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灾害研究的国家意志——国家社科基金的灾害研究项目

近年来，灾害类研究项目越来越多，且得到更多的国家基金项目支持资助。通过整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的灾害类项目，可以看到多学科介入的灾害研究已经成为国家主导下灾害研究的基本趋势，灾害类研究项目蕴含了国家对灾害问题的总体考量和社会对灾害问题的密切关注。而在多学科的灾害研究中，近几年来，历史学领域的灾害类研究项目始终保持稳定增长状态，成为历史研究中重要的选题方向。这些选题方向既是自然灾害研究的前沿动态，也是国家宏观层面对自然灾害的认识与定位，是灾害研究整体性特征的一种表现。

（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的灾害类议题

在经济社会日益发展的新态势下，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也与日俱增，因此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灾前预警、灾中应对与灾后重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灾害类议题并不固定属于某一学科。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灾害类相关议题讨论中，跻身其中的学科有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统计学、民族学、法学、人口学、中国文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宗教学等，还有跨学科的灾害研究。

本文通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对灾害类相关项目进行收集整理，使用项目名称关键词检索功能来建立基础数据。从收集到的296个条目来看，20多年来获得灾害类议题立项的学科以中国历史总量最多，自1996年以来有51项；其次是管理学，自2010年以来有47项；再次是社会学，自1992年以来有36项；应用经济学科目自1992年以来有26项；政治学科目自1992年以来有14项；民族问题研究科目自2002年以来有12项；理论经济学科目自1999年以来有11项；法学科目自1994年以来有10项。

20余年来灾害类相关议题立项数≥5且＜10的学科有统计学、人口学、党史·党建、中国文学、教育学、哲学。历史学科的灾害类议题主要围绕灾害与社会应对、荒政制度、环境变迁与灾害的关系、历史灾害文献的收集整理等方面展开。历史学科以外的诸多学科在灾害类议题的讨论中涉及的范围也十分广，项目选题集中于国外对某种灾害治理的经验与启示，回顾党领导下的灾害救助与经验总结，灾害的经济损失评估与经济恢复，灾害的协同治理研究，灾害与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灾害人为诱因分析及对策，安全防灾体系建设，重大灾害时空规律的统计研究，灾害记忆传承，灾害与人口迁移，灾害思想的源流、嬗变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灾害叙事，应急管理机制研究，灾备资源布局研究，灾害信息传播、心理创伤及对策研究，等等。表1梳理了20多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与重点项目中的灾害研究方向，从中更能反映灾害类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性，以及灾害类议题的发展变化趋势。

表1 20多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与重点项目中的灾害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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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五年灾害类议题获得的立项来看，灾害史研究是备受关注的学科领域之一，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多次获得批准立项。2019年重点项目“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灾害治理研究”，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动向，对灾害治理进行了新的思考；重点项目“韧性视角下的城市灾害风险评估与治理研究”，站在政治学的学科立场，引入目前国际社会在防灾减灾领域高频使用的“韧性”“城市韧性”概念，在开拓研究视角的同时更是呼应了2017年6月由中国地震局提出实施的“韧性城乡”计划。2018年立项的重大项目“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灾害文献搜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灾害文献数据库的建立可以为学界研究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灾害史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快捷的平台，便于国内外学者对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灾害史料的充分利用，为更好地开展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以及当代淮河流域的防灾减灾提供有益的借鉴。2017年立项的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以及2018年的西部项目“基于地方志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气象灾害历史数据库建设研究”，都是面对数量大、类型丰富、序列长、连续性强的中国历史灾荒文献资料利用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优势开展工作的重要实践。2016年立项的灾害类议题重点项目以管理学学科为主导，有“基于重大灾害中情景构建的应急物流安全动态协同决策与架构支持研究”“面向大数据驱动的极端灾害性气象事件态势生成与可视化原型系统构建研究”“特重大自然灾害后恢复重建机制建设研究”。2015年立项的重大项目“突发性海洋灾害恢复力评估及市场化提升路径研究”是针对我国连年海洋灾害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进行的学术探索。近五年获得立项的灾害类议题，或是贴合时代发展轨迹，配合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展开的科学论证与建策；或是从历史学角度出发，通过描摹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灾害发生情况与社会应对，探究历史真实，寻找灾害发生的历史规律及对当今社会的启发。灾害类议题的立项情况与年度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也有密切关系，最为明显的就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2009年灾害类项目立项数猛增。

（二）国家社科基金的灾害史研究成果

20多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过不少灾害史研究项目，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专著形式呈现的，也有部分是研究报告的形式，现将部分灾害史研究相关项目结项成果整理成下表（见表2）。

表2 20多年来部分灾害史项目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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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重点项目1项，一般项目18项，西部项目7项，青年项目8项，后期资助项目1项。从立项年度到结项年度分别历经3年至11年不等，在6年左右结项的项目比较多。

（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灾害史研究队伍的训练与培养

我国社会科学界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作为研究水平的基本评价标准，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所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对同类研究有很大的导向作用，其研究成果也对某些重大问题有很大的参考作用。国家社科基金不仅承担着促进科学研究发展的职责，同时还肩负着选拔和培养高素质学科人才的重任。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学术界的历史研究工作刚刚步入正轨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文海教授就发声呼吁学界开展对灾荒史的研究，并着手组织了一个近代灾荒史研究课题组，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1990年，课题组共同撰写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出版，该著作以传统的编年体形式，对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全国发生的各类重大自然灾害予以说明，尽可能将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受灾的范围和程度加以详细介绍，而且对灾区人民的生活状况、政府救荒措施及其弊端予以说明，这项研究成果对从事灾害史研究的同人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此后李文海教授继续在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领域耕耘不辍，培养出多位灾害史研究领域的学术骨干，而这一切的开始都可以追溯到国家社科基金对李文海教授发起的近代灾荒史研究课题的支持。可以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灾害史研究及其研究队伍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设立国家课题项目，鼓励学者积极进行深层研究和科研创新，并发现各研究领域的拔尖人才和团队，从而帮助其迅速成长。同时学科带头人又能带动一个团队甚至一个区域的科研发展，进而提高整个研究领域的科研水平。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代表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大的学术潜力，其资助的项目从宏观上反映了灾害史研究的方向和热点。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引导与激励下，灾害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不断提升自身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在选题申报、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研究内容、论证和撰写过程等方面不断打磨，营造出良好的学术氛围。历史灾害数据的分类整理及数据库建设工作，是打破灾害史研究的固有模式、推动灾害史研究革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此类项目获得立项，也说明了国家社科基金对灾害史研究领域的支持与关注。此外，国家社科基金还重视资源整合与研究者自身的优势发挥。如海南师范大学史振卿副教授2017年立项的“晚清民国时期南海海洋灾害与社会应对研究”，很好地结合了海南师范大学所在地的地域特色与资源优势。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国内学者进行灾害史研究的视野并不局限在中国的版图上，广西师范大学刘榕榕教授2013年立项的西部项目是“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自然灾害研究”，浙江大学王海燕教授2013年立项的一般项目是“日本古代灾害社会史研究”，从世界史的角度探寻中国版图以外地域曾经发生的灾害与人类抗灾救灾的经验。

（四）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建制化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灾害史研究总体上是由自然科学工作者主导了最主要的研究进展，自然演变取向成为灾害史研究的主流。改革开放以后，大批历史学者加入灾害史研究的行列，社会变迁取向逐步成为该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21世纪以来的灾害史研究，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覆盖的范围得到极大扩展，灾害史资料得到了大规模的整理和出版。自然科学界主导下的自然演变取向和以历史学界为主力军的社会变迁取向，构成了中国灾害史研究的主体框架。[15]灾害史研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综合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历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体系，对灾害问题进行再深入研究。从“就灾言灾”拓展到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生态环境史等角度，对灾荒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化的多重互动进行探索研究，在灾荒与社会、民众意识、日常行为、灾荒记忆等方面丰富了灾害史的研究成果。[16]不断深化灾害史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人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当时社会，从灾荒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揭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灾害问题引发的严重后果从未停止，通过了解历史时期人类对灾害的认识、抗灾救灾的实践经验等，能够得到许多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与实践需求。各研究单位从事灾害史相关研究工作的学者们，不断增强个人及团队的科研能力，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支持，践行灾害史研究的初心与使命。对高校科研单位而言，项目申报不仅反映出高校科研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也是高校人才培养、制定激励政策、提升科学管理水平的系统体现。高校教师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果成功立项，一方面是对高校社科研究工作的一种肯定，可以提升地方高校教师和所属学校的形象，扩大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地方性、区域性的经验总结和研究成果既可以提升其学术价值，又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力。

灾害史研究者也通过项目研究加强了科研协作。中国灾害防御协会自1987年成立以来，一直在广泛联系和组织协调国家及地方减灾部门、团体、学者，配合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开展各种减灾活动，组织协调多学科、多部门的灾害考察、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连续多年组织召开学术年会，奖励青年学者，在灾害史研究建制化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共同创办《灾害与历史》学术刊物，还持续更新《中国灾害史研究简讯》。在该专业委员会主任夏明方教授的带领下，灾害史研究领域的众多学者积极参与，共同促进学术队伍建设工作。当前，灾害史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有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周琼教授、新疆师范大学阿利亚·艾尼瓦尔教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张伟兵和吕娟、中国地震局的高建国、复旦大学安介生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卜风贤教授、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郝平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余新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朱浒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方修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赵晓华教授、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蔡勤禹教授、安徽大学淮河流域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张崇旺教授等。各研究单位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等形式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与研究取向，推动中国灾害史研究不断发展。

要推动中国灾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需要以建设综合性灾害历史数据库为纽带，强力深化自然科学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合作；另一方面，学者尤其是历史学者需要强化问题意识，运用新史学方法，努力克服灾害史研究中的“非人文化倾向”。[17]夏明方教授与朱浒教授在近年来多次强调灾害史研究要克服“非人文化倾向”，卜风贤教授在《灾害史研究的自然回归及其科学转向》一文中提出了灾害史研究本质是以自然属性为主的新观点，纠正了灾害史研究中“非人文化倾向”的论断误区。[18]虽然关于“非人文化倾向”的题解角度不尽相同，但在方向性的认识上是有一定共识的。一是认为学界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借鉴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需要继续建设综合性中国自然灾害历史信息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展开灾害史的量化研究和总体研究。法国学者魏丕信、美国学者艾志端等学者的灾害史研究理路也给了中国学者一定启发。艾志端教授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新文化史研究视角，关注中国灾害史的历史书写、社会记忆和不同信仰背景下的文化反应等内容，为灾害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引发对历史文献性质的反思。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陈侃理副教授于2015年出版的《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一书正是结合新文化史的研究理路，发挥人文学科学者研究长项的著作，而不仅仅满足于对历史灾害事件的泛泛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