传于民间。新中国成立前，我国36个无文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长期依靠口传心授世代相传，19个有文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也大多没有正式的文字记录，民族文化仍以口传心授为主。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先后为壮、苗、布依等民族创制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还为景颇族、傣族、彝族等有文字民族进行了文字整理和规范。[60]为促进土家族聚居区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吉首大学彭秀模与叶德书两位教授也于1983年5月完成了《土家语拼音方案》（草案）。该方案以湘西北部方言为基础、以龙山县猫儿滩镇为标准音点，贯彻汉语拼音和考虑教学价值为原则；其内容由字母表、声母表、韵母表和声调表四个表格及后附说明组成。[61]但因各种原因，至今各少数民族几乎不使用这些文字，很多民族的文化仍保留在人们口传心授的记忆中。为保存与传承各民族流传于民间的文化记忆，亟需对其口述史料进行抢救性研究。

少数民族口传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差异性，从宏观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实际运用价值难以保证，这就需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地域与民族来进行研究。土家族是武陵山片区人口最多的世居民族，其口述史料承载着土家族人的智慧与记忆，是土家族聚居地区乃至武陵山片区历史文化变迁的见证，将土家族作为个案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笔者所在图书馆自20世纪50年代建馆以来，一直致力于武陵山片区民族文献的收藏与整理工作，已形成了以区域民族、口述史等为特色的馆藏体系，对土家族口述史料进行征编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理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保护与传承土家族文化记忆的历史使命。

2.保护与传承土家口传文化的迫切需要

口述历史在图书馆界最早是用来搜集、保存人类口述的资料，而口述史料以其独特的地域性与原生性迅速成为不同区域图书馆的特色馆藏资源。土家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其历史文化一直依靠口传心授传承，致土家族口传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如土家族挑花颇有特色。20世纪80年代民族学家彭武一曾这样描述：土家族工艺美术有两朵花，一为打花（也称织锦或西兰卡普），一为挑花；打花线粗质厚，挑花线细质薄；色彩搭配方面，打花取色浓重，色彩对比强烈、豪放；挑花取色恬静，色彩颇显柔和、淡雅。[62]可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土家挑花与打花异曲同工，相辅相存，为同根异株的两朵民族工艺奇葩。但土家织锦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受国家重视，其技艺目前已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展，而土家族挑花因缺乏重视（2016年才被列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技艺目前仅掌握在少数高龄人的记忆中。

图2-1 土家挑花省级传承人余爱群（朱慧玲 摄）

图2-2 土家织锦国家级传承人 刘代娥

为了解土家挑花的研究现状，笔者于2017年3月登录CNKI全文数据库，选取“篇名”为检索入口，以“土家挑花”为检索词进行期刊模糊检索，结果为无对应的分组数据。通过互联网搜索“土家挑花”，仅找到几张图片和湘西土家族学者田明撰写的一篇相关短文，暂无其他记载与研究。土家挑花不仅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土家族口传文化的优秀代表，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其技艺濒临失传，如再不对传承人掌握的口述信息进行挖掘、整理，土家挑花技艺必将面临“人亡艺绝”的宿命。由此可见，在当前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的视域下，对土家族濒危口传文化进行抢救性研究已刻不容缓。

3.建设与完善图书馆特色资源的必要举措

图书馆作为文化信息资源的收藏单位，以往的工作重点大都放在文字史料的收藏中，对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则关注不多。自口述历史研究在国外图书馆界日益受到重视后，国内图书馆部分学者在21世纪后把目光逐步投向了这一领域，但这种起步较晚的状态造成了我国图书馆口述史料收藏的诸多缺失。近年来，国内不少图书馆已介入口述历史研究领域，但就实践研究成果而言，仍颇显不足。很多人对口述历史的理解还停留在简单的录音整理阶段，这种误解将极大弱化口述历史成果的价值。[63]目前，我国图书馆口述历史研究体系主要由资源建设与重大历史事件组成，如国家图书馆以现当代重大事件、各领域重要人物为专题的“中国记忆”项目和湖南图书馆对抗战老兵进行的口述历史研究等，而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土家族口述历史，却涉及不多。用口述历史记录民族的历史，特别是用来抢救那些濒于失传的民族文化口述史料，已成为国外很多机构口述历史研究的重要工作。如苏格兰国家博物馆“苏格兰：不断发展的民族”展厅，通过口述历史方法的合理运用，生动且全面地展现了本土近现代民族史。

土家族口述史料是再现土家族历史渊源、传承土家族文化精髓、研究土家族口传文化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土家族口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王文章、金萱等通过对土家族西兰卡普传人的口述调查，出版了著作《西兰卡普的传人 土家织锦大师和传承人口述史》[64]；刘德红、曹佳等在《湖北巴东土家族口述医药文献调查分析》中指出土家族口述医药史料有利于土家族医药的发展[65]；彭燕、卢瑞生通过对土家族挑花技艺的调查，撰写了《濒临失传的土家族传统挑花技艺探究》[66]等。但土家族还有很多散佚于民间的口传文化没有纳入史料搜集的范围，没有机会展现其独特的魅力，其传承还处在口传心授的原始阶段，现状堪忧，亟待我们对其口述史料进行抢救性保护研究。

二 亟待抢救的土家族口述史料

土家族的历史渊源与民间文化一直依靠梯玛、族长、土司、民间艺人与手艺人等的口传心授传承，土家族口述史料是根据他们口述亲历亲闻而挖掘、整理出来的文字、实物及音视频等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资料。随着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家族很多口传文化已陷入“后继无人”的危险境地，也给土家族口述史料的挖掘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一）土家族口述史料的研究价值

1.推动土家族濒危口传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土家族的口传文化主要保存在土家人的记忆中，通过口传心授这一特殊方式得以世代流传，但人的记忆内容会随着环境的改变和时间的流逝而逐渐遗忘、消失。因此，要想保护与传承土家族散佚于民间的濒危口传文化，就要通过田野调查，挖掘土家人的民族记忆，获取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记录、实物与音视频等口述史料。土家族口述史料具有现场性和即时性特点，通过音视频呈现给人们的信息较为全面而生动，可将访谈时发生的一切场景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如口述者的语言、声音、表情、动作和访谈现场与环境等。通过口述访谈挖掘土家族口述史料，唤醒土家人的民族记忆，让沉睡已久的土家族口传文化重新焕发生机，达到其传承与发展的目的，具有重要的价值。

2.弥补文字和实物史料记载方面的缺失

文字发明前，人类的历史大都通过口传的方式世代流传下来。随着文字的出现，各种史料迭出，但有形的史料与历史相比毕竟匮乏，人类很多记忆没有被文字所记载。土家族无自己的文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土家人创造了很多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口传文化。土家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成分识别时才正式开始，多年来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也创造了很多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字和实物史料，但土家族还有很多民族记忆没有被文字所记载，研究土家族依靠现有的史料是不够的，还需对熟悉土家文化的当事人、知情人进行口述访谈，将他们掌握的民族记忆转化为口述史料进行印证与补充，以弥补文字和实物史料记载的缺失。口述史料将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所不能完全呈现的场景，如访谈现场与背景及当事人的表情等，通过录音、摄像等数字技术进行补充与记录，从而弥补了文字、图片、铭刻、实物等史料记载上的缺失，完整地还原了土家族口传文化的原貌。

3.为土家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土家族现代意义的口述史料是利用口述历史研究方法，以录音、摄像等设备为工具，对熟悉土家族历史文化的梯玛、族长、学者、传承人或民间艺人等进行口述访谈，挖掘他们口述内容中具有保存价值、迄今尚未得到的第一手资料。现代意义的口述史料具有一定的即时性，一般为现场笔记、录音、拍照或摄像，与文字、实物史料相比，更能直观、生动、形象地再现访谈场景、人物言行及访谈内容的全过程。因此，要想准确、客观地了解土家族历史与文化，就必须挖掘其口述史料。如：1952年以田心桃为代表的土家族人向各级单位反映，要求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随后，中央派以严学窘、潘光旦等为代表的调查组，对土家族的民族成分进行了识别。他们通过对湘西永顺、龙山等地土家人的口述调查，写出了《关于湘西北土家语的初步意见》（严学窘，1952）的调查报告与《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潘光旦，1956）等珍贵的口述史料。调查组用鲜活、确凿的第一手口述史料证明了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终于使国务院于 1957年1月正式发文，确定土家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由此可见，口述史料可以完整、清晰地还原事实的真相，为土家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二）土家族口述史料的流失概况

土家族口述史料的缔造者主要是梯玛、族长、传承人、民间艺人与普通土家人，他们不仅熟悉、掌握土家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记忆，还是土家族口传文化的传承者与传播者。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岁月的流逝，土家族年轻一代不愿意学习本民族文化，而熟悉与掌握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人大多年事已高且越来越少。如“梯玛”，是土家族从事宗教的职业人士，土家人常称为“土老司”和“土司子”等，他们所唱的《梯玛神歌》集诗、歌、乐、舞于一体，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对土家人民的生活影响深远。但《梯玛神歌》必须用土家语演唱，随着土家语的深度濒危，能完整释读和传唱《梯玛神歌》的老梯玛已屈指可数。老梯玛的去世不仅带走了丰富的口传历史和文化信息，使土家族大量珍贵的梯玛口述史料流失，还使《梯玛神歌》不可避免地陷入传承困境。

土家族研究者搜集的很多口述史料没有公开发表或出版，未得到永久性保存，流失较为严重。如民族学家彭武一先生，1927年出生于湘西永顺县万坪乡的一个土家族知识分子家庭，他热爱本民族文化，一生致力于土家族族源、语言与民间文学等方面的研究，1955年撰写的《湘西土家人民古代历史纲要初稿》和《湘西土家语言句法初探》，为中央调查组识别土家族民族成分提供了珍贵的口述史料，仅1982～1991年公开发表的土家族研究论文就有15篇，但彭武一先生于1991年与世长辞，临终前他说：“我近年来文思特别敏捷，越写越顺手。”可惜现在他不能写了，研究的很多东西还没来得及写，有的写了也未发表。对他的遗著进行收藏、整理与出版，将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也是对其亡灵最好的安慰。[67]但令人遗憾的是，彭先生早年根据土家人口述所做的笔记、整理的各种口述史料，至今尚未有人去整理，只能任之流失。

土家族无文字，历史上有关土家族口头流传的部分内容均由汉字落之于笔墨，用书籍、铭刻与口传等形式载入史籍，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土家族古籍。如至今能读到且全面记载土家族历史文化的古籍，较早的有明弘治《岳州府志·慈利县》与明正德《永顺宣慰司志》等孤本。清代后，土家族人才辈出：渝东南陈汝燮留有《答猿诗草》8卷，存诗700余首；陈景星的《叠岫楼诗草》留诗不下千首；还有湖北长阳彭秋潭、湖南彭勇行、彭施铎等一大批土家族文人也留下了一些较著名的诗词。[68]清末及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开始编纂地方志与家族谱。2002年，为将土家族古籍清点入册，土家族地区的民族单位对土家族古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集与整理，并于2010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土家族卷》。该书共登录条目2900条，其中书籍类397条，铭刻类473条，文书类176 条，讲唱类（口传资料）1854 条。[69]土家族古籍的搜集工作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对这些古籍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收藏机构分散，各自为政，部分古籍因保存不当，损毁严重。

除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土家族卷》入册的古籍，土家族还有大量铭刻古籍散存于民间，受人为和自然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已经损毁、剥蚀或遗失。如生于道光年间的张家界永定区土家族人刘明灯，是清朝土家军主帅，先后任台湾总兵与甘南各军提督等职。作为当地显赫一时的名门旺族，其家族墓地规模宏大，修建历时17年，为土家族铭刻史上少有。但墓区现仅存石碑坊2座，石雕群3处，神道碑4座，石像24尊，石桅4根，其他碑刻2处，很多碑刻古籍已湮灭无存。

时光荏苒、世事变迁，随着土家人与外界交流的日渐增多和土家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家族口述史料流失情况严重，口传文化面临消失。作为土家族聚居地区的高校图书馆人，保护与研究土家族濒临消失的口述史料责无旁贷。

（三）土家族口述史料的抢救措施

1.提高土家族口述史料的保护意识

土家族聚居地区的图书馆和各级研究机构单位要充分利用土家族的传统节日，如“舍把节”、“六月六”等，运用广播、报纸、电视、互联网、微信等平台对土家族口传文化进行宣传，让更多土家人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破除“保护民族口传文化就是保护落后、愚昧”的旧思想，树立“征集口述史料就是传承土家族口传文化”的新观念，唤起土家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提高土家人保护与传承本民族口传文化的意识，引导更多人参与到土家族口述史料的保护工作中，把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征编与土家族口传文化的保护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

2.做好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征编工作

首先，图书馆应建立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征集、整理与编目机制，与土家族聚居地区的各级档案馆、文化馆、非遗中心、民委等单位及土家族研究者取得联系，征集正式出版和非正式出版及收藏的土家族口述史料。对部分无法征集的史料进行拍照与扫描，如各单位及研究者个人珍藏的手稿、笔记、调研报告及图书等。其次，深入土家山寨进行田野调查，利用口述历史研究方法对土家族濒危口传文化的知情人与传承人进行口述访谈，以获取珍贵的第一手口述史料。然后参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与美国的《口述历史编目手册》等，对征集到的土家族口述史料进行整理与编目，研发出以土家族口传文化、口述史料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口述历史资源建设、收藏与服务体系，并制定出较为统一的编辑、著录和检索标准。

3.加强土家族口述史料的整合与数字化建设

互联网的数字化技术因在信息转换、存储与传播等方面享有的优势，越来越为社会各领域所应用。数字化技术极大地改善了口述史料收藏的利用率，使口述历史的文本与影像等记录的全球性传播成为可能。土家族口述史料来源广泛、种类繁多，为使征编到的土家族口述史料发挥价值并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利用，图书馆应加强口述史料资源的整合与数字化建设。将征集到的图片、实物、音视频等口述历史资料和馆藏原有口述史料进行整合，对其进行数字化分类体系提炼与总结，再运用网站、数据库等平台进行数字化保存，以实现土家族口述史料的共建、共享，促进土家族口传文化的传播、开发与利用。

4.加大土家族口述史料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近年来，国内不少图书馆已进入口述历史研究领域，但很多人对口述历史的理解还停留在简单的录音整理阶段，这种误解将极大弱化口述历史成果的价值。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最基本的是运用访谈获取口述史料，而最主要的则是依据口述史料做出相应的理论诠释。[70]为此，我们对土家族口述史料的理论诠释不能停留于口传文化与口述访谈资料的简单整理与概括上，而应深入口述体系的内部，在实证基础上作整体提炼、解析与探究。土家族濒危口述史料研究是当前学术界面临的新任务、新课题，我们要趁土家族部分口传文化知情人仍健在，用口述历史方法，对他们掌握的民族记忆进行深入挖掘，将他们的口述信息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进行整理、保存与共享，构建既有利于土家族口传文化保护，又符合数字时代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的学术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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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陈子丹：《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第25页。

[26] 杨祥银：《当代美国口述史学的主流趋势》，《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

[27] 王子舟、尹培丽：《口述资料采集与收藏的先行者——美国班克罗夫特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年第1期。

[28] 杨祥银：《美国总统图书馆的口述历史收藏》，《图书馆杂志》2000年第8期。

[29] 杨祥银：《当代美国口述史学的主流趋势》，《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

[30] 杨祥银：《数字化革命与美国口述史学》，《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3期。

[31] 《英国口述历史馆馆长：英国口述史——开始就关注草根》，https：//cul.qq.com/a/20141104/050157.htm，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11月20日。

[32] 王景高：《口述历史与口述档案》，《档案学研究》2008年第2期。

[33] 蔡志远：《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图书馆》2015年第12期。

[34] 陈子丹：《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第26页。

[35] 杨祥银：《试论口述史学的功用和困难》，《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36] 王景高：《口述历史与口述档案》，《档案学研究》2008年第2期。

[37] 许雪姬：《台湾口述历史的发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38] 许雪姬：《台湾口述历史的发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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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林发钦：《澳门口述历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41] 王景高：《口述历史与口述档案》，《档案学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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