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基本范式、范式固化与范式转化

“范式”一词最早由科学史家库恩提出，多位学者对其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库恩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陈俊重构了这两种意义上的“范式”概念，即将它作为精神定向的工具和认知工具的范例来说明“范式”的本质及其认识论上的意蕴。陈俊认为，“范式”应该是作为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工具而使用的，它作为一个开拓未知世界的工具，并不能穷尽世界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可以为科学家提供新的探索方向与思路。[19]郭跃认为，对“范式”一词的理解和用法存在不同的解读，其是一个意涵极为丰富的整体性概念。[20]

可见范式就是学界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所辖群体可大可小，可按领域区分也可跨越领域的界限，且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随着研究的发展而变化。范式之间可能存在递进关系，通过科学革命摆脱范式危机从而形成新的范式，这是一个不断完善、循环的过程。

（一）灾害史研究的基本范式

由于灾害问题日益严重，学界对灾害学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我国自古就对灾害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历代史书中都有关于灾害发生、危害情况的记载，但对古代灾害的研究仅停留在文字性的描述上，即简单定性描述。中国科学意义上的灾害史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标志是邓拓先生的《中国救荒史》。卜风贤等人在《中国灾害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通过对灾害理论问题研究的分析，从科学创立、出版论著、研究工作、学术交流及灾害教育等方面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中国灾害学的产生与发展，并对灾害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目前，灾害史研究中存在以下几个基本范式。

1.灾害史料的文献整理

1937年，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按灾情总述、灾荒趋势与特征、灾荒成因、救荒思想、救荒政策等第一次对中国灾害的历史展开论述，为灾害史研究提供了范式。[21]这种范式概括说来就是从正史、方志以及档案史料中发掘相关灾害信息并编撰整理。此后学者和政府都据此开展了各类灾害史籍整理工作，主要成果有张德二主编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来新夏主编的《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灾异志》（共90册），贾贵荣、骈宇骞编的《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第一编），于春媚、贾贵荣编的《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第二编）等。从灾害史专题研究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灾害史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气候灾害史料的整理上。早期的成果多集中于灾荒史概论、历史灾荒发生的原因、水旱等灾害的发生及灾情演变等方面，主要是由自然科学工作者主持，如竺可桢、丁文江等杰出科学家，社会科学工作者总体上只是其中的辅助性力量。这导致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灾害史研究领域的诸多开创性工作是由气象学、生物学、地理学等领域的科学工作者来完成的，[22]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为灾害史研究中的“非人文化倾向”。自谭其骧先生对东汉以后黄河安流的原因进行分析后，关于黄河水利治理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如徐海亮的《地理环境与中国古代传统水利》。随着灾害史研究工作的范围逐步扩大，有学者开始对我国古代荒政古籍、荒政思想、救荒减灾等进行整理分析，如邵永忠的《历代荒政史籍述论》。

2.灾害史料的计量分析

灾害史料数据化的工作早期主要表现在对灾害频次或空间分布的统计上，中国学者对其进行较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并进行定量分析，以揭示历史时期中国自然灾害的特点与规律。据夏明方的研究，目前所见最早对中国灾害进行时空分布量化分析的，当属徐光启《农政全书·荒政考》中对蝗灾发生规律的探讨。[23]20世纪20～40年代，一批中国学者对历史灾荒资料进行计量分析，进而概括其时空分布特征，为灾害史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典型代表是竺可桢的《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24]近现代学者对史料中气候信息的处理方法主要是延续竺可桢的思路，辅之以更多复杂的数理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将灾害信息转化成气候变化参数，消除不均一性，再通过数字编码等程序，实现信息化、标准化，节省存储空间。随着计算机的推广普及，史料信息化处理和数据库建立的流程更加科学、完善。

3.灾害脆弱性新范式的出现

随着灾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灾害史分化出许多交叉学科，如灾害社会学。尤其是四川“5·12”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社会学界对灾害的研究逐渐增多。目前灾害社会学领域最有影响的两个新范式分别是自然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且社会脆弱性为灾害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但是国内学界对这一重要范式的深入研究却非常缺乏。[25]学界对社会脆弱性这一概念有“冲击论”“风险论”“社会关系呈现论”“暴露论”等几种不同定义。据周利敏研究，目前中国学界对社会脆弱性重视不足，且社会脆弱性作为一种新范式其自身也存在较多问题。不过瑕不掩瑜，这一范式所具有的巨大理论潜力毋庸置疑，不仅可以为灾害史研究提供更具创意与解释力的研究视角，而且对于推进防灾、救灾与减灾等工作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26]

（二）灾害史研究的范式固化

1.灾害史研究的程式化与碎片化

闵祥鹏认为灾害史研究以唐为分期，宋元明清的灾害史研究通过借鉴环境史、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思路，开拓出了新的研究领域，但唐及以前的中古灾害史研究因史料局限，在程式化与碎片化的倾向下步入瓶颈期。第一，重复、沿用或套用前辈学者的旧有模式，反而使邓拓先生开创的研究范式成为灾害史研究的束缚与枷锁，带来研究模式的固化。第二，在未能出现大量新材料的前提下，所谓中古灾害史研究的微观与个案研究，只是一种空想或碎片化研究，既无法开辟灾害史研究的新领域，也不可能根本改变中古灾害史研究的窘境，反而降低了灾害史研究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此外，在缺乏数理统计基础的前提下，仅通过文献记载的旱涝灾害来还原中古时期的干湿气候并不完全准确。这是因为，古人记录灾害史料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判断标准，不能先入为主地将现代气候的干湿、冷暖认知套用到对灾害史料的解读中。[27]

2.灾害史研究中的定量分析

灾害的时空分布统计是一种典型的范式固化。所谓的灾害次数统计与时空分析遭人诟病，灾害史料的真实性亦遭到部分学者质疑，这些问题在断代灾害史研究中尤为突出。很多学者只是机械地进行区域灾害量化并从中寻找灾害时空分布的规律，值得肯定的是采用量化数据的技术手段有所突破，但总体的认识水平和研究没有突破早期的灾害时空分布研究的樊篱，关于灾害区划分的研究也仅仅解释了自然灾害的区域性差异，并未从本质上揭示自然灾害的空间群发特征。[28]这种史料量化分析的范式已陷入僵局。

3.灾害史研究中的自然脆弱性范式

自然脆弱性范式本身存在的缺陷不容忽视，它虽然重视量化研究，但忽略了社会经济文化因子的重要性以及缺乏深入的质性研究，而社会脆弱性范式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自然脆弱性范式对于导致灾害风险不均衡的社会根源——社会不平等现象基本不关注，而社会脆弱性范式不仅关注不平等问题，而且着重分析灾前受灾风险的不均衡分布状况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并以此预测受灾风险的高危地区及社会群体，为灾害社会风险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自然脆弱性范式过分集中于自然或工程技术层面的研究，对社会因素的探讨明显缺乏。事实上，只有通过社会脆弱性分析才能真正确认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才能真正了解灾害中不同群体应对灾害风险能力的差异。[29]

秦晖《“范式危机”还是前范式危机？》一文末尾的话很值得我们借鉴：“我不认为我们的研究目前面临‘范式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目前没有危机。如果套用库恩的术语，我们的研究目前恐怕还处在尚未形成‘常规学科’的前学科状态，因而我们面临的理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范式’危机。我们的理论中充满了许多模棱两可定义含混的概念，它们似乎什么都能解释，实则可能什么都解释不了；它们似乎永远不会遇到被证伪的危机，但这种‘无危机’状态在科学认识价值上恰恰是一种更深刻的危机。如果我们的学科不摆脱这种‘无危机的危机’，那么任何科学进步（无论是库恩描述的‘范式危机→科学革命→新的范式’还是波普描述的‘假说→证伪→新的假说’以及其他）都将难以在我们的学科中发生。”[30]

据此，笔者认为自然脆弱性范式因其本身的缺陷而被学界摒弃，可以称为一种范式固化。但据上文分析，目前社会脆弱性并没有形成范式固化，是前范式，或者说正在形成一种新范式。

（三）灾害史研究的范式转化

范式转化的一般规律是越来越具有科学性，例如史学界的研究范式经过了三种变化：第一种是完整的故事叙述，力图以人物为中心完整地揭示事件的来龙去脉，反映一个时代的变化；第二种则主张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其分析方法强调理论的视野和实证的结合；第三种是在前两种方法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科学化，所谓的科学化，指的是采用一切科学的分析手段和分析工具来解读我们面对的海量史料。[31]灾害史研究也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着几种范式的转化。

1.灾害史研究中“非人文化倾向”与“人文化倾向”之间的转化

最早自然科学家对灾害史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史料量化，对灾害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这也反映出灾害史研究中的“非人文化倾向”。随着越来越多人文社科类工作者加入，灾害史研究工作出现了转变。人文社科类工作者对灾害史的研究模式是分析历史时期气候、灾害的变化与中国人口分布、社会经济、政治疆界等之间的关系，厘清气候灾害对中国社会可能产生的一些人文影响。特别是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一文的问世，对灾害史的理论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是灾害史研究工作中的“非人文化倾向”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变化。近期，卜风贤在《灾害史研究的自然回归及其科学转向》中提出了灾害史研究本质是以自然属性为主的新观点，他从自然科学力量在灾害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灾害史研究与科学史的内在逻辑关系、灾害史研究的科学转向等方面详尽论述了灾害史研究中的过度人文化倾向问题。[32]

2.灾害史研究从自然脆弱性到社会脆弱性的转化

近年来，在灾害社会史领域内明显正在进行着范式的变更：社会脆弱性这一新范式正逐渐取代自然脆弱性这一旧范式，使灾害社会史的研究更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自然脆弱性范式本身存在很大的缺陷，它虽然重视量化研究，但忽略了社会经济文化因子的重要性以及缺乏深入的质性研究，而社会脆弱性范式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自然脆弱性范式对于社会不平等现象基本不关注，过分集中于自然或工程技术层面的研究，对社会因素的探讨明显缺乏。而社会脆弱性范式不仅关注不平等问题，而且着重分析灾前受灾风险的不均衡分布状况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并为灾害社会风险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但是国内学界对社会脆弱性这一重要范式的深入研究却非常缺乏。周利敏认为，只有将社会脆弱性范式引入灾害史研究领域，才能呈现多元的灾害史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日益复杂的灾害现象。这一范式所具有的巨大理论潜力毋庸置疑，不仅可以为灾害史研究提供更具创意与解释力的研究视角，而且对于推进防灾、救灾与减灾等工作也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33]

3.灾害史研究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灾害史研究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但这些文献对灾害事件仅做了简单的文字描述，因此灾害史研究的开端便是对史料进行定性分析。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与计算机、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学界曾掀起一股定量分析的浪潮。正如上文所述，这种机械的灾害次数统计与时空分析使灾害史研究走向了一条狭窄的死胡同，灾害史研究越来越僵化、刻板。当今学界已不再片面地强调定量分析了，而是更倾向于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在定性的基础上再进行定量分析，不单纯追求数据，而是追求合理性与科学性。

（四）推进灾害史研究的整体发展

我们需要厘清哪些范式正在形成，哪些范式正在固化，不必刻意绕开所谓的“范式”，要知道每一种范式在研究的起初都扮演着奠基石的角色。我们也必须承认，没有一种范式是完美无缺、不会被打破的，每一种范式的形成都需要学者去应用、去实践、去验证，也需要学者发现其缺陷并勇敢地打破这种范式，去创造更加适配的新范式。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正如学术永无止境。董正华认为史学家所选择的众多路径、取向或“范式”，是可以兼容互济的，不同的史学观点、史学流派相互间应当宽容共处，对因理论和方法不同而出现的“分歧”不必急于达成“一律”。史学研究不断涌现新的范式和多种范式并存，史学界出现不同的流派或“学派”，是史学走出“危机”和萧条而重新步入繁荣的征兆，也是有利于史学理论研究繁盛的好事。[34]

很多学者对今后灾害史的研究工作做了很好的展望与发展，值得借鉴。

闵祥鹏认为，走出灾害史研究的困境方法有三种。首先，研究者应从学术价值出发，反思灾害史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学者在进行灾害史研究时应从历史重大灾害事件入手，以解决历史重大问题为目的。具体来说，一是以灾害事件为研究对象，以受灾区为研究范围，涵盖灾前预防、灾中处置、灾后应对的整个过程。按受灾范围将不同政区进行空间聚合，按受灾时间限定研究时段，相对完整地展现灾害概况，把握灾害形成的根本原因，厘清防灾制度的发展脉络，探讨救灾的区域联动等。二是按照灾种的具体类型与特征设定研究范围。比如洪灾研究按照流域、疫病按照传播范围、地震灾害按照地震带分布做具体分析，而不能先框定范围，继之将该范围内的水灾、旱灾、蝗灾、疫病等进行所谓总体时空分布研究。其次，透视文本深处的社会问题。他认为带有时代背景与历史语境的灾害史料，是灾害与社会互动的最直接表现。文本与灾害史实之间的间距化，也最能清晰展现人对灾害的认知与应对。通过对比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灾害记录的多寡，可以阐释古代人群生存空间与区域开发的状况等问题。史料虽然不能成为中古时期灾害自然规律的主要证据，却可以成为阐释灾害与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最后，多维度地层域内嵌，摆脱二分法、三分法或阶层分析法的固有形式，多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自然和社会的关系。[35]

夏明方在中国灾害历史数据库建设的构想中提出如下目标：文献资料的集成性和累积性；资料来源的多样性和整合性；数据处理的精细化与科学化；信息交流的公共性与开放性；服务功能的多元化与可视化。这五点目标中，第四点和第五点凭借现在的计算机水平和技术手段，完全可以达到；第一点是我国学者长期以来所坚持的目标，目前基本可以达到；而第二点和第三点是目前灾害史研究中所着重强调的，资料来源的多样性和整合性可以概括为定性研究，数据处理的精细化与科学化则可概括为定量研究，这两点是今后学者需要努力的方向。卜风贤对近百年的中国灾害史研究工作做了总结与反思，强调当前灾害史研究迫切需要开展的一项工作是在历史灾害文献考订基础上加强重灾区研究。[36]

总体来讲，在当前灾害史研究模式下，灾害时空分布规律、灾害发生的原因、灾害造成的影响、灾害发生后的社会应对等研究内容已经有一定发展与累积，灾害文本与灾害事件反映出的灾害观念、救灾思想等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也有不少学者深挖灾害事件，对灾害与吏治，灾害与政局演进，灾害与社会动荡，环境、民生与灾区社会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等做出了思考。也有学者“活化”历史，重在从史料中探寻文本叙述的个性，从作者的写作意图出发挖掘叙述背后隐藏的历史特殊性，强调“文本中的灾害史”的研究范式。[37]在灾害史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但亟待推新的发展阶段，通过重新探讨灾害史的学科归属[38]、厘清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可以明确今后灾害史研究的重点方向。相信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灾害史研究必能获得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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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卜风贤，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梦雪、白茜锐，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科学技术史专业研究生。

[2]王元林、孟昭锋：《自然灾害与历代中国政府应对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第328页。

[3]赵玉田：《环境与民生——明代灾区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5页。

[4]刘燕华、李秀彬主编《脆弱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商务印书馆，2001，第17页。

[5]戴建兵主编《环境史研究》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第183页。

[6]王先明：《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7]钞晓鸿：《深化环境史研究刍议》，《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

[8]卜风贤：《两汉时期关中地区的灾害变化与灾荒关系》，《中国农史》2014年第6期。

[9]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第7页。

[10]赵玉田：《环境与民生——明代灾区社会研究》，第310页。

[11]张建民、宋俭：《灾害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17页。

[12]赵玉田：《环境与民生——明代灾区社会研究》，第377页。

[13]倪根金：《试论气候变迁对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

[14]卜风贤：《两汉时期关中地区的灾害变化与灾荒关系》，《中国农史》2014年第6期。

[15]朱浒：《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历程、取向及走向》，《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

[16]夏明方、郝平主编《灾害与历史》第1辑，商务印书馆，2018，第28页。

[17]朱浒：《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历程、取向及走向》，《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

[18]卜风贤：《灾害史研究的自然回归及其科学转向》，《河北学刊》2019年第6期。

[19]陈俊：《库恩“范式”的本质及认识论意蕴》，《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11期。

[20]郭跃：《灾害范式及其历史演进》，《地理科学》2016年第6期。

[21]闵祥鹏：《回归灾害本位与历史问题：中古灾害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与路径突破》，《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

[22]闵祥鹏：《回归灾害本位与历史问题：中古灾害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与路径突破》，《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

[23]夏明方：《大数据与生态史：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24]卜风贤：《历史灾害研究中的若干前沿问题》，《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6期。

[25]周利敏：《从自然脆弱性到社会脆弱性：灾害研究的范式转型》，《思想战线》2012年第2期。

[26]周利敏：《社会脆弱性：灾害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27]闵祥鹏：《回归灾害本位与历史问题：中古灾害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与路径突破》，《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

[28]卜风贤：《历史灾害研究中的若干前沿问题》，《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6期。

[29]周利敏：《从自然脆弱性到社会脆弱性：灾害研究的范式转型》，《思想战线》2012年第2期。

[30]秦晖：《“范式危机”还是前范式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31]曹树基、刘诗古：《历史学的研究方向与范式：曹树基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2年第12期。

[32]卜风贤：《灾害史研究的自然回归及其科学转向》，《河北学刊》2019年第6期。

[33]周利敏：《社会脆弱性：灾害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34]董正华：《多种“范式”并存有益于史学的繁荣》，《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

[35]闵祥鹏：《回归灾害本位与历史问题：中古灾害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与路径突破》，《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

[36]卜风贤：《历史灾害研究中的若干前沿问题》，《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6期。

[37]夏明方、郝平主编《灾害与历史》第1辑，第76页。

[38]卜风贤、王璋：《灾害史研究的学科归属》，《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