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

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是经济增长质量相关研究的基础。根据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广度，目前对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一类是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钞小静、惠康，2009）。或者说前者是从单一维度评价经济增长质量，后者是从多个维度综合评价经济增长质量。

一 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

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是指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考虑，以经济增长的效率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标准（钞小静、惠康，2009）。也就是说，好的经济增长质量就是以较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这种定义基本上不涉及规范的价值判断问题。

用经济增长效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的投入产出比，另一类则是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增长效率。

沈利生等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质量，具体指标为“增加值率”，即增加值占总投入的比例，表示单位总投入中包含的新创造的价值。他认为“增加值率”是从宏观上衡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率的综合指标（沈利生、王恒，2006；沈利生，2009）。沈坤荣、傅元海认为投入产出率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他们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投入产出率，具体则以增加值与中间投入之比来衡量。前后两种定义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是增加值占总投入的比例，另一个是增加值占中间投入的比例。2012年11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提出采用“工业增加值率”监测工业质量效益，于是，一些研究又继续以“增加值率”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比如范金等的研究。但是，范金等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了增加值率能否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他指出：增加值率存在一个门槛上限，该门槛上限与资本折旧率、人口增长率和储蓄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相关，当增加值率低于该门槛值时，增加值率越高表示经济增长质量越好，高于该门槛值时则相反，所以采用增加值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需要考虑门槛上限。

全要素生产率是国内外经济学家从投入产出效率角度考察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指标。虽然全要素生产率有很多具体的估计方式或定义方式，但是其本质就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差。

目前研究中采用较多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考察在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效率。殷德生、范剑勇（2013）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就是要实现由依靠资源消耗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向依靠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的集约式的经济增长转变，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指标。黄志基、贺灿飞（2013）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带来的总产出的生产率指标，它反映了资本、劳动力等投入要素以外其他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如技术进步、结构演化等，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是考察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刘文革等（2014）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全要素生产率，并用数据包络的方法测度了各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高艳红等（2015）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就是假定技术不完全有效时的实际的经济产出与假定技术完全有效时的最优经济产出之间的偏离程度。在她的随机面板模型中，她只考虑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要素投入，而没有考虑其他的约束条件。早期还有很多研究是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如王志刚等（2006），郭庆旺、贾俊雪（2005），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增长质量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然而他们的本质思想仍然是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考察经济增长速度之外的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经济结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不少研究将这些因素作为负的产出或者约束条件加入模型中计算经济效率，以考察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何强（2014）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在一定生产要素禀赋和资源环境、收入结构、经济结构等约束下的经济生产效率，然后利用随机边界异质面板模型，分析了全国和各个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情况。其中，资源环境约束主要考察的是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的排放以及能源消耗情况，收入结构约束考察的则主要是城乡收入的差距，经济结构约束主要考察的是以信息化发展指数衡量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程度。黄清煌、高明（2016）将经济增长质量定义为考虑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后的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SBM-DDF）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

虽然国内外大量研究都是用全要素生产率来界定经济增长质量，但是这样做也存在一些问题。郑玉歆（2007）认为全要素生产率难以反映投资的质量以及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等，因此仅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程度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并不全面。陈长江、高波（2010）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基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的，不适用于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因为全要素生产率只能衡量非体现式的技术进步，而新兴国家的技术进步则体现在资本中（Chen，1997）。后发国家在技术达到国际前沿之前，都可以进行模仿与学习，而这种为了模仿与学习以获得技术进步的资本积累是后发国家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因此全要素生产率会低估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陈长江、高波，2010）。

经济效率本质上只是经济增长在速度之外的一种补充而已，它只是体现了经济体对资源的利用效率，既无法体现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持续性等，也无法体现经济增长的结构变化、成果分配等。因此，严格来说经济增长效率并不能称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质变，即经济增长质量，它仅仅是从量变的视角出发的，是对经济增长速度之外的一种补充。另外，哪怕就经济增长的自身特征而言，除了投入产出效率之外，还有稳定性、持续性等影响要素，因此这一类研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似乎过于狭隘。

二 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

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并非从某个单一的特性来定义经济增长质量，而是应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多个方面来评价。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由于外延过于丰富，学者们通常不能给出经济增长质量的确切定义，而是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来表明其所认为的经济增长质量应该包含的维度。

任保平（2013）认为GDP衡量的是经济增长数量，追求的是物质增长的速度，而经济增长质量追求的是经济增长的后果和前景，经济增长的后果和前景必然涉及多个方面，这就使得用单一的指标去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是不现实的。

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根据其所基于的理论，大致又可以划分为两类。其中，第一类主要是从经济发展应该具有的某种特点，或者说从某种发展理念出发（如循环经济），提出经济增长质量应包含的维度。第二类则是从经济增长各个方面，全面考察经济增长质量，并不基于某一特定的发展理念。

第一类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研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基于循环经济理念和包容增长理念的研究。刘有章等（2011）利用循环经济发展理论的“3R”准则，系统考虑了环境资源有效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多指标，建立了一套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体系，包括“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和“经济发展”共四个模块。于敏、王小林（2012）从包容增长的理念出发，建立了一套包括“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降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参与经济机会的公平性”和“获得基础社会保障”四个维度的指标体系，用以测量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文建东等（2012）同样是基于包容增长的理念，建立了一套包括“制度”、“增长”和“经济成果的分享”三个模块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用以评价县域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质量。这一类研究虽然是从多个维度构建综合指数来评价经济增长质量，但是主要侧重经济增长的某方面特性，比如可持续性（资源利用层面的）、包容性。

第二类广义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并不基于某种理论，而是直接给出学者所认为的经济增长质量应该包含的维度，相对第一类研究而言，这类研究考察更为全面。在这一类研究中，根据其定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维度中是否包含人的发展或者说人们对于经济成果的分享，又可以将其细分为两类。

赵英才等（2006）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分别体现了经济增长的投入产出效率、最终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环境和生存质量，因此他们从产出消耗、产出效率、产品质量、生存环境质量和经济运行质量五个方面构建了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刘海英、张纯洪（2006）认为应该从投入产出效率、资源消耗、经济增长成本和环境保护几个方面评价经济增长质量。刘宇（2008）认为好的经济增长质量应该是：经济增长是平稳的，产业结构是不断升级的，技术是不断进步的。马轶群、史安娜（2012）没有建立一个综合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而是从经济增长的方式、经济增长的过程（分解为协调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和经济增长的结果三个方面评价经济增长质量，并建立了五个相应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其中经济增长方式指的是要素利用效率和能源消耗水平，经济增长结果指的是人均GDP。随洪光（2013a，2013b）认为高质量的增长就是经济增长在高效率的情况下仍然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因此他从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三个方面来评价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随洪光、刘廷华（2014）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包括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李萍、冯梦黎（2016）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彰显的是依靠提高要素的质量或利用效率来增加产出，所以他们从经济增长水平质量（产出水平）、经济增长过程质量（稳定性、协调性和持续性）、经济增长方式质量（要素利用效率）三个方面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

上述这些经济增长质量研究虽然超出了投入产出效率这一单一的维度，但主要强调的仍然是经济增长过程本身的一些特点，比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资源消耗情况等，并未突破“量变”这一框架。

本书之所以讨论经济增长质量这一问题，其本质是在追问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就是要回答经济增长是为了什么。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财富“只是有用，而且是因为其他事物而有用”，同样经济增长本身不能理所当然地被看作目标，发展才是我们的目标（阿马蒂亚·森，2013）。因此，讨论经济增长质量，必然离不开对经济增长要实现的目标的讨论。

西北大学的任保平教授及其团队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在广义经济增长质量研究中，可以说是最具有系统性和代表性的。钞小静、惠康（2009）指出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是在深入探讨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和属性，它与经济发展不同，应该是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而且是经济方面的内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主要包含经济增长的过程和经济增长的结果两个方面的内容。经济增长过程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增长的波动和经济增长的结构；而经济增长结果的主要内容则是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及其分配，以及生态环境问题和资源利用情况。钞小静、任保平（2011）沿用钞小静、惠康（2009）对经济增长质量外延的界定，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结构、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及其分配四个维度对全国各个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度。魏婕、任保平（2012）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效率和国民经济素质两个维度加入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中，从而将经济增长质量评价维度由4个扩展到6个。另外，钞小静、任保平（2014）又将经济增长质量重新归纳为经济增长的条件（国民经济素质的基本状况）、经济增长的过程（经济增长结构）以及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增长的有效性以及社会福利改善）三个层次，从而涵盖了经济增长从开始到结果的整个过程。任保平（2013），钞小静、任保平（2014）指出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而其核心则是人的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质量关注的核心目标应该是人的发展。基于这样一种视角，魏婕、任保平（2011）从人的福利、人的保障、人的素质和人的迁移四个方面构建了指标体系，测度并评价了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人的发展状况。任保平、魏语谦（2017）进一步指出经济增长质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在量上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生产更有效率、经济结构更加协调、经济运行更为稳定、福利分配得到改善，从而该区域长期保持全面而持续的增长状态。所以他们认为可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协调性、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共享性、经济增长的素质（指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创造财富的基本条件和能力）五个方面衡量经济增长向质量型转变的绩效。

李永友（2008）从增长绩效和结构优化两个方面对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比较分析，增长绩效主要包括单个要素的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结构优化方面则主要包括经济结构、投入结构、风险结构、地区结构、就业结构、财富分配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居民消费结构、公共品供给结构等，但是与其他广义经济增长质量研究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建立一个综合的指数，而是逐个对上述维度进行比较分析。毛其淋（2012）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应该是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内容，因此，从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持续性、协调性、稳定性以及分享性五个维度评价了经济增长质量。郝颖等（2014）给出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反映了经济增长一系列固有特性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特定要求的程度，在数量积累的同时，经济增长在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和自然环境成本等方面影响其质量水平，这些因素的变化同时也成了经济发展过程的一部分，而在实证时，则采用了任保平等团队建立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刘燕妮等（2014）在论文中同样是使用了钞小静、惠康（2009）对经济增长质量外延的界定，即从增长的过程和结果两个层面，共四个维度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度。黄宝敏（2015）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包括能源与环境约束、要素使用效率、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性、福利与资源分配、技术进步等。彭越（2016）认为经济增长质量衡量了经济增长的程度，包含效率、公平与稳定、可持续三个维度的内容。程承坪、陈志（2016）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六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衡量了经济增长质量。詹新宇、崔培培（2016a）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不仅要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情况，而且要反映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决定发展的水平，所以他们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出发衡量了中国省际的经济增长质量。李胭胭、鲁丰先（2016）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结构、科技创新能力、福利分配和人民生活、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五个方面界定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

以任保平教授及其团队的研究为代表的这一类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相比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以及其他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突出创新点是他们将经济增长本身的特质与人们对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同时包含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中，因此，其考察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相对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而言，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然而这一深化过程也很容易出现问题，一部分研究者很容易把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等同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把其内涵过度扩大化（张德亮等，2013）。而其根源就在于，这些研究只是给出了作者自己所认为的经济增长质量所应该包含的维度，并没有在对“质量”一词讨论的基础上，给出经济增长质量的确切定义，因此，尽管广义经济增长质量的考察范围是广泛的，然而也是模糊不清的。另外，广义经济增长质量所选取的评价指标，比如人均GDP、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等，衡量的是该经济体目前经济发展的状态或者水平。如果按此推断的话，通常情况下，由于成熟的经济体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结构、人们的生活水平方面都表现得要好于不成熟的经济体，那么成熟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质量就是要好于不成熟的经济体的。如果一个不成熟的经济体正在以很快的速度从各个方面追赶成熟的经济体，而成熟的经济体基本维持现状止步不前，那么谁的经济增长质量更高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三 关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其他讨论

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和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是对目前绝大部分现有研究的一个大致分类，它们都是从宏观层面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定义的，但未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而系统的讨论。从其他角度定义经济增长质量，或者从理论层面较深入讨论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并不多，因此，本章在这里对其做一个简单介绍，以扩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认识。

程虹、李丹丹（2014）从微观层面的产品质量角度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定义。他们根据“质量”的定义——一组固有特性满足需要的程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进行了延伸，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就是经济增长所固有的特性满足需要的程度。而“固有特性”就是经济增长带来的产品和服务的品质，而“满足需要”主要指满足社会需要，即实现可持续增长、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社会福利等。

任保平（2013）从理论层面比较了数量型经济增长和质量型经济增长。数量型经济增长追求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质量型经济增长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结果。数量型经济增长是对经济系统的客观描述，属于实证研究，而质量型经济增长涉及价值判断，属于规范的分析方法。同时，任保平认为，质量型经济增长的价值判断包括终极价值判断和现实价值判断，其中，终极价值判断的核心在于人的发展，而现实价值判断的核心在于经济增长的有效性，现实价值判断是为了实现终极价值判断。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在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耦合。根据任保平的观点，在定义经济增长质量之前，应该探讨经济增长的意义，或者说经济增长的目标，而当前的经济增长质量研究则很少从规范研究的层面去探讨这一问题。

经济增长质量既然是一种规范研究，涉及价值判断问题，那么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水平呢？方迎风、童光荣（2014）探讨了这一问题，他们指出，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标准主要就是两个：效率和福利。效率是从经济增长本身的特点出发的，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过程，比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可持续性等；而福利则着眼于经济增长的成果，主要是指人们对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从公平的角度看，可能进一步包含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和包容性。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来看，效率有时可能会损害公平，而两者有时又并非真的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因此，现有的建立综合指标体系的经济增长质量研究，往往都是将效率的标准和福利的标准混合在一起，这掩盖了同时采取两类标准而可能产生的两难问题。