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开放银行的理论框架
开放银行是一类新生事物，由于缺乏严谨、明确的定义，对其进行学理分析殊为不易。我们的理论框架建构工作需要分几步来完成。第一步，开放银行是金融科技发展进程中产生的新事物，需要从金融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其特质，从而明确开放银行研究的主攻方向。第二步，从丰富多彩的现象和各式各样的定义中抽象出开放银行理论研究的基本要素。第三步，根据提炼出的理论要素“量体裁衣”，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为开放银行寻找适用的理论框架，作为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基准。第四步，尝试用上述理论框架对开放银行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初步分析，检验其适用性。本章试图完成前三步。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当运用上述框架，研究开放银行发展进程中的技术、组织架构、创新模式、资源配置、制度环境、消费者需求、市场结构、风险与监管等各类问题，完成第四步工作。
（一）金融科技视域下的开放银行
学界和业界一般都认为，金融科技是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按照此定义，尽管金融科技是一个新近流行的时尚概念，但金融业的科技变革则是一个“老故事”。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霍尔丹在题为“创造性经济”的学术演讲中指出，今天的金融科技与17世纪看似简陋的英国家庭保险业发展并无本质差异，都是金融企业家利用新技术、应对新变化、实现新创意的创造性活动（Haldane，2018）。
当下流行的金融科技是金融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相互融合而催生的新“物种”。简言之，金融科技借助新技术在信息收集、传输、存储和分析等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在货币金融领域持续创造出新的业务模式、新的应用、新的流程和新的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产生巨大的冲击，具有典型的“创造性破坏”特征。传统金融机构与新兴金融科技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共同推动金融与科技的融合。金融科技的出现标志着金融与科技的融合这个“老故事”步入了新阶段，开启了新篇章（董昀，2019）。
作为金融科技的一种典型的、新兴的代表性模式，开放银行的发展有两个基本特质。①开放银行的发展必然以金融为体、科技为用，必须遵循经济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因为开放银行模式改变的是金融交易的载体、渠道、成本和效率等要素，但服务实体经济仍然是金融的天职，金融体系也依旧要履行支付清算、配置资源、管理风险等基本功能，其初心不变、职能不变。②开放银行是具有熊彼特式创新特质的一类金融创新活动。究其根本，包括开放银行在内的金融科技是金融企业家利用新的技术发明进入金融市场、实现新组合、获取利润的经济过程。有鉴于此，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需要从创新发展的视角入手，动态地观察开放银行发展的历史进程，全面评估开放银行发展对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
（二）开放银行发展进程中的若干理论要素
从前文的文献梳理和内涵探讨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梳理出开放银行理论研究的若干基本要素。
第一，开放银行理念或模式的根本目的是推动金融业的创新发展，即运用新技术来实施创新活动，从而带动金融服务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的提升。在创新的流程中，以API为代表的新技术是实施创新的基本前提，市场竞争是实施创新的基本环境、基本机制，而利润则是实施创新的根本目的。此外，从产业结构角度看，开放银行创新活动将会对传统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行业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将持续显现。
据此，我们需要关注技术、创新类型、市场环境、盈利模式、产业结构等一系列与创新高度相关的领域，利用已有的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分析开放银行的特征、机制与经济效应。
第二，开放银行战略所依靠的核心资源是金融数据，核心要义是金融数据的共享和开放。因此，我们应当把数据视为可以创造财富、推动发展的一种资源或一类要素，借助相关经济学理论对数据共享和开放的经济效应加以分析研判。
第三，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开放银行的本质是平台合作，平台化的组织模式是开放银行运行的基础性支撑。在经济学文献中，“平台”概念刻画的是一种现实空间或虚拟空间，该空间可以导致或促成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换言之，平台是以某种类型的网络外部性为特征的经济组织。对于这类特殊的经济组织，产业组织理论和制度经济学已有大量研究。
（三）为开放银行研究寻找适用的理论框架
1.创新发展理论
既然开放银行是一类重要的创新活动，体现了人类的创造能力与创新活力，那么开放银行研究的路径就不应局限于探究技术发展规律，或是探讨开放银行的金融属性。更具根本意义的做法应当是，从人类创新发展的广阔视角着眼，综合运用创新经济学和金融学提供的分析工具，刻画作为一种创新活动的开放银行的发展机理和经济效应。按照这一思路开展研究，至少可以形成以下几个主要的研究方向。
第一，新技术是开放银行建设的前提。因此，有必要研究开放银行发展的技术背景，把握技术演进的规律。当然，这一任务主要交由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来完成，但经济学家也需要掌握适当的技术背景知识。理解技术的本质和动态，关键的一步是准确把握技术性知识的栖身场所、表现形式、储存形式和改善方法。在此基础上把技术进步理解为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准确把握技术范式和技术轨迹的变化趋势（Hall and Rosenberg，2010）。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开放银行乃至所有金融科技发展进程中，各主要技术类型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孤立地分析某一单项技术的特性上，而要从整体上把握各类技术之间的互联性，这样才能准确分析它们在金融业的应用前景。譬如，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和云计算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海量数据的积累，云计算能力的提升带来了高水平的计算能力，促进了研究者对算法模型进行持续改进和优化。数据、算力和算法三方面的进展相互促进，直接推动了人工智能呈现爆发式增长。同理，在开放银行发展进程中，研究API、SDK等核心技术的特性及其之间的相互关联是十分必要的基础性工作。
第二，创新是开放银行的灵魂。创新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发明是指首次提出一种新产品、新工艺以及新的产业组织形式的想法，而创新则是首次尝试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Fagerberg et al.，2004）。可见，利用新技术从事金融创新活动是开放银行的本质特征。更为具体的企业创新活动描述来自熊彼特：创新就是新组合的实现过程（Schumpeter，1934）。这些新组合包括：①采用一种新产品或者产品的一种新特性；②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③开辟新的产品销售市场；④打通新的原材料或者半成品供应渠道；⑤采用新的组织形式来改良或彻底改革生产模式。因此，经济学家需要研究开放银行创新的主要方向，究竟是提供了新产品或服务、新的生产方式，还是开拓了新市场，抑或是形成了新的组织模式。
第三，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方向决定创新的成败。根据Baumol（1990）的分析，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方向对经济绩效具有决定性影响，如果企业家才能被更多地配置到生产性、创新性领域，则必将助推经济发展；如果企业家才能被更多地配置到套利性、重复性乃至非生产性方向，经济势必停滞不前；如果企业家才能被更多地配置到破坏性方向，那么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迟早要出现。借助这一框架分析开放银行和金融科技，我们认为，金融企业家能否将新技术运用于生产性、创造性活动，是决定开放银行发展成败的关键。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乱象充分反映了金融制度结构中存在的扭曲对企业家行为的负面影响。我国金融业管制比较严格，进入门槛比较高，有着很高的制度性“租金”。企业家进入金融业之后，往往抱有坐地收钱的强势思维。巨额租金的存在诱导人们凭借其“企业家才能”，运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规避监管，进入金融业去分享垄断利润，难以沉下心来实施真正的金融创新活动。因此，市场上充斥着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从事传统金融业务，但又不受各项监管制度约束的伪互联网金融活动。
在开放银行发展进程中，我们同样要注重分析企业家才能的配置和新技术的运用方向。例如，若商业银行既是技术提供方，又是聚合商业生态的场景提供方，直接为C端客户提供服务，那么其好处是商业银行处于主导地位，能自主把握业务进度和流程，收获大量真实有效的消费数据。直面C端客户，能有效提升品牌知名度，形成高度的认同感。然而，这种模式也可能导致企业家才能被更多地向创新性较弱的领域配置，从而阻碍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提升。首先，在这一模式下，服务的对象几乎是商业银行自身的客户，封闭的生态环境对外部客户的引流作用有限，无法起到开拓新市场的作用。其次，所聚合的B端商业场景服务的客户忠诚度有限，导致主观能动性弱，前端载入速度慢、页面粗糙、视觉效果差，所提供的后端服务诸如仓储、配送、售后、客户服务等也没有保障，导致场景创新不足。最后，商业银行往往追求大而全，缺乏跨专业人才，营销理念和方式滞后，管理粗放，导致金融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客户需求难以充分满足。
第四，密切跟踪分析开放银行“创造性破坏”进程的主要特征。熊彼特认为，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的组织形式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生命（Schumpeter，1942）。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正在对现有金融体系产生“创造性破坏”效应，开放银行亦如此。
在新兴科技力量的推动下，金融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本控制等方面形成了明显的竞争优势，既为优化金融服务、改善金融供给结构提供了良好基础，也对现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形成了巨大冲击。面对技术革新和市场竞争，商业银行凭借庞大的客户资源、雄厚的资本和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也在加快金融科技布局，推进数字化转型，用开放银行等新理念重塑商业模式，在技术标准制定等关键环节与金融科技企业开展竞争与合作。在金融市场中，上述两类企业既竞争又合作，从两端共同推动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我们应当研究我国金融科技动态变迁过程中各类市场主体采取的竞争战略，以及采用开放银行等战略后引发的金融服务质量、市场营销模式和金融业市场结构等方面的变革。
第五，开放银行发展进程中的风险无处不在。对于金融风险管理而言，金融科技是一柄双刃剑，它虽然为风险管理提供了更加多样化、更富韧性的新工具，但也使得金融体系之间的信息传递速度加快，市场主体之间的关联更加复杂，羊群效应也更加明显，风险外溢随之加快。金融网络安全风险、合规风险、技术依赖风险乃至系统性风险都可能进一步加剧。
开放银行同样也不例外。开放银行的平台经济特性意味着各方彼此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家银行或者金融科技公司的风险会迅速蔓延到其他关联方，导致系统性风险。此外，其技术漏洞和编程错误依然存在，容易滋生新的技术风险。况且，开放银行将面对更大的客群，客户需求更加多样化，风险也随之增加。
2.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视角下的数据要素与经济发展
既然开放银行战略所依靠的核心资源是金融数据，核心要义是金融数据的共享和开放，那么我们就需要从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寻找分析数据的基本框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与数据相关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部署。第一，在优化政府职责体系的部署中，既强调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也强调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第二，把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作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工作。第三，把数据视为生产要素，强调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刘鹤（2019）指出，《决定》强调了“知识、技术、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反映了现代经济中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决定》首次增列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反映了随着经济活动数字化转型的加快，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凸显，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新生产要素的重要变化。谢伏瞻等（2020）认为，对数据要素的重视，体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新特征、新趋势，体现了收入分配制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导向。从政策实施角度看，刘鹤（2019）强调，要强化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充分尊重科研、技术、管理人才，建立健全数据权属、公开、共享、交易规则，更好地实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的价值。
既然数据是现代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生产要素，那么我们就可以借助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来分析数据在经济发展中的基本作用。与劳动、资本、土地一样，数据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这表明数据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数据的不断积累和增长可以推动经济活动的数字化转型，从而起到提升生产效率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数据利用效率的提升比数据规模的扩大更为重要。如果空有规模庞大的数据，但未能有效利用，数据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的乘数效应将是有限的。因此，知识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的改进对数据利用效率的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这几类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其作用不能被割裂开来。
以金融领域为例，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人类在数据收集、传输、存储和分析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换言之，信息收集、存储、分析、甄别、传输和加密等技术的发展是金融科技革命的核心组成部分。开放银行的发展就是要以新技术、新知识为支撑，打破数据孤岛，扩大数据的共享范围，使得数据资源充分自由流动，提高数据的利用效率。数据的充分利用意味着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把握和对金融服务供给的清晰定位，这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提升生产效率的必要条件。
当然，开放银行对外开放和共享的内容范围较广，且处于不断拓展的状态之中，其核心是数据，但不局限于数据，既包括金融数据也包括金融服务，既包括客户原始数据也包括各类整合数据。在客户数据方面，包括客户的基本信息、账户和交易信息以及其他参考信息；在银行数据方面，包括银行产品信息、网点信息以及业务数据等。各类数据的共享将会直接导致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的提升，从而推动金融服务效率提高和质量改进。在金融服务方面，包括账户开立、快捷支付、代缴代扣等支付服务，贷款审查及发放等信贷服务，以及账户查询、贷款查询、用户认证、实时通知等信息服务。这些服务的输出和共享同样可以起到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降低金融服务门槛的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巴塞尔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显示，银行向第三方开放其持有的客户许可数据已是司空见惯，但数字设备应用的增长以及数据聚合技术的迅速发展，正改变着全球零售银行的服务。银行向第三方开放的客户许可数据被用于构建应用程序、改善服务，以及开发更加高效、便捷的支付手段，以提高账户持有人的财务透明度，为其提供新的、改进的账户服务，并为营销和交叉销售提供机会（巴塞尔委员会，2019）。这一结果表明，开放银行的确可以起到促进数据资源流动、提升数据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从而切实改进金融服务，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推动经济增长。
新技术的发展对我国银行业乃至金融业而言是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手中握有现代科技手段，我们就不会局限于过去单一的结构性信息，而应将大量的非结构性信息，如社交信息、影像图像信息等囊括在内。在此基础上，整个金融业的信息链条还扩展到信息收集、处理、分析和挖掘等多个环节。但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数据资源的开放利用目前仍面临一些制度性难题，开放银行的进一步发展也将受制于这些难题。
第一，信息孤岛问题。目前，中国的信息不可谓不多，各个行政部门、事业单位、企业都会收集信息。但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协调，不同部门之间信息存在割裂的孤岛。如何实现这些信息的互通和共享，以及在监管部门、商业领域之间的合理合法使用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其涉及面很广，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层层推进。
第二，各类信息的数字化问题。信息的数字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将现存的各类信息换一个数字的载体去保存，还应该是将所有的信息数字化，然后将这些数字化信息筛选、集成，变成方便查询、编程并依据一定的算法进行挖掘的活“库”。
第三，提升算法问题。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国的算力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但是由于长期不重视科学研究，我国的算法在世界上依然处于学习、引进阶段，这将对金融科技和开放银行的发展形成掣肘。这种状况与我国整个科学教育体系偏理工且在理工里偏工程的格局有关。因此，发展金融科技和开放银行，必须改革我国的基础教育制度和研究体系。
第四，商业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数据整合难度依然较大。近年来，商业银行主动向金融科技公司寻求合作，但金融科技公司往往以相互交换数据为前提，商业银行的数据是信贷行业的强相关数据，往往不愿意共享数据，因而使合作搁浅，数据整合成为商业银行打造开放银行的一大掣肘。
3.平台经济学
开放银行建设首先意味着业务体系的开放化和平台化，其有效运作还有赖于构建更符合时代要求的组织架构、研发模式和风控模式。其中，由于开放银行模式的本质特征就是平台，因此平台建设是各类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正因如此，借助平台经济学相关理论对开放银行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进行研究十分必要。本部分简要介绍一些对分析开放银行现象有帮助的理论工具。
平台经济理论主要关注连接两边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用户群体的平台企业的经济行为。该理论通过交易成本和合约理论，分析不同类型平台的发展模式与竞争机制。
在平台经济理论中，“双边市场”与“平台”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与传统经济中市场简单地分为买卖双方的单边市场不同，平台经济以双边市场为载体，双边市场以平台为核心，通过实现两种或多种类型顾客之间的博弈获取利润。Rochet和Tiro1e（2003）指出，所谓双边市场，是与“价格结构非中性”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提高向一边的收费，同时同等程度地降低向另一边的收费，平台可以改变交易量，则称这一市场为双边市场。也就是说，在双边市场中，价格结构影响交易量，平台应该设计合理的价格结构以吸引两边的参与者，同时提升其竞争力。以Armstrong（2006）为代表的另一种定义认为，双边市场的核心特征是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在双边市场中，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中间平台进行交易，并且一边用户使用平台进行交易所获得的收益或效用会随着另一边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大。第三种代表性定义则认为，双边市场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市场的两边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易；第二，一边的决策会对另一边的决策结果产生影响，特别是通过外部性起作用。
与传统经济相比，平台经济具有双边性、多属性、外部性、服务性、竞争与垄断相结合等特点。平台产业交易量受到非对称性价格结构的影响，双边用户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和多属性行为以及平台的定价策略都能实现平台产业利润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根据Evans（2003）的分析，平台经济呈现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双边客户召集。平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无论平台如何收费或定价，只要没有另一方的需求，则这一方的需求也会消失。因此，平台投资经营方必须设法召集双边客户。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就是，首先获取市场某一方的大量客户，免费为他们提供服务，甚至付费让他们接受服务，因为这样能够调动这些受益者参与平台的积极性。
第二，双边客户利益平衡。平台企业需要制定和维持一个最优收费结构或价格结构来平衡双边客户的利益。在大部分的多边市场中，平台的定价结构似乎都严重倾向于市场的某一方，这一方的边际效用远低于市场的另一方。
第三，规模化与流动性。平台企业在投资规模扩大之前，都会花费大量时间测试和调整平台以增加流动性。这些企业先是在小型市场中试运行，反复试验并找到值得投资的适当技术与商业模式。这些成功的平台企业都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市场进入策略，经过时间的积淀再逐渐扩大规模。
开放银行的建设也需要借鉴上述基本原则、定价策略和市场进入战略。
已有文献一般将双边市场分为四类：交易中介、媒体、支付工具和软件平台。
交易中介是双边市场的基本类型，各类电子商务平台、房地产经纪人、出版社和各种会所等都可以归入这一类。交易中介的特点是，它有两种类型的顾客，我们通常称之为“买家”和“卖家”，交易中介的作用就是撮合双方的“交易”。
常见的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门户网站、博客等新兴媒体，其特点是平台通过提供“内容”（新闻、评论、节目等）来吸引“眼球”（读者、观众），进而通过读者、观众来吸引广告客户。
支付工具主要指银行卡，包括借记卡和信用卡。在这种类型的双边市场中，要使支付工具得到充分利用，不仅消费者（持卡人）要愿意使用，而且商户也必须接受刷卡消费，持卡人和商户之间存在间接的外部性。消费者愿意持卡消费，不仅是因为发卡行会提供种种优惠，如免年费、能积分等，而且是因为信用卡消费可以提供短期的无息贷款，也可以提供长期的信用贷款。商户接受刷卡消费，主要是因为间接外部性，消费者愿意持卡消费，商户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服务可以提高销售量。
软件平台是现实中常见的双边市场，如操作系统、网络游戏等。在这种类型的双边市场中，买方要使用卖方的产品，必须通过平台（既可以是软件，也可以是硬件）来实现，所以有学者称这类平台为共享投入平台。需要指出的是，软件平台一般会涉及“多边”市场，以操作系统为例，就有硬件、应用软件、用户三边。因为“双边”的本质在“多边”的情况下不会发生改变，所以习惯上还是以“双边”命名。
从现有文献看，并未明确分析开放银行属于哪一类双边市场。我们知道，开放银行是一种开放化商业模式，通过与第三方开发者、金融科技公司、供应商等其他合作伙伴共享数据、算法、交易等流程，重构商业生态系统，为商业银行提供新的价值，增强核心竞争力。其基本功能并非撮合交易，也不是吸引“眼球”，支付服务和产品买卖也不是开放银行的主要功能，因此文献的这种分类法尚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开放银行。我们应当进一步观察分析开放银行的发展变化，从中总结其基本特征，然后再适时推进平台经济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