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洞庭水系及湖区史前遗址考古新发现掠影
洞庭水系及湖区由面积2691平方千米的洞庭湖和入湘、资、沅、澧等中小河流组成,北通城陵矶湖口再汇入长江,形成少有的湖江一体水域。湖区及水系面积占长江流域总面积的14.6%,其中湖南省境内20.48万平方千米,占78%,其余属周边诸省份。从史前遗址看,这里很早就是一个独立文化区系,且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曾创造出若干个第一,进而形成为世人所关注的“人文洞庭”现象。
中华文明史按照考古学和历史学特征一般分为五个时代:一是旧石器时代,约公元前300万年至公元前1万年;二是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3000年;三是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四是青铜时代,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841年;五是有史时代,即从“共和元年”(前841)开始至今,共约3000年。其中,新石器时代又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下面即从史前新石器肇始至公元前841年这个时段,按照时序对湖湘主要考古遗址及人文发展概要如次。
(一)新石器早期遗址(约前10000~前7000)
新旧石器的转变,即人类从原始“利用经济”到“生产经济”的转变,其标志是农业起源及村乡聚落出现。
本时期代表遗址是玉蟾岩。该遗址位于湘江上游寿雁镇,由中美联合组织发掘。美国《考古科学杂志》2009年第36卷刊发的《旧石器晚期末的资源强化:以中国南部为视角》一文披露,玉蟾岩出土的五枚炭化稻谷属古栽培稻,距今约1.8万~1.4万年,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出土的陶片距今约2.1万~1.4万年,比世界其他地方发现的陶片要早好几千年。故该遗址有“天下谷源,人间陶本”之美称。20世纪20年代,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破除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谬论,而今随着玉蟾岩遗址的发掘,中国新石器早期年代上限确定在公元前10000年终被世界认可。[2]因仰韶文化遗址、玉蟾岩遗址等中国新石器遗址的发掘,世界学术界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自然而然销声匿迹,中国不仅是一个拥有5000年发展史的文明古国,而且万年以上的土著文化也逐步得到举世公认。
距今约9000~7900年,位于澧水以北澧阳平原的彭头山遗址,其文化面貌与以往所发掘新石器遗址完全不同,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稻作农业痕迹——稻壳与谷粒,显然是玉蟾岩稻作的发展[3],已被命名为“彭头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代表。近年在新化县大熊山东南麓还发现一块功德碑,碑上有“蚩尤屋场之蝻蛇现”云云,表明上古蚩尤部落或后裔曾在此居住[4],该是中国最早聚落所在。
(二)新石器中期遗址(约前7000~前5000)
本时期发掘遗址较上一时期有所增加,面积也有所扩大,遗存内涵更丰富,且多以考古学“文化”定名,特征突出,体现了创新内涵。
一是位于澧水以北的皂市下层遗址,已被命名为“皂市下层文化”,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具有两大特点:其一,遗存丰富,且因早于大溪文化,对洞庭湖区史前文化原分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三个阶段”来说是重大突破;其二,出土的生产工具是采用砾石磨制和用燧石加工而成的小型石器(细石器),为重新认识长江中游地区原始文化“细石器传统”提供了重要线索。[5]
二是位于沅水中游北岸的高庙遗址,已被命名为“高庙文化”,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文化特征有四。第一,出土有大型祭祀场所,呈南北中轴线布局,由主祭(司仪)场所、祭祀坑以及与祭祀场所相关的附属建筑等三部分组成。且牲祭、人祭、窖藏等场所一应俱全。因祭祀场所颇具规模,且保存有祭祀所需的各类设施,具有引领长江、黄河流域祭祀文化的功能。第二,出土了大量陶器和宗教祭祀艺术品,陶器中流行的戳印凤鸟纹和獠牙兽面纹面案,其神秘性和艺术性可与良渚玉器和商周青铜器上的图案相媲美。第三,发掘出一对夫妻墓,墓中存放有作为贵族权力象征的祭祀用品玉铖,贵族妇女装饰用品玉璜、玉玦等,表明“专偶婚”——一夫一妻制家庭出现,这在全国是最早的,是社会进步的突出象征。第四,还发掘出距今8000年之久的城市遗址,比传说中的夏代要早近4000年,比古埃及的“州”要早1000多年。[6]
三是位于湘江东岸的大塘遗址。以彩陶、刻画符号及彩绘图案为独特文化标签,已被命名为“大塘文化”。其中,褐彩双耳陶罐上刻画的“太阳”“向着太阳口含禾苗的鸟”“南方干栏式房屋”“流水纹”等象形符号,表现了太阳与农作物的关系,可视为长沙先民农耕文化的艺术表现。该陶罐已被列为长沙陶瓷中头号瑰宝。[7]
四是位于松溪与沅江交汇处,距辰溪县不远的松溪口遗址,其遗存以“蚌塑龙”为特色,表明了沅江先人对龙的崇拜,也昭示着湖湘比中原要早3000多年进入父系社会,中华儿女统称“龙的传人”,根在辰溪。
(三)新石器晚期遗址(约前5000~前3000)
湖湘在本时期依然快速发展,汤家岗遗址、城头山遗址和丝茅岭遗址是其代表。
汤家岗遗址位于安乡县境内,西临澧水。它以艺术神器白陶的创新闻名于世,陶塑猴头为原始社会艺术品,其制作工艺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它也是长江中游古文明的一个摇篮,已被命名为“汤家岗文化”。[8]
城头山遗址位于澧阳平原,时间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800年,是迄今为止时代最早和保护最完整的古城遗址,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先后出土古城遗址、大型祭坛以及灌溉设施完备的世界最早的水稻田。它代表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古文明的发展高度,对研究人类早期城池的建立以及国家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并镌刻在“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上。[9]
同期较有影响的还有湘江之滨的彭家岭遗址,其文化堆积为南岳悠久的制历文化和祭祀文化形成提供了深厚沃土;资江流域白面寨遗址出土的石纺轮、陶纺轮和骨针等,说明当时人们已学会缝合兽皮做成衣服[10];丝茅岭遗址的聚落防御设施完备,壕沟围绕遗址形成屏障,为研究当时的聚落形态、生活状况等提供了科学信息[11]。
(四)铜石并用时代遗址(约前3000~前2000)
本时期遗址表明聚落进一步向城市迈进,陶器更加精美,财富明显增加,人们生活两极分化,预示着文明社会新阶段行将来临。例如位于沅江上游的斗篷坡遗址,发掘带柱洞房基54座,是目前长江流域原始社会时期规模最大、研究价值最高的古建筑遗址之一;同时还清理出478座墓葬、20余个灰坑、7座窑址,出土玉、石、陶生活生产用具、兵器、装饰器等3000余件。澧水上游有朱家台遗址,出土的泥质陶罐腹部刻有一周蚕纹,至今仍为国内罕见。此前,在距今约6500年的河姆渡遗址,人们发现了一个牙雕小盅上刻有蚕纹图案,被视为野蚕人工驯化之始,朱家台陶器上的蚕纹饰,当被视为古人类强化资源利用的新成果。[12]
(五)青铜时代遗址(约前2000~前841)
中国青铜时代,相当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另包括夏、商、西周时期,约1200年历史。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本时期仍属于世界发展中心之一,青铜时代的绚丽文化与奴隶制社会形态相适应。第一,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冶炼铜(新石器晚期)即发现于陕西姜寨遗址,而本时期又有河南二里头遗址发掘等;第二,河南殷墟遗址代表着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甲骨文也于此地成熟,是商王朝名副其实的政治中心。遗憾的是,此时的湖湘却出现了断层。一方面,至今已发掘的本时期遗址在中国东南西北中可谓全面开花,但在湖湘能代表本时期历史进步的遗址很少;另一方面,湖湘较有影响的本时期遗址现仅有宁乡炭河里和罗家冲遗址,唯一值得骄傲的是炭河里出土了国宝级青铜礼器——四羊方尊,然而有学者据《广宗县志》指证,这是由时任河北省广宗县县长的宁乡县黄材区月山乡人氏姜谧荣(1900~1986)此前从北方带回宁乡县埋藏以避战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