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客观工作质量

第一节 好工作VS坏工作

一 工作质量的现状和变化趋势

假设我们有一条标准，可以明确地将工作区分为好工作和坏工作，那么，我们首先想到的问题也许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好工作有多少，坏工作又有多少，两者的比例如何？也就是说，我们要对一个社会的工作质量情况做一个总体判断。这种判断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特征，从而为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然而，以上只能说是一个理想的情形，在现实中很难实现。简要地说，原因包括三个方面：（1）没有一个大家一致认可的判断标准；（2）没有可供使用的大型的全国性调查数据集；（3）缺少用以实现此目标的有效的统计技术。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可用的数据集和统计技术已经越来越多，因此妨碍我们进行总体工作质量判断的关键是第一个原因。

在整个20世纪的后50年里，有两个学术阵营一直在争论工作质量的未来趋势（Knox et al.，2011）。一个阵营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描绘了一个好工作的上升轨迹。这一阵营认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技术进步、技能提升，以及对工作中内在报酬的提高，未来只会变得更好。支持这一阵营的论据存在于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之中。二战后西方国家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急速增长，由此使得这些国家的社会分层结构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新的职业和社会阶层得以涌现。1959年，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明天的里程碑》（Landmarks of Tomorrow）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这一术语，德鲁克指出，在21世纪，无论是商业机构还是非商业机构，最有价值的资产是它们的知识工人及其生产力。在1991年出版的《各国的工作：为21世纪资本主义做准备》（The Work of Nations：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一书中，罗伯特·莱希（Robert Reich）指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其人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以及把教育和技能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私人资本正在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和自由流动，而国家的人民，即人力资本构成了国家未来生活标准所仰赖的唯一资源。乐观主义者认为，以知识工人为代表的新阶级和新工作，正是现在各国所大力提倡和发展的知识驱动型经济或者创新型经济所具有的特征（Knox et al.，2011）。与此相对立的则是由悲观主义者构成的阵营，他们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需要，工人的境况只能变得越来越糟（Knox et al.，2011）。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在1974年出版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中，提出了“去技能化”（deskilling）命题。布雷弗曼认为，泰勒制或科学管理法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折不扣的供词”，它预示了想法和执行之间的分离，预示了工作任务的碎片化和标准化，预示了重复和单调乏味的工作生活。在布雷弗曼之后，一些从事产业和劳动关系学（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研究的学者，如安德鲁·弗莱德曼（Andrew L.Friedman）、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等人^[1]继续针对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劳动过程”进行了大量案例研究，他们发现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劳动控制形式发生了变化，一些新的控制形式得到发展，如由直接控制转向责任自治，由简单控制转向结构控制，以及由市场专制体制转向霸权体制，等等（Friedman，1977；Edwards，1979；Burawoy，1979，1985）。一般来说，悲观主义者大都持有如下主张，即工人的自主权以及其控制和组织工作的能力正在逐渐被侵蚀，并且存在一个去技能化的一般趋势（Knox et al.，2011；Zimbalist，1979；Thompson，1989）。

近年来，有赖于各种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大型调查数据集的普及，学者们越来越多地运用定量方法来分析工作质量的总体状况（Gallie，2007a；Kalleberg，2011；Anton et al.，2012；Holman，2013）。部分学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面对经济形势变化和经济危机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对工作质量造成了损害（Cappelli，1995，1999；Kalleberg，2011，2012；Hauptmeier，2011；Vidal，2013）。弗兰克·谢伯恩-托马斯根据对1995～2000年“欧洲社区家庭面板数据”（European Community Household Panel，ECHP）的分析，指出在欧盟国家中，多达四分之一的雇员从事的是低质量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报酬较低、不稳定、缺乏培训，并且失业风险较大。谢伯恩-托马斯还特别指出，服务业部门中的工作质量呈现两极分化，虽然该部门创造的很多新工作具有较高工作质量，但在零售业、酒店业、旅馆业，以及健康和社会服务业等行业的大量雇员所从事的是一些具有较低报酬的工作或者没有前途的工作（Siebern-Thomas，2005）。凯勒伯格对1970～2010年的美国工作质量整体情况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美国的工作质量呈现两种趋势，一是两极分化，即好工作和坏工作的比例增大，中间型工作的比例下降，且工作报酬上的不平等程度越来越高；二是工作的不稳定性越来越大，灵活雇佣形式增加，工作保障性不断降低。两极分化和不稳定的就业系统不是商业周期的暂时特征，而是结构转型的结果，即坏工作不再是发育不全的那个部分，相反地，它已经成为美国就业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Kalleberg，2011，2012）。凯勒伯格从宏观结构性因素和劳动力的人口学变化角度来解释这些变迁，前者指的是宏观结构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例如激烈的全球竞争、快速的技术创新和变迁、放宽市场管制、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动和经济的金融化、工会和工人权力的削弱，以及服务部门的持续发展；后者主要是指劳动力的日益多样化，这产生了大量的非白人、非男性工人，他们更容易遭受剥削。这些宏观结构性因素以及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改变了企业所处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造成了价格竞争的日益扩大和工会权力的不断削弱，从而鼓励并促使雇主采取更加灵活的雇佣关系（比如临时性的或者其他非标准工作协议）。凯勒伯格还指出，所有国家都面临与美国相似的压力，即更激烈的全球化、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的技术提升、资本和劳动力的更大规模流动、新的组织相互依赖形式，以及工会权力的削弱等（Kalleberg，2011，2012）。

尽管凯勒伯格认为上述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但他也明确指出，这种变化并不会以机械的方式造成各国之间就业系统的趋同，因为宏观结构性因素对工作质量的影响会受到各国制度和文化的调节（Kalleberg，2012）。更早之前，弗朗西斯·格林的研究就证实了国家之间在工作质量变化趋势上的多样性。格林利用多种调查数据对欧美国家和地区的工作质量做了较为细致且全面的分析，他认为很难描绘出一般的工作质量的变化趋势，而且各个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Green，2006）。第一，就工资来说，大多数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工资提高了，但美国的平均工资从1973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都没有实质的增长。另外，虽然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工资提高了，但工资不平等的程度上升了。1973～1989年，美国收入底端人群的工资下降，而收入顶端人群的工资持续上升。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出现类似的情况，由于“技能偏向性技术变迁”（skill biased technical change）的加速出现以及市场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增长等原因，非熟练工人和低技能工作的相对工资趋于恶化。第二，就技能来说，工作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工作所需的平均技能水平在最近几十年中也逐渐提升。在德国，要求工作者具有高等教育学历作为入职条件的工作比例从1985年的11%上升到2001年的16%。但与之相随的是，工人和工作之间的匹配出现了问题。一方面是那些没有掌握足够技能的工人所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那些取得高等教育学历的人从事与其学历不相称的工作。第三，就工作自主权和雇员参与来说，北欧国家的工作自主权与其他国家相比是较高的，但并没有确凿的数据能够证实它存在一般的增长趋势；而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英国工人的工作自主权却持续下降，尽管工人参与决策的机会稍有增长，但他们对日常工作任务的控制和影响下降了。第四，就工作需投入的精力来说，各国的情形趋于一致，随着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这两者使得工作挤占了人们的空闲时间）、呼叫中心（将工作任务瞬间传递给工人，并且能够近乎完美地对工作投入进行监控）、全面质量管理（这需要灵活工作并掌握多方面技能）等新设备和新管理手段的普及，个人的工作投入精力被不断强化。第五，就工作保障性来说，很难认定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迁降低了工作稳定性，因为一方面男性工人的平均工作聘期稍有下降，另一方面女性工人的平均工作聘期却增加了。

二 国家之间工作质量模式的差异性

在新制度主义和比较政治经济学（Soskice，1999，2005；Hall & Soskice，2001）的影响下，近年来很多学者采用“生产体制理论”（Production Regime Theory）来解释各国之间在工作质量模式上的差异。生产体制理论认为，雇主协作的模式和技能形成体制的结构在创造各种经济组织模式上起着核心作用。该理论认为，在协调制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和自由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ies）之间，工作质量存在重要差异。对前者来说，通过职业培训系统，雇员普遍具备专门化的技能，由于无法有效监督雇员的工作，雇主需要和雇员分享权力，这就使得雇员代表机构和行业工会的作用非常突出，而且技能专门化还使得雇主无法轻易地招聘和解雇雇员，相反地，他们需要与雇员发展长期关系并向雇员提供更大的工作保障。但对于后者来说，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职业培训系统，雇员普遍缺少专门化技能；企业强调快速的技术创新，实施高度的单边管理控制，造成了工会的边缘化，而市场规则也允许雇主以较低成本招聘和解雇雇员。由此生产体制理论认为，在协调制市场经济中，工作质量的各维度都在“好”的一端聚集，表现为更高的技能水平、更高的个人工作自主权、更深入的小组工作、更大的工作场所代表权、雇员有效地参与决策制定，以及更高的工作保障性等。相反地，自由市场经济则是协调制市场经济的一个镜像，它在工作质量各维度上的表现与后者刚好相反。

但是，邓肯·加列研究发现，生产体制理论对各国工作质量模式的解释力非常有限。加列指出，两种市场经济之间除了在雇员技能这一维度上显示出差异外，在其他维度（工作自主权、工作参与、工作保障等）上的表现均与该理论不甚相符。比如，就工作自主权维度来说，作为协调制市场经济的德国，在整体工作自主权指数上的得分（1.83分）不仅低于欧盟平均水平（1.99分），而且低于英国（2.15分），而后者作为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其得分和芬兰（2.16分）基本一样。又比如在工作保障维度上，丹麦虽然属于协调制市场经济，但它的工作持续期模式与英国类似。加列认为，生产体制理论过于强调雇主在塑造制度结构上的作用，忽视了历史背景、政府政策、产业和劳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Gallie，2003，2007a）。相应地，加列提出了“就业体制理论”（Employment Regime Theory），他认为，就制度因素对工作质量的影响来说，最重要的是政府的就业政策（充分就业政策、就业权益、福利供给）和劳工的相对组织能力（Gallie & Russell，2009）。霍尔曼利用加列的就业体制理论重新解释了欧洲各国之间的工作质量差异。与生产体制理论主要关注协调制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不同，霍尔曼的研究采取了另外一种制度区分，即把27个欧洲国家划分为社会民主体制国家（北欧国家，即丹麦、芬兰和瑞典）、大陆体制国家（德国、法国、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自由体制国家（英国和爱尔兰）、南欧体制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塞浦路斯、希腊和马耳他），以及转型体制国家（中东欧国家，包括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霍尔曼发现，高质量和低质量的工作在这些体制中的分布（比例）是不同的。高质量的工作在社会民主体制国家中更为普遍，因为政府的就业政策倾向于促进充分就业，并把就业权益扩展至全体人民，与此同时，组织化的劳工有强大的实力去影响企业和政府内部的决策制定。与此相反，在南欧体制国家和转型体制国家中，低质量的工作更加普遍，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很少想着去促进就业权益，并且劳工也缺乏影响就业和工作环境的能力。因此霍尔曼指出，在工作质量上的这些跨国差异模式与加列所提出的就业体制理论是吻合的（Holman，2013）。

最新的一种体制理论，即“竞争体制理论”（Regime Theory Competition）是由马特·维达尔提出的。维达尔认为，影响工作质量类型的是一个国家的竞争体制。竞争体制可以分为福特制和后福特制，这两种体制塑造了雇主的认知和决策，并决定了工作质量各维度之间的组合。具体来说，福特制是由供给驱动的大规模生产和泰勒制管理方法相结合的产物，它奉行凯恩斯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以及劳资和谐，这创造了一种寡头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在大型的核心企业中，普遍建立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员工有丰富的培训和晋升机会，并且工资是与所处职位而非个人特征相关的。在福特制下，组织起来的劳工在影响管理方提供高质量工作方面具有更重大的作用，即使是低自主权的工作也可以获得体面的工资（decent wage）。但近年来，由于受到高度激烈的国际化竞争的压力，雇主逐渐从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后福特制根植于灵活生产模式，它以新泰勒制或后泰勒制管理方法为基础。在后福特制中，外部化的雇佣关系逻辑占据支配地位。后福特制强调精简的组织结构和市场调节的雇佣关系，后者包括由市场来决定工资、去工会化，以及强调雇员绩效等。后福特制对工作质量的主要方面具有负向影响，在后福特制下，构成高工作质量的各种元素（高工资、培训和晋升机会、工作保障）逐渐消失或者减少（Vidal，2013；Findlay et al.，2013）。维达尔的理论更多的是一种历时分析，即他隐含地指向了西方国家从福特制竞争体制向后福特制竞争体制的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工作生活质量的恶化趋势。总的来看，维达尔的理论与凯勒伯格等人近年来所强调的西方国家的工作质量变化趋势是较为一致的。

以上我们从工作质量总体分化趋势的角度介绍了西方国家的一些理论和经验研究。这些研究对我们的启示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客观工作质量的类型主要受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等）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第二，宏观结构性因素对客观工作质量的影响是通过调整雇主和雇员的雇佣关系（生产体制）来实现的；第三，各国制度的多样性（就业体制）导致宏观因素所产生的结果并不趋同，即客观工作质量存在诸多可能模式；第四，工作质量的各维度存在多种组合形式，在好工作和坏工作之间存在很多中间类型或者混合类型。下面一节将主要从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影响我国工作质量模式和变迁的宏观因素。之后，我们将利用统计模型来具体分析我国客观工作质量的分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