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两汉至明清教学艺术方家之思想

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经过了两次重大改造，西汉的董仲舒（前179～前104）和南宋的朱熹（1130～1200）是这两次改造的关键人物，对中国古代教育以及教学艺术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圣化之功”——董仲舒教学艺术之集中体现

董仲舒，西汉哲学家、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举贤良对策，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重选举，广取士”），核心是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形成帝制神学体系，深得汉武帝赞许。晚年去职家居，专门著书讲学，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春秋繁露》以及《汉书·董仲舒传》中的《举贤良对策》之中。

董仲舒非常重视继承发展先秦教学艺术，且明确将这种奇妙的教学艺术称为“圣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教师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目的和以具备良好的道德行为风范为基础研究并实施教学艺术，即所谓“既美其道，有慎其行”^[13]。第二，合理安排教学，加强教学管理。教学上要做到抓住时机及时施教（“齐时蚤晚”）；要根据学生接受能力量力而行（“任多少”），快慢适宜，循序渐进（“适疾徐”），引导学生主动学习，但不要驱赶他（“造而勿趋”）；要加强监督，但又不让学生感到烦琐痛苦（“稽而勿苦”）。第三，深入了解教学对象，因材施教，“多连”“博贯”。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和学业水平，帮助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使之不断进步提高；同时注意“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14]，即所谓“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第四，凡事均在于“强勉学习”，教师和学生都得不断提高。董仲舒说：“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15]其中，“博”与“明”就是师生一致努力追求的境界。做到以上几点，教学效果必然显著（“力不劳而身大成”）。这样，其教学艺术也就达到了出神入化即“圣化”境界。

（二）朱熹——我国古代专注教学艺术研究第一人

朱熹，宋朝著名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儒学集大成者，后人尊称为“宋代孔子”。他先后做官不足十四年，但讲学达五十年之久。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受儒教祭祀。朱熹一生著作等身，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涉及教育及教学艺术的著作有《朱子语类》《近思录》《四书章句集注》等。

在教学艺术研究方面，朱熹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将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进而开创性地提出不同的阶段必须实施不同的教学艺术。朱熹认为，小学生“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教育内容是“学其事”。因而，在教学艺术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学生兴趣，并以亲拟的《须知》《学规》培养儿童的道德行为。进入大学后，其任务是在此前“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重在“教其理”，大学教学艺术自然要体现大学的特点。

朱熹倡导的大学教学艺术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力主《大学》之“内圣外王”的德育思维模式应为教学之根本。《大学》经朱熹精心章句，遂成为“四书”之首。所谓“内圣外王”，即“明明德”是“内圣”，是本；“亲民”以至“至善”是“外王”，是末。^[16]用当下的话说，即在工作方法层面既强调“思政课程”，更要注重“课程思政”。第二，要求学生探究事物之所以然。为实现《大学》之“至善”目标，首先要“格物致知”。根据朱熹的解释，也就是根据自身已知道理，结合外界事物极力探求其中规律。^[17]第三，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张岳麓讲学、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学以及朱陈之辩等都是大学教学史上千古传唱的佳话。在书院教学期间，学导式、问题式、论辩式等方法更是朱熹常用的教学艺术。第四，重视学生自学。朱熹认为：“指引者，师之功也。”^[18]所谓教学就是教学生学会学，即传授学习方法。“君子教人，但授以学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19]第五，主张“知行相须”的教学艺术。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进而指出：“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20]总之，朱熹的教学艺术思想很丰富，涉及教学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对我国古代长期积累起来的教学经验与理论，做了很好的总结和改造，使之更加系统化，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