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口述史料与土家族口述史料
第一节 口述史与口述史料概述
一 口述史
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和地区，口述是传播和推动历史、文化知识的主要方式。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搜集资料，一直是历史学家获取史料的重要来源，在国内外均有很长的历史，口述史料的价值也备受推崇。如国外的《吉尔伽美什》、《荷马史诗》与中国的《史记》《春秋》和《格萨尔王》等都是先通过口述，后利用文字编写而成的。
但从19世纪开始，随着德国兰克学派的兴起（1795～1886），文字书写的资料被看作最可信的历史记录；中国清朝的乾嘉学派也因政治压力被迫转向考据学，长期钻研文字史料，讲究“口说无凭”，使口述史料备受冷落。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录音设备的发明和使用，文字统一天下的局面被逐渐打破。[1]20世纪中叶，兰克学派的治史主张受到批判，史学家们认识到史料多样化的必要性，开始重新发掘口述史料。[2]
“口述史”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1948年的美国，源于当时史学家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s）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的口述史研究中心，他们运用口述历史研究方法，系统收集、记录美国精英人士的回忆。从此，口述史（也称口碑史学）作为学术界研究当代历史、文化的新方法、新领域正式出现，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术研究的正式成立，并逐步成为历史学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分支学科。什么是口述史？关于这一概念的界定，迄今仍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口述史时长期争论的问题，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回答。
作为口述史创始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主任艾伦·内文斯的同事和学术继承人路易斯·斯塔尔说：“口述史学是通过有准备、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3]
著名的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曾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会长，在其专著《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中有这样一段话：“简单的说，口述历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的方式来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4]他认为口述史是历史声音的再现，现代口述史学是因为录音机的发明而产生。
英国《口述史》杂志的创编人，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保尔·汤普逊曾在1978年撰写了口述史专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该书中，他把口述史分为口头传统、口述历史与生命故事三种形式，论述了口述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5]
可以看出，因研究视角不同，学者对口述史的观点和定义不尽相同，但存在一定的共识：①口述史是利用录音、录像等现代设备对受访者进行口述访谈的结果。②口述史是已经完成的口述访谈记录，针对已完成了的口述史料，不包含口述访谈的过程。当中国学术界引入国外口述史概念后，因文化背景的不同，口述史定义在中国也同样延续了这种分歧。
华裔口述史的主要开创者唐德刚先生认为：“口述活动古而有之，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早期历史都是口述的……口述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6]
中国《口述史研究》主编、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杨祥银认为：“口述历史就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口述史学是运用一切手段（包括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收集、保存和传播即将逝去的声音，然后整理成文字稿，并对这些口述史料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分支学科。”[7]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钟少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致力于中国口述史学的研究，他对口述史作如下定义：“口述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史专著。”[8]
很明显，上述中外学者给口述史下的定义都是正确的，之所以产生一定的分歧，是因为各学者研究背景与侧重点不同。笔者觉得这些分歧并不特别重要，给口述史下怎样的定义也无关紧要，关键要把握住口述史最明显的特征和作用：①保存即将逝去的声音，弥补文字和实物史料记载的不足；②复苏口述史料的价值，为多领域、跨学科研究开辟新方法。
（一）中外口述史研究历程
1.国外口述史研究历程
在文字发明之前，口头传述是人类历史、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文字与印刷术发明后，人们开始用纸质文献记录历史，但随着录音、录影设备的出现，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在美国诞生了。
19世纪70年代，美国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开拓性地对口述史开展了研究性工作，成为口述史料采集与收藏的先行者。[9]1948年，美国史学家艾伦·内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口述史研究室，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随后，美国其他口述史研究机构相继应运而生。1967年，美国成立口述史协会，协会会员遍布全美。
在美国影响下，英国于1973年成立口述历史学会并建立口述史博物馆，1978年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保尔·汤普逊撰写的经典著作《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被称为打开口述史学大门的“金钥匙”。随着20世纪70年代“新社会史”的日趋盛行，英国史学界掀起了“自下而上”的撰史运动，使口述史界开始关注弱势和边缘群体。1979年，英国成立了国际口述史协会，并定期出版《口述历史》刊物。
加拿大口述史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因从事口述史的先驱者多为民俗学家，加拿大的口述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记录“下层平民”历史、生活的主要方法。加拿大很多口述史项目均由各级档案馆承办，口述史在加拿大常作为档案史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口述史学相继在新西兰、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日本及非洲等国家蓬勃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已成为世界各地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的不断发展，移动应用程序成为呈现与传播口述历史信息的重要手段。如美国的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开发的移动应用程序ClevelandHistorical，即通过以地图定位为基础的多媒体信息（包括文字、图像与口述历史为主的音视频记录）展示，让用户探索与浏览到克利夫兰州的历史与精彩故事，并能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免费下载该程序。[10]口述史学的发展得益于多媒体的发展与应用，现代数字化技术给口述史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也使口述史学成为一种操作与实践性很强的研究方法。
2.中国口述史研究历程
在我国，以口述的方式传承、收集与记录历史古而有之。我们很容易在古人留下的格言和故事中发现大量口头传述，如《诗经·小雅》与“大禹治水”等，都是通过口头传述而流传下来。在中国古代，人们也常用口述或口头传述的故事、传说、谚语、歌谣等编写史籍，如司马迁的《史记》、孔子的《论语》与《春秋》等。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文字史料的日益丰富，后代人逐渐形成了“口说无凭”的观念，口述被视为不可征信的野史而被中国大多史学家们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下，全国各级政协相继成立了文史工作机构，开始大规模征集晚清以来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和社会等方面资料，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大陆口述史研究工作被迫停止。
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始做国民党重要人物的口述历史工作，至今整理出版口述访谈记录百多种，并创办了《口述历史》刊物。唐德刚是最早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华人学者，先后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等多部口述史著作。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国内史学界与国外口述历史学界的交流日益增多，口述史学开始被国内学者了解和接受，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口述史研究论著问世，在实践与理论方面推动了中国现代口述史学术领域的形成，使中国口述史学研究开始与国际口述史学接轨。此时，中国港台地区的一些研究机构、高校及社会团体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口述历史研究项目，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口述历史：香港文学与文化”研究计划，台湾史学界对老兵、妇女等进行的口述历史研究，真实地记录了即将消失的“声音”。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大陆口述史学研究从介绍、借鉴国外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转变为结合国内实际状况，推出适合自身发展的口述史研究成果。“让女人自己说话”，1992年由李小江主持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获得立项。1997年，贵州大学张晓撰写了《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为我国少数民族口述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随着国内口述史研究的不断发展，与国际口述史学界的交流日益增多，口述史学越来越为国内学界所接受。199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杨立文和刘一皋教授分别开设了“口述史学研究”和“口述史学的理论和实践”等课程，并与牛大勇和董振华教授在1999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上举办了中国口述史学专题讨论会[11]，标志着我国口述史学研究正式迈进了国际口述史学界。
进入21世纪，我国口述史理论和实践研究日趋规范。2004年，杨祥银所著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出版，是国内第一部口述史学著作，先后被美国国会、哈佛大学等世界各大图书馆收藏，并成为很多大学相关史学课程的参考教材。另外，周新国主编的《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2005）、陈旭清的《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2010）与李向平、魏扬波的《口述史研究方法》（2010）等著作，均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2004年12月12日，“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在扬州成立，标志着我国口述史研究进入了学科建设和团队协作的新阶段。
为抢救与保存历史记忆，国家图书馆于2012年启动了“中国记忆”项目，以现当代重大事件、各领域重要人物为专题，利用口述历史方法搜集口述史料，为国家保存记忆资源。2014年10月，湖南图书馆主办“图书馆与口述历史及地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旨在推动口述历史事业的发展，提升图书馆在文化传承、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创新能力。为收集妇女口述史料，中华女子学院图书馆对中国妇女口述历史展开了研究，并从2013年开始，每年都会举办不同主题的“妇女口述历史”研讨会，推动了中国妇女口述史的研究。
近年来，口述史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很多官方和非官方口述史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很多学者利用现代口述史方法搜集、整理各领域的口述史料，并以此发表大批学术著作和论文，口述史料的价值得到了广泛认可。
二 口述史料
（一）口述史料源起
史料是过去人类社会在物质、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包括自然界本身所遗留的记载和遗迹。[12]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离不开史料，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都是史料的重要来源与表现形式。文字史料指以文字记载的各类历史记录、学术著作、文学作品、报纸杂志与日常文字遗留等，一般指历史发生当时或之后产生，可直接作为研究或讨论历史依据的资料。实物史料指各类遗物、遗址、建筑、碑刻、雕塑和绘画等，能真实、直观地反映历史，大部分靠考古发掘，是历史的见证和史料的可靠来源。
什么是口述史料？其概念在学术界目前尚未达成共识，甚至连称谓都各有不同，但它的出现早于文字史料与实物史料，三者之间有着相互印证与补充的关系。口述史料作为史料的源头，虽历史悠久，但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曾经历了边缘化的过程。口述史料作为弥补现存史料记录不足的优势而备受重视，始于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的成立。
1960年，“口述史料”一词出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出版的《口述史料汇编》中，随后，鲍姆的《口述史料抄录与编写》与柯蒂斯的《口述历史指南》相继出版。这种以保存口述史料为首要目的的实践主导了早期口述史学的发展，美国口述史料收藏机构从1966年的90个发展到1975年的316个，遍布高校、图书馆、档案馆、政府及各学会等。[13]
在国内，“口述史料”一词最早出现于1990年陈国清撰写的《如何进行党史口述史料的整理工作》（《北京党史》1990年第1期）中，文章就如何进行党史口述史料的整理工作进行了阐述。1996年，刘国能在《中国档案》（1996年第4期）上发表了《值得重视的口述史料工作》一文，该文源自作者参观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的启示，是国内首篇倡导要重视口述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的学术论文。
（二）口述史料概念
口述史料作为多学科领域研究的衍生品，不同领域学者对其称谓各不一样：社会学界多称为“口承史料”或“口碑史料”，历史学者多称为“口传史料”或“口述历史资料”，档案学界称为“口述档案”、“口述传统档案”或“口述历史档案”，图书馆学界则称为“口述资料”、“口传资料”、“口碑文献”或“口头资料”等。在已有的一些文章或著作中，口述史料、口述资料、口述档案、口碑史料与口述历史资料等已出现混淆、互置和通用的现象，口述史料的概念存在众说纷纭的状况，目前尚无统一和规范的定义。
1997年，钟少华在《中国口述史学漫谈》一文中将“口述史料”的概念定为：“口述史料是指通过口述所收集的史料，可以是录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形式一定要有录音为依据，以口述史料为主编写成的历史为口述史。”[14]扬州大学教授周新国则将口述史料定义为：“主要指经过口传或为后人记录成为史料的民间传说、社会歌谣、历史人物讲话、录音录像以及访问调查的原始资料。”[15]
2006年，左玉河在《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一文中认为：“口述史料指当事人自己以口述的语言风格写下的文字性东西，以及别人为当事人的口述所作的记录。”[16]随后，汕头大学医学院图书馆的郑松辉在《图书馆口述历史工作著作权保护初探》一文中说：“口述史料是根据个人亲身经历或见闻而口传或笔记的材料。”[17]陈俊华也在《口述历史——图书馆史研究的新途径》一文中介绍了国外图书馆利用口述历史收集口述史料的方法，指出口述史料是图书馆构建馆史不可缺少的鲜活史料，能弥补文献史料的缺失。[18]
国内首次出现“口述资料”一词，是由南京大学沈固朝教授正式提出的。1995年，他在《档案工作要重视口述资料的搜集》一文中指出：“通过有计划地访问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人，录下他们的谈话从而获取的某一特定问题的口述凭证，称为口述资料或口碑资料。”[19]他认为口述资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形式，应成为档案资料的重要来源，倡导成立相关研究机构，开展口述资料的搜集工作。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尹培丽于2017年在其专著《图书馆口述资料收藏研究》中认为：“口述资料又称口头资料、口述史料或口碑资料，是与文字资料、实物资料并列的资料来源与表现形式。因内容通常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或独到见解，所以能为我们提供较为立体的、真实的人物和事件资料。”[20]
中国口述史研究会前副秘书长荣维木将口述史料称为“口碑资料”，1994年，他在《口碑史料与口述历史》一文中说：“口碑史料是史料留存形式的一个种类，指参与或耳闻目睹历史事件过程者口述的传闻，口碑史料绝大多数以文字记录和录音的方式留存下来。”[21]在该文中，他将口碑资料分为口传史料、录音史料、回忆录史料、访问记史料与专用口语史料五种类型。
泰山学院赵兴彬教授认为口碑史学在中国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史学界对口碑史料的认识相当模糊。为使口碑史料与其他类型的史料彻底区分，2004年，他在《口碑史料厘定》一文中指出：“所谓口碑史料，指由历史研究者亲自采访得来的、仅供自己使用的口耳相传的史料。”[22]
“口述档案”的概念在国内最早出现于1986年，由辽宁大学吕明军教授在《口述档案及其兴起》中提出：“口述档案就是系统搜集、加工、整理和保存口头材料，使口头材料保存在一定载体内供社会利用。”[23]
敦煌市图书馆的范金霞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口述档案保护与图书馆》一文中这样表述：“口述档案是档案的一个分支，是为保护历史和记忆而进行的查访资料收集结果，通常表现为录音磁带和对录音的逐字记录两种形式，现代条件下可能表现为计算机数据，如数据光盘、电子文档等。”[24]
云南大学陈子丹教授在《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研究》一书中指出：“口述档案指将存储在口述人记忆中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人物和事件以及自己或他人的主要经历记录下来，直接形成的各种文字、录音、录像等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文献资料。”[25]
综合上述学者的定义，笔者认为，口述史料又称口头资料、口碑史料、口述档案或口述历史资料等，是史料的重要来源和表现形式，是通过有计划地访问当事人或知情人，根据他们口述亲历亲闻，而挖掘、整理出来的文字、图片、录音及视频等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史料。口述史料作为一种独特的史料来源，弥补了文字及实物史料的不足，承载了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能为人们研究各地域、各民族历史文化提供丰富的诠释空间。为此，口述史料的学术价值在20世纪中叶后引起了国内外图书馆学、历史学、民族学以及档案学等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呈现出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热潮，产生了大量的口述历史研究项目。
（三）中外口述史料研究现状
1.国外口述史料研究综述
口述史学兴起的最初动力是挖掘史料和弥补文字记录的不足，从口述史的研究历程来看，口述史的发展与图书馆、档案馆有着密切的关联。美国早期的口述历史机构大都设立在图书馆内，如1948年成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1954年成立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区口述史办公室就分别设在巴特勒图书馆（Butler Library）和班克罗夫特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26]
美国班克罗夫特图书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搜集口述史料，比1948年成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早了半个多世纪，目前拥有口述访谈资料约2000 份、书籍60余万册、手稿6000 余万本、照片/图片800 余万张、胶片4万多份、地图2万多幅等[27]，已成为加州的口述历史中心与美国最大的口述资料特藏馆之一，在口述史料数字化实践方面也走到了世界前列。
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的成立，不仅开创了基于精英人物的口述访谈模式，也使美国口述史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如杜鲁门总统图书馆从1961年开始做杜鲁门总统口述历史项目，口述访谈对象涉及海军部长、财政部长及与总统来往密切的各州州长等，目前已将所获的口述史料按受访者名字的字母或访谈主题顺序实现了互联网查询[28]，以供读者进行检索和利用。
1967年，美国成立了口述历史协会，并相继出版了《口述历史协会通讯》（1967）与《口述历史评论》（1973）等官方刊物，为同行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口述史学理论与实践的论文和著作数量也大幅上升，如美国著名作家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撰写了一系列口述历史著作：《狄维逊街》《艰难时代：经济大危机口述历史》《工作》《美国梦寻》等。[29]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数字化革命给口述史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口述史料数字化的理论与实践成为各学术界重要的思考议题。通过努力，美国口述史学界于2010年启动并在2012年上线了“数字化时代的口述历史”网站等。[30]如今，美国大部分学校都开设了口述史学课程，设立了口述历史研究机构和项目；收藏口述史料的图书馆随处可见，图书馆员也熟悉了口述历史在访谈、整理和编目上的理论与方法，并将视之为分内工作。
英国图书馆国家声音档案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声音档案馆之一，于1983年开始收藏口述史料，现已成为英国口述历史收藏中心。1996年，英国国家图书馆实施了“国家生活故事”（The National Life Stories）口述历史项目，采访对象涉及英国的各行各业人士。英国国家图书馆口述历史馆前馆长罗伯特·珀克斯说：“我们自己采访收集资料，我们也欢迎别人提供的资料，我们一直也在寻找创新的方式来收集口述史料，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份永久性档案，兼具深度和广度。”[31]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搜集地方歌曲、音乐舞蹈、诗歌、民间故事等方面的口述史料，还对该国政治家、艺术家及一些重要组织的成员进行了口述访谈，在全国口述史料的收藏中占有主导地位。1979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档案馆开始按政府要求搜集口述史料，截止到1996年，已收藏了1000多个口述历史访谈记录转录的抄本。[32]目前，澳大利亚至少有26个大学档案馆设有口述历史部。此外，澳大利亚的各级纪念馆、图书馆与美术馆等都开展了口述史料的收藏工作。
为建立全面的档案资料，弥补口述档案的缺失，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于1979年成立了口述历史中心，并拟定了全国性的口述历史项目。通过多年来的口述历史研究，新加坡口述历史中心（已于2012年11月由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改属国家图书馆管理局）迄今已采访各界人士4000多位，录制口述访谈记录20000多小时。该中心加快利用信息技术，上传收集到的口述史料，让新加坡以外的研究者能随时聆听与阅读。[33]
在加拿大，口述史学一直被视为“档案实践”，很多大型的口述历史项目基本上由各档案馆主办，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也大多是档案学学者。据加拿大口述历史协会1993年的统计，加拿大口述历史项目完成约1000项、研究机构约800家。[34]墨西哥的革命声音档案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收集口述史料，现已出版《记忆档案》和《历史与故事》等多部口述史著作。
口述史学在非洲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65年的国际非洲史学家大会通过决议，承认口述史料“是研究非洲历史的主要史料之一”。肯尼亚著名学者沃恩乔希曾指出，非洲人自己出版、整理的书、刊和口述史料，已成为肯尼亚人们反对帝国主义统治、争取自由权利的鼓舞力量和情报来源。[35]1979年，赞比亚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开始口述历史项目研究，搜集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推动南非开普敦口述历史研究，1984年，开普敦大学开展了“开普敦口述历史项目”，目前已经完成400多个口述历史访谈，访谈的对象包括各界人士，其录音带和访谈抄本等口述史料都保留在开普敦大学。[36]
2.中国口述史料研究综述
（1）中国台港澳地区口述史料研究综述
①中国台湾地区口述史料相关研究。1959年，“中研院”近史所在郭廷以的推动下，拟订“民国口述史访问大纲”，对党、政、军重要人士进行口述访谈。1984年，“中研院”成立了口述历史组，进一步加强口述史料的征集，受访者不再局限于军政要人，而扩大到社会各界，开始为弱者发声，相继出版了《都市计画前辈人物访问纪录》与《民营唐荣公司相关人物访问记录》等口述历史著作100多部，并于1989年创办了《口述历史》期刊，刊登不同专题、人物或事件的访谈稿及探讨口述史理论与方法的相关文章。[37]
除“中研院”外，台湾大学历史系及民间团体等也开展了口述历史研究工作。2009年出版的《台湾口述历史书目汇编》收集了台湾1953年至2009年上半年的口述历史成果：“将汇集多篇个别访谈记录的专书，以单篇为单位逐条摘录，再以专书论文体例制作书目，共取得有效条目5005条，其中以口述政治事件为多。”[38]
②中国港澳地区口述史料研究。相对于台湾，香港口述历史研究起步较晚。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才有口述历史计划，但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们访问了200多个西贡区居民，详细记录了西贡乡村1920～1950年的民生动态，为香港史研究增添了文献档案所欠缺的口述资料。1987～1995年，香港历史博物馆以“香港故事”为研究背景，开展了“香港人及其生活”的口述历史项目，先后访问了277位香港居民、加拿大军人和退伍英军等人士，记录了他们的家居、工作及香港在抗日和日治下的生活面貌，弥补了香港沦陷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39]2001～2004年，香港大学图书馆建立了“口述历史档案库”，以记录与保存香港民间历史和不同阶层居民的口述史料。通过多年努力，香港各高校、图书馆、博物馆、社会团体等实践机构收集的口述史料丰富多彩。
澳门从21世纪初开始关注口述历史研究。2006年，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制定了“澳门教育人物志口述历史计划”，旨在用口述历史方法搜集澳门资深教育工作者的口述史料，并出版了《澳门教育史研究丛书》；2005～2010年，蔡佩玲在澳门口述史料发掘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了《口述历史——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与《口述历史——神功戏与澳门小区》等著作。[40]如今，澳门一些对口述历史感兴趣的社团和个人已开始自发地搜集口述史料，为保存即将逝去的声音不断努力。
（2）中国大陆地区口述史料研究综述
①中国大陆地区口述史料相关研究回顾。中国大陆地区口述史料收集历史悠久。据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载，中国古代史官自西周时期就开始了“左史记行，右史记言”的工作模式，这里的“言”即指口述史料的收集。“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诗之官即指周王朝派到民间搜集诗词、歌谣与民俗的各级官吏，他们将搜集到的各种口传风土民俗材料提供给朝廷，以供皇帝施政参考。但随着文字史料的日益丰富，后代人逐渐形成了“口说无凭，立字为据”的信条，口述史料被视为不可征信的野史而被史学界及官方冷落。
进入20 世纪，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史料》中提倡“新史学”，主张搜集文字以外的口述史料，指出对“现在日日发生之事实”，“躬亲其役或目睹其事的人”进行“采访而得其口说”。[41]但囿于历史原因，中国现代口述历史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学者虽开始了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访谈与口述史调查，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研究工作被迫停止。
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口述史学开始闯入国人视野，口述史料的学术价值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全面了解国内口述史料研究的进展与特点，笔者于2017年12月登录CNKI全文数据库，选取“篇名”或“题名”为检索入口，分别以“口述史料”、“口传史料”、“口述资料”、“口述档案”、“口碑史料”、“口碑资料”、“口述历史资料”、“口述历史史料”为检索词，进行期刊、博硕士、会议、报纸和外文文献跨库模糊检索，共获相关文献532篇。通过分析，国内口述史料相关研究发文数量主要集中在“口述史料”、“口述资料”与“口述档案”三大领域。
通过CNKI数据分析“口述史料”“口述资料”“口述档案”的发文年代与数量，笔者发现2002年以前发文数量普遍较低，2003～2009年逐步上升，2010年后呈井喷式上升，2015～2016年发文数量达到了最高值，2017年有所回落但仍呈上升趋势。国内最早发表与口述史料相关的论文是吕明军的《口述档案及其兴起》（1986）[42]和陈国清的《如何进行党史口述史料的整理工作》（1990）[43]。以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出版的《口述史料汇编》为标志，国内口述史料研究比国外晚了近30年。
为了解国内口述史料相关研究的学科分布情况，笔者对“口述史料”、“口述资料”与“口述档案”期刊发文前五位的学科进行了排列：博物馆与档案馆学科发表的论文最多，其次是图书情报与图书馆，再次是高等教育与中国近现代史及史学理论学科等。尤其是云南大学为了配合“世界记忆工程”与“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实施，2004年开始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研究工作，申报的课题先后获国家社科基金“民族记忆传承视域下的西部国家综合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共建研究”与教育部人文社科“西部和边疆地区研究”等项目的立项资助，涌现一批优秀的口述史学者。
②中国大陆现代口述史料研究概况。在CNKI数据库里，笔者以“口述史料”为篇名进行检索梳理发现，1990～2017年，国内学术期刊共发文61篇。文献数量虽不多，但研究日趋成熟，已从最初对“口述史料”概念的介绍逐步转向对相关理论与实践工作的探讨。国内学术界关于现代口述史料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0～2003年，我国现代口述史料研究的起步阶段，发表的学术论文较少，仅有4篇，主要介绍口述史料的相关概念及国外研究综述。如1990年，陈国清在《北京党史》杂志上发文，介绍如何进行党史口述史料的整理工作。虽然这是国内学术界首次对口述史料进行论述，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太多关注。随着国内史学研究的深入，1994年，荣维木在《苏州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对口碑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关系、概念及搜集、整理进行了详细阐释。1995年8月，刘国能访问了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该馆利用口述历史方法搜集与保存新加坡过去的口述史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对于国内口述史料研究工作的薄弱，1996年刘国能在《中国档案》上发文，呼吁国内学术界应重视口述史料工作，以减少史料损失，但在当时学术界并未引起反响。2002年，沈志华利用中俄双方的口述史料与档案文献，对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作用、影响以及这一过程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历史考察[44]，拉开了国内学术界利用口述史进行史学研究的序幕。
此阶段的口述史料研究虽以口述史料概念、国内外口述理论与实践综述为主，但为第二阶段口述史料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以上四位学者的许多观点后来被学术界所采纳，对促进国内口述史料的深入研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第二阶段：2004～2011年，我国口述史料研究的发展阶段，共发表学术论文18篇。此阶段每年都有与口述史料相关的研究论文发表，尤其是2008年发表了4篇。研究口述史料的论文虽多了起来，但研究层次以基础性与行业性指导为主，主题多局限于口述史料介绍与中国近代史研究。2004年，《当代中国史研究》与《中国图书评论》分别刊登了与口述史料相关的文章，一篇是周新国的《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口述史学——关于口述史料与口述史学的若干问题》，另一篇是龚云普、陈方竞撰写的《对话与重构：“史料研究”应有的姿态——〈舒芜口述自传〉读后》。这两篇文章虽侧重点不同，但都是对国内口述史研究领域问题的介绍。在《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口述史学——关于口述史料与口述史学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周新国不仅介绍了口述史料的概念、回顾了国内外口述史学研究的进展，还分析了国内口述史研究发展缓慢的原因，为推动国内口述史学发展，作者还提出了成立相关组织、召开研讨会、构建相关制度等措施[45]，对后来国内学术界开展的口述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004年8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烟台召开，沈怀玉在会议上结合台湾口述历史研究的实践，围绕“口述史料的价值与应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列举了美、日，以及中国台湾等地有关中国现代口述史料的研究成果，并提出口述史料是现代史学研究的重要素材。[46]
2005年后，抗战与党史口述史料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冯晓华在《兴化抗战期间口述史料选》一文中根据兴化市征集到的抗战期间的口述史料，揭示了侵华日军在兴化所犯罪行，填补了兴化文献史志的空白，是国内期刊发表的首篇抗战口述史料论文。[47]小浜正子与葛涛在《利用口述史料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可能性——以山西省盂县日军性暴力研究为例》一文中，揭露了日军当年在山西省盂县实施性暴力的事实，探讨了利用口述史料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意义与可能性。[48]随后，国内学术期刊又相继刊登相关论文8篇，如朱清如的《日本细菌战罪行研究与口述史料》[49]、汤红兵的《口述史学在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功用——以井冈山斗争史口述史料的整理与运用为例》[50]、薛庆超的《借鉴国外口述史料征集利用经验 搞好中共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宣传》[51]等文章。2011年，在江西南昌举办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第二十一次学术年会上，高晓燕以黑龙江地区为案例，对挖掘抢救东北沦陷时期口述史料的意义进行了阐述。
随着口述史料研究的不断发展，口述史料的文献价值引起了国内图书馆界的关注。如：左皓劼与张涛在《值得填补的空白——谈图书馆的口述史料资源》中，针对国内图书馆口述史料资源的普遍缺失，详细介绍了图书馆收藏口述史料的意义与国外图书馆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国内开展口述史料资源建设工作的措施[52]；陈俊华在《“创造史料”的图书馆——口述历史在地方文献工作中的应用》中，提出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若开辟口述史料研究，既是对即将逝去口传文化的抢救，也是图书馆特色馆藏形成的重要方式[53]。这两篇论文开创了国内图书馆口述史料研究的先河，引起国内图书馆学界对口述历史的关注。
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口述史料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日趋成熟，参与的学者、机构越来越多，研究类别涉及多学科领域。这些研究概括起来具有以下特点：①从主题分布看，口述史料研究主题不再单一，呈多元化发展趋势，能客观反映各学科研究的特点。其中国内近代抗战口述史料研究的文章16篇，图书馆、档案馆口述史料采集、开发与保护等方法论述的7篇，《史记》、《魏书》等口述史料价值探析及研究的4篇。此外，还有一些涉及戏剧、文学、传记、民族与党史等学科的研究。②从期刊发文情况看，国内共有32种学术期刊刊载了口述史料的研究论文。③从研究机构看，38 篇口述史料论文涉及37家研究单位，仅有渭南师范学院发文2篇，说明国内目前开展口述史料研究工作的机构比较分散，还没有形成较强实力或特色的学术研究团队。④从作者发文情况看，没有出现发文2篇以上的作者，显然国内口述史料学术研究的领军人与队伍尚未形成。
与此同时，国内部分学者开始了口述史料的实践工作，优秀著作陆续出版，研究成果颇为丰硕。2013年，高永中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1～6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该丛书以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口述史料为素材，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人物6个专题收录了中共党史、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的口述史料，为史学研究者提供了一部生动鲜活的党史读本。2016年，汪新主编的《烽火忆抗战：抗日战争口述史料合集》由华文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典型的抗战口述史料著作，汇集了诸多亲历者的口述回忆，真实再现了我国全民抗战的主要历程，对研究中国抗战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还有李涛的《中国口述科技思想史料学》（科学出版社，2010）、王丽娟的《口述史料档案化管理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刘婷婷的《口述史料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等论著。
除上述口述史料研究的几个明显性阶段外，国内许多统揽口述史料相关研究的机构、项目、学者、著作等也推动了口述史料理论和实践工作的开展。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目、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与云南大学的口述档案研究等；还有很多学者利用口述历史方法搜集、整理妇女、党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口述史料，笔者在此不再复述，本章中国口述史研究历程中均有提及。
③国内少数民族口述史料研究概况。我国55个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各自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大部分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字，其历史文化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的形式世代承袭。在口述历史研究如火如荼的同时，口述史料在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口传文化方面的独特优势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笔者于2018年1月25日登录CNKI全文数据库，选取“篇名”为检索入口，以“民族口述”为检索词进行期刊模糊检索，共获相关论文90篇。
研究机构中以云南大学发文量最多，其次是吉首大学。云南大学在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云南大学申报的“民族口述档案”相关课题获国家级立项。吉首大学在少数民族口述历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综上所述，国内口述史料的研究工作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阐述、国外研究综述、国内研究意义与措施等基础性探讨方面，没有制定整体的理论征编规划；实证研究分布不均，研究学科集中在档案、图情、高等教育与中国近代史等方面，研究主题以资源建设、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为主，少数民族虽有涉及，但多属一些学科性浅层次探讨，对散佚于民间的民族口述史料尚未进行系统的挖掘与整理；各学科虽大力倡导口述资源的共建、共享，但仍各自为政，使口述史料储藏分散，保存不一，流失损坏严重。
为防止国内尤其是少数民族口述史料悄无声息的消失，亟须建立一个统一规范的保护体系，对这些濒危口述史料展开有组织、有计划的征编研究。为此，本书以土家族为研究个案，征集土家族民间口述史料并进行整编、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研究，希望能为我国少数民族口述史料研究提供理论范式或实践经验，为少数民族口传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探索出更富成效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