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朝贸易的一个侧面

——《燕行事例》抄本研究

王振忠[1]

首先要感谢杨国桢先生及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参加这个盛会，汇报一下自己最近的一些研究。

最近二十多年，除了“徽学”研究之外，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学术领域。在这方面，2015年，我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部小书，叫《袖中东海一编开：域外文献与清代社会史研究论稿》，其中涉及的内容包括日本汉籍（唐通事文献）、朝鲜燕行录、琉球官话课本，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榕腔”文献（亦即近代传教士编纂的福州方言文献）等。在这部小书中，有一章就是专门研究朝鲜燕行录的。

我对朝鲜燕行录的研究，开始于2003年，当时我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比较早地利用了2001年出版的《燕行录全集》，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日本学者藤塚邻的旧藏。虽然说国内对朝天录、燕行录的关注由来已久，比如在座的陈尚胜教授就比较早地注意到了。但在2001年以后，中国国内的朝天录、燕行录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当时，这些文献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属于一种新的史料。不过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随着资料的大量刊布，史料已不再稀见，这对于燕行录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个人认为，今后可能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其一，朝天录、燕行录主要是韩国学者从大批朝鲜文集中抽取出来的，从中，我们能看到朝鲜人对于中国社会生动细致的描述，但却很少能看到中国文化对于朝鲜社会各个侧面的影响。因为在宗藩体制下，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因此，今后应当将朝天录、燕行录放回朝鲜文集的具体文本环境中去考察。在这方面，有必要利用现代的数据库资料。比如，香港城市大学建立的朝鲜文集数据库，就是很好的研究利器。因为这个数据库跟我有一点渊源，我将来会写专门的文章去介绍，我觉得这个数据库要好好地利用。其二，现存的朝天录、燕行录都是韩国、日本所收藏的资料，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其他国家的相关收藏。

最近几年，因有一些机会到欧洲访问，我比较留心域外相关的明清文献。其间，曾在法国看到《燕行事例》及另一册佚名无题抄本。我这篇文章，就是利用这两份资料撰写而成。《燕行事例》一书收藏于巴黎的法兰西学院，这是咸丰七年（1857）的抄本，编者是朝鲜著名诗人李尚迪（1803～1865），他是金石学家金正喜的弟子。李尚迪曾作为朝鲜燕行使团的译官，先后十二次来到中国，与清代的许多中国士大夫都有密切的联系。《燕行事例》应当是属于朝鲜司译院内辗转传抄的抄本。该书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朝鲜使者的燕行惯例，这对于时下方兴未艾的《燕行录》研究，以及19世纪东北亚国际交流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其中提到朝鲜馆内的贸易，有所谓的“杭货”。根据与《燕行事例》差相同时的一册佚名无题抄本（也收藏在法兰西学院）的内容，这些杭货，也就是来自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一带的商品。另外，与“杭货”一样成为通俗常言的还有“燕贸”一词。所谓燕贸，就是与北京乃至中国有关的贸易。从“杭货”和“燕贸”这样的通俗语言可以看出，在清代，包括江南一带的中国商品，通过北京源源不断地流往朝鲜。而且，此类贸易并不局限于中朝之间，“燕贸”之货（亦称“燕货”）也曾由朝鲜转卖到日本，这实际上涉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中朝贸易、朝日贸易以及中日贸易，三者之间呈此消彼长之势。另外，在朝鲜燕行使团中，译官的地位较低。李尚迪是位著名的译官，有关他的资料也相当不少，但此前所见最为重要的是他的个人文集《恩诵堂集》，不过在其中，我们只看到他与中国士人应酬交往的内容，却看不到其他的侧面。而《燕行事例》一书是由李尚迪编定，此一文本中有不少朝鲜式的表述方式，与汉语有所差别，这一文本对于研究李尚迪的燕行译官生涯，提供了一种未为人知的新史料。

王振忠在大会演讲

[1]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