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亚洲的制度化基础
——以侨批贸易为中心
刘宏[1]
非常高兴重回母校厦门大学参加“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所负责的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和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对杨国桢教授八十华诞表示衷心的祝贺。其次,更重要的,作为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我有幸聆听杨教授的精彩授课并拜读他的大作。杨先生关于明清土地契约、陈嘉庚先生、中国海洋史等课题的研究对我个人的学术成长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帮助。
今天上午各位老师都讲到杨先生开拓性的学术贡献,我深有同感。在此,我想围绕上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刊登的《发展中国海洋史学 构建中国海洋话语体系——访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杨国桢教授》一文,对杨先生提出的几个重要观点做一些补充和延伸。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第一,将历史叙述的重心从陆地转向海洋;第二,海洋史研究要坚持“海洋本位”的研究,以海洋空间为本位,突出海洋社会的核心是海洋活动中的人。
我想做的补充就是制度因素在海洋亚洲的作用。对于制度作用的探讨,在座的滨下武志、陈春声、王国斌等教授都有深入的研究。我的思考是怎样把“海洋亚洲”作为一个流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下,个人、社会、国家与制度都发挥不同的作用。这个空间也包括移民,以及因为移民而形成的华人社团与网络,和他们建立在不同的机制、地域、职业、宗族、方言等基础上的身份认同。在这种认同的研究中,目前关注比较多的是社会网络和商业网络,但可以从海洋亚洲的制度化角度对他们加以分析。在此我想向杨先生和在座的嘉宾汇报一下我参与的相关研究的一些成果。
我在四年多前主持的一项新加坡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就是尝试厘清中国近现代史与海洋亚洲发展中跨国联系的制度化因素。我们团队在这几年对侨批贸易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去年和今年共出版了三本书,第一本是Dear China:Emigrant Letters and Remittances,1820-1980[《亲爱的中国:移民书简与侨汇(1820~1980)》,班国瑞、刘宏合著,加州大学出版社]。这是有关侨批的第一本英文专著,思考侨批作为一种机制,一方面连接中国侨乡与海外华人社会,另一方面也推动华人社会内部机制的建设。本书当然也借鉴了国内学者出版的有关侨批的研究,但我们希望通过比较的方法,从不同侨乡的角度,比较华人移民和其他移民群体(如爱尔兰移民、意大利移民)的异同,并思考侨批对于近代中国社会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侨批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侨批网络是联系海洋亚洲的重要制度化纽带。第二本是论文集The Qiaopi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in the Chinese Diaspora(《侨批与海外华人跨国网络》,班国瑞、刘宏、张慧梅合编)。该书包括滨下武志等学者的研究,一些学者将前面提到的概念做进一步延伸,凸显海洋亚洲制度化的建设。第三本是侨批史料汇编《家书抵万金:华人移民书信选注》。该书从国内的侨批,以及新加坡、美国华人历史档案馆,温哥华历史档案馆和个人珍藏的侨批中,精选一百多份文献予以出版,并加以英文翻译。我们根据时间、地区、主题等不同的角度,把这些侨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通过侨批来思考与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侨批作为一种机制,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和华人社会以及居住国、祖籍国社会的机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们包括华人社团、华人汇兑业公会、当地国家政府、中国近现代的邮局等,体现了华人社会的多元性,以及跨界中华(Transnational China)在形成过程的多元因素。
在班国瑞和我合写的《侨批贸易及其在近代中国与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作用——对“跨国资本主义”的另一种阐释》(《南洋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一文中,我们提出几个主要看法,其一,族群和身份认同对海外华人的商业文化影响重大,成为华人企业家适应能力和创造力的来源。其二,商业家族主义、社会网络和与之相关的文化价值并不会成为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阻碍。相反,这些因素通过促进社会流动、发展家族利益、建立合作关系、促进合同的签订以及其他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行为,帮助华人在中国和海外实现经济发展。其三,侨批局的三盘系统控制了侨批派遣的三个阶段:海外接收、汇至中国、国内接受。
此外,我们也关注侨批网络的现代变迁,侨批贸易深深地扎根在传统以及与之相连的信任关系之中,当现代银行体系和现代邮政服务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社会中出现时,侨批商人利用了这些机构的优势。侨批商人一方面适应侨乡和海外华社的社会变化,进行新式的实践;一方面与其建立合法的确定的信任关系。在这种互相作用下,出现了一种新的、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信任形式的综合系统,即将植根于社会关系中的对人的信任与立足于市场的对制度的信任进行了整合。然而,前者始终是二者中更为重要的。
最后,我们还可以思考海洋空间的文化基因。侨批贸易的不同谱系,不是一个由技术发展导致的向现代资本主义横向同化的结果,相反,它的根基和力量来自数百年来在福建、广东、东南亚和太平洋活跃的华人企业之中。所以,这些关于华人侨批以及华人近现代社会演变的研究,凸显了“海洋亚洲”空间的制度化与多向途径,在多元互动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海洋亚洲的丰富多彩的特征。这也充分彰显了杨国桢教授有关海洋空间本位论述的重要性。
刘宏在大会演讲
[1] 作者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座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